八一、明中期诗文：七子与“公安派”

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十五六世纪，正值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文坛上出现两个文学流派，由于两派前后衔接，有着类似的文学主张，又都由七人组成，因称“前七子”和“后七子”，两派统治诗坛达百年之久。

“前七子”的领袖是李梦阳（1473—1530）与何景明（1483—1521），成员有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王廷相（1474—1544）。“后七子”的领袖是李攀龙（1514—1570）和王世贞（1526—1590），成员有谢榛（1495—1575）、宗臣（1525—1560）、梁有誉（约1521—1556）、徐中行（约1517—1578）、吴国伦（1524—1593）。

“前七子”有个响亮的口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意思是说：散文秦汉的最好，诗歌盛唐的最妙，这以后的书，看也不要看！——此刻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的也是复古的旗号，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

不过东方的复古派却有点儿“食古不化”，写文作诗，只是依葫芦画瓢，一味模仿古人。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辩解：写字不是讲究临摹古帖，而且临摹得越像越好吗？写文章也是这个理儿。

结果，在他们的鼓动下，文人们盲目尊古，对古人的诗文生吞活剥，不但学人家的词汇，还学人家的句法和思想感情。有人干脆剽窃、抄袭。这样的东西当然是不高明的。

不过话说回来，前后七子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掀起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彻底摧垮了台阁体的一统天下，好像在一潭死水里投了一块石头，让这沉寂百年的死水起了波澜。

此外，前后七子在政治上都是些正直的人，在朝为官时，敢于跟残暴贪婪的贵族、权臣和太监们较量。李梦阳还因此两度下狱，何景明也因反对大太监刘瑾而被罢官。王世贞呢，他跟严嵩父子是死对头。

“后七子”中有一位宗臣，他的散文写得极好，有一篇《报刘一丈书》，专门讽刺那些攀高枝儿、往上爬的人，写他们如何到权贵之家进谒，如何对看门人“甘言媚词作妇人状”，如何在马棚里忍着饥饿寒暑等待权贵接见，又如何向权贵作揖叩拜、阿谀献金……把这些无耻之徒的丑态描摹得淋漓尽致、穷形尽态。

宗臣自己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有个叫杨继盛的谏官上书弹劾严嵩，被严嵩杀害。宗臣公然表示对他的同情，解下袍子遮盖他的尸体，还作文哭祭他。人们都说“文如其人”，宗臣的文和人，就都带着凛然正气。

重亲情的归有光

就在前后七子垄断文坛的同时，有个“唐宋派”也挺活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

王慎中、唐顺之都鼓吹向唐宋古文家学习写作，“唐宋派”的名称，也是这么来的。茅坤（1512—1601）还编选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给人们当范文。——“八大家”又叫“唐宋八大家”，是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这八位古文大家。而“八大家”的人选，就是茅坤定的。这部文选一出来，风行海内，连乡下孩子都知道有个“茅鹿门”。

唐宋派的主将是归有光（1507—1571），他年纪轻轻就中了举，可先后八次进京，都没能考中进士。他便在嘉定安亭江上边读书边讲学，跟他学习的弟子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尊称他“震川先生”。后来他到底中了进士，可那时已是年届六十的白发老翁了。

归有光写文章喜欢用平和的语调讲说身边的琐事，文从字顺，亲切感人。例如那篇《项脊轩志》就是典范。项脊轩是归有光家的一间小阁子，一丈见方，只能容下一个人。归有光自幼常在里面读书。他在介绍这间不起眼儿的小书房时，连带回忆起往事，写家中的老保姆，写自己的母亲和祖母，还写故去的妻子。虽然只是描述亲人的一两句话、几个动作，却让人体会出作者对他们的深沉的爱，读了几乎让人跟作者一同落下泪来。

公安三袁，独抒性灵

不过唐宋派的势力还没法子跟复古派抗衡，这大概是唐宋派讲道学惹人反感的缘故。真正给复古派沉重打击的，是万历时期的“公安派”。

“公安派”代表人物是袁家哥儿仨：老大袁宗道（1560—1600）、老二袁宏道（1568—1610）和老三袁中道（1575—1630）。其中袁宏道成就最高。——因为袁家是湖北公安县人，这一派便叫“公安派”。

三袁反对拿古人的诗文当样板。他们说：如果秦汉人写文章总要模仿“六经”，还会锻造出秦汉文章来吗？盛唐诗人老是模拟汉魏，哪里还会有盛唐气象？时代变了，诗文自然也要变化。“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这才是可贵的呢！一味地模拟古人，那不成了三九严寒还披着夏天的纱衣一样可笑吗？

三袁还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是写文章要能抒发自己的性灵，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要让文章从自己心中流出来。文章越是发于自然，便越感人。如果只是卖弄学问，故意搞得深奥古怪，那才是最浅薄的哩！

“公安派”不但有理论，还有实践。他们的文章大都语言平易，尽量用俗语、说白话，几乎不用典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这就是“公安派”的个性。这跟“后七子”的“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之前”，真是针尖儿对麦芒儿！

拿袁宏道的散文《满井游记》作例子吧。满井是北京东郊的一口古井，井水四季不竭。因为离城近，这里也成了城里人早春踏青的去处。其实满井周围不过是一片田野，并没有值得观览的池馆亭台。袁宏道却抓住了春的气息和人的感受作文章，写早春天气的乍暖还寒，写早春的山和水，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新鲜、和畅，仿佛连鱼儿鸟儿也都带着喜气儿似的！作者就这样，把春天的气息留在纸上，传达到读者的心头。

“公安派”的文章，给中国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空气。这一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也还在提倡“有性灵的文字”呢！

同“公安派”并肩战斗的，还有个“竟陵派”，它的倡导者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都是湖北竟陵人。他们在强调抒写性灵的同时，更去追求一种幽凄冷清的意境，作文写诗，爱用怪字、险韵。由于“曲高和寡”，这一派的发展也就有限。

“异端”文人李卓吾

谈到明代的诗文创作，不能不提李贽（1527—1602）。李贽号卓吾，是位文学家，更是思想家。一生官做得不大，后来索性辞了官，到麻城龙潭湖削发为僧，一面讲学，一面著书。他的学生里还有女弟子，这在那会儿可是新鲜事儿。

李卓吾的思想极端自由，不受传统教条的约束。他最讨厌程朱理学，对儒家大圣人孔子，也说过不敬重的话。统治者把他看成眼中钉，给他加上“异端”“妖人”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投进大狱。他在狱中宁死不屈，最终夺刀自刎而死。

在文学上，李卓吾主张“童心说”。什么是童心呢？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是“绝假纯真”的一颗真心。李贽说，有了真心，才算得真人，才能写出好文章来。——三袁的性灵说，其实就是打这儿来的，汤显祖和冯梦龙，也都受到他的影响。

主张保持童心，自然就反对复古。李卓吾说：诗文何必是古代的好呢？近代的传奇、院本、杂剧、《西厢记》、《水浒传》，不都是“古今之至文”吗？那全是“童心”文字，绝不比“六经”、《论语》、《孟子》差！——他是古来第一位把戏曲、小说抬得这么高的文学家。这在当时，可是大胆的见解！

李卓吾不是说说就完，他还亲自评点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琵琶记》《幽闺记》等小说和戏曲。——所谓评点，就是在作品原文的字里行间、天头地脚，写上几句评论家的见解或感受，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含义。

在李卓吾以后，还出现不少小说评点家，最有名的是金圣叹和脂砚斋。前者评点《水浒传》，后者评点《石头记》（《红楼梦》），都成为中国小说评点中的典范。可是回过头来，还得感谢李卓吾，因为这种中国特有的小说批评方式，正是由他倡导的呢。

李卓吾主张个性解放，对传统礼教发起挑战，从这位东方学者的思想里，我们居然也体会到一点“人文主义”的味道——跟遥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