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当代进展

北京历史地理是遵循历史地理学的通用方法和基本理论，以历史文献为主并辅以必要的实地调查，研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时期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一般状况、主要特征、发展过程、变迁规律等问题的一门学科。在促进学科进步的同时，还可以为区域发展与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提供历史借鉴或决策依据。北京历史人文地理以研究北京地区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为主要内容，是北京历史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六十多年来，在具有悠久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外，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逐步发展。侯仁之先生为历史地理研究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关于北京城市规划、水源开辟、历史地图集编纂等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大量的历史人文地理问题，成为开拓学科领域、引领学科发展的一代宗师。考古发掘的收获为研究古代北京的城市形态及其变迁过程、历史地名的定位等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与旨在揭示区域环境变迁的历史自然地理相比，北京历史人文地理是参与者最多的领域。除了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业工作者之外，许多北京历史地理爱好者所涉足的大多属于这个范畴。其间既有以提高学术水准为宗旨、比较严谨精到的学术论著，也有以普及知识为目的、相对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或介绍常识的文字，它们分别适应了提高与普及两个层次的社会需求。

（一）历史地图编纂与古地图研究

（1）《北京地理地图集》的编纂出版

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三集）的陆续编纂出版，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与地图编纂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北京政区沿革、地名变迁与历史地名定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一部优秀的历史地图集，除了符合制图学的规范之外，还需要以大量的专门研究为基础，对图上所要表现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现象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出版于1988年，以历代行政区划、建置沿革为对象，在有关考古、制图、高校、科研单位的协作下，集中了以北京大学地理系为主的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历时数年编纂而成。图集在4幅表示当代北京政区、地势的序图之后，安排了70幅大小不等的地图，从原始社会的人类文化遗址开始到民国时期为止，准确表现了北京城及其周围的政区设置、城市面貌、园林景观，对各类地物的位置、名称及其变迁过程做出了精审的考订，卷末附有48页地名索引。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称赞这部图集“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 “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还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模楷也”。陈桥驿先生评价说：这部“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历史地图集”, “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必要的野外考察相结合，是图上历史地理现象准确定位的重要保障。编辑组在用两年编成图集初稿之后，又进行了历时四年半的修订增补工作。侯仁之先生指出：“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进行必要的野外考察。野外考察是解决文献或传说中关于历史地理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历史地图的编制中，有一些重要地方的名称虽然见于记载，但其位置难以确定；也有一些明显遗址，又难以确定其历史上的名称。此外还有已经消失了的湖泊沼泽以及迁移了的河流水道，单凭文献资料，更难进行复原，都有赖于实地勘查提供必要的佐证。随着编辑工作的深入，遇到的上述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只要有可能，编辑工作组的同志们总是要争取从野外考察中求得解决问题的线索。每次出野外，都是根据一定要求，事先尽可能掌握有关线索，明确考察目的，并力求和考察地点的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利工作的进行。数年之间进行野外考察五十余次，行程共计约五千余公里。考察地点涉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三十五区县。通过实地考察，解决了大小疑难问题多处。”文献分析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通用方法，但集中解决如此之多的北京历史地理问题却是前所未有的学术实践。

1997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以从距今一万年到大约四千年前的环境考古为主要内容。侯仁之先生在图集前言中说：“现在这部续集的编绘，立意有所不同。目的在于上溯到有文字直接记载以前、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和最初居民点在平原上出现的时期。从整个人类生活发展史上来看，农业的萌芽乃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转折点。这一客观事实，就为人地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起点。”这部图集表现了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以及早期居民点在平原地区出现的情形，探讨和展示了这一时段的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变化，被学界誉为“北京地区历史早期人地关系研究的重大成果”。

此后继续编纂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表现了北京地区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人口、经济、文化、社会管理与社会生活、村落、交通、军事以及1949年以后城市建设的发展等，基本上涵盖了政区沿革之外的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的主要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在编纂第三集的同时，陆续进行了第一集与第二集的修订增补工作。第二集增加了关于区域水利开发、自然灾害、河流改道、水土流失、湖泊消亡、森林砍伐等历史自然地理变迁的图幅，大大拓展了第一版的内容。《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三集重新定名为“政区城市卷”、“自然环境卷”、“人文社会卷”，在2013年试印本基础上继续完善后，2015年将作为一套完整的区域历史地图集问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出版，标志着侯仁之先生所设计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整体研究计划的完成”，也展示了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起点。

（2）《明清北京城图》与《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

早在1962年至1964年5月，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城市图组的一部分，在侯仁之先生指导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先生主持完成了《明北京城复原图》与《清乾隆北京城图》的初稿，1966年春定稿，但未能实现先出单行本的计划。1969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恢复编印工作后，删去了城市图。直到1978年，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与国家测绘总局王大钧局长支持下，重新整理两图并改题为《明清北京城图》,1986年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明北京城复原图》以1937年版万分之一《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为底本，并根据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城全图》中的街巷按比例改缩为一万二千分之一。为了反映从明末到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变化，该图以刘若愚《酌中志》为主，参考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复原了明代北京宫城和皇城内的建置；关于内外城的坊界、胡同的复原，完全以明朝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沈榜《宛署杂记》卷五“铺舍、街道”中的资料为依据。此外还参考了明代的《寰宇通志》、万历《顺天府志》、《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览志》及碑刻资料，清乾隆以前的《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清末的《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稿》，民国陈宗蕃《燕都丛考》、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等文献。两幅地图后附的表格，实际上是对城市古今变迁的简要总结。其中，《明北京城复原图坊巷胡同地名表》，将明代各坊街巷胡同名称与清乾隆《京城全图》以及1937年版实测图相对照，注出其今地；《明北京城复原图建置资料表》列出宫殿、坛庙、内官署、中央官署、地方官署、仓库、厂场、宅第、园林、寺观、其他11类地物的名称、改名情况、明代地点、清代名称、今地、兴废年代以及做出上述结论的参考文献，还有清末以来北京风貌图片以及地名索引。两幅地图与文字说明相互配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明清北京的历史地理面貌尤其是城市的人文地理状况。

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集出版之后，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于2008年问世。“宣南”是清代北京宣武门外一带街区的泛称，由于士大夫阶层的认同而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地域概念，这部图集用以指代宣武区所辖区域。“城市的形成与沿革”图组以《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为依据略作调整，展现从蓟城到辽南京、金中都再到元大都南城、明清北京南城以及民国外城西部的城市选址、政区设置及其变迁过程；“城市文化”图组反映先农坛、会馆、寺庙、戏曲曲艺史迹、名人故居、休闲游乐场所、庙会、香会、近代学校教育机构、近代新闻出版业、戊戌维新史迹的分布状况；“城市经济”图组展现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商业、金融业、手工业以及近代工业的分布，以经济繁荣的大栅栏、观音寺、琉璃厂、施家胡同、天桥以及具有民族特点的牛街为重点区域；“官署、建筑、市政及其他”图组，介绍明清至民国时期官署及官办机构，医疗、慈善、消防机构，近代建筑，历代墓葬，河道坑塘，明清至民国人口，香厂新市区，清代民国下水道，民国公共交通等历史人文要素的分布。附有《乾隆京城全图》、《1937年实测北平内外城地形图》、《1946年北平市内外城地图》的宣南部分，还有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附表对城市文化、经济、官署、建筑、市政等图幅反映的内容予以进一步说明。《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是以北京市现有区县为地理单元、在相对微观的尺度上反映区域历史发展与人文地理变迁的首创，对同类图集的编纂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3）古旧地图的选辑与研究

古旧地图既是历史地图编绘的基础，更是地理学史尤其是地图测绘史的研究内容，同样也是展现地理要素定位及其空间关系的最直接、最准确的依据。在关于地图的流传收藏、绘制技术、版本考订的研究之外，对历史地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就是把地图视为一种文献资料，用以探究它们所显示的历史地理要素的特征、变迁及其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的关联，而古代城市地图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举凡道路、水系、建筑物的分布格局，无不在相应比例尺的地图上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它们在空间定位与形态描摹等方面的优势远非单纯的文字叙述可比。

今人研究证实，保存至今的古代北京城市地图约有一百余种，明代及其以前的作品已属凤毛麟角。数量最多的清代北京城市图，以内外城墙之内的城区为主，反映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衙署、坛庙、苑囿、寺观、王府、仓场、街道胡同、河湖水系等内容。它们或者是制作粗略的示意性的地方志附图，或者是单幅、大幅面的形象与写实并重的地图，以“城内折地、城外取容”为原则，即城内地物按一定缩尺反映其位置和体量、城外部分仅勾勒出山水等地物的大致轮廓。地图目录学著作指示了寻找古旧地图的线索，古旧地图的选辑重刊则在规定严苛、手续繁琐的藏图机构之外，为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初步了解和有限利用古旧地图的途径。曹婉如等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喻沧主编《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包括了少量与北京相关的地图。此后，专门选辑北京古旧地图的图集相继问世，李诚等主编四卷本《北京历史舆图集》，收录了宋朝至民国时期涉及北京地区的中外文地图近800幅，包括区域图、城池图、建筑平面图、风景名胜图及多种专题地图。国家图书馆、测绘出版社编《北京古地图集》，遴选了113幅有关北京的中外古旧地图。

以古旧地图为材料和依据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很多方面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任金城《明刻〈北京城宫殿之图〉——介绍日本珍藏的一幅北京古地图》，展示了明代北京的城市面貌。侯仁之《记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雍正北京城图〉——补正〈北京历史地图集〉明清北京城图》，利用清代手绘的北京城图改进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相关图幅对地理要素的表示。郑锡煌《北京城的演进与北京城市地图》，对《乾隆京城全图》标注的2900多个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景观做了统计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乾隆年间北京城的道路格局、交通状况、宗教信仰、文化氛围、城市性质问题。在这之后，朱竞梅《北京城图史探》一书，将北京城市地图成长的历程与城市本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以1911年之前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类型的角度诠释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京师地图现象，考察了它们与北京城市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该书从揭示北京城市地图的早期形态入手，继而归纳清前期的地图类型，分析地图编绘与城市建设管理的关系、清中期地图系统的变化以及地图社会文化功能的拓展，阐述北京城市地图的近代化演进过程和特征，为通过城市地图这个形象准确的媒介认识北京的历史地理变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

（二）历代建置沿革的系统梳理

沿革地理是至少自南宋王应麟以来就已经成熟的一门学问，在早期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清代曾出现了大量研究全国政区沿革的著作。关于北京的历史沿革以及北京地区的历代政区设置，是研究北京地方史与历史地理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报刊上的相关文章屡有所见。

迄今为止，对历史时期北京政区沿革做出系统梳理的重要成果，当推尹钧科先生的两部著作。他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尤其是参与编绘《北京历史地图集》与北京市地名普查工作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政区沿革和历史地名问题。经过条分缕析的仔细考辨之后，梳理了北京地区自先秦至当代的政区设置过程，在历史地理学这个传统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1994年《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出版,2008年又有《北京建置沿革史》问世。《北京建置沿革史》并不是《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简单修订再版，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研究和重新撰写，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北京地区历代政区系统的基本结构、设置背景、变迁过程，详细考订了政区治所、辖境以及名称的变化。北京政区沿革的过程表明，古蓟城一带自先秦至今始终是华北平原北部的主要行政中心所在；大兴、宛平二县及其前身自唐后期即依郭于州治，此后相继成为陪都与首都的依郭县，在史上所有京师依郭县中持续时间最久；以历代政区建置及治所地点的变化而论，宣武、房山、昌平、密云、通州、延庆、顺义等区县较为复杂，其他区县则比较简单；现代城市的行政区划单元多称“区”，始自清末的警巡区，到民国年间演变为真正的行政区域单元。

政区沿革的梳理以大量文献的铺排比照为基础，与历史地理的其他方面相结合，往往能够补充或修正已有的某些结论。《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是北京政区沿革地理和历史地名定位研究的集大成者，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探索的疑难。侯仁之先生在图集“后记”中指出：“还有不少问题一时尚难解决，摘要记录于下：（1）两汉昌平县故城在今北京昌平县境还是在河北蔚县境？两汉至东魏间军都故城又是怎样变迁的？（2）北魏良乡县治在今房山县的窦店还是在今大石河西？（3）汉雍奴故城在天津宝坻县秦城还是在武清县兰城、大空城、旧县村？（4）文献中有河北涿县西南松林店为广阳故城之说，实地考察所见，当地确有汉代古城遗址，究是何城？（5）清河镇朱房附近古城、石景山古城、涿县东北古城以及平谷与三河县交界处的城子，各是何城？（6）《水经注》记载有两个厗（傂）奚故城，一在古北口内，一在今密云东南，是否如此？（7）密云县附近有无汉白檀故城？（8）《读史方舆纪要》谓滑盐故城在平谷西北，如何理解？”北京政区沿革与历史地名定位方面的疑难显然不止上述几个，即使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者之间也仍然有待形成共识。

（三）城市与聚落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阐释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城市也是聚落的一种形态。这里以“聚落”指称城市周边的村落以及城市兴起之前的早期居民点。蓟城从早期聚落到封国都城的发展过程，北京的城市形态、城市功能的历史面貌及其时代变迁，是历史地理、地方史、考古学等领域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地方史学者以说明城市在时间维度上发生变化的事实为主，考古学者重在以实地发掘获得的器物或遗址证明城市的时代特征，历史地理环境只是二者叙事的背景或影响因素之一，但对于认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的变迁依然很有裨益。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极为丰富也相当庞杂，这里择要简述一二。

侯仁之先生的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汇聚了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精华，《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已成为后来者必读的基本文献。科普著作《历史上的北京城》、《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等，同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表现了他的学生们在这个方向上的继承和开拓。发表于1955年的论文《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堪称揭示区域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典范。他阐述了水源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述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三国时期刘靖主持修建的戾陵遏和车箱渠——的修建过程与地理环境，继而研究了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水源问题，总结了历史上北京城市水源从引用永定河到远导白浮泉再到修筑昆明湖水库的过程，提出了从“北京湾”北部引水入首都、在十三陵盆地等处修建水库的科学设想。在此之后，随着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的修建以及京密引水工程的开凿，这篇具有高度预见性的论文提出的设想已全部变为现实，充分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侯仁之先生1946—1949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在时隔64年之后的2013年12月才有中文版问世。论文采用横剖面复原法，将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通过对地貌特征、交通区位、区域文化差异、河湖水系、城市形态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北平这座城市从早期聚落到国家首都的成长过程及其历史地理背景，奠定了侯仁之先生此后半个多世纪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学术基础。研究者指出：“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范式，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历史地理研究著作，至今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堪称经典之作。作者采用的研究框架，以及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重视地图表现形式、重视文献与考察结合的思想，不仅贯彻到作者自己以后的学术实践中，而且这些思想也成为今天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作者关于北平城的具体研究结论，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与保护，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涉及北京城市起源问题的西周蓟国与燕国分封的时间、背景以及燕都房山董家林遗址与蓟城的关系，今人往往受《史记》笼统记载的影响，而把武王伐纣之年定为燕国始封之年。唐晓峰《蓟、燕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问题》一文，根据文献分析与考古发现，清理了从蓟、燕始封到燕国灭蓟并以蓟城为都的历史过程，纠正了关于上述问题的错误认识。围绕北京水环境与城市规划等问题进行的历史地理与城市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简要回顾了北京的水资源开发和通漕情况，讨论了通惠河工程的实施情况与管理制度、历代供水与排水的建筑及其管理，总结了其间的若干经验教训。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是一部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并重的综合性著作。作者研究了永定河的形成与名称演变，洪积冲积扇平原的发育与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对永定河的影响，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植被的破坏、下游的河道变迁与地面淤积，历史上永定河流域的水利与水害，永定河文化的类型与特点等问题，从多方面论证了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一重大学术命题，系统阐释了一条河流与一座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在区域人地关系的互动过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为解决当代面临的区域环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在这之后，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对若干人文因素进行了城市生态学的分析，讨论了历史上的区域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吴文涛《北京水利史》，研究了北京地区水利开发的历史过程和经济与环境效应，详细考辨了涉及重要水利设施的历史地理问题，阐释了城市发展与水资源开发、水环境改造之间的密切联系。

关于北京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探讨逐渐深入和细化。朱祖希《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所阐释的“营国匠意”，是指城市规划设计者在营建国都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巧构思、哲学取向和艺术境界。作者在清理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脉络之后，集中回答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举世无双的杰作”、“有计划的整体”的北京城，其规划理念的文化渊源在哪里？能够反映北京城灵魂的又是什么？他认为：古都北京规划建设匠意的本源，来自“君权神授、象天设都”的观念；它的基石，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的营国制度；它的重要依据，是历史上早已形成并得到长期延续的礼治；它的制约因素，来自《周易》八卦和风水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是以天、地、人作为一个宇宙大系统的，追求天、地、人三才合一，与宇宙万物和谐合一，并以此为最高理想，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象天法地匠意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使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布局独具特色、独树一帜。北京城完全是在中国人独有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又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治秩序规划建设而成的，它是东方宇宙观在都城规划建设中的具体体现。”这样的研究既以历史地理为基础，又把视野扩展到历史地理之外，为认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颖的视角。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揭示了我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在相应时期的重大调整，阐述了宋代都厢、辽代警巡院以及金元时代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等专门机构管理下的城市建置、功能、规模、时空结构等问题。关于警巡院城市的分析以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为例，直接推进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是北京城市史上的重大事件。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勘比历史文献并参照建筑实迹，从相对微观的角度考订了明清官修书籍的记载、永乐年间营建始末、明代宫殿规划建设等方面的若干问题。王毓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办研究——以采木和烧造为中心》，考订复原了明代营建北京过程中采办皇木的主要地域、运输路线并绘制了相关地图，通过探讨官办采木与商办采木的过程、机制、规模、经费筹措、财政税收体制、社会动员能力，阐述砖、瓦、琉璃烧造采办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烧办方式、工作过程，估算营建北京以来烧造砖料的规模、用砖数量与相关经费，揭示了皇木采办、砖瓦琉璃烧办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同时，远赴南方诸省与河北、山东等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将获得的大量珍贵有力的实物证据予以历史地理学的审视，有效地解决了明代北京城市史与历史地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系统阐述北京郊区聚落发展的历史地理过程的著作，当推尹钧科先生《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作者讨论了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地理基础和历史背景，根据考古资料推测了村落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村落状况；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依次论述了北京郊区在秦汉至隋唐、辽金元、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建立以来6个历史阶段村落发展的兴衰过程与时代特征，总结了区域村落在名称、形态、分布方面的特点与成因。这项工作把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从城区推进到郊区，通过在内容、方法等问题上的探索，有效地拓展了北京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赵其昌先生的论文集《京华集》，收录了发表于不同年代的《蓟城的探索》、《蓟门辨》、《唐幽州村乡初探》、《唐幽州村乡再探》、《唐辽昌平乡里考》、《辽代玉河县考》等重要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和历史文献进行了北京地区古代乡村聚落与城邑的钩稽考订。党宝海《魏公村考：元大都一个畏兀儿聚落的历程》，论证了聚落发展与民族活动、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密切关联。1980年以后编纂的各区县的地名志，也为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积累了一批实地调查资料。

（四）民族、人口、经济、交通、军事历史地理研究

关于北京地区历史上的民族、人口、经济、交通、军事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篇（部）历史地理论著之外，大部分属于与历史地理相关的地方史或专门史的范畴。与上述几方面相对应的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如区域民族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等，尤其需要继续充实。关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已有的通论性著作中获得参考借鉴，进而把研究范围缩小到北京地区、把只是在全国范围内才会具有的研究内容予以删减，为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的上述分支画出一个轮廓。

作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分支的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着重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起源、分布及发展有关的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规律，其中包括民族起源地及其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区与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迁徙运动等等问题”。这个定义所阐述的研究任务，大致都可以移植到关于北京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中来。北京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相关的区域民族史成果要丰富得多。其中，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满族研究》1987,2）、《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满族研究》1988,1）、《京旗的满族》（《满族研究》1988,3;1990,2、4）、《北京的满族》（《燕都》1991,1）、《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岑家梧《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团结》1963,12），崔文印《略论我国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各族对北京发展的贡献》（《北京史论文集》1980），姜纬堂《〈冈志〉所注的清初北京牛街回民区》（《民族研究》1984,4），李淑兰《北京历史上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5,3），陈缗《西奚与古崖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 3），赵其昌《北京延庆县古崖居——西奚遗址再探讨》（《首都博物馆丛刊》2002,16），许辉主编《北京民族史》（人民出版社，2013）等，可给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以较多的参考借鉴。当然，民族史与历史民族地理的区别非常明显。已有研究指出：“民族史往往以单一民族的发展、演变为线索，侧重于深入细致地探讨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讨论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包括人物、制度、风俗等等。而历史民族地理则注重某一时段内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不同民族的分布特征、不同时段各民族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及迁移的历史背景和其影响，充分发掘各民族历史演变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环境所发挥的作用。”在上述许多方面，北京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都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历史人口地理旨在研究历史时期人口的数量、构成、分布、迁移及其与所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揭示人口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区域差异。晚近时期研究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迁移、结构的著作，大都包含若干关于北京地区的内容。关于北京人口史问题的多篇论文，尽管与区域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旨趣各不相同，但在清理北京人口发展过程尤其是对人口数量的估算、增减过程的波动等方面可作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臂助。至于以北京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历史上区域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当推韩光辉先生《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作者依据从文献中钩稽的大量人口数据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北京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空间分布，显示了区域人口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依存关系。在分析历代户籍制度和人口构成等一般问题的基础上，阐述辽、金、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和北京地区的户口规模、增长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历代人口分布、流动状况以及城市人口的控制措施，从而形成了关于北京历史人口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规律的系统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借助许多间接信息解决了相关的历史人口地理问题。从历代行政建置和城市管理制度入手，揭示了北京城市户口在金代以来的隶属关系；通过透视户籍制度和户口统计系统，弄清了北京城及其附近户籍构成的历史状况，这些都为认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颖视角与基本文献。尹钧科等著《古代北京城市管理》，从城市规划、市政、户籍、人口、民政、工商税务、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的管理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的城市管理制度、法规、措施、效果，总结了可资今人参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的人口管理部分亦出自韩光辉之手。此外值得注意的论文是唐亦功《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95,1），利用指数曲线回归方程，对文献记载的金代区域人口予以研究和估算，划分了金初低值期、金中后期高值期、金末锐减期三个变化阶段。高寿仙《北京人口史》，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学和人口学相结合的方法，清理北京地区自先秦到民国时期的城乡人口发展过程，重点考察区域人口的规模、迁移、分布、构成在时间上的变化，并且探讨了估算古代人口数量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作者在资料搜集整理和人口增减分析等方面用力甚勤，相关成果有助于深化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

经济地理始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在我国的人文地理学被长期湮灭的时期，地理学基本上被区分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大门类，举凡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水利、能源、聚落、城市等领域的地理问题，基本上都被纳入了经济地理的范畴，只是后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与各分支学科的成长而逐渐区分开来。与此相对应，历史地理学领域内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当主要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过程、地理区位、空间组合等问题，重在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时代变迁。与历史经济地理比较接近的区域经济史，通常把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区域经济在不同时代发展变化的一个背景因素，而不像历史经济地理那样重在阐述人类经济活动及区域经济特征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关联。二者的研究宗旨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关于北京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于德源《北京农业经济史》（京华出版社，1998）、《北京漕运和仓场》（同心出版社，2004）、齐大芝等《北京商业史》（人民出版社，2011）、章永俊《北京手工业史》（人民出版社，2011）等；论文主要有董恺忱《明清两代的畿辅水利》（《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 3）、雷大受《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北京师院学报》1981, 4）、周继中《元代大都地区的屯田》（《史苑》1983,2）、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邓亦兵《民国时期北京农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1993,2）、张利民《论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演变与市场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林廷清《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南开学报》1999,4）等。以历史地理学方法所做的相关研究，包括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2）与《明代北京城市场演变及其分布》（《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韩光辉《金元明清北京粮食供需与消费研究》（《中国农史》1994,3）、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1）、周尚意《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指向与城乡分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1）等。

交通条件是影响北京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讨论北京城市发展过程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历史交通地理的任务就是揭示古今交通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开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除了前面列举的侯仁之先生等人的论著之外，尹钧科《北京古代交通》，从历史地理视角考察北京古代交通的发展过程、水陆交通线的开辟与布局、驿站和其他交通设施的进步，阐释交通因素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关键作用。于德源《北京史通论》，在“北京古代交通”一章，从历史地理角度阐述了开辟水陆交通的重要史实。迄今所见的《北京交通史》有三部：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辑者，简要叙述交通道路的开辟与交通工具的变迁；颜吾佴等编著者，以较多篇幅说明历代交通工具和管理制度的变化，提供了近现代交通发展的统计数据，但大量抄自正史舆服志或仪卫志的关于帝王舆辂的文字只有礼仪制度上的象征意义，与相应时代国家或区域交通的发展并无多少关联；孙冬虎、许辉著者，侧重于从历史地理角度阐述水陆交通线的开辟、交通系统的布局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要说明交通工具和管理制度的变化，揭示古今北京交通发展的时代特征及其发展变迁，考订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关于北京历史时期水路交通的研究，通常以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永定河的水利、航运为主，有些内容包含在关于全国水路交通的论著中，如常征、于德源与姚汉源分别撰写的《中国运河史》；关于北京与大运河的著作，主要有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涉及北京古代陆路交通与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重要论文，有唐晓峰《从考古发现论证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交通条件》（《环境变迁研究》1984,1）、王灿炽《北京地区现有最大的古驿站遗址——榆林驿初探》（《北京社会科学》1998,1）以及《北京固节驿考略》（《北京社会科学》1999,1）等。门头沟政协编辑的《京西古道》，汇集了区内古道的详细调查成果，是对区域历史交通变迁的微观透视。古代道路大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研究者应尽量拉长搜集资料的时间跨度，借助地理考察报告和大比例尺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获得的交通道路现状，加深对文献记载的理解，进而勾画出古代道路的大致脉络。

历史军事地理旨在研究历史上的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今人概括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历史上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战争的地理环境及其对兵力部署、阵地构成、攻防态势、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2）历史上的山川险要、关隘城堡、交通要道等分布状况及其在历次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3）历史军事重镇的地理环境及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4）历代军事区划、疆界沿革、边防卫戍与古战场的考察与论证；（5）历史军事地图的考证与历史军事地图集的编纂等。”北京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内容应与上述各点基本相近，但与此相关的现有研究基本属于军事史或战争史的范畴，以战争过程及军事形势、兵力部署为主，军事地理通常只是作为影响战争进程的因素之一加以讨论。这类论著有宋常廉《高梁河战役考实》（台湾《大陆杂志》1969,10），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雷大受《庚戌之变与北京外城的修复》（《北京史苑》1982,1），于光度《辽宋高梁河战役及其战场》（《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1），臧嵘《上谷渔阳骑兵在刘秀争战中的作用》（《河北学刊》1984,3），孙建民《燕云十六州与宋初宋辽的军事策略》（《河北学刊》1989,4），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河北大学学报》1991,3）、《宋太宗雍熙北伐》（《河北学刊》1992,2）、《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河北大学学报》1992,3），曾瑞龙《宋辽高梁河战役考论》（《大陆杂志》1991, 3）、《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刘勇《东汉幽州突骑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5），吴文涛《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北京出版社，2000）等。北京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在许多领域都有待开拓。

（五）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逐步拓展

迄今已有的“文化”定义数以百计，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更是千差万别。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内容，已有研究者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迄今所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透视北京文化现象的成果，远远少于北京文化史性质的论著，尽管后者可以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提供帮助，但二者的研究内容毕竟不能等量齐观。

在涉及北京历史文化地理的论著中，刘凤云《市廛、寺观与勾栏在城市空间的交错定位：兼论明清城市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5）、李维明《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浅议》（《首都师范大学报》1999,1）、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1）等值得注意。李畅《清代以来北京的剧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赵志忠《北京的王府与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等，可以为文化地理的研究提供文化现象的分布与发展过程等方面的线索。随着近年来社会对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关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成为相关著作中的部分内容。罗哲文等著《北京历史文化》，关于宫殿、园林、城墙、城门、四合院、胡同、长城、寺庙等方面的论述，有不少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吴文涛主编《永定河历史文化研究》，汇集了关于永定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多篇论文，从区域文化角度讨论了山水、地质、古人类、古都、古城、军事、交通、庙会、宗教、戏曲等文化载体的变迁和价值。吴建雍主编《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研究》，进行了东城区历史文化地理的分析。王岗等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北京卷》，以及作为《北京专史集成》之一的《北京风俗史》、《北京教育史》、《北京宗教史》等，或者包含着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或者为此类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六）区域地名研究的广泛展开

我国的地名学是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深受语言、历史、地理、民族等学科的影响。地名研究往往需要追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因此，这门学问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尤其密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北京地名研究经历了从零星进行到全面展开再到逐渐衰微的过程，其间的起伏波动与我国同一时期地名工作的发展过程完全合拍。近些年来，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历史地名甚至被视为负载地方文化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区域历史文化保护的对象之一，相关的研究工作又多少显露了可以在某些部门持续下去的迹象。

地名起源、含义与沿革过程的考释，是地名研究的传统内容。侯仁之《北京城的沿革》（《人民中国》1956,12）、金毓黻《北京古名简释》（《历史教学》1956,10）、董作宾《北京城里方言化的地名》（《平庐文存》卷5，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等，大致显示了20世纪前半叶北京地名研究的几个方面。1980年以后，地名研究迅速兴起。在历史地名定位与历史遗迹定名研究方面，王北辰《妫水河名考》（《北京史苑》1983,1）与《水经注所记昌平故城辨——附温余水正名》（《北京社会科学》1990,1）、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1983,1）、尹钧科《两汉昌平县新解》（《北京社会科学》1986,1）、李丙鑫《大兴县与大兴胡同考》（《地名知识》1986,4）、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北京文博》1996,3）等多有创见。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从地名学角度来看，是北京地名沿革与历史地名定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一书，对北京地区历史上的政区设置及变迁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归纳。

北京街巷胡同名称的语源、语义问题，一直受到地名学、历史学和语言学者的关注。张清常《胡同及其他》与《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分别以“社会语言学的探索”与“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为副题，为北京地名研究提供了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但是，追寻地名语源及其演变，在语言学之外还需要与历史、地理等多种途径相结合。汉字长于表意而拙于表音，同音字或近音字数量众多。如果不计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400多个音节，却可以拼出数万个读音相同或相近但语义迥然有别的汉字。在汉字与蒙古语之间，显然不能像蒙古语与维吾尔语等拼音文字那样通过“对音”求得地名的语义。因此，上述两种著作以“对音”为依据的“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之说，虽然经过报纸、电视等媒介的宣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却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王越《胡同与北京城》、何岩巍《“胡同”语源小考》等，从语言和历史地理学角度已证其非。极而言之的“一条胡同一口井”，更是经不起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检验。

地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地名的构成要素或某种特征的研究，找到解决历史地理问题的线索或证据；二是以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地名渊源、语词特征及相关史实，为研究地名问题提供可靠的历史地理背景。罗保平《少数民族对北京街巷名称的影响》（《地名知识》1987,2），尹钧科《地名——河道变迁的重要见证》（《地名知识》1981,2）、《北京市为什么出现山西地名》（《地名知识》1982,2）、《要注重地名群的研究》（《地名知识》1989, 2）、《北京的地名与古代遗迹探寻》（《北京文博》1996,2）、《北京的地名群》（《北京史苑》1985,2）、《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岳升阳《六郎庄的景观变迁与地名》（《中国方域》2000,6）等论著，考证了与地名相关的历史事实或地理现象，体现了地名研究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方面的彼此借鉴和相互促进。李宝田《地名与北京地区的环境变迁》（《地名知识》1980, 1），将北京地名研究与历史地理学密切结合，以十万分之一的北京地形图为基础资料，把其中与植物有关的地名填到八十万分之一的北京地图上，从而形成了“北京地区反映植被情况的一些地名”这幅专类地名图。在结合其他材料加以考核修正之后，该图实际上与区域植被类型图类似，既反映了北京植被的现实分布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变迁的影响。这些研究思路与学术工作，对于拓展北京地名研究的领域颇有助益。

在区域地名的综合研究方面，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以北京市辖境内的古今地名为研究对象，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考订今北京市辖区内大量历史地名的出现年代、文献记载、历史变迁、所指地点等疑难问题，阐释区域地名自先秦以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运用当代地名学理论，详细讨论了北京地名的命名、功能、语义特点；借鉴语言学、地理学、地图学的方法，分析北京地名语源的基本特点、北京地名分布的区域差异和基本规律；对北京的典型地名群，即一定地域内地理分布比较集中、所属语种彼此相同、结构形式大体近似、选词用字共性明显、命名背景高度一致、形成年代非常接近的若干个地名的天然组合，进行了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的阐释；借助于历史文献和当代研究成果，梳理了北京的历史地名自明代以来的变迁轨迹，为保护历史地名提供理论支持；简要总结历史上北京地名研究与地名管理的成果，提出了处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若干建议。在这之后，孙冬虎完成了《北京地名发展史》。“上篇”以地名的时代变迁为主线，依据正史、方志以及其他各类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碑刻、墓志等实物资料，阐述今北京市范围内不同时期地名形成演变的基本过程、主要特征和一般规律，对重要地名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与正本清源的辨析，纠正以往关于北京地名问题的某些错误论断，展现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下篇”以北京地名的区域发展为核心，以当代北京市18个区县为单位，逐一讨论每个区域的地名发展与社会生活、地理环境、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清理主要地名的语源，梳理它们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深入探讨地名文化在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把历史地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对策，为做好当代地名管理提供学术支持。以此为基础的《地名与北京城》，是关于北京地名文化的一本普及读物。在北京所属区县的地名研究方面，《丰台地名探源》逐一追溯了丰台区当代地名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它们的语源、语义和变迁过程，纠正了《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等当代著述在相关问题上的多种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