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明代长城内外的民族分布及相互关系

蒙元势力退出大都后，城市原有的民族构成发生变化。原住民在战争中大量耗减，新的人口不断补充进来。在明代充实北京的人口中，数量最多的为汉族，蒙古、回回、鞑靼、藏族等也有一些民众来到这里生活。元末的战火使大都人口大量耗减，明初为巩固北部防御前线，将塞外人口迁入北京（北平）。这种移民从洪武年间徐达迁移山后沙漠遗民到北平府屯田，到永乐年间迁徙山西贫民及江南富户“实京师”，还有大批到京城轮番戍守的卫所士兵，改变了北京周边人口稀疏的状况。受明朝优待政策吸引而主动归附的蒙古人，大多被安置在北京地区的都司卫所里。

元代在大都定居的回回人，到明朝也受到重视。明初大将常遇春是有争议的回回人，明成祖倚重的郑和则是毫无异议的回回人后裔。很多回回人以军户身份跟随明成祖来到北京，他们的迁移和定居与明初北京地区的戍守和建都有直接关系。北京朝阳区的长营，在清代以前称“常营”，传说是常遇春的军营。房山区的常庄，被认为也曾是常遇春的军队驻扎之地。常遇春在北京修建清真寺的传说很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回回人的较高境遇。

明代北京地区回回人的来源，有不少是受命王朝招抚而内附的人口。洪武年间对北元采取招抚政策，数十万归附和被俘的北元官兵中有部分回回人。西域回回人的内附一直持续到嘉靖以后，北京是重要的安置地之一。英宗天顺元年二月，“命兵部，凡来降达子、回回，俱留在京安插”。牛街礼拜寺，“成化中锡额，西域回回降人斋诵处”。在北京远郊，也有回回人的踪迹。昌平何营有伯哈智墓，伯哈智是洪武初年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获得了明太祖的赏识。据明万历六年（1578）《重修先贤碑记》载：“先贤祖师名伯哈智，作坟始自太祖高皇帝念其献兵策有功所赠也。”伯哈智以献策功受封官爵后，请求游乡宣讲伊斯兰教，对明代伊斯兰教的传播功不可没。洪武末年他来到昌平讲学，卒于昌平。正统、嘉靖及万历三朝都对其墓苑大规模维修，并在旁边建立清真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整垣墙，墓门、神道焕然一新。宣统元年（1909）在墓前东侧增加了墓碑。昌平现存数座明代清真寺，包括昌平城北街的昌平清真寺、阳坊镇的西贯市清真寺、沙河镇的南一村清真寺、南口镇的南口清真寺（一说建于元代）。伯哈智的讲学影响深远，昌平一带可能有不少回回人。

除了自金代以来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女真人外，明代又有很多归附的女真人被安置在这里。明初征讨在东北的前元旧部，对女真各部采取了积极的招抚政策，部分女真贵族被安置在南京。北京（北平）的气候更适于女真人生活，不少人“愿居京自效”。永乐十二年，“弗提卫女直指挥佥事阿剌秃等来朝，自陈愿居北京，从之。命礼部赐予如例”。宣德七年，“玄城卫女直舍人恼答来归，奏愿居京自效，命为副千户，赐金执袭衣彩币钞布。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正统年间，明廷对蒙古和女真族加紧了防范，南迁女真人很少安插在北京。此前安置在北京的女真人大都是世袭武官，长期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

明朝借鉴元代的经验，对藏族上层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实现对藏区的自治管理。受到朝廷封爵的藏族上层贵族能够在京短期居住，宗教领袖则有较长时间居留北京讲经说法。宣德年间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北京觐见，受封为大慈法王，长期留驻在北京的大慈恩寺。他举行了众多宗教活动，助缘修建北京法海寺，主持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荼毗法会。正统四年释迦也失圆寂于北京，在京时间超过八年之久，促进了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明初北京已有藏传佛教寺院近20所，最著名的有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等。明中期以后长期居住北京的番僧越来越多，英宗时已远超千数。万历初年，朝廷派出在北京的藏僧前往蒙古传经，积极鼓励和支持俺答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进蒙古。

内附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来到北京。明朝设立提督四夷馆掌译书之事，专门负责翻译少数民族或外国语言文字。永乐五年，“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正德年间增设八百馆，万历年间又增设暹罗馆。四夷馆名义上选官民子弟充任，但最初入选的多是一些归附明朝的少数民族，原因在于他们能够识读翻译民族语言和文字。这样的机构有利于明朝了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情况，帮助朝廷更好地处理民族关系。明朝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朱元璋及朱棣都有蒙古族妃子，武宗甚至将鞑靼人脱火赤收为义子，并赐国姓朱，名静。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规定汉人在起名、穿衣、语言等方面严禁仿效蒙古风俗，以消除元朝在语言、文字、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明朝屡屡对少数民族上层赐予汉语的名姓，少数民族官员或后裔普遍学习汉族语言，甚至进入国子监学习。

明朝在树立汉族正统的同时，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优待策略，保障了北京地区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安定。区域民族融合是在辽金元三朝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归附或迁移到北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以从属的身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从政治伦理方面更加贴近汉族文化，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也受到汉族社会的影响。因此，明代北京地区的民族融合有更明显地向汉族文化趋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