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黑白记》（精选）(2)
我学印自此始。后来到省城上学，一直没丢下。交好窗友几乎都得过我刻的姓名章。现存最早的一枚，是一九五一年为任秉奇所刻。他数十年没扔掉，前些年掷还。简直不堪入目，还不如铜匠街三位，虽无趣味，却有熟练。同窗李必雨的尊翁可达先生，民国军阀时代独立旅旅长，儒将，喜篆刻。因他打仗伤了腿，不良于行，赋闲后自号跛足将军。必雨从家里带了他的四册《跛足将军印存》给我观摩。他的篆刻，回忆起来，仍属较工整的实用印，尚无自觉的艺术追求。
我真正学篆刻，是在“文革”中期，一九七二年前后。那时不能写小说了；读书之外，还想弄点什么，就重拾小时候喜爱的篆刻和书法。篆刻方面，主要学吴昌硕和齐白石。一九七三年春，与陈恒安前辈恢复联系。根据他的指导，从临摹汉印入手，才逐渐走上正确的门径。
从一九七三年起，两三年间，找我刻印的画家书家很多，而且一人不止一枚。我虽乐在其中，也颇应接不暇，尤其我的姓名笔画繁，边款刻很费事。于是借用与“戴”字同音的“代”字，拆为“弋人”二字，刀角按五下就成。弋人即射鸟的人——做一个想射艺术之鸟的人，虽“鸿飞冥冥”，射不到手，过程总是有趣的。我为之刻印最多的画家是黎培基（晓三）学弟，近年出书印集时向他借用，一数竟达四十方。
重逢陈恒安先生
陈恒安先生（一九〇九至一九八六）是学识渊深的学者、才华卓异的诗人和造诣精湛的书法家，弱冠之年就参加了老先生们的“诗钟”会。“诗钟”是一种近似对联的特殊诗体，形式要求极严格，是训练格律对仗的好形式。陈先生性情尤近倚声，自号“春茗词人”。抗日战争期间，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热忱接待过很多流亡西南的艺术家，让他们在颠沛流离、举目无亲的困境中，感受到骨肉同胞的亲情和温暖。尤与徐悲鸿、商承祚、马万里、卢冀野、庄慕陵等先生结下友谊。当时，北平故宫博物院一批国宝级藏品，南迁至安顺华严洞秘藏，陈先生说动省主席吴鼎昌，商得马衡院长同意，选取其中书画剧迹近二百件，在贵阳公开展览。这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具体操办人即陈恒安和庄慕陵二先生。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任贵州省博物馆鉴定、研究专家，以贵州书法领军人物和导师广为人知，书名掩盖了他成就最高的词名。有《春茗词》二卷、《邻树簃诗存》和《半青池馆诗存》存世。身后由学生杨霜、何怀德等人整理出版为《陈恒安诗词集》。
我刚参加工作，就与陈先生在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共事。我在宣传组编内刊《友谊》，他则在办公室。时值“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扩展为机关肃反运动，三天两头开会，“旧职员”们逐一交代历史，人人过关。人际交往，不禁自绝。我虽知他是饱学之士，却缺乏请益的环境。运动结束后，他膺“高级知识分子”称号，调省博物馆，从此能够致力喜爱的专业。一九六三年我调省广播电台编辑部，此时主要兴趣是写小说，常争取机会“下生活”。六四年才去拜访他，求了一幅字。接着是“四清”运动，省电台下放四十名业务人员到各县。我去了大方县百纳中学当语文教师。很快又是“文化大革命”，我蜗居深山，反得远避灾乱。不久传来信息，说陈恒安先生在批斗会后自杀了。我听了十分惊惜慨叹。七三年春节期间，涂月僧先生等父执辈到舍间看望我父亲，我才知道传闻不确，陈先生仍健在。第二天就与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拜访他，自此恢复了联系。这时我因文学己不容染指，重拾自小喜爱的书法和篆刻；诗词是总在读的，也正学着诌几句。于是专向陈先生求教这三项。先是书信“函授”，次年我调回省城，就能面受教益了。陈先生与我的师生关系非常松散，不像对几位师弟，具体讲授笔法墨法、行气布白等，而只是从宏观上指点门径。我遵从他的引导，按照自己的趣味，一一从头学起：楷书小时候写过唐楷，但不喜欢，所以选择了《石门铭》、“二爨”和《中岳嵩高灵庙碑》；主要兴趣是行草书，行书以米芾《方圆庵记》入手，经《蜀素帖》和《苕溪诗帖》，进入“二王”；草书从孙过庭《书谱》入手，以之入“大王”草书门户；隶书选择《张迁碑》；篆刻则从临摹汉印入手。
取法门径明确了，但在实践中，主要精力放在了篆刻上。其原因，一是少年兴趣的影响；二是当时书画展览之风复兴，当时那一批中青年书画家，几乎全都向我索印，临帖的时间很少，加上本职工作不容懈怠，认真说来，我直到六十四岁退休以后，才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临池。这时因目力和颈椎病引起脑缺氧症，早已不能刻印了。所以请友人刻闲章曰：六十始学书。
拜访商承祚先生
著名学者、书法家商承祚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流寓贵阳，在省盐务局挂了一个职务，与陈恒安先生志趣相投，过从密切。一九七八年前后，我与故友廖公弦去珠江电影厂改剧本。陈师写了一封信，让我去问候商先生。我素有“名人恐惧症”，对名人敬而远之，一方面觉得身份悬殊，何必高攀；另一方面是非常赞成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喜欢吃鸡蛋不须认识下这个蛋的母鸡。我从青年时代就发现，作家的照片，往往与读其诗文想象出来的形象大不相同，亲识其人就更难逆料了，所以我终生只吃蛋不见鸡。其他业界，更不涉足。商先生既是恒安师的老友，又与贵阳有旧谊，所以乐意拜访。
到了广州，恰巧珠影招待所离中山大学很近，不久便去拜访商先生了。商先生住在校园中分散独立的教授小楼。面积不大，一楼一底，早先想是只住一家，此时是两户一幢。商先生告诉我，楼上住的是史学家杨荣国。杨教授对孔子历来持批判观点，但“文革”后期被利用，一时成为学术明星。“文革”结束后，当然就日子不好过。商先生说，已经无事，只是少露面罢了。
商先生是收藏世家，不大的客厅里，触目尽是古董珍玩。初次拜访，不便放肆观望，只发现近处一帧小条幅是冒辟疆写的自填词。冒辟疆本明末四公子之一，却因董小宛而为后世所知。字迹如其身份，清秀华贵，缺些骨力。陈师函引起商老对贵阳的回忆，兴致盎然地问起许多旧游之地。听说“大折溪”“盐务村”等地名依旧，街名也叫“盐务街”，他很高兴。街名、地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人之记忆的一种载体。
聊起书法来，商先生强调“横平竖直”，说可以此检验一切书法。又认为习字应以秦篆（小篆）或颜楷打基础，指墙上他青年时代以秦篆写的于谦《石灰吟》为例。他称赞恒安先生的大篆字字有依据，不像有的人不懂古文字，胡乱拼凑。我问起傅青主的“草篆书”，他断然说：“没有这种东西！”他嘱我给恒安先生捎三句话：落款要用公元纪年，切忌用干支；落款要姓名齐全，不要有名无姓；引首闲文章无妨多几枚，姓名印却一定要固定，不可多用。三事都为了防止后世造成混乱。我心想：这是必将流传后世的大书家才须注意的问题。回来当然转达无误。
一九七八年到北京开第一次书代会，八二年到烟台开书协理事会，我都去商先生房间拜候。他也都要说起盐务村、陈恒老，以及那三点注意事项。几年后购得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法书萃英》中的《王铎草书诗卷》，为商府藏品。前有商承祚先生序，老商先生（衍鎏）的原序移于跋语位置。商先生在序中说：
学行草之先，最好从唐人楷体入手。唐四家为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欧书拘谨，褚书柔秀，皆不宜写大字。柳体骨多，颜则骨肉停匀厚重，堪称楷书之首。打好颜字基础后，很自然地可以写出自己的风格。试观唐后名书家，多数为颜底。觉斯亦当不例外。其行草转折分明，中、偏、侧锋互见。有人强调写字定要笔笔中锋，而以偏侧锋为书法之病，此乃一孔之见。中、偏、侧锋在挥毫时为自然迹象，笔势使然。名书家字之风韵，皆出自提按转折，中、偏、侧锋并举。中小楷则笔笔中锋，使用笔尖故也。实事求是，不宜定为一。
我读到的商老论书文字，只此一段。
离穗前去中大辞行，先生赐一条幅：秦篆，于谦《石灰吟》，与他墙上那帧全同。
参加第一次书代会
一九七八年冬，第一次全国书代会在北京召开，贵州代表名额四人。当时省里方着手筹建书协，遂由省委宣传部与省文联党组决定，派涂月僧先生和周秉声、冯济泉及我四人出席；向大会主席团推荐老艺术家陈恒安、方小石二先生为理事候选人。
印象较深的几件事：
一是开幕式设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侧厅里。没有分台上台下，主席团在当中，代表们三面围坐。我的位置靠近主席团左侧，能清楚看见周扬的侧面。济济一堂，我最想看看的就是他。作为五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文艺战线”从批《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运动，虽未身受，但都是亲见亲闻，知道他是一位鲁迅称为“大总管”的人物。“文革”中他也受了大罪。周扬是个美男子，老来更加仪表堂堂。他未用稿子，讲得也不长。他首先就说：书法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书协却是中国文联最年轻的成员（其实严格说来，当天还未诞生书协）。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北京一些老先生（记得他提到张伯驹先生等）直接把信写到毛主席那里，建议文联应当有书协，就这样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周扬说，这主要是我们的认识问题，当时认为书法是封建文人的“余事”，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艺术。他说，过去认为弄书法会“玩物丧志”，这看法不全面，我们可以把它改造为“格物致知”嘛。还说，古老的书法已非常成熟，但今人仍应具超越的雄心。唐代有颜体、柳体，我们也可以有新书体嘛。比如在座的舒同同志，也可以发展成“舒体”嘛。
这两段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至今不忘。当然记的是大意，不能一字不差。第一段话使我感觉，他内心仍未完全承认书法是一门艺术。这不奇怪，作为奉行“文艺是革命机器上一颗螺丝钉”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书法于革命确实难说有实际用处。当然书法可以写革命标语，但是，玩笔墨趣味的标语，能让革命群众认识吗？！第二段话后来在社会上传成周扬封了“舒体”，把预期传成了结论；再说文艺流派也不是由官方认定的。
其晚举行盛大“笔会”，让书家即席挥毫。一间大会议室排开十多张案子，案上设文房四宝，供书家挥毫。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项大会程序。我周而复始地巡遍每一张案子，观看书家们如何执笔、运毫和用墨。我一直看，直到所有书家离去，最后得出两个结论：一，“法无定法”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没有两位书家的执、使、转、折全同；二，由于数十年的冷落，当代已无可与稍前的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相比拟的大书家，更无论古贤。书家挥毫之前，是即席治印表演。出场的四位篆刻名家是：北京康殷、上海方去疾、广东黄文宽、湖南李立。刻齐（白石）派的李先生最先完成，只花了几分钟；接着是康先生的古玺印；最后交卷的是方先生。当场打出印模，全场传观。因时间限制，四位都是刻白文。我心里自排的顺序是：方、黄、康、李。当代篆刻家中我最心仪来楚生先生，可惜他没有到会。在这次笔会上，见到几位久仰的老先生，但并非以书法家为我所知，如金克木、常任侠先生是读过他们年轻时写的新诗；启功先生是由《红楼梦》注释知道是文物专家。最令我怀着崇敬去观察的，是传奇人物张伯驹先生。这位民国贵公子，他倾家购《平复帖》，无偿献给国家的事迹；京剧宗师杨小楼陪他唱《空城计》的佳话；当右派流放东北的遭遇等，我是耳熟能详的。潘素夫人陪伴身边，两位看去都相当苍老。张老站到案前，有点颤巍巍的，对着整张四尺宣，提笔濡墨，俯身伸臂，就要落纸时，夫人拉住他手肘，小声提醒：看看好再写，免得又不满意。老先生倔强地拂开，径自开笔。他的字令我非常惊奇：小小的，软软的，毛茸茸的，像些学飞的小鸟。字与字行与行距离很远，章法布白有点像林和靖。后来读到一篇文章，果然人称张老的字为“鸟羽体”。人同此心。想是敬爱张老的朋辈创造的美名。书代会以后不久，张伯驹先生就谢世了。后来读到黄永玉的文章，说在西餐馆偶见张先生，喝了咖啡后，把那份质量很次的点心郑重打包，想是给潘素夫人带回去。这个小情节很令人揪心。
大会议程还有学术讨论。有一位教授（记得好像是河北代表）发言，说是对古人种种含糊不清的概念，须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加以检验，判断是否科学。例如说某人“笔力雄强”，用“力透纸背”之类形容词不行，要确切测出笔锋对纸面注入的力量，每毫米是多少多少千克，等等。这种新观念，令下面的听众瞠目结舌，相对愕然。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不知他的科学试验是否已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