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以史为镜：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与比较
古代中国人怎样看日本[1]
中日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日关系史也是一部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因为只有通过相互交往、交流，才能产生相互了解和认识，而相互认识又决定了两国之间的互动，如亲疏、好恶、和战等。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相互认识，发生了认识上的变化，从而又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
中日相互认识是动态的、发展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的历史变迁而变化。它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观念等变化的影响；（2）中日两国之间外交关系、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人员往来以及两国力量对比、政策互动等变化的影响；（3）国际关系、国际环境，特别是东亚地区战略格局和东亚各国多边关系等变化的影响。因此，中日相互认识不可能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逐步深化的。同时，还要看到中日相互认识反过来又给予两国历史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以重大深刻的影响。对他者的认识往往是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中日相互认识曾在推动两国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日相互认识又是多元的。两国国内不同身份、地位、利益的阶层、集团和个人，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君主、贵族、官吏、诸侯、武士、文人、商人、庶民等往往都有着自己的认识，并用不同的方式、载体加以表述。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认真、深入、具体地加以研究，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上，两国是怎样相互认识的？这种认识如何产生？如何表现？又如何影响两国关系和两国历史的发展？以及这种相互认识在不同时代如何变迁？有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相互认识？从中可以吸取什么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怎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认识对方？怎样才能加深相互认识和相互了解，以构筑更加健康、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
以往关于中日相互认识的研究，比较集中在近现代和个案研究方面，因此本文试图较全面地论述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
一 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概况和特点
本文所述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主要指从上古到清代中叶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或称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一）特点
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简要概括起来，大致有4个特点。
（1）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日本和记录日本历史的国家，而且两千余年来始终没有间断对日本的记载。最迟在前1世纪成书的《山海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倭”的文献记载。[2]公元1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是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而公元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更是全世界最早对日本国情的具体认识。从汉代至清代中国古代正史（俗称二十四史）中就有16部正史专门列有记载日本的倭国传或日本传，而且在历代各种野史、私人著作、笔记、诗文中也有不少对日本的记载。
（2）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进展比较缓慢。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虽然在逐渐进步和深入，但由于缺乏实地考察和受到华夷思想等影响，往往满足于因袭旧说和道听途说。明代由于防倭抗倭的需要，对日认识有所进展和深化，而到清代前期由于中日闭关锁国的影响，对日认识又有所停滞和倒退。
（3）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主流是友好与正面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理想和神秘的色彩，如把日本描述成“神仙之岛”“君子之国”“珠宝之国”等，尤其表现在写给日本来华文人、僧人的诗文之中。只有在元代和明代，由于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破坏，出现了日本倭寇残忍、奸诈的负面形象。
（4）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表现是多元的。表达统治阶级意识并主导主流舆论的是历代官修正史中的日本传，但也不能忽视唐、宋、元、明、清历代大量中日文人、僧人之间的互赠诗文和明清两代民间关于日本的私家著述。一些赴日商人、文人和漂流船民的见闻录也反映了中国平民百姓对日本的认识。
（二）历史阶段
如果按历史发展轨迹，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变迁，大体上可分为5个阶段。
秦汉时期（前3世纪至3世纪）。此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尚处于朦胧阶段，模糊地知道东海之中有倭国，记载中往往带有许多神话传说的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3世纪至6世纪）。这是古代中国人与日本初步发生交往与认识的阶段。中日之间主要是官方朝贡与册封的交往，留下了对日本上古历史，如关于邪马台国与“倭五王”等最早的记录。
隋唐时期（6世纪至9世纪）。这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和对日认识有所进步的阶段。官修正史的称呼，发生从倭国到日本的转变。唐代诗人写了大量给日本友人的送别诗歌，体现了中日人民之间真挚的感情，塑造了日本使节、留学生、留学僧的良好形象。
五代宋元时期（10世纪至14世纪）。这是古代中日民间贸易兴盛、文人僧人交往频繁的阶段。中国人开始从日本来华人员口中了解日本，中日文人、僧人通过唱和诗歌表达友谊。日本传入中国的方物，如日本刀、日本扇等，也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但是，元军征日和早期倭寇毒化了气氛。日本传在宋、元正史中的地位从四夷传到外国传又到外夷传。
明清时期（14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这个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明代由于倭寇犯边严重，一方面产生了日本倭寇残暴、野蛮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要求。明清时代出现了一批对日研究的私人著述，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除了文人、僧人之间的诗文唱和外，还出现了商人、漂流民的日本游记和笔谈记录。
（三）途径和渠道
如果从中日相互认识的途径、渠道、方式看，中日间有来往使节、文人、学者、日本赴华留学生和留学僧以及中国赴日本贸易移民的商人、船民、文人以及漂流民等各种交流主体，认识渠道包括外交遣使、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宗教活动、战争对抗和漂流救助等。
（四）载体
如果从认识的载体，即文字记录的形式来看，有历代官修正史，私家著作，各种笔记、日记、游记，以及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此外还有漂流记与笔谈记录等。
二 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对日本的记载
中国古代历来有官修正史的传统，往往朝代更替以后，新王朝要专门为前朝修史。这些纪传体的正史，除了少数由私人编撰得到官方认定外，大多由官方授意，或由政府专门立馆设官大规模组织编纂。它主要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与史观，往往流露出强烈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华夷意识。
（一）《史记》和《汉书》
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正史是公元前1世纪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虽然未直接提及倭或日本，但在该书《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述了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男女及百工到东海“三神山”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徐福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说徐福到了日本，后来却据此演绎出许多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徐福已成为上古中日文化交流中通过中国移民向日本传播先进文明的象征性人物。同时这也反映了上古中国人的日本观中还带有不少神话传说和神秘仙岛的朦胧色彩。中国古代第二部正史是公元1世纪班固所著的《汉书》，该书《地理志》“燕地”条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古代正史中第一次出现表示日本的“倭”字。由于汉武帝时在朝鲜北部设乐浪郡，汉代中国人已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日本。《汉书》明确指出“倭人”是中国东方大海中的一个民族，当时处于部落、小国林立状况，而且与汉王朝有朝贡关系。这是古代中国人对日本最早的确切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提到包括倭人的东夷“天性柔顺”。
（二）《三国志》和《后汉书》
按成书时间，第一个为日本立传的正史是公元3世纪（约289年）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在该书卷30《魏书·东夷传》中的倭人传（一般简称魏志倭人传，不够准确）中，用近两千字具体描述了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物产、风俗人情以及中日交往朝贡情况，可称为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奠基之作，也是研究3世纪日本上古历史最权威的史料。据书中记载，景初二年（238年）日本邪马台国向中国魏帝遣使纳贡，魏明帝则下诏书册封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和大量赏赐物品。书中描述了日本向中国朝贡称臣、“不盗窃、少争讼”、“尊卑各有差序”的礼仪之邦形象，以及日本人“黥面文身”“食生菜”“性嗜酒”“出真珠、青玉”等异国形象。该书对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影响很大。按朝代顺序，第一个专立日本传的断代正史是5世纪（约445年）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该书卷115《东夷传》内有倭传。它成书比《三国志》晚150多年，内容大多参考《三国志·倭人传》，但是增加了东汉年间中日最早使节交往的重要史实，即“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汉光武帝“赐以印绶”。这段记载已被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所证实。该书对日本民俗、日本人形象的描述基本沿袭《三国志》:“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人性嗜酒，多寿考”，“女子不淫、不妒”，“风俗不盗窃，少争讼”。
（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
《晋书》是唐初房玄龄编纂，卷97《四夷列传》中有《倭人传》，基本上是缩写《三国志·倭人传》。《宋书》是梁朝沈约所编，约488年成书，其书卷97《蛮夷列传》中有倭国传，主要记述了南北朝刘宋时代中日通交关系的历史，尤其是提供了日本“倭五王”的重要史料；还录有一篇倭王武遣使奉贡的汉文表文，宋顺帝则册封他为“安东大将军、倭王”。《南齐书》为梁朝萧子显所撰，卷58《东南夷传》中有倭国传，文字简短。《梁书》为唐代姚思廉所编，卷54《东夷传》内有《倭传》，基本沿袭前史。《南史》和《北史》都是唐代李延寿编修。《南史》卷79《夷貊传》内有倭国传，《北史》卷94《四夷传》内有倭传。这两部书不但没有提供任何新资料，反而任意篡改前史，有不少错误。总之，以上魏晋南北朝的六部正史中，虽都有倭传或倭国传，但最有价值的是《宋书》，其提供了中日通交的新史料和倭王奉表的珍贵文献；同时反映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日本的认识，主要集中在遣使、朝贡、册封、构筑华夷体系等方面。[3]
（四）《隋书》
《隋书》是636年由唐朝宰相魏徴主持编修的。其卷81《东夷传》内有倭国传。其特色为不再简单复述前史，而着重以断代史的记叙方法，来记载隋代中日两国通交往来的历史，并详细记录日本遣隋使史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常为后代正史日本传所沿用。《隋书》表现了当时中国帝王与士大夫的华夷思想，当隋文帝听说倭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日出便停理务”，很不高兴，曰“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而隋炀帝见到日本国书时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隋书》对日本制度礼俗的记载也表现了当时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进步和肯定，如记录了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二等阶冠位名称，还记述了“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采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敬佛法”，“性质直、有雅风”，“妇人不淫妒”，等等，都是正面形象。
（五）《旧唐书》和《新唐书》
关于唐代的正史有《旧唐书》与《新唐书》两种。唐朝中国国力强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先后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和许多留学生、留学僧来华，积极学习吸收中国制度与文化，出现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新旧唐书对此虽有记载，但十分简略，对日本遣唐使的次数与活动遗漏甚多，与唐代中日交流的盛况很不相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唐朝统治阶级对日本不够重视。关于新旧唐书对日本认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日本称呼的转变。在后晋刘询等编的《旧唐书》卷199《东夷传》中，《倭国传》和《日本传》两传并存。在《倭国传》中称“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并记载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中日交往。而在《日本传》中则写道：“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并列举了倭国为什么改名日本的三种解释：“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还记载了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以后的中日交往。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20《东夷传》内只列《日本传》，称“日本，古倭奴也”。写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日本“遣使贺平高丽”后也提到改名原因的三种说法：“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可见，在当时中国士大夫心里，日本改国名称呼是在咸亨元年至长安三年之间，大体符合事实。当时日本正值大化改新（645年）和白村江之战被唐击败（663年）之后，为改善形象和提高自主性，并据其“近日所出”的地理位置，更国号为日本。按照中国正史体例“名从主人”的原则，唐以后历朝正史都称“日本传”了。《旧唐书·倭国传》描写日本“地多女少男，颇有文字，俗敬佛法”。《日本传》写日本遣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但又赞美遣唐使粟田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欧阳修等编《新唐书·日本传》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首次记载了历代天皇的世系。
（六）《宋史》和《元史》
宋代与日本无国交，但有相当活跃的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脱脱领衔主编的，共496卷，其中一个特点是把“四夷传”改为“外国传”，这可能与元朝是蒙古族统治有关。在该书卷491《外国传》中列有日本传，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新进展。其最大的进步是，利用日本来华人员的笔谈和提供的资料来描述日本，增加了许多前史上未有的对日新认识。如《宋史》日本传几乎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记载了日本东大寺僧人奝然入宋之事。根据奝然笔谈了解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70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多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东奥州（当指陆奥）产黄金，西别岛（可能指对马）出白银，以为贡献。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史皆世官”，并抄录然所进《王年代记》关于64世日本天皇的详细系谱和与中国交往大事，还介绍了日本的具体地理区划，“是谓五、七道、三岛，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应为乡）”。宋太宗亲自召见奝然，“存之甚厚，题紫衣”。特别是闻其言日本“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为之感慨不已，对宰相说：“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并感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尤其唐末以来出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因而自己要“讲求治本，不敢遐逸”，以图能像日本天皇那样，实现子孙世袭“建无穷之业”。这是一位封建帝王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日本的认识。《宋史》中还记录了奝然遣弟子喜因给宋帝的贡礼和谢表，表示“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这些文字则满足了中国统治者“天朝上国”、恩沐四海的虚荣心。《宋史》日本传中还首次记载了一些中日民间商人贸易及漂流民救难等史实。
《元史》是明代宋濂等编修。元代发生了元军征日之役，《元史》卷208《外夷传》中有日本传，主要写元日外交关系。该书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两次征日战争的经过。这是在中国官修正史日本传中第一次见到两国交恶发生战争的详细记载。书中还写到元军征日失败，“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此言常被后人引用，实际上是一种夸张说法，这里可能指的只是脱险逃回的征日元军莫青等三位将领而已。元代中日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也很活跃，但《元史》基本上没有提到。
（七）《明史》
《明史》是清代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纂修，历时50年，分量大，资料丰富。《明史》卷322《外国传》中有日本传，以明代中日关系为主线，主要叙述3件事，即日明朝贡贸易、倭寇之患和援朝抗倭（丰臣秀吉）战争。尤其是倭寇问题贯穿《明史》日本传始终，也成为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中国正史、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日本倭寇狡黠野蛮、残暴的形象，老百姓甚至用“倭寇来了”吓唬孩子。《明史》日本传最后一段话是：“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间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不过《明史》中还是对前后期的倭寇成分有所区分，指出早期倭寇主要是日本九州领主属下的武士、浪人、奸商、海贼，“倭形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而后期倭寇中却有不少勾倭、从倭的所谓“滨海奸民”，即中国沿海的海盗、走私商人和被胁从的贫民。《明史》记载汪直（原名王直，其母姓汪，又称汪直）等“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汪直勾结诸倭大举入寇，“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患造成明代防倭、御倭和禁海等政策转变。[4]
至于民国初年所编《清史稿》在卷164《邦交志》中有日本传，主要记述了晚清中日关系，已不属本文论述范围。
总之，历代官修正史的日本传，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官方即历代统治者与士大夫对日本认识的集中体现和主要载体，而且往往代表了当时对日认识的主流意识。
三 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形象
中国古代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日本形象，也是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文人与日本使节、留学生、僧人的交往和对日本自然风景、风俗习惯、输入器物的描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塑造日本形象、表达对日本认识的主要来源和内容。
（一）南北朝诗文
中国人描写日本的诗歌可以追溯到5世纪南朝僧人宝志写的《耶马台诗》。这是一首形式奇特的杂体诗，如果不标出顺序几乎无法读通。全诗5字一句，共24句，其中有“百世代天工”“初兴治法事”等诗句。由于难读难懂，据说唐代诗人曾用它来考日本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与宝志几乎同时代的南朝诗人江淹的《遂古篇》也写到日本的风俗：“东南倭国皆文身兮；其外黑齿，次裸民兮；侏儒三尺，并为邻兮”[5]，可能是根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描绘的日本人形象。
（二）唐代诗歌
唐代出现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日本遣唐使和入唐留学生、留学僧来华络绎不绝。唐代诗人写作了大量与日本友人交往、送别的诗歌，连唐朝皇帝也向日本遣唐使赠诗。如唐玄宗李隆基曾在开元十一年（723年）接见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见到藤原举止风度优雅，赞叹道:“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并称许日本为“礼仪君子之国”，又命画工画下藤原的肖像收藏。藤原清河第二年回国时，唐玄宗又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并赠诗送别：“日下（指日本）非殊俗，天中（指中国）嘉会朝……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6]，赞扬藤原为“君子”，使君主的德化远播海外。
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与日本入唐留学生后来留在唐朝做官的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朝衡）有过诗文交流和友谊。尤其是王维，曾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前面有近千字的长序，叙述了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关系及与阿倍仲麻吕的深厚友情，也反映了当时唐代文人对日本的认识。序中写道：“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还说日本使节“贡方物于天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属蛮夷之邸。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虽然仍流露中华思想，但已不把日本看作“蛮夷之邸”，而视为“君子之国”。他还赞扬阿倍仲麻吕“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藩臣”，[7]塑造了一位中日友好使节的形象。正在苏州漫游的大诗人李白当听到谣传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遇难，十分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悼念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8]对晁衡给予了高度评价。诗人包佶也给晁衡写了惜别诗：“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9]赞扬他的知礼、朴实、纯真。
还有不少入唐的日本僧人也得到唐朝诗人的敬重和赞美。如诗人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一诗，赞赏智藏的刚毅、虔诚和旷达：“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10]诗人朱千乘赠日本空海和尚诗，称其为“文字冠儒宗”，“能梵书，工八体，缯俱舍，精三乘”。[11]日本留学僧圆载在华40年，结交了许多中国诗人。唐代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述圆载回国时带回大量汉籍佛经，“九流三藏一时倾”，“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12]晚唐诗人韦庄《送日本僧人敬龙归》的诗中写道：“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13]上述唐代诗人送别日本友人的诗歌感情真挚，讴歌中日友谊，并塑造了日本友人的美好形象，寄予无穷思念。这主要由于当时日本人热忱学习中国文化、制度，“化夷为夏”，改变了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同时日本来华使节、文人、僧人也以其个人魅力——品行、才华、风度博得唐朝诗人们的赞赏和友情，形成唐代文人对日本普遍友好、亲切的氛围。
（三）宋元诗文
宋代中日民间贸易发达，输入的日本刀、日本扇等物品也受到中国文人的喜爱和赞美。如欧阳修的名篇《日本刀歌》，从赞赏日本刀的精美写到对日本的新认识：“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14]曾引起不少中国人对日本的向往之情。
日本折扇也在宋代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人题咏的题材。如宋代诗人苏辙写过《杨主簿日本扇》一诗，构思巧妙风趣：“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15]中国以前只有团扇、蒲扇、羽扇，传入日本后，被改造成精巧便利的折扇，很快传回中国，成为中国士大夫和文人喜爱之物，并流行于民间。可见，精美的出口物品和工艺制造也会带来对出产国良好的认识。
元代曾两度发动征日之役，后期又出现倭寇之患，中日两国曾产生敌对情绪。在元代文学作品中最早使用了“蕞尔倭奴”的贬词，如白朴的词中就写道：“蕞尔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16]吴莱的《论倭》一文中也称：“遂以倭奴海东蕞尔之区……奉使无礼，恃险弄兵。”[17]但是，多数元代文学作品中仍保持了对日本人尤其是入元日本僧人的好感及对日本的正面认识。如丁复在《扶桑行送铦仲刚东归》一诗中称赞“扶桑人不恶……有国有人天性良……吾闻之扶桑之国人，宁杀不受辱”。[18]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中则称誉日本，“其王尚礼乐，朝贡多珍奇”。不少入元日本僧得到了中国文人的尊重和赞赏。如张镃盛赞日本学僧铦仲刚“才高楼五凤”。[19]郑东则说他的才华“中朝冠盖尽相知”。[20]元代文人对日本的书画、刀扇也评价甚高，不少诗人曾为日本画或日本折扇题诗，如贡性之《倭扇》一诗赞美日本扇“外番巧艺夺天工，笔底丹青智莫穷。好似越棠供翡翠，也从中国被仁风”，[21]想象用日本的折扇可以把中国的仁义之风吹到日本。
（四）明代诗文和小说
明代中日关系时断时续，时好时恶，并有长期倭寇之患与明末的抗倭援朝战争，同时又有不少日本遣明使、入明僧来华。因此，明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呈现多元、多面、多变的复杂面貌，也反映出明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差异。
明太祖朱元璋的日本认识前后就有很大变化。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曾派僧人祖阐、克勤出使日本通好，并亲自赋诗饯行，再三叮嘱，“尔僧使远方，毋得多生事。入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22]。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在龙河英武楼接见日本入明僧绝海中津，谈及徐福故事时，当场亲自赋诗赐和：“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昔时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23]绝海得之如获至宝，带回日本珍藏。可是后来由于倭寇不断骚扰，特别是发生了明朝官员勾结日本怀良亲王企图谋反的案件，明太祖对日本产生恶感，在《倭扇行》一诗中写道:“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肆意跳梁干天宪”[24]，下令与日本断绝来往，实行禁海与剿倭政策。
明成祖朱棣曾因日本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遣使上表纳贡并取缔倭寇有功，于永乐四年（1406年）颁赐诏书、金印、冠服，称其为“日本国王”，并封其国山肥后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还亲自题诗予以表扬：“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语言文字皆顺从”，并赐御制碑文，称“尔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餐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25]，完全是把日本纳入华夷体系，以天朝君主的口气表扬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明世宗朱厚熜也曾写过送日本使策彦的诗。策彦周良是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禅僧，曾奉将军足利义晴之命出使明朝，完成通商使命。明世宗曾亲自设御宴招待策彦，并即席赋诗相赠：“东夷有礼信真缁，远越潮溟明国彝。人贡从今应待汝，归来勿忘朕敦仪。”还和诗赞扬他的才华：“奇哉才业与渊深，佳作一章波澜心。”[26]策彦周良两次使明，并巡礼名山古刹，结交中国高僧，回国后受天皇赐宴，慰劳优赏。
倭寇之患成为明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自元末至明末，日本的一些大名、武士、浪人勾结中国沿海的海盗、走私商人，武装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达三百年之久，尤以明代嘉靖以后最为严重。倭寇的烧杀淫掠，对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因此激起中国官民对倭寇的敌视、愤慨和厌恶情绪。
明代许多诗文、笔记、通俗小说中控诉、揭露了倭寇的残忍暴行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如畲翔的诗描写在倭寇洗劫下生灵涂炭、妻离子散的惨象：“城池初构难，衣冠尽涂炭”，“形骸半摧折，豺虎复纵横”，“万死始归来，妻子一悲哀”，“倭兵猛于虎，士女驱群羊”。[27]
明代诗文和通俗小说中塑造了日本倭寇凶悍、狡诈、残暴的形象。如王世贞写道：“倭寇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28]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有一篇通俗小说《杨八老越国奇逢》写道：“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29]
明代文学作品中虽有许多揭露控诉倭寇暴行的诗文，也有不少歌颂赞扬日本入明僧人和中日友谊的诗文，日本著名画僧雪舟入明两年，与许多中国文人画家交往。徐琏的诗《送别雪舟》赞扬他多才多艺：“家住蓬莱弱水湾，丰姿潇洒出尘寰。久闻辞赋超方外，剩有丹青落世间。”[30]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枫冈也赞扬日本入明僧即休，“美哉休师之有道也”。描写他“继拜天子，不忘恩也；再谒士夫，知所尚也。宜其业之精而艺之博矣”。并赠其诗曰：“即休老人赋性奇，不嗜名利惟书诗……两贡天朝得真传，成仙作佛复奚疑。”[31]明代的中国士大夫往往是以自己的文化道德标准和面貌来复制和塑造与其友好交往的日本人形象。
明代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写到传入中国的日本产品、工艺，写得最多的是日本折扇、日本刀和日本砚。日本折扇已成为日本朝贡市舶的重要出口品，在明代中国社会非常流行，几乎成为宫廷贵族、士大夫，直至民间文人、妇女的必备品。明代文人题咏日本扇的诗歌数量很多，如有的写皇帝将日本进贡的折扇分赐宗亲、朝臣。张羽《题倭扇》云：“小国贡来东海外，尚方分给午门前。终身永保君王赐，总遇秋风莫弃捐。”[32]也有人作诗揭露某些日本商人廉价收购杭州等地的仿制品，冒充原产倭扇高价卖出。有的日本商人甚至以倭扇换购中国的青铜器古玩，牟取暴利。如王绂的《倭扇谣》中写道：“倭收杭扇堪称怪，转眼街道高价卖……倭言我扇不欲利，只欲人间古铜器……吁嗟古器日应少，倭贡年年扇来好。”[33]
日本朝贡贸易带来的日本刀、剑，主要由政府收购，少数也流传到民间。明代也有不少描写倭刀、倭剑的诗歌。如唐顺之的《日本刀歌》，在赞赏日本刀精美锋利的同时也联想到倭寇之患，希望用日本宝刀去御敌。“谁能将此奠龙沙，边氓万户祈安枕。”[34]日本贡品中的日本砚也受到明代文人的喜爱，砚上还题刻铭文。如宋濂的《日本砚铭》曰：“夷而华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35]，把日本贡砚与传统华夷观念、王化思想相联系。杨士奇的《日本砚铭》赞赏日本砚品质优良：“员而泽，静而贞，效土贡，来东溟。”[36]有的明代文人还从日本的贡品推测日本是盛产珠宝的富有之国。如董纪的诗中写道：“对岸风帆日本船，龙女献珠来供佛。”[37]有的则从日本扇的画面推测日本十分富庶，“信知岛屿多殷富，故拟丹青入画图。海底珊瑚光耀出，松根琥珀等闲无”。[38]把日本想象成盛产珍珠宝玉的富裕国家，其实并不太符合日本的真实情况。
（五）清代诗文和戏剧
清代中叶以前因中日直接交往较少，除了赴长崎贸易的商人和侨居日本的明末遗民外很少有人到过日本，因此有关日本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想象、猎奇或夸张的成分。
影响较大的有沙起云的《日本杂咏》。其序言云：“日本为海外诸国之胜，舟楫辐辏，其中山水奇绝，景观佳妙。”沙起云作为对日贸易商人去过长崎，咏诗16首主要描写长崎民俗民风，如：“年年迎送大明神，设想争奇故事新。打跌惯称天下一，采茶歌唱学唐人。”[39]尤侗的《外国竹枝词》中有两首写到日本，如“日出天皇号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空传历代吾妻镜，大阁终归木下人”。[40]诗注上称：“木下人为平秀吉，万历中篡夺倭国，自号大阁王。”
有些诗反映了清初文人的日本认识。如邱璋《送舅氏海士先生之日本长崎岛》称：“倭奴古国邻东辽，五畿七道连城壕。土物富厚民风饶……输诚中国尊唐尧，称臣北面瞻魁杓。”[41]袁枚的《赠沈南萍画师》一诗写道：“东夷之国日本强，晋唐书画多收藏。倭人字乞萧夫子，行贾诗歌白侍郎。将军重币聘高贤……画到中华以外天……七十二岛依然在，只隔人间海一重。”[42]
值得一提的还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康熙年间任江宁织造，并办理对日铜斤贸易。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署名柳山居士写了一部杂剧《太平乐事》。其中有一出《日本灯词》，参考《日本图纂》等书的资料，描写日本男女的穿衣打扮、歌舞、语言，为康熙帝歌功颂德。剧中假借日本国王之口说：“俺国都称筑紫，形类琵琶，读洙泗诗书，崇乾竺之法教，向自前明负国，颇肆猖狂。今者中华圣人御极，海不扬波，通商薄赋，黎庶沾恩。俺们外国，无以答报，惟有礼佛拜天，顶祝无疆圣寿。”[43]《日本灯词》中的许多语言，曹寅是用日语的汉字读音，即所谓“寄语”写成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举。
四 明清私人著作中的日本认识
明代以前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基本上由官修正史“日本传”所垄断、主导，一般知识分子与平民很少有接触日本资料的条件，也没有深入认识和研究日本的要求。因此在明代以前很少有专门叙述或研究日本的私人著作，只是在一些笔记、游记、杂记中有某些零星记述。
到明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由于倭患日益严重，明代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特别是生活在江浙沿海地区的士大夫及抗倭第一线的地方军政官员迫切需要了解倭情，他们主动编写有关日本的著述。除了摘抄旧史记载外，他们还有往来于中日两国间的商人、使者及倭寇俘虏的信息渠道，甚至还有亲临日本实地考察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使明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明代著述
（1）《日本考略》
明代嘉靖年间浙江定海文人薛俊的《日本考略》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研究日本的专著。其书名直接冠以“日本”，内容分为沿革、疆域、山川、土产、制度、风俗、朝贡、寇边、寄语等17类（称十七略）。尽管文字比较简略，而且大多摘自历朝正史，还有不少错误，比如把前史中所记一千多年前的日本情况当作现实国情，但该书毕竟是开了明代日本研究之先河。书中的“朝贡略”从汉代一直写到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寇边略”记述了明初到嘉靖年间倭寇的多次寇边事件。尤其是“寄语略”，为明代日本研究著作中的首创，即用汉字记录日语词汇的发音，共收录15类350多个词。这些大概是向直接接触过日本人的中国商人、船主、水手等做调查后记录下来的，有人称它为中国最早的“日汉辞典”。由于《日本考略》是为防倭、抗倭而编，作者薛俊根据自己的见闻对倭寇有如下认识：“夷性多狡诈，狠贪，往往窥伺，得间则肆为寇掠。”“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倭尤反复无常，或服或叛，诡谲莫测。”[44]
（2）《日本风土记》与《日本考》
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与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经学者考证是一书两刻。[45]侯继高是浙江总兵，乃抗倭前线指挥官。李言恭为总督京营临淮侯，郝杰则是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都是高级将领，该书亦为防倭所编。全书共5卷，包括倭国事略、沿革、疆域、风俗、物产、歌谣、语言、诗文等上百个类目，其中寄语分56类，收词1186个。值得注意的是，其介绍了作为日本假名表的“伊吕波歌”（书中写为“以路法”），还收录了日本和歌39首，开创了和歌汉译先河。此外，还附有日本地图。作者在《倭国事略》中对日本的认识是：“日本之民，有贫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登贡舶而来，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与恶者也。”他还认为，“欲望彼国之约束诸夷，断断乎不能也”。
（3）《筹海图编》
影响较大的是昆山人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这是一部以防倭、抗倭为目的编写的海防全书。郑若曾曾担任负责江浙海防的总督胡宗宪的幕僚，《筹海图编》是郑在胡的支持下，由自己所著《日本图纂》和《万里海防图论》增补改订而成。全书13卷，图文并茂。其中卷2集中研究了中日关系史，有《王官使倭事略》与《倭奴朝贡事略》，记述了中日使节来往的史实，还附有赴日本“针路”即中日航线图。在《倭国事略》部分研究了倭寇的出身地区和活动规律，并附有《倭国图》和《入寇图》等地图。作者对日本的地理状况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列举了许多以前中国人没有记录过的日本地名，该书内容丰富，价值较高。
（4）《日本一鉴》
代表了明代日本研究最高水平的是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作者郑舜功曾于1556年由总督杨宣派赴日本“探访夷情”，在日本滞留半年，对日本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收集资料，“谙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因此该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可信度高，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新进展。如“寄语”栏收集日语词3401个，为明代研究日本诸书之最。该书还利用了日本的文书典籍，对日本的官制、人物、器用、风土等都有以往从未有过的详细介绍，如“职员”栏介绍日本职官名称300多个，“草木”栏记载日本植物品种达360多种。
以上四部书可视为明代中国人对日本研究私人著述中的代表作，其他涉及日本的私人著述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王士骐的《皇明驭倭录》、采九德的《倭变事略》、郑茂的《靖海纪略》、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黄俣卿的《倭患源考》、张焕的《平倭四疏》、焦竑的《国朝献征录》等十几种，不再一一介绍。
明代关于日本的私人著述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从记载形式上突破了“日本传”作为官修正史“四夷传”或“外国传”中的一节这种模式，而扩大到拥有数卷甚至十几卷的单行本形式的专著，如《日本一鉴》达16卷。编写形式也突破正史“日本传”不分类目的通篇直叙，而是按类分述，详分细目，如《日本风土记》分为114目。
其次，在记载内容上更加广泛深入。除了继承和补充前人研究的成果，分类加以详细介绍日本的地理、历史、自然、制度、物产、风土习俗之外，还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如研究中日间航路，用汉字注日语词汇读音的寄语，介绍日本的歌谣、棋艺，以及绘制日本地图、城市图、中日间航线图等，这些都大大扩展和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影响到明朝政府的对日政策和策略。尽管这些著述还存在许多缺陷和错误，但毕竟反映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代的水平。
（二）清代前期著述
（1）《天下郡国利病书》
清代初年，中国文人学者对明末倭寇骚扰仍记忆犹新，谈到海防时常常警告提防日本的侵犯。如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海外诸蕃》中指出：“海夷虽多，其国大为吾患者，莫如日本。日本诸州均以百数，其近于西南者萨摩为最，屡次入寇，多此州及肥后、长门二州之人”，强调明末倭患严重，“东南沸腾，生民之涂炭极矣”。他还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国虽有王，专政者为将军”。同时他对日本社会风气与治安也予以肯定，“货至彼，则报岛上市官，判价无欺客，买彼货亦不二价……其风俗淳朴，道不拾遗”。[46]
（2）《海国闻见录》
陈伦炯对日本的认识则主要来自实地考察。他曾任台湾总兵，1710年游历南洋与日本，著《海国闻见录》。该书的《东洋记》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定的介绍和赞扬。如说日本国王“受封汉朝，王服中国”，“习中华文字，读以倭音”，“予夺之权军国政事柄于上将军”，“禄厚足以养廉，故少犯法”。“倘尚净洁，街衢时为拭涤。”“通文艺者为高士，优以礼，免于徭。”“至于男女眉目肌理，不敢比胜中华，亦非诸番所能比拟，实东方精华之气所萃。”[47]他的这些认识和赞语，亦常为后人所引用。
（3）《袖海编》
清代中日两国分别闭关、锁国，未建邦交，赴日中国人主要是到长崎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住在长崎为中国商人专修的唐馆里。中国商人写的日本见闻录最著名的是汪鹏的《袖海篇》。汪鹏是浙江钱塘人，商人兼画家，乾隆年间赴日贸易，曾寓居长崎唐馆，“云烟满目而跬步不能出”，凭个人所见所闻，记录了自己的日本认识。他对日本印象甚好，颇有溢美之词。他在文中写道：“日本为海东富强之国。”“长崎一名琼浦，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男女，无废时旷职，其教颇有方”，“向使明周官之礼，习孔氏之书”，“赋性和缓，虽甚怒，无疾言遽色”。他还说：“长崎孤岛海隅，素称穷岛，然贫穷者较少。每家资十万夜悬一灯于门，倍者灯亦倍之，以示无敢私有之志。”“唐山（中国）书籍历年带来甚伙，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国无制举（科举），故不尚文墨，间有一二束修自爱者，并颇能读圣贤书，博通经史，学中华所为。”贸易时日本商人看板投标，中国商人则“择善价而售之”，“不劳较论亦交易之良法也”。[48]总之，他认为日本政治上奉行儒家孔孟之道，经济上甚为富足，文化上崇尚中华文化，贸易上比较公道。
（4）《漂流记》
清代还有一些中国商人、船夫、渔民乘船在海上遇险，漂流到日本，后又被遣送回国，称作漂流民。这些人一般是社会下层，文化水平较低，其中也有人把其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及与日本人的交往笔谈记录下来，反映了中国民间百姓对日本的认识和印象。
道光六年（日本文政九年，1826年），中国商船“得泰”从乍浦出航遇风漂到日本远州上陆，次年由长崎归国。船长和船员与日方人员有不少笔谈问答，很有意思。日方人士表示对中国文章书法佩服之至。中方人士则说：“贵邦山川秀丽，人物富庶，如君才甚，徜徉其间，并可倍壮志气。若我邦人羡慕贵土，并如君之欲至我邦也。”双方互表谦慕。中方还说：“日本人少，故衣食多足，我邦人众，故贫乏人多。”日方答：“我邦富则富矣，人不必少矣。”并问：“吾闻贵朝称为繁富，而今叹贫乏，何也？”中方答：“盖古礼勤俭之风渐糜，人流奢侈，是其所以老食之不足。”日方说：“我邦以质实立国，故不用侈，而不得不俭矣。贵邦以文华立国，故不用奢而不得不奢矣！”中方又说：“山水之胜莫过于日本矣，现在如本处琼山明媚秀丽，在我唐山所罕见。”“可恨贵邦之禁森严，不能一游其地也。”中国漂流民还想观看日本地图，问“带有日本地图乎？乞一观”。日方回答：“吾邦禁图，不许外人看。”中方听传闻“日本上命各岛人，如家有兄弟四五人者，许一人娶妇，其余不许娶妻？有之乎？望示”。日方则辟谣：“此传之妄也。”[49]
（5）《吾妻镜补》
清代中叶以前中国人研究日本私人著述的代表作是翁广平的《吾妻镜补》。翁广平为江苏吴江县“穷乡朴学之士”，博学多才，有感于日本史籍《吾妻镜》不够完备，认为“海东诸国，日本为大”，决心编一部日本通志以“备海东一方之掌故也”。[50]他花了7年时间，收集引用中日两国书籍190多种，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成《吾妻镜补》一书。该书别名《日本国志》，比黄遵宪的同名名著早了70多年。可惜该书未能刊印，只有28卷与30卷两种抄本存世。其书内容丰富庞杂，其中世系10卷写了日本天皇世系和中日关系的编年史。另有《地理志》2卷，《风土志》2卷，《食货志》1卷，《通商条规》1卷，《职官志》1卷，《艺文志》7卷等，涉及日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物产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艺文志》收录了日本人的诗文146篇，另列中国人关于日本著述目录100多种，可谓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一部集大成代表作。可惜翁氏未出国门没机会到日本实地考察，该书内容基本上是对前人记载的排比摘录，对前人书上的错误也只能以讹传讹，而且没有自己的评价论述，在认识深度上较之前人进展不大。加上该书没有刊印，影响不大，几乎被历史埋没。
总之，入清以后，由于倭寇已平，加上清政府实行海禁、闭关政策，中日交往减少，中国士大夫对日本的兴趣逐渐淡漠，关注较少，因此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几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以致直到鸦片战争后，徐继畬、魏源的世界地理名著《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在谈及日本地理时，竟然都会犯日本是由长崎、萨摩、对马三岛组成这样的错误。
五 古代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以上对古代中国人之日本认识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分析，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
（一）促进因素
（1）建立友好邦交的国家关系是促进中日相互认识的重要条件和环境
东汉以来两国开始有使节来往，特别是南北朝时中日朝贡册封往来增多，促使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开拓和进步，出现了《三国志·倭人传》和《宋书·倭国传》那样的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奠基之作。而隋唐两代，由于日本政府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等大型使团，两国建立起友好、睦邻邦交关系，各方面交流来往频繁，大大推动了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不仅《隋书》、新旧《唐书》等官修史书体现了对日本认识的深化，两国文人、僧人的诗文也表现了中日之间的友好感情。
（2）文化和人员交流是加深中日相互认识和友好感情的最重要途径
古代中日两国之间两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文化交流，内容丰富、领域广泛、影响深远。中日两国同处汉文化圈，在汉文学、儒学、佛学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信仰与共同语言。特别是汉字、汉文、汉诗、书画等媒介，为两国相互认识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古代日本官员、文人、武士僧侣大多认识汉字，会看汉文，会作汉诗，通过人员、书籍、文学、艺术等交流加深相互认识。人员交往时即使语言不通，尚可用汉字笔谈。因此，隋唐时期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宋元明清时代中日文化交流也始终不断。
（3）经济贸易关系和物品交流也是相互认识的重要渠道和动力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以及宋、元、明、清时代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勘合贸易、信牌贸易等，都是中日相互认识的重要渠道，也是加深相互认识的重要推动力量。两国的物品交易也会起到加强认识的作用，如宋、元、明时期日本输入中国的日本刀、日本扇、日本砚等精美物品。清代中国赴长崎贸易船带到日本的大量中国书籍等，更是大大推动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
（4）两国人员的交往、友谊，尤其是日本使节、文人、僧侣的个人品行、才华，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塑造了日本在中国人认识中的良好形象
对异国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接触该国具体人物产生的，因此来华日本人的个人品质、言行、才能，对古代中国人对日认识影响很大。唐代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中有许多杰出人才，他们还与中国诗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以其个人魅力塑造了中国诗歌作品中日本的美好、正面形象。如唐代来华的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空海等人，入宋日僧裔然、荣西等人，入明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画家雪舟等人。明代虽有倭寇之患，但许多入明僧仍受到中国文人的器重和赞扬。
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即使中日两国之间有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客观上也会促使中国人更加关注对方，加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如明代一批研究日本的私家著作就是在倭寇骚扰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阻碍因素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
（1）两国之间断绝邦交和往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会严重妨碍互相认识
如清代本应是中日加深相互认识的重要阶段，但由于两国统治者为防范本国人民与外来势力接触，以及为了垄断对外贸易等，清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分别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断绝了官方关系，并且不准两国人民自由出海贸易、交往。清代仅有的长崎中日贸易也受到许多限制，这就严重地阻碍了两国的相互认识。
（2）两国间的对立、冲突，特别是发动侵略战争，危害邻国领土和安全，会严重影响两国相互认识，使对方产生恶感和负面印象
如元代统治者发动征日战争，引起日本人的反感，将其视为元寇。而日本倭寇骚扰中国沿海，成为明代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正面印象。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抢掠，使明代中国人产生了日本人残暴、贪婪、狡诈等负面认识，而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更是加深了这种负面印象。
（3）两国人士在著述中，互相攻讦、轻蔑甚至矮化对方，也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影响客观、友好的相互认识
中国文人由于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华夷意识的影响，长期把日本视为东夷小国，加以轻视，并不屑对日本做深入了解研究。而日本文人也有自己的华夷观念和民族主义心理，有时也对中国作出对立和丑化的反应，如把清朝统治者称为“鞑靼”。清代外交家黄遵宪曾在《日本国志》中批判这一现象，说道：“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于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如乡邻交骂，于事何益？”[51]
（4）个人的恶劣品质、行为，骄傲自大、奸诈无诚信等表现，也会严重影响两国的相互认识
如一些来华日本奸商、海盗、浪人的不良行为，尤其是倭寇的残暴贪婪，造成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负面认识，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形象。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吸取历史上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两国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构筑更加健康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
[1] 原载于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 《山海经》的《海内北经》中写道：“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倭”的文字记载，并指出其方位在中国大陆的东方。以后“倭”逐渐成为中国人对古代日本的特定称谓。据学者考证，“倭”与“委”意略同。本意是柔顺，又从人部，最初并无贬义。参见沈仁安《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8页。
[3] 参见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版，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等书。
[4] 参见郑梁生《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
[5] 杨知秋编：《历代中日友谊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5—7页。
[6] （唐）李隆基：《送日本使》，杨知秋编《历代中日友谊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部分，第1页。
[7] （唐）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全唐诗》卷1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 （唐）李白：《哭晁卿衡》，《全唐诗》卷184。
[9] （唐）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全唐诗》卷205。
[10] （唐）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全唐诗》卷359。
[11] （唐）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历代中日友谊诗选》，第38页。
[12] （唐）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泊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赠送》，《全唐诗》卷629。
[13] （唐）韦庄：《送日本僧人敬龙归》，《全唐诗》卷695。
[14] （宋）欧阳修：《日本刀歌》，《欧阳修集》卷54。该诗历来均以为是北宋欧阳修所作，并收入《欧阳修集》。但有人认为是北宋司马光所作，并收入《司马公集》卷2。还有人认为是曾任北宋明州知府的钱公辅（字君倚）所写。他作为北宋对外贸易港口的地方官，可能从赴日商人处买到日本刀并作此诗。诗人梅尧臣曾有唱和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的诗。
[15] （宋）苏辙：《杨主簿日本扇》，《栾城集》卷13。
[16] （元）白朴：《栏花慢·题阙分》，《天籁集》卷下。参见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 （元）吴莱：《论倭》，《渊颖集》卷2。
[18] （元）丁复：《扶桑行送铦仲刚东归》，《元诗选二集》卷16。
[19] （宋）张镃：《老笔赠铦上人二首》，《南湖集》卷4。
[20] （元）郑东：《送日本僧之京》，《元诗选三集》卷11。
[21] （元）贡性之：《倭扇》，《南湖集》卷下。
[22] （明）朱元璋：《和宗泐韵》，[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初篇卷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23] （明）朱元璋：《和绝海韵》，[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初篇卷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24] （明）朱元璋：《倭扇行》，《明太祖文集》卷19。
[25] （明）朱棣：《寿安镇国山碑》，《邻交征书》初篇卷1。
[26] （明）朱厚熜：《送日本使策彦》，《邻交征书》二篇卷2。
[27] （明）畲翔：《读姚新宁苦竹记有感赋此为赠》，《薛荔园诗集》卷1。
[28] （明）王世贞：《倭志》，《弇州四部稿》卷80。
[29] （明）冯梦龙：《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卷18。
[30] （明）徐琏：《送别雪舟》，《邻交征书》初篇卷2。
[31] （明）徐枫冈：《送即休师归国》，《邻交征书》二篇卷2。
[32] （明）张羽：《题倭扇》，《清庵集》卷4。
[33] （明）王绂：《倭扇谣》，《王舍人诗集》卷2。
[34] （明）唐顺之：《日本刀歌》，《荆川集》卷3。
[35] （明）宋濂：《日本砚铭》，《文宪集》卷15。
[36] （明）杨士奇：《日本砚铭》，《东里续集》卷15。
[37] （明）董纪：《海屋为彝古鼎》，《西郊笑端集》卷1。
[38] （明）汪广洋：《题日本画扇应制》，《风池吟稿》卷7。
[39] （清）沙起云：《日本杂咏》，《昭代丛书》。
[40] （清）尤侗：《外国竹枝词》，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1] （清）邱璋：《送舅氏海士先生之日本长崎岛》，《邻交征书》三篇卷2。
[42] （清）袁枚：《赠沈南萍画师》，《小苍山房集》卷13。
[43] （清）柳山居士（曹寅）《太平乐事》日本灯词。参见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52页。
[44] （明）薛俊：《日本考略》。
[45] 汪向荣：《关于日本考》，《日本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海外诸蕃》。
[47]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东洋记》。
[48] （清）汪鹏：《袖海篇》，《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49] 『得秦船笔語』『文政九年遠州漂着得秦船史料』、日本関西大学束西学術研究所、1986。
[50] （清）翁广平：《吾妻镜补》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吾妻镜补》抄本。
[51]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