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造纸术与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对社会生活具有深远影响，推动了文明进程。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即云，“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了”[1]。

中国是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国度，出版事业源远流长（谨按，本书所言“出版”，特指雕版、活字印刷。由于书籍传抄、石刻拓印亦能形成复本，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些手段视为“出版”，但它们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2]）。当约翰内斯·谷登堡以铅活字排印《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时，中国已使用雕版印刷术近七个世纪，活字印刷术也已发明四百年。从唐咸通九年（868）雕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七帝22年持续刻印的《九经》；从宋咸淳年间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到金皇统九年（1149）崔法珍募资刊刻的赵城藏；从元大德年间宁国、太平、信州等九路联合刻印的《十七史》，到明末毛晋编刻的《津逮秘书》，再到清雍正六年（1728）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出版对中国古代的信息传递、知识传播、思想解放等，皆产生了重要影响。[3]

出版对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领域之一，就是文学。大量文学作品通过出版，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传播，为更多读者所阅读。其实，出版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与传播媒介，更深刻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具体面貌，参与塑造文学史的进程。

出版会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面貌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在作品创作阶段，一方面，出版使作者与读者的阅读量显著提高，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出版使作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流传更久远、传播更广泛、为更多读者所阅读。这两方面因素深刻影响了“刻本时代”作者的创作姿态与写作方式，使其作品自创作之时，即呈现出与“抄本时代”文学不同的面貌。其次，在作品纳入出版者计划、即将付梓的阶段，包括中央地方机构、书坊、家庭等主体在内的出版者，又会出于各自目的，干预文学作品的面貌。最后，当作品进入出版阶段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出版水平与风格，亦会对作品面貌产生影响。

出版不仅在微观上影响了“刻本时代”作品的具体面貌，还在宏观层面参与塑造了文学史的进程。大量濒临失传的前代作品通过出版重新被后代读者发现，一段段作家作品的接受史从而续写，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亦因此而改变。对同一体裁作品的整理、编集、出版，则扩展了这一文体的传播范围，对文体发展与演进具有推动作用。特定时代、特定作家、特定体裁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又扩大了相关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对文坛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形成。

出版从多个层面予以文学深刻的影响，文学亦对出版业发展产生作用。整体言之，文学流派的兴盛、文学思潮的风行，以及特定题材的风靡、文体的流行，皆会促进相关作品编刊，形成书籍出版热点。具体而言，出版者亦会基于文坛风潮、根据读者阅读需求，对其书籍出版工艺加以调整。

出版与文学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就是本书的研究主题。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下面，笔者首先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一梳理，再在此基础上，考察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局，最后分析这一格局的形成原因，并由此引出本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