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代辞赋

汉赋体类多样，创作蔚为大观，故班固《汉志》专门设诗赋略，次赋为四家，即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但所依何据并未说明，遂引起后人的不同解说，然都不能圆通。有学者认为《汉志》是从传播方式角度把“诗赋”从其他文类中分离出来，然后又根据“歌”和“诵”的不同，把“诗”和“赋”分开，最后又据赋所含“讽喻”之旨的多少对其进行评判，结果分为四类：“屈原赋”是刘向编辑的《楚辞》的雏形，这类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讽谏之旨最浓。“陆贾赋”劝百讽一，竟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讽谏之旨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但与屈原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为一类。最后是“杂赋”，此类赋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讽谏之义微乎其微。[1]结合《汉书》的官方话语立场以及班固本人的宗经观念，特别是汉家依诗论赋的习惯，此说或有道理。汉代对分类溯源都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对赋体本身的认识和归类大都不是从文体本身出发的。

如果从文体实际发展状况看，汉赋可分为五类。前四类几乎都是在西汉发展成熟的。一是散体大赋，也被称作苑猎京都大赋，是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手中定型、成熟，成为“一代之文学”。与之功能相近但篇幅短小的还有一种咏物小赋，这是第二类，这两种赋体都以“体物”为核心功能。三是模仿“楚辞”而以赋名篇的骚体赋，主要用以抒发悲怨之情，如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等。四是俗赋，有的是以唱诵的方式讲故事，有的是诙谐调笑的诘对，还有些传诵专业知识，属于赋体形式的实用文。以上几种汉赋体式在汉代并不是按照由此及彼的顺序来发展，而是几乎同时发生、演进与变化的。由于不同体式具有不同来源，因而在创作意图、文体风格和功能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至东汉，又出现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其内容清新，为汉赋发展的新体。

以上所述各类赋体，虽有体物抒情的不同功能，但都以铺陈的方式行文，这或许可看作其核心的写作手法，能用两句话说完的，偏偏要多说几句，甚至是长篇大论，体物也好，言情也好，都是如此。故刘勰论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有道理的。此外，汉代“赋颂”常连称，此“颂”非颂扬，而是通“诵”[2],“不歌而诵为之赋”，这也是赋体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