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权范畴的厘定

“人权”一词，笔画甚简，意义至深，其从远古走来，公元前400年，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已使用过这一词汇，彼时人权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内涵迥异，“它被看成是在自然正义下公平、公正或法一词的同义语”。[4]自文艺复兴先驱——意大利诗人但丁宣称“帝国的基石则是人权”[5]以来，如今人权这个词已华丽蜕变为一个基本的法哲学范畴。伊曼努尔·康德把范畴视为先天的理性，并将范畴定义为“纯粹知性真正的基本概念”，范畴是表征事物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在法哲学中，“人权”“法治”等都是确定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美国的克兰斯顿认为：“人权可定义为普遍的道德权利。”[6]马克思指出，人权是“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7]人权范畴的核心词是“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现代人权范畴的基本内涵被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人权”一词汉语词源，据徐显明教授考证，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前期学者津田真道在《泰西国法论》一书中第一个将“人”与“权”两字合成汉语“人权”一词，是“汉学反输”的产物。[8]但这一观点更准确来说应该是指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汉语“人权”词源。因为“人权”两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出现，最早见于《盐铁论》卷一“复古第六”篇中“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9]。但这里的人权两字连用，以往的观点认为，指的并不是人的权利。王利器所作的校注认为，其中的“权”作动词用，意思为权衡。原文文本如下：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显然，王利器的观点甚为主观，其根据并不充分，因此，联系上下文和论争背景，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盐铁论》是由西汉的桓宽依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一部重要史书，主要记载了关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一场大论战，即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论争的核心是以桑弘羊为代表倡导的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的争论，郭沫若称赞此书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论争的焦点就是“权利”，包括百姓的“小利”和国家的“大利”，百姓的利益和“权利”与国家的利益和“权利”有矛盾和冲突，具体来说，涉及盐铁交易等民事“权利”。“县”通“悬”，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因此，“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解读为“百姓的权利拖太久得不到解决，人民寄予皇上良善的期望”更符合文本原意。因而，此处的“人权”两字，可被认为是汉语“人权”一词的最早出处和用法。

事实上，人权一词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从语义学来分析，这两个汉字各自都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各自都有独立的意义和用法。人作为权利的主体。《说文解字》将人定义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即人是天地间品性最高贵的生物。在古汉语中，人有五层含义：第一，作名词，人类。比如“夫天者，人之始也”[10]。第二，作名词，人民，众人。比如“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11]人人，每人。比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12]。第三，作名词，别人，他们。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13]第四，作名词，人才，杰出的人物。比如“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14]。第五，作名词，人品，人的品德操行。比如“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15]。现代汉语将人解释为：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会制造与使用工具参与劳动、并会使用语言展开交流的动物。作为万物之灵，人是人权的主体和依归，离开人论人权则毫无意义。马克思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他指出，人作为社会联系的主体，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存在。[16]

古人云：“圣人权福则取重，权祸则取轻。”[17]“权”在这里作动词之用，意为权衡。在古汉语中，“权”的意义较多，如权势、权力等，但其中并没有“权利”的内涵，“权”主要有六层含义：第一，作名词，秤；秤锤。“谨权量，审法度。”[18]第二，作动词，称量；衡量。“权，然后知重。”[19]第三，作名词，权势；权力。“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20]有权势的。“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21]第四，作动词，代理；兼任。“时韩愈吏部权京兆。”[22]第五，作名词，权变；灵活性。“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23]第六，作副词，姑且；暂且。“权在营前开了个茶酒店。”[24]权的上述词义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国家本位思想的主导地位，重视国家权力，忽视个人权利。

《康熙字典》对“权”的现代含义列举有23种之多，“权利”的含义当然包含在其中：（1）秤。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2）指秤锤。（3）称量。（4）衡量，比较。（5）平均，平衡。（6）权柄，权力。（7）权利。（8）威势。（9）重，重于。（10）秉，持。（11）谋略，计谋。（12）权宜，变通。古代常与“经”对言。（13）唐以来称试官或暂时代理官职为“權”。（14）充当，当作。（15）副词。姑且，暂且。（16）黄色。（17）木名。（18）北斗七星之一。也叫天权。北斗第四星。（19）古星群名。即轩辕。主要分布在狮子座。[25]（20）古国名。春秋时灭于楚。故都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21）佛教语。方便。与“实”相对。适于一时之法曰权，究竟不变之法曰实。（22）通“顴”。面颊。（23）姓。唐有“权德舆”。“权”字如此之多的意义是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权利已经成为权的核心内涵，映射的是人权在现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心地位。

“权利”中的“利”，一般含义是指利益。《说文解字》对这个字有解析：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即，利，铦，金属农具。字形采用“刀”作边旁。谐和而后各有所利，所以采用省略了“口”的“和”。《易经》上说：“利者，义之和也。”

在古汉语中，“利”字主要有八层含义：第一，作形容词，锋利；锐利。与“钝”相对。“金就砺则利。”[26]第二，作名词，利益；好处。与“害”相对。“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27]或者（名词意动词），以……为利。“父利其然也，日板仲永环谒于邑人。”[28]第三，作动词，有利；得利。“良药苦口利于病。”[29]第四，作形容词，顺利。“操军不利，引次江北。”[30]第五，作动词，盈利；取利。“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31]或者作名词，盈利之物。“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32]第六，作名词，有利的条件、时机、形势等。“三军以利用也。”[33]“因利乘便，宰割天下。”[34]第七，作名词，胜利。“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35]第八，作名词，物资；物产。“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36]

“权利”（right）是人权范畴的核心词，在汉语中比“人权”词语出现更早，最早出处见于《荀子》“是故权利不能倾也”[37]。此外，在《后汉书》中也出现了权利一词，“稍争权利，更相杀害”[38]。《史记》中记录：“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39]其中“权利”一词的含义是指权势和利益，作名词使用。《商君书》中也出现过权利一词：“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40]这里的权利是作动词使用，意为权衡利害。

通过数据库检索，《盐铁论》中“权利”一词出现多达11处。[41]（见表1）

表1

续表

《史记》中“权利”一词出现有7处。[42]（见表2）

表2

虽然“权利”一词在古代汉语里很早就有了，但其最基本语义是权势和利益，不是一个现代法学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古代法律词汇之中，还没有发现与英语“权利”“义务”对等的词汇。“权利”一词，根据金观涛对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与演变进行的研究，有如下发展历程。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权利”一词表达英文中的rights。[43]在近代中国，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一词，最早出自美国法学家惠顿的《万国公法》一书，这部书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成中文，其挑选了“权利”这个汉语词汇对译英文“rights”，出现于“虎哥以国使之权利”等表达中，同时说服清朝政府接受它。

right在英文语义中，自9世纪至今，其核心意义均为“直”和“尺度”，从中可引申出正当的含义。19世纪，布拉德利（Francis H.Bradley）也指出，right在英文中原意为尺度（rule）或符合尺度（如直线），由此引申出“正确的结论”等意义。“right”在西方文化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些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二是指“正确”或“正当”。据金观涛考证，1902年，严复极力主张将rights翻译为“民直”或“天直”，更能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严复的这种译法并没有被国人接受。[44]为什么中国人要用“权利”来代表rights？显然这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近代转型有关。

丁韪良作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64年（同治三年）京师同文馆刊行。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称誉，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万国公法》是当时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其作者惠顿是美国著名的律师，被派赴欧洲任外交官达20年之久。1847年他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被认为是国际法权威。该书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首次接触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万国公法》出版后第二年，日本开成书局就把它翻译过去，并在日本先后翻印了五次。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这表明，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权利”和“人权”理念的熏染实际上比日本更早。

如何界定和解释“人权”一词，是法哲学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学者们试图通过界定“人权”一词来阐发自己的人权主张，甚至作为建构其人权理论体系的基点。人权一词作为正义的诉求和表达，释放了一种传达实践理性要求的权利语言。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将人权界定为身体自由与财产权。在《论人权》中，罗隆基把人权定义为“做人的那些必需的条件”，不仅涵括“衣、食、住”的权利，还涵括保障身体安全的权利，是个人享受幸福和达成至善的必要条件。[45]约翰·汉弗莱认为，人权是保持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权利”。[46]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人权是“指没有歧视地享有所有权利的权利”[47]。

启蒙思想家将人权称为“天赋人权”，格劳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设专章阐释“人的普遍权利”，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用“自然法的主张和天赋之权”为标题论证天赋人权，认为人权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能转让的自然而然的权利。卢梭认为人权就是作为人的资格，放弃本人的自由，则等于“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48]。

李步云教授认为，人权是人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49]李步云教授强调区分“人权”与“人权概念”，认为“本质上人权是客观存在的，而人权概念是主观的”[50]。李龙教授认为，人权是人自由地主张自己“正当利益的资格”[51]。因此，我们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两个层面来厘定人权范畴。从内涵上分析，人权至少包括五个要素：（1）资格。人权是做人的资格。（2）自由。无自由即无权利。（3）利益。是人权的内容。（4）正当或正义。人权是一种正当的要求，特权因不具正当性而不是人权。（5）主张或要求。人权是一个非自足的概念，需要政府和社会其他成员配合才能实现。从外延来看，包括三个层面：广义人权，也就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无须证明的权利，即应然人权，或道德人权；中义人权，即法定人权；狭义人权，即人能够实际享有的人权，也称实然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