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造文本：“哈尼族神话”的话语实践

就像“神话”一样，“哈尼族神话”这一学术命题的产生也是现代性话语实践的结果。哈尼族神话研究迄今有至少70年的历史。在进入哀牢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之前，我不可能对前人大量的神话文本搜集、整理、翻译活动视而不见。相反，我对哈尼族神话研究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人的文本制作和文本研究引起的。因此在进入民族志的在地描绘之前，我们仍有必要在研究文献中爬疏一番。

有鉴于本书力图探索神话观念的实践以及“语境中的文本呈现”，且主要田野合作者卢朝贵先生本人就是哈尼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的核心人物，因此本章将站在相对宏观的立场上，对哈尼族神话文本制作的历程作一述评，以厘清“哈尼族神话”这个命题的建构历史，从而为探讨本土文类打下基础。

哈尼族神话研究是从口承神话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开始的，而在研究初期，这种文本化的动机主要是源于民族国家建立的需求。作为较早论述“神话”问题的中国人，蒋观云早已注意到神话在塑造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巨大作用。他说：“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1]这种观点对当时知识分子来说是“新文化”之论，也是20世纪中国神话研究最主要的思想基础。这种观念虽说不是完全舶来，但不可否认其西学之源。正如刘大先所言：“这种民族主义由德国假道日本，对一大批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重要人物的留日学生产生作用，对于传统和神话的重新发明是其中的一脉。”[2]蒋观云正是其中一员。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治话语。而神话和神话学在构建民族文化史（特别是族别文学史）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理，20世纪中叶，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促进民族国家认同、促进国家“中心—边缘”文化之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1954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开展集中摸底调查，在调查基础上陆续确认了第一批38个少数民族，且获得官方族称。哈尼族于1952年被确认为单一民族。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民族调查带来的新问题是，被识别出的少数民族何以在文化政治的层面得以确证？而民族史、民族文学正是完成这一“确证”的两条基本路径。这一点在周恩来1958年对云南大学的视察便可见一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云南大学提出要求，指示要办好民族文学和民族史两个专业。云南大学中文系遂于1959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

对缺乏书写传统的少数民族而言，其口头传统就是其民族史、民族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口头传统恰恰是民间文学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和现代学术话语的框架下，重构哈尼族民族文化体系就主要倚重民间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