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现状

学界自清代开始就对明史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官方的研究成果以《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主。通过这两部大部头的著作，清廷掌握了评品人物、考订史实、裁定史书价值的话语权，基本统一了学界对明代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统治需要，清代的私家明史研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清初是研究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批遗民史家亲身历经由明入清、被“异族”统治之痛，不仅有诸如《石匮书》《国榷》等重视实证的明史著作，尤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明史考证类著作，如潘柽章的《国史考异》，这些成果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清统治的稳固以及文网控制的森严，私人明史研究渐渐衰落，直到清末统治危机加深才又慢慢复苏，主要集中在对清前期成果的一些考订完善上。

清代学者对明代史学持抨击、批评态度的占多数。不仅认为“明人学无根柢”[40]没有学识，对明代史书的整体评价也是“浅陋芜杂者，固不足道；即号称淹雅，俨有体裁者，徐而按之，亦多疏漏舛错，不得事情”[41]。有关清人明史的研究，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专题论文，或者在专著中有所涉猎，姜胜利的《清人明史学探研》[42]一书为个中翘楚。他对清人明史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分析，有助于读者较快速地了解清代明史研究的全貌。

近代以来对明代史学的研究则客观、全面、深入得多。不仅有不少论文或者专著问世，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方法、目的等也呈现出多样性。涉及本书所要探讨的晚明史家的明史考据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对明代史学的整体研究

将明代史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还是很多的，研究中涉及明代史学考证的也不在少数。主要的史著有如下几种。

钱茂伟先生于明史研究颇下功夫，硕果累累。《明代史学的历程》[43]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来，在将明代史学分为前中后——理学化的史学、转型期、多元化的史学三阶段基础上，再于各个时期详加探讨。全书有叙有论，是研究明代史学必读书目之一。《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44]一书则一改传统按时代走的分期方式，以史学自身发展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为标准，将整个传统史学划分为叙事史学、义理史学和考据史学三大范型进行讨论。他认为明代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是从义理史学到叙述史学的转型，将明代史学拆为三个部分分别放入对应的三个阶段，分别举例加以论述。向燕南先生《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45]将史学思想的变化发展放入社会大背景、学术大环境中加以讨论，重点阐述了明代后期的启蒙思潮、经世思潮、黜虚征实思潮等内容，用实例展现了明史学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全面掌握明代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杨艳秋的《明代史学探研》[46]则从官、私两个方面考察了明代史学的整体状况，具体分析了明代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当朝史的编纂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选取了某些比较重要的史著，如《千顷堂书目》《史概》等，结合具体章节内容加以详细论述，有理有据。由于此类著作的重点皆在全面分析、整体把握，受内容、体例限制，在具体问题或细节方面不便展开有所欠缺，如果深入挖掘研究，还是具有较大论述探讨空间的。

此外，在诸多的史学史著作中也有不少对明代史学的研究分析，仅举二例加以说明。《明清史学史》[47]和《中国史学史》第五卷《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48]，二书主题相同，在大框架上主要也是分明代史学为官、私两方面进行阐述。区别在于前者多选取代表史家及其作品详加解读，如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后者以总结概括、分析特点为主，如史论特点、史学价值等。这种史学史专著的研究路数是将明代史学作为一种学术，以时间为轴线考察其史学特点、发展轨迹及其同社会的关系等。然而，这种研究路数难免顾此失彼，在专题研究上则稍显不足。

除了上述专著，还有不少重要的学术论文值得关注。如葛兆光先生《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49]、姜胜利先生《明人整理当朝史史料述论》[50]、廖瑞铭先生《明代史学的再评价》[51]、乔治忠先生《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52]、向燕南先生《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53]、钱茂伟先生《〈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54]等，这些论文在各自所论的议题中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对明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对明代考据学的研究

因考据在明代并未能形成学术思潮，明代进行考据研究的学者也不甚多，加之有清代考据学傲人成绩在前，明人考据得到的关注自然相对较少。中国台湾的林庆彰是比较早的对明代考据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一位学者。《明代考据学研究》[55]不仅对明代考据学的兴起原因、考据内容、学术环境等做了整体分析，还选取了明代从事考据成果较多的八位学者分别进行研究，研究重点放在诸位学者的生平、考据内容、考据得失等方面。此书优点在于能清晰地看到明代学者在各自学术研究中获得的考据成果，缺点是不利于对某一领域整体研究成果做纵向分析，尤其是在本书着重要探讨的史学领域。同时，该书受全文架构以及作者观点所限，无法对明代整个史学领域的考据成果做比较完整细致深入的研究，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除此之外，在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对明代考据学也有所涉猎，仅举几例加以说明。如：《明代文化研究》[56]有章节专门讨论了明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成果；《清代考据学研究》[57]开篇就探讨了明之考据萌芽的出现及对清代的影响；《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58]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明末理学的解体同考据兴起的联系。

研究明代考据学的文章也有不少佳作。杨绪敏《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59]《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60]《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61]对明代考据成果、考据特点、考据缺陷等做了整体分析；赵良宇《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62]《论明代中后期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局限》[63]主要探讨的是明代考据的成就、地位及其局限性；亢学军《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64]论述的是考据兴起原因及对学风产生的影响；姜广辉《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65]指出明代考据学有从求博到求真，从求古到求是的发展变化。这类学术论文主要是从大框架上把握明代整体考据成就，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具体史家或史著的涉及只是作为相关论据出现，对总结、提炼明代史学考据类型及其原因分析存在一定的欠缺。甚至受文章篇幅、研究深度等原因所限，有的论点、提法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具体内容笔者会在正文中指出。

还有一类文章是以某个史家的考证为主。这是研究明人考据最常见、也是成果最多的，尤其集中在为明代考据之代表人物的杨慎、王世贞、焦竑、钱谦益等人身上。如：高小慧《杨慎〈升庵诗话〉及其考据诗学》[66]、郭康松《论杨慎对明清考据学的贡献》[67]；徐彬《论王世贞的考辨史学》[68]、孙卫国《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69]、姜胜利《王世贞与〈史乘考误〉》[70]；亢学军《从〈焦氏笔乘〉看焦竑的文献考据学成就》[71]；杨绪敏《论钱谦益与明史的修撰与考证》[72]、段晓亮《钱谦益的明史考证及影响》[73]，等等。这种研究路数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相对透彻地了解某一位史家在史学考证上的成就与局限，同时其缺点为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些同时代的考据学者在学术上的区别与联系，不能了解整个明代史学考据成就的全貌。

三 对明代史家、史著的个案研究

以人或史著为研究主体是开展史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因以此为切入点，不仅能较好地把握文章框架，做到结构严谨、思路清晰，更能够完整地分析人物生平、整体学术活动，全面透彻地挖掘其著作的内容。这部分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此处仅各举数例加以简要说明，与本书研究内容紧密相连的已有成果，笔者会在正文叙述中详细说明。

但凡强调博学多识的学者基本涉猎极广，对他们进行研究势必会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故而此类研究多以专著为载体。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74]就是对历代思想家进行综合研究的代表。具体到明代而言，有杨慎、焦竑、万斯同等入选，著者对这些史家的生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单以明代史家的史学成就为研究主体的成果也是数不胜数，孙卫国的《王世贞史学研究》[75]即为一个典型范例。该书把王世贞的活动放入时代大背景，结合当时的学术、政治环境加以综合讨论，并就其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及考证以及具体史著做了详细解读，是全面了解王世贞其人其著作其思想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不少学者虽没有研究此类问题的专著问世，但通过一篇篇的学术论文也为学界贡献了一分力量。如展龙《论焦竑〈献征录〉的史料价值》[76]一文肯定了焦竑在该书中保存、纠谬、补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该书在内容、体例、注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杨绪敏《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77]主要从焦氏的主要著作中归纳提炼出其对史学的贡献，并对其思想及理论中的局限性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顾诚先生《王世贞的史学》[78]分析了王世贞的成长背景和政治思想，赞扬了王氏对秉笔直书的重视和身体力行。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79]一文结合实例，肯定了王世贞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对受时代局限而有的消极因素给予了批判。陈宝良《论钱谦益的史学》[80]全面评价了钱谦益的史学成就。张永贵、黎建军的《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81]着重分析的是其史学思想中援经入史和对明代学风的批判这两个特点。

在众多以史家或史著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优秀的学位论文。如《杨慎丹铅诸录研究》[82]以杨慎一系列以“丹铅”命名的笔记著作为研究对象。《〈焦氏笔乘〉研究》[83]从文献学的角度再次审视《焦氏笔乘》一书的价值。同为论述焦竑史学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焦竑史学研究》[84]侧重的是焦竑的学术渊源、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其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论焦竑的史学》[85]则是从考据学、目录学、编纂学的角度分析焦竑在史学上的成就。王燕《王世贞史学研究——兼论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86]上半部分主要研究的是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下半部分分析了明中后期私人修史产生的原因、具有的特点和造成的影响。

每个时代杰出史家、史著的出现，一方面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同这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学术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对这些杰出史家、史著进行研究，既凸显了史家、史著的独特魅力，又能展现时代、学术等大背景对史家、史著的影响。因而，进行此项研究在史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明史综合性的研究，还是史学考据的专项研究，又抑或是史家史著的个案分析，虽各有侧重也均研究透彻，兼有总述综合分析，却都没能结合社会背景、学术环境，将明代繁盛的当朝史撰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明人对当朝史的批评和考据联系起来，进而深入分析这些考据的个性及共性。正是因学界缺乏总体的深入研究，对明人考据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清晰明确认知，非常容易出现张冠李戴、赞誉太过的情况。因此，本书正是从这一研究现状出发，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对明当朝史批评与考据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并借以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加入这一领域，不断地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