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出乎国内外很多人的意料，中国与新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关系取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很顺利地完成了过渡，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双方关系稳步提升。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双方确认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确定为“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9月，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为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8年7月，中俄两国外长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协议及其附图，标志着中俄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012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俄关系，中俄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4年5月，两国发表《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2019年6月，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2020年，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2022年2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集中阐述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立场。但长期以来，质疑中俄关系，唱衰俄罗斯，唱衰中俄关系，甚至反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声音不绝于耳[1]。中俄关系中也确实存在“政热经冷媒体凉”“上热下冷中不为”“中央热，地方、企业冷”“官方热，民间冷”等现象。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正式、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9年6月，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欧亚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协调发展。2019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总理共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2022年2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将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深化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高亚太地区和欧亚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双方愿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并行不悖、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组织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造福欧亚大陆各国人民[2]。其间两国签署了近20份合作文件，涵盖能源、经贸、体育等各个领域。2023年3月，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俄罗斯。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2023年5月，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华。中俄关系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贸合作方面得以继续推进。继2017年和2019年两次以后，2023年10月，普京总统作为嘉宾第三次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共同发展。2024年5月，普京总统新任期内首访中国。
从中俄关系的视角来看，当前中俄政治、安全、战略和外交等“高级政治”关系已经很好，互信水平很高，交往机制化程度也很高；需要加强的是经济、社会、人文等“低级政治”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框架。2021年6月，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期满后延期，从而为中俄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法律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一带一盟”）建设对接合作是为了弥补中俄关系的短板，夯实中俄关系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基础，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合作，亚欧一体化区域治理进程，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论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还是中俄关系的发展共进，都致力于共同利益、共同和可持续发展，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障碍和困难因素也很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都要经历风雨，经历曲折，包括第三方的分化，新冠疫情的影响，等等。创业艰难，任重道远。前景广阔，贵在不懈。意义重大，值得研究。
一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合作研究概况
中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从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象。然而，苏联解体之后约十年间，国内学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处于摸索前进之中，相对比较保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明朗，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对于中俄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研究俄罗斯和中俄关系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多，产生了一大批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成果。随着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中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关系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汗牛充栋。为了行文方便，研究大体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然后进行总体评价。
（一）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俄合作提供新机遇
张建平、李敬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俄合作新机遇》发表于《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方面，中俄拥有广阔的合作和发展空间，表现在经贸合作领域。朱雄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的中俄能源合作新机遇》发表于《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认为当前的中俄能源合作面临着新机遇，因此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要把握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杨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俄地区合作的新机遇》发表于《北方经济》2015年第7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俄两国在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合作提供了良机。刘晓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中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将会促进中俄全方位的贸易投资合作，提升贸易质量，扩大贸易规模，深化能源合作，促进投资领域多元化发展，提升两国在经济现代化领域的合作和发展。姜振军的《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与双边经贸合作研究》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中俄合作将极大地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和中俄东部毗邻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开发与振兴，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超常规发展。刘华芹的《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发表于《国际贸易》2016年第6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契机，中俄经贸合作应该借此契机实现战略合作向全面合作的转型。齐欣的《“一带一盟”对接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分析》发表于《党政干部学刊》2017年第11期，认为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将对中俄关系及欧亚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丰富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体现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在地区层面的实践探索和在推动欧亚地区秩序重塑中的作用。郭连成、左云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发表于《经济问题探索》2021年第3期，李翠萍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研究》，发表于《价格月刊》2021年第1期，两篇文章都对中国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持肯定、乐观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陈文玲在《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3期上发表《更加紧密的中俄关系是全球稳定之锚》，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应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走向更加深度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持续加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联盟伙伴关系并加强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包括加强中俄商业银行的合作和共同建设绕开美元霸权结算支付体系的备用渠道。她还在“澎湃网”（2021年6月22日）上发表论文《中俄两国应该而且能够走向更加深度的合作》，特别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结合起来，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
（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李永全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发表《和而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一文，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是两个不同的合作形式。前者谋求的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而后者是追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领域密切合作的一体化进程。秦放鸣、冀晓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两者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区域开发与合作模式、受益主体和项目推进方式上。李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比较分析与关系前景》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合作可以大于竞争，机遇可以大于挑战。两者都是欧亚跨地区发展的方式，都以发展经济、提高民生、内外联通、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都包括亚欧中心地带——中亚和俄罗斯，都有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陆权思维。两者分别是中俄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促进亚欧合作和南南合作。崔浩、张鑫的《求同存异、共同繁荣：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发表于《财经界》2016年第14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契合，外部环境相似，面临共同任务，所以双方应该求同存异，主动寻求利益的契合点和合作面。李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共建欧亚共同经济空间》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路线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软环境对接即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商品、资本和技术、服务自由流动，从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经过经济伙伴关系到整个欧亚大陆经济空间。硬环境对接即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产能合作，促进中国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李建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发表于《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建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可将互联互通、电力、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作为重点方向。夏颖的《中俄关系再升级与智库合作》发表于《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第6期，对中俄智库交流机制及其未来发展进行探讨，建议通过共同努力切实建构起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合作框架。杨雷的《“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认为中俄所提出的两大倡议分别代表了各自在国际制度竞争有所加剧背景下的本国利益需求。二者都以拓宽欧亚经济合作渠道为首要目标。两大倡议的对接将增强国际社会新兴力量在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化解中俄双方潜在的矛盾，推动欧亚区域合作的进程。白雪冰、许昭、周应恒的《中俄农产品贸易特征及合作前景分析》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建议中国应站在重构国际农产品供应体系的高度开展中俄农业合作，投资俄罗斯农产品生产链关键环节，加快签署两国农产品检疫协定，加强中俄涉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刘中伟、唐慧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发表于《全球化》2017年第1期，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新视角，展望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分析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意义，提出新构想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宋小宁的《中俄能源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发表于《中国市场》2019年第29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俄能源合作步入了一个新台阶，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但是，两国在合作中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应逐步加以分析解决。宁芳的《新时代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现状、问题与启示》发表于《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年4月版，分析了当前中俄教育交流合作在跨境留学、政产学研合作、高校资源整合联合办学等层面都保持高水平的战略沟通和协作，但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如中俄联合办学呈现地域聚集性特征、资源互补性不强，留学人员选择专业单一化、存在语言障碍，政产学研合作缺乏市场牵引力等。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合作面临的问题
韩克敌、王志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俄合作与风险防范的深入思考》发表于《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认为中俄合作存在着一些客观问题，双方合作依靠政府推动实施，同时俄罗斯对中国存在防范心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之下，中俄需要必要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需要调节结构性矛盾，贸易畅通需要注重规范，资金流通需要关注效益与风险，民心相通需要强调建设性，从而切实有效地推动双方合作向着更高水平迈进。赵会荣的《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问题探析》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6期，认为对接合作面临的首要困难是来自俄罗斯单方面的疑虑和阻力。俄罗斯的处境、看待世界和原苏联地区的视角以及利益目标与中国存在差异，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削弱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除此之外，还面临着不确定因素，比如俄罗斯对协议的落实缓慢甚至违反，来自西方、欧亚地区国家的阻力。简爱、樊明方的《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发表于《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中俄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现实困境，中俄在中亚、蒙古及欧亚经济联盟中存在利益的交叉和博弈，俄罗斯对中国有所芥蒂，中俄贸易依然难以摆脱“政热经冷”的状态。姜岩、郭连成、刘慧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发表于《欧亚经济》2021年第4期，指出中俄跨境电商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电商平台单一、商品结构不尽合理、支付体系有待健全、物流成本较高且效率偏低以及俄跨境电商政策不稳定等问题。
（四）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全面合作的外部因素
黄孟芳、卢山冰、余淑秀的《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标志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发表于《人文杂志》2015年第1期，认为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加强与该组织及成员国合作，考虑和重视中亚国家的俄罗斯因素，务实推进能源及其他项目合作，才能在中亚地区持续稳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袁胜育、汪伟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认为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规划下，中亚可望成为中国新国际主义原则实施的首要地区以及探索新大陆主义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试验区、示范区和前期成果的展示区。徐坡岭的《俄罗斯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影响》发表于《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5期，认为中亚地区在俄罗斯地缘经济战略中占有特殊地位，2008年之后中，俄在中亚地区逐渐形成经济竞争局面，因此，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时要考虑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已有的制度影响力和经济存在。杨文兰的《中俄蒙边境三角区经贸合作方略》发表于《开放导报》2016年第1期，提出海拉尔、赤塔、乔巴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节点城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背景下，中俄蒙三角区应搭建“经济链”，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进行产业合作。陈小鼎、马茹的《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发表于《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认为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李兴、耿捷在《学术探索》2019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中俄关系中的中亚因素对“一带一盟”对接的影响》，认为中俄与中亚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重点区域，中亚因素会对“一带一盟”对接产生影响。一方面，中亚推动了中俄双方的合作，并为对接提供了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中亚的内外部因素也对对接产生了不利影响。杨雷在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4期的《美国的遏制政策与中俄关系的发展》一文中，分析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和自身利益，先发制人地对中俄两国同时实施遏制政策。在特朗普任内，美国遏制政策的力度加大，中俄两国合作动力明显增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缓解了美国遏制政策造成的压力。两国要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机进一步规划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和发展愿景，有助于促进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他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3期的《美国分化中俄关系效果分析——博弈论的视角》一文，指出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分化中俄的战略意图，中俄要加强战略互信，公平有效地分配并不断扩大合作收益，降低与美国合作的预期收益。马洪喜的《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俄关系：美国智库的评估》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与美中关系、美俄关系进入“严寒期”不同，中俄关系提质升级。在美国看来，中俄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拉近对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的利益构成严峻挑战，尤其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关系的加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王晓泉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发表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3期，指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中俄将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主导欧亚大陆秩序改造。中国战略文化将对大三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五）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俄关系的综合研究
季志业的《伴而不盟的中俄关系》发表于《时事报告》2015年第2期，认为中俄结伴而不结盟是正确选择，否则就是对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中俄关系的性质认识并不充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特点也缺乏深入了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从2014年开始合作，每年联合发表关于中俄关系的系列研究报告。其中《中俄对话：2021年模式》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不是新的同盟，而是新的协作方式。《俄罗斯研究》杂志编辑部2020年第3期组织了《新时代中俄全面合作与欧亚大陆经济空间再拓展》专题讨论，认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正在走向新的发展十字路口。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成为两国巩固共同利益、最大限度维护地区秩序、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抓手。在欧亚内陆广袤的经济空间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并行不悖，相互融通，推动两国战略一致性的形成与互联互通的深化推进。尽管两国在“一带一盟”对接上仍有部分问题有待解决，但双方都秉持积极开放心态推进对接合作。“一带一盟”对接能够给欧亚地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谢霖博的《新时代中俄关系的前景展望》发表于《当代经济》2020年第2期，认为尽管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中俄两国在战略上有着相互的需求，在能源领域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在多边合作框架中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因此，中俄关系具有广阔的前景，双边关系也将成为新的国际形势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典范。冯玉军的《中俄经济关系：现状、特点及平衡发展》发表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近年来中俄关系进一步升温，两国都试图以此减轻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改善各自面临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准确把握中俄经济关系的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将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作为发展中俄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运筹中俄关系服务于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战略助力。冯绍雷的《中俄关系70年的当代意义》发表于《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指出当代中俄关系之所以成为现行国际政治的典范，不止由于中俄关系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还在于两国在近百年世界历史进程的宏大背景中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历史经历，深化了对东西方关系百年巨变范式的进一步理解。同时，由于中俄都是海陆地缘政治大国，两国的长期合作揭示了地缘政治之于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性。中俄关系以及两国在所参与的“现代性”争议进程中均体现出对当今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力。他还在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的《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一文中，肯定了“一带一路”这种目标合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邢广程的《中俄关系70年的多维思考》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指出中俄关系70年具有盟国关系、对抗关系和伙伴关系三种关系性质，同盟、论战泛化、战略冲突、关系正常化和伙伴关系五种模式。睦邻友好是主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边界问题彻底解决是中俄关系70年的重要成果。中俄关系与国际环境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应避免两国关系出现巨大波动和摇摆，保持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和递进。周力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2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20年后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肯定在多个方面该条约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大大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关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中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当代情势下，中俄两国超越所谓结盟的定义，持续合法、合理、合情地进行有效务实合作，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际秩序客观公道、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共同发挥积极作用。赵鸣文的《中俄关系：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发表于《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指出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在维系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空前提升，军事和科技领域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金融、能源和道路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农业、地方和人文领域合作突飞猛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俄继续合作应对。尽管两国关系发展仍面临诸多外部挑战和内部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但中俄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劲。新形势下，两国将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改善双边贸易结构和投资环境，加强合作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推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二 对已有成果的简要评价
21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关系的成果颇丰，包括大量论文、报告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总体来说，从合作构想、宏观政策到具体实施，逐渐深入、细化，观点各有千秋，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缺乏从“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研究中俄全面合作的高水平专著
从专著来说，已有成果从各个不同视角对中俄关系、中俄合作进行了研究，比如李永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兴等《“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合作研究》（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然而没有形成一本集中于从“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中俄关系的专著。而从论文来说，已有文章具有切入点和侧重点比较分散的特点。当然，这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俄对接合作的实践是逐渐展开的过程相一致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不是一项小工程，不仅需要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而且还需要周详到位的实践基础。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关系展开的研究比较分散，多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的阐述，或出于应急需要、智库性质的对策研究，缺乏兼具全面性、综合性、务实性和深层次、精细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的高水平专著。
（二）缺乏对核心关键词的理论研究
本书研究回避不了几个核心关键词，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接合作、全面合作、“一带一路”、“一带一盟”、“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等等。已有成果缺乏对这些核心关键词的理论分析，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战略还是倡议，如何定性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定位“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如何理解中俄全面合作的性质，等等。如果对这些核心关键词没有清晰的理论认识，则不利于分析中俄关系的实质，不利于进一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分析中俄全面合作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三）缺乏俄罗斯方面对相关问题的观点
国内学者多从中国的视角分析中俄关系，但很少关注俄方学者的观点，也很少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这可能是受到了俄语条件和俄文材料的限制。只有了解俄方的想法，进行换位思考和双向互动，也考虑到俄方合理的利益关切和发展诉求，才能真正地、可持续性地调动俄方的积极性，对中方进行战略协作和对接合作，我们才能提出更为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推动中俄全面合作。
（四）缺乏对中俄以外第三方因素的必要关注
已有成果多集中关注中俄两个国家。然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分析中俄关系，关注点不能仅局限于中俄两国。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重要的沿线国家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重要的参与者与合作者之一，然而却不能忽视中亚五国等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按照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为中心，共分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中亚地区是最重要的沿线区之一，有两条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又称第二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经过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又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中亚大部分国家是俄罗斯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也是中俄作为主要创始成员国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所以，中亚国家，以及作为非亚欧大陆国家。但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五）缺乏高质量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俄合作研究，学术界从开始的充满疑虑发展到表示肯定，再发展到现在克服难题、设计合作路径和方案，以及设定时间表、路线图等，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问题在哪里”、“我们怎么做”。相当一部分成果紧跟国家的政策，以正面肯定为主，看不到有可能出现的困难。即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另一部分成果则以罗列困难、障碍、问题、风险为主，至于说该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办，则缺乏分析，语焉不详，即所谓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有一部分成果虽然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却过于笼统、模糊、抽象，不够具体、到位，缺乏精准施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而不免在对策建议的建设性和高质量等方面打了折扣。
三 本成果主要内容及逻辑联系
最终成果共三编，共20章。第一编：倡议与认知，含第一章至第五章。第二编：实践与创新，含第六章至第十二章。第三编：问题与对策，含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另外，前面有“绪言”，后面有“结语”。
第一编：倡议与认知
本编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主要内容、提出的背景和实施的意义、实践的机制特点，以及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内容，提出背景和机制体制特点。中国方面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共同发展倡议。这对俄罗斯来说，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一带一路”建设绕不过地跨欧亚的俄罗斯。俄罗斯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即“一带一盟”的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是对接合作，还是相互竞争，俄罗斯学界的认知复杂，从最初的失落、不解、疑虑、担忧，历经彷徨的戒心、犹豫的观望、反复的算计、矛盾的煎熬、纠结的徘徊，到逐渐有所理解、有所兴趣、有所热情。从一定程度的部分理解，并非甘心地模糊支持，无奈的局部接受，到比较积极地主张对接合作，期望搭上中国经济“便车”和“快车”，有所期待，希望有所作为。“一带一盟”实践数年，俄方有所配合、有所努力、有所保留、有所失望，更有所期望和希望。随着俄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理性选择的上升，两者和平共处，并行发展，对接合作成为俄罗斯学界对“一带一盟”关系认知的主流。俄罗斯支持“一带一路”对接合作，同时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选择中国为“转向东方”合作的最大伙伴，但中国既非唯一，俄也并非没有保留。俄认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动轮，经济与政治两重动机。因此，俄政府认识和实践上具有矛盾性、两面性、实用性、动态性，还有政治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一带一盟”具体成果和命运取决于中俄双方在何种水平、何种层面上达成利益和需求的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双方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两国原则上对“一带一盟”抽象的肯定，并不直接等于具体的经济和人文合作，还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包容、付出，换位思考和双向思维。“利”“行”“通”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三大法宝。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在认识上是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政界从事“高级政治”，解决大的原则问题、大局问题，政治色彩强，重在战略布局，长远规划，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与对方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签署协议。而学者则更为理性务实，客观实际，看得更细，想得更多，偏爱辩论而容易怀疑，重在分析问题，相对谨慎，甚至喜欢批评。一般来说，政界知情权要早于学界，由于掌握着政权和权力，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大于学界。政界相对更外交辞令一些，但也更有权威性和执行力一些。而智库和媒体居于政界和学界之间，扮演特殊的角色。智库给政界提供资政报告和咨询建议。而政界往往也利用智库和媒体以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般来说，智库和媒体的观点比较接近政界。
而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考虑，主要内容包括“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主要路径包括“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主要目标包括“三体”，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从地理上讲，中国特别重视亚欧大陆及其周边。俄罗斯地跨欧亚，并对中亚区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加之考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以中俄为主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中国选择俄罗斯为亚欧一体化的主要合作伙伴，通过“一带一盟”实现对接合作、共同发展、努力推进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是普京竞选第三任俄罗斯总统任期时提出来的，既有地缘经济的考虑，更有地缘政治的色彩。对于俄方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总体上乐观其成，认为该组织对欧亚一体化进程是有利的，中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新兴经济体出现在中国西部，这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周边安全，实现中亚地区稳定与发展，进而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学者对建立欧亚联盟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认可西方不看好和批评的观点，认为欧亚经济联盟虽然起步较晚，不太可能风生水起，但存在刚需，并且有历史基础和现实联系，即使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情势下，也没有停步，还在继续发展，因此还是有前途的。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构想，以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应互为抵触，相互竞争，而应该互为补充，相互推动，给中亚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选择。同时还要正确定位中亚国家，应视其为实现地区集体治理的主体，而非大国实现统治的客体，甚至地缘争夺的对象。“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为研究中俄全面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框架和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实践与创新
本编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计划”是冷战后亚欧中心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体化体制机制。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尽管有很多不同，但不仅客观上存在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主观上两国最高层达成了共识，实践中有了不少早期收获，并在努力继续推进。美国倡议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尽管名称里也有“丝绸之路”字样，但两者提出的历史背景、包含区域、具体内容、地缘目标、机制特点等很不相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空间范围、包容性和吸引力等诸方面都大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由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政治性、排他性、投机性，“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互信不足，平行、竞争的一面较明显。由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美国民主党人希拉里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前景堪忧。
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比先前有较大提升。因此，尽管中国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仍应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合作方面取得阶段性成绩和早期收获。包括2015年5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2018—2019年连续两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两国关系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两国实物贸易逆势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中“五通”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中俄在“一带一盟”框架下的“五通”合作，缘于内在的刚需和外在的环境压力，融合深化为产能合作、金融合作，共同推动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外部原因一直都存在，内部因素越来越重要。两国战略性倡议、战略性对接合作，完成和拟定一批战略性项目，同时广泛撒网，重点抓鱼，共同发展，为进一步的对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五通”合作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存在困难和障碍，主要包括双方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上，互信仍然不足，相互并非总是看好，存在防范心态，地缘政治考虑及传统帝国心态尚未彻底消失。俄在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不积极，甚至反对。在客观上，双方法律法规不健全，俄罗斯基础设施不发达，双方铁轨轨距、环保标准需要对接，俄方存在规范不足和野蛮执法、贪腐和官僚主义情况，以及中国个别不法商人的投机钻营。两国利益有时不一致、需求不平衡。在交通问题上，无论是高铁还是公路，俄罗斯地广人稀，顾客少，市场有限，受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的掣肘，难成大气候，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本来就很稀少的人口还在西迁。俄方担心经济依赖，资源外流，受控于人，成为经济附庸。俄罗斯抱怨中国商人过于重利，中国对俄投资较少，投资额低于荷兰和日本，在投资对象国中低于哈萨克斯坦，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严重不对称。两国地方合作，表面上很热闹，但真正落地生根的较少，实质性合作与具体成果不多。中俄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思路有所不同：俄期望借此带动俄经济“一大片”整体发展，中方理解为主要是项目对接，“点对点”的方式。俄罗斯签证办理也不便捷。总的来说，虽然两国关系持续改善，且近年来改善的步子很大，但还未彻底改变两国政热经冷、上热下冷中间凉、官方热民间冷、政府热企业冷等局面。当然，国际因素比如美国、西方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从涉及的具体区域范围来看，中方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心是“亚欧”，俄方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重心是“欧亚”，虽然总体大致相同，但重心还是有差异的。虽然双方就“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达成了共识，但俄官方并没有完全认同“冰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并坚持使用“北方海航道”的提法，即俄不愿其北极战略被“嵌入”到宏大的“冰上丝绸之路”，甚至扩展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俄担心其现存的战略地位有被弱化的风险，且影响俄在北极的主导地位。
“一带一盟”框架下的中俄“五通”合作是有前景的。对接是有希望的，潜力是巨大的。比如中俄双方共同推进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就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亮点，“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创新。主要原因是，对接合作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下，对于双方来说，这是明智的、现实的选择。某些分歧和矛盾是存在的，有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结构性的，也是可以克服的。要努力争取，尽力而为。俄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徘徊、纠结，最终走向现实和务实，走向对接合作的过程。双方对互利共赢、合作共进、共同发展抱有期待。关键在于行动，事实胜于雄辩，贵在坚持。
实现对接合作的道路不容易，要持之以恒，贵在不懈。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期望值过高。正如时任俄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所说，中俄关系70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中俄关系要走“中庸之道”。一方面，“带盟”对接，“五通”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分歧是存在的，矛盾是难免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的，利益纠纷是客观的，因此，中俄双方要相向而行，相互理解，包容互鉴，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和舒适度，开展良性互动和善意竞合。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全盘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正因如此，体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亚欧大国和世界大国的成熟性和稳妥性。“一带一盟”框架下的“五通”合作还是有希望的，可以努力争取的。具体来说，互信还有待提高，项目还有待细化，“带盟”对接还有待做实，“五通”合作还有待深化，对俄投资还有待增加。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从愿景变成行为，从倡议变成实践，从理论探索变为实践创新。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包括机制合作、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地方合作、第三方合作、边界地方合作、安全与创新合作，等等，其中，“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共同推进可谓一个样板和示范。对接合作还突出地表现在中俄交会最多的中亚地区，中亚的重点又是哈萨克斯坦（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俄在亚欧区域的合作卓有成效，能够在中亚和平相处，共同和平行发展，良性竞争，合作共进，而不是恶性竞争，相互排斥。在西方多年且加重的经济制裁下，俄罗斯不仅“向东看”，而且“转向东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俄形成“肩并肩”“手拉手”的安全互助关系。在传统安全领域，结成“头靠头”“背靠背”的安全互靠关系。
第三编：问题与对策
本编认为，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回归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俄三边（角）关系具有新的特点。对于是否会陷入“新的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本书认为，当今的中美俄不是普通的三边关系，而是新型的三角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相比，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由于时代变化和特点，新的冷战不会发生，但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不可避免。中美关系更多是由民间推动，中俄关系更多地由政府推动。中美俄三角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俄的实力对比呈现出“一超两强”格局。在当前三角关系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与命运共同体，最为稳固。俄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总体可控。中美关系是其中最不稳定也最难预料的大国关系，且扑朔迷离。中美两国是对手，但不是敌人。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受多重因素包括新冠疫情的共同影响，复合性是基本特征，未来相互制衡与合作将长期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集中体现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当今世界这三大强国的亚欧大战略，是大三角关系在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和人文地理领域一个比较集中、比较具体和比较突出的表现。支持、冷待还是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赞成、消极还是抵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对于中国来说，是分析和判断大三角相互关系的全新视角、有效框架和重要指标。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继续增强综合实力，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管控和稳住中美大局，发挥中国在三角关系和国际社会多边领域中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在美国先是特朗普大搞“美国至上”“美国第一”，后是拜登仍然不放弃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大背景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经济体，中俄外交组合，在亚欧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贡献中俄方案和中俄力量。中俄关系也经受了新冠疫情的考验。本书还对中俄关系，包括两国关系的定位、分析框架、概念、思路、方法等做了总体思考。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框架下，中俄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中既有显著的成绩，同时又存在、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这些困难、问题和障碍，有的是客观原因所致，有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有的是内部原因，有的是外部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困难和障碍，本书力图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运用了具体材料和数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包括政党交流、能源合作、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媒体合作、旅游合作、工作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等，以促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
四 研究方法述要
中俄关系历史很悠久，领域很宽广，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和敏感。本课题的名称为《亚欧合作研究：实践与创新》，本书认为，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中俄亚欧合作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经济带”，界定了时间范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来的，因此，从时间上讲，本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习近平同志成为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按照中国三部委（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的文件，以中国为中心建设六大经济合作走廊，其中有三条经济合作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往北、往西，与俄罗斯紧密相关[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历史使命，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生水起。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研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这是研究中俄关系的时代背景和分析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继承发扬新中国外交核心原则和优良传统，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二〇一八年六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高高举起了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思想旗帜……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4]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全面合作内容很宽广，包括经济、政治和人文诸领域，其中涉及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就包括地缘经济政治学、区域一体化理论、国际关系、外交学、国家合作理论、区域国别研究，以及文献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学科、跨学科方法和理论工具进行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同时，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区域经济一体化亦称“区域经济集团化”。同一地区的两个以上国家逐步让渡部分甚至全部经济主权，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并形成排他性的经济集团的过程。其组织形式按一体化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包括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维护自身的经济、贸易等利益，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成本和风险最小化，避免相邻国家战略碰撞和冲突。中俄合作是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其一体化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有效的政府干预。中俄区域一体化合作是特殊的创新模式，即对接合作模式，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的。建立公正平衡的亚欧和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其实质是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
国际合作，即合作的主体不是人、阶级、社会集团等次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而是作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古已有之。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国际合作，即作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既是普遍的国际现象，又是国际社会不懈努力追求和维持的目标之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5]，是当代国际合作和大国关系的典范。由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内容和范围包括各个方面，多个领域，各种层次，所以，所运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也是多学科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的，并且在不同部分分别有所侧重。比如，在分析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时候，更多地借重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在分析中俄边界和地方合作的时候，就比较偏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分析“冰上丝绸之路”合作时，就更多地借重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论及中俄美三国在中亚地区一体化倡议和机制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时，就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探讨第三方因素对于中俄合作关系的影响时，就运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如黑龙江流域（“龙江经济带”）、中亚地区]，等等。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的背后，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周边和大国外交、亚欧和全球治理、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方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点在陆地，“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主要在海上。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主，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为重要内容。但“一带一路”有时也难以彻底分开、分清，因为俄罗斯同时也是一个海陆复合国家，虽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主，但“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可视为“一带一路”建设交会、中俄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的实践和创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关系的发展总体来说是成就卓著、引人注目的，同时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复杂的、微妙的，既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来之不易的，有时甚至是艰难的，也并非注定就是不会变化的，因而要珍惜，来不得丝毫的懈怠和马虎，必须精心、用心、细心、耐心地经营、打造和维护。
亚欧区域合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也处于实践过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研究成果其实只能是阶段性的，不是最终的。本书也不例外。我国学术界对中俄关系的研究成绩虽然斐然，但多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领域性和局部性的阐述，在全面性、综合性、务实性、深层次的精细研究和对策研究等方面存在欠缺。本书努力克服这些不足，在汲取评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致力于在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在观点正确、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令人完全满意。课题组负责人和成员的知识结构、研究水平有限，特别是2019年以来百年未遇的新冠大疫情对实地调研的消极影响，本书对中俄关系的研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有所集中，意在集中主题，突出亮点，凝聚特色。因此，本书在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本书在汲取评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又多次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并于2022年9月成功结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时事的变化、结项和出版周期，本书反映的基本上是项目结项时的全貌，即阶段性的最新进展。亚欧合作的实践与创新永远在路上，笔者后续会继续跟进、研究。
[1] 参见[俄]А.Д.沃斯克列先斯基《俄中合作的发展逻辑、前景和主要演进方向》，《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4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2月5日第2版。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 20150300926644.shtml。（2024年3月12日）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5] 王毅：《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新华社2021年1月2日电，http://www.xinhuannet.com/2021-01/02/c_11269379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