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亚经济联盟顶层设计的理论思考

苏联解体后，欧亚新独立国家曾尝试“复制”欧洲经验，在原苏联空间重走欧洲一体化道路，构建类似于欧共体的高水平经济一体化机制来处理新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以代替苏联内部原有“中央—地方”及“地方—地方”间的关系。[17]2007年，俄、白、哈三国重新启动组建关税同盟前，欧亚新独立国家为“复制”欧洲经验进行了两轮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轮实践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欧亚新独立国家1993年成立了“欧亚煤与金属共同体”（Eurasian Interstate Coal and Metal Association，EICMA），试图从欧亚新独立国家产业联系较为紧密的煤及金属领域实现一体化，再向其他领域“外溢”。同年，还成立了“独联体经济联盟”（CIS Economic Union），试图参照欧洲一体化经验，采取四步走战略，即建立国家间自由贸易机制，到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最终建成货币联盟。[18]在现实中，以上多边机制并未真正运行，大部分文件和倡议仅停留在纸面上。

第二轮实践是在2000—2007年期间。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元首在阿斯塔纳签署《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2001年，该条约正式生效。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EurAsEC）的体制机制是仿欧共体而建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间委员会相当于欧共体的欧洲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决定一体化进程的大政方针；一体化委员会相当于欧共体委员会，属于常设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共同体议会相当于欧共体议会，是监督与咨询机构；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相当于欧共体法院，是争议仲裁机构。[19]然而，欧亚经济共同体前进道路上受到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的干扰，以及俄白哈乌（克兰）统一经济空间落空，最终导致其体制机制“空转”。

2007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在杜尚别签订《建立统一关境和组建关税同盟协定》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2012年，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启动；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至此，欧亚一体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学界对区域一体化理论也有了新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觉醒”。

第一，欧亚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存在本质性差异。一是经济基础不同。欧盟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发达国家组成。然而，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各经济指标中，俄罗斯一家独大，与其他成员国不在一个当量上。二是历史背景不同。欧洲一体化从国家间战争状态走向经济一体化的结构，首先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从统一国家解体而来，维护主权独立是各国家的首要关切。三是外部环境不同。欧洲一体化自诞生以来就受到美国的支持。冷战时代，支持西欧地区一体化是美国在欧洲地区制衡苏联的战略举措之一，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由苏联继承者俄罗斯主导，自成立以来就受到西方的诟病。四是主导力不同。欧洲一体化是以德法为核心，英意为两翼的多中心主导，其决策是各主导力量相互妥协，实现利益均衡的结果。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只由俄罗斯主导，是单中心主导，其决策是宗主国与新独立国家间、大小国间利益博弈的结果。五是决策机制不同。欧盟采取多元相互制衡的决策机制，而欧亚经济联盟的决策机制体现出成员国总统在欧亚经济联盟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是成员国国内超级总统制的国际延伸，反过来，这样的决策机制又能进一步巩固成员国国内的超级总统制，客观地反映了该地区政治生态。六是一体化目标不同。欧盟已经建成了局部货币联盟（欧元区），正在向更高水平的政治、军事、安全一体化进发，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来恢复因苏联解体而断裂的传统经济联系，在日益边缘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形成“抱团取暖”，进而形成合力，解决成员国再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离货币联盟还有很大距离，政治一体化还只是远景规划，尚未提上日程。[20]

第二，欧洲一体化实践并非完美。从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及中东欧新成员国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中发现，欧洲一体化本身也存在问题，欧盟面临分裂风险，不值得全盘照搬，应充分挖掘本地区一体化潜力，实现因地制宜、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欧亚一体化理论。正如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言：“如果我们所使用的理论都源自西方并以西方为标准，这些理论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非西方的国际政治体系吗？”[21]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阿纳托利·巴依科夫（Anatoly Baykov）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欧亚与欧洲不同，欧亚地区应该有自己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来指导实践，而非拿来主义，照搬照抄”。[22]

第三，欧亚一体化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尼古拉依·卡维什尼科夫（Nikolay Kaveshnikov）所言，“欧亚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明显不同，那就是欧洲一体化是从零开始的，即从经贸向社会、政治不断递进，而欧亚一体化是有基础的，并非从零开始，如在地区内国家间互免签证、人员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就比欧盟的申根区建立更早、运行更成熟”。[23]

显然，机械地复制欧洲一体化经验是没有出路的，欧亚煤与金属共同体、独联体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最后也只是停留在“想象”层面。在推动欧亚一体化前进，进一步建设欧亚经济联盟过程中，政策界、学术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要批判性接受欧洲一体化经验，取其精华；[24]另一方面，更要重视欧亚地区的自身特点，在实践中实现因地制宜。欧亚经济联盟顶层理论设计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 对“欧亚”“欧亚一体化”概念的辨析

在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国家精英意识中，“欧亚”概念同时兼具地理性、文明性、意识形态性及经济性四大属性。

所谓地理性，有“大欧亚”和“小欧亚”之分。“大欧亚”指的是欧洲与亚洲的集合；“小欧亚”主要指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的原苏联地区，也有学者称之为“欧亚中心”“后苏联欧亚”（Post-Soviet Eurasia）。[25]在当代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中，“欧亚”主要代指“小欧亚”“欧亚中心”及原苏联地区。欧亚一体化的地域范围也仅在“小欧亚”地区，其影响辐射“大欧亚”。

就文明性而言，“欧亚”是大陆文明的代名词。以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与美国为首的海洋文明相对立的大陆文明的代表。当下是海洋文明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实现世界多极化的主要途径是“建立统一的陆地文明来对抗海洋文明”。[26]亚历山大·杜金进一步指出：“要承认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能的……反对单极下的全球化，维持多极化模式是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准则。”[27]也就是说，打破西方海洋文明的霸权地位，实现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均势是未来世界多极化的基础。

“欧亚”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指的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大体分为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古典欧亚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之间，[28]其历史背景是俄罗斯帝国解体不久，苏俄政权的初创时期。古典欧亚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俄罗斯应该走非欧非亚的“欧亚道路”，是与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相竞争的意识形态思想。古米廖夫欧亚主义是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思想，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特点是偏哲学性，而非政治性。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强调精神性，其基础是牺牲精神、团结一致、相互帮助、共同性、理想主义和积极进取等精神要素。[29]新欧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思潮。苏联解体以后，旧的意识形态迅速崩塌，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收效不佳，俄罗斯社会经济陷入困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因此，俄罗斯的前途问题是摆在国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欧亚主义出现回归，参与到关于国家未来的论战之中，形成了“犹太欧亚主义”“伊斯兰欧亚主义”“民主欧亚主义”以及“新欧亚主义”等各种欧亚主义思潮。其中，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影响力最大，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新欧亚主义的理论体系把古典欧亚主义、现代地缘政治思想、传统主义、“保守的革命”新方法论和“第三条道路”经济模式等理论思想结合在了一起。[30]

相比之下，“欧亚”的经济性是较新的概念。维诺库洛夫提出了“经济欧亚主义”（Economic Eurasianism），或称“实用欧亚主义”（Pragmatic Eurasianism），其核心观点是以客观经济、社会联系为基础，与欧洲、亚洲相连，形成具有开放性、去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治与经济合作模式。[31]“经济欧亚主义”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欧亚大陆过境区位优势，将东亚、西欧两大经济增长极相连，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改变欧亚地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不同视角对欧亚一体化的界定也并不相同。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欧亚一体化可以克服原苏联地区的“分散化”（Disintegration），通过对大陆文明的整合战略，目的是通过与海洋文明相对抗，构建多极世界。尤其对俄罗斯而言，成为与中国、欧盟并列的欧亚大陆第三大地缘政治中心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俄罗斯要么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让出自己的地位”。[32]从地缘经济学角度看，欧亚一体化并非是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即在长期低油价的背景下，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寻找新增长点，恢复因苏联解体而断裂的国家间传统的技术及产业链，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竞争力，进而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边缘的地位。

二 对俄罗斯主导力的认识

学术界及政策界对俄罗斯主导力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组观点。

第一，强调“俄罗斯中心论”。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独一无二的社会文化基础。俄罗斯是欧亚的中心，是欧亚之间的“中央国家”。从本质上讲，欧亚是俄罗斯领导下的特殊的自成一体的社会文化世界。[33]二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为此，俄罗斯就要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欧亚，挖掘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文化基因。[34]三是俄罗斯是大陆的“心脏地带”（Heartland）。[35]俄罗斯的任务在于重新组织“心脏地带”，来维护自身主权。[36]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贝科夫（Alexander Bykov）指出，欧亚一体化战略及其规模均取决于欧亚地区主导大国——俄罗斯。[37]四是从俄罗斯自身国家安全出发，也必须要主导欧亚一体化。阿列克谢·博得别廖斯金（Alexey Podberezkin）指出，欧亚一体化重点任务是发展俄罗斯东部地区，理由是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都将取决于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发展。如果该地区被外部力量所渗透，那么俄罗斯将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38]

第二，主张俄罗斯“去主导化”“去盟主化”。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欧亚一体化应该实现多个驱动力量齐头并进。跨国公司应该成为欧亚一体化的重要行为体。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比较优势领域，支持跨国公司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资源整合，并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39]

三 成员国与超国家机制间的关系

处理成员国与超国家机制间关系是任何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议题之一，欧亚经济联盟也不例外，争论主要在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间展开。

不管是传统政府间主义，还是自由政府间主义，其核心论点是国家是一体化的中心行为体。[40]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倾向政府间主义，主张在欧亚经济联盟中民族国家的权威性要高于超国家机制，不主张让渡过多主权。针对这一点，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提出：“成员国需自愿参与一体化进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以及不破坏国家边界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政治基础；欧亚经济联盟超国家机构的决议均由成员国协商一致产生；超国家机构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绝不主张让渡成员国政治主权。”[41]与纳扎尔巴耶夫强调主权独立不同的是，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y Glazyev）主张国家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他提出，国家是欧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最主要行为体，而不是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42]

坚持新制度主义的学者则更关注欧亚经济联盟的制度动力和制度效能。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y Bordachev）认为，欧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两大“瓶颈”是缺乏多边整合的价值观及内部成员国间力量的失衡。通过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妥善处理超国家机制与成员国间机制与法律关系，可以规避以上“瓶颈”，实现一体化进程稳步前进。[43]叶甫根尼·维诺库洛夫主张超国家机构应决策下放，在超国家机构层面只做方向性、原则性决策，将具体合作事务决策下放到基层，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层面。在欧亚经济联盟层面主要把握统一贸易政策、工业政策协调及技术协调三大板块。[44]

四 欧亚一体化的实施路径规划

在欧亚经济联盟筹划阶段，俄、白、哈三国就未来联盟走向及欧亚一体化实施路径问题展开了争论。俄方立场是，欧亚经济联盟应该是集政治、经济、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间联盟，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进而推动政治一体化，建立“欧亚联盟”。为此，时任俄罗斯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提出了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建立“欧亚议会”的构想。[45]但由于白、哈两国的坚决反对，俄罗斯中短期内主导构建“欧亚联盟”的意图落空，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机制载体的欧亚一体化进程被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向政治领域外溢。

围绕经济一体化，学界、政界精英争论的节点是一体化实施的着力点及进取方向，主要有以下两组观点。

一组观点偏自由主义，即欧亚经济联盟应该向西发展，承认美元地位，主张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亚历山大·贝科夫认为，应充分利用俄罗斯及欧亚国家的过境区位优势，同时与欧洲、东北亚，甚至整个亚太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基于俄罗斯经济重心在欧洲地区的现实，欧亚经济联盟首先要与欧盟建立共同经济空间。欧亚一体化的功能领域应该集中交通基础设施、能源、投资以及贸易等经济领域。[46]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认为，主张“欧亚联盟”方案应该注重向西发展，最好把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原苏联地区较为民主的国家吸纳进来。[47]

另一组观点偏保守主义，主张欧亚经济联盟向东发展，与亚太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推动建立卢布区，打造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区域经济板块。阿列克谢·博得别廖斯金提出，欧亚一体化的重心应该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欧亚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俄罗斯对东部地区的主权控制，整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而以新姿态发展对欧盟和亚太国家关系。[48]

叶甫根尼·维诺库洛夫的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他主张以欧亚地区为一体化核心区域，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充分利用欧亚跨地区过境优势，同时参与亚太、欧洲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使欧亚地区从世界经济边缘地区转变为核心区域。为此，他提出推动“自下而上”的一体化实施路径，并指出高油价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在低油价条件下推动经济一体化前进才是欧亚经济联盟成败的关键。为此，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不能指望高油价来拉动，而应该挖掘互惠互利的商品贸易、服务、劳动力及资本流通的潜力，依靠这些“自下而上”的新动力因素来保障一体化进程的可持续性。[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