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坛重要作家之一，他有着与其他同时期作家迥异的人生经历，焕然一新的创作风格，丰富高超的小说技巧，成熟复杂的多重视角，以及超越时代的全球化意识。他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以及对叙事艺术的革新，不仅赋予生命与生活以丰厚而严肃的意义，并对英国小说传统的承继以及现代派小说的发扬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被众多评论家们冠以“现实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作家”“海洋作家”“热带作家”等称号，老舍先生也高度褒扬他是一个“近代小说界中的怪杰”，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1]。

这位处于世纪之交、人生经历复杂的作家，无论在人格内涵、价值信念、精神思想上，还是在创作风格与形式上，都不是单一、明晰的，而是具有多重复杂意义、含混不清、摇摆不定，且常常充满自我矛盾的。他的诸多作品把读者置身于迷雾之中，层层叠叠，具有种种不确定性。诸如：他创作了众多海洋、丛林题材的小说，描述了数量颇多、形象生动的船与船员的故事，被认为是一位善于讲述海外历险，延续继承浪漫风格传统的“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2]，可是他却反复强调自己关注的核心只是人的存在与生命的价值；他把道德视为生命的至高境界，对人性、人心和人生的关注始终如一，推崇小说的镜像及心灵净化、道德洗礼功能，故事的主题也总是聚焦在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总结和思索方面，然而他故事中的众多人物却往往拥有“黑暗的心”，总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刻失足陨落，故事的结局充斥着孤寂、悲观和落寞；他的小说被誉为“悲剧的典范”，环境的冷漠与人类的无情盘互交错，可是他笔下命运多舛的人物却总是能在绝望悲观的世界中激发起积极的情绪，竭尽全力与命运抗争；他往往通过强调西方白人的道德沦丧与人格扭曲来批判种族主义，痛斥种族偏见，字里行间都表露出白人殖民者的贪得无厌与残暴无能，可同时似乎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欧洲人在面对非洲问题时固有的帝国主义控制论与“白人至上”观，带有绝对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去看待未受过良好教育、落后穷困的非洲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

正因为他的小说题材、内容如此丰富多样，叙述艺术如此多重相悖，作家内在的思想观念如此复杂、不确定，致使批评界对其人其作品的评价也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复意性”特征和含混意义，这无疑是康拉德及其小说研究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康拉德在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复意与含混所引发的争论与对立也是世所公认的。到目前为止，关于康拉德小说创作的争论仍在胶着中，研究立场的固化与研究视角的单一直接制约着研究的深化，康拉德小说意蕴的复杂与含混特别是文本众多矛盾表现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类文明忧思及一系列哲学与人文思考更未得到有效发掘，这从另一个方面又限制了康拉德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基于此，本书借用“复意性”这一英美新批评流派的研究范畴与方法，以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复意性”为研究对象，以康拉德小说创作复意性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人文精神为切入点，反观并诠释康拉德小说创作中的复杂、含混与矛盾，发掘其中蕴含的对人类文明的忧思以及一系列哲学与人文思考，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中为推进康拉德研究略尽绵力。

“复意性”（Ambiguity）这一文学概念源自20世纪30年代英美新批评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威廉·燕卜荪师承语义美学批评的创立者以及新批评文论的奠基者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西方学界传统中固有的对文本意义的单一和明确性的肯定被1930年燕卜荪的著名论著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所打破。在这本论著中，他提出了核心术语“Ambiguity”，这个词语被认为是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的范畴。“Ambiguity”在英文中的含义有两种：一种含义为语义不明确，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一种含义为一语多义，能用两种或者更多的意思来解释。而燕卜荪的批评理论对该词语的语义进行了一些扩展，使用了这个词的引申义，导致对该词汇的定义更加复杂和含混，寓意并不那么明晰易懂。也正因为此，国内翻译界第一次出现围绕一个文学术语而产生多达十几种译法的现象[3]。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在众多的文论研究中使用了诸如“朦胧、模糊、暧昧、歧义、含混、复义、复意、多义、多意”等多种译名，各有其义，各有其理。

在中国文学界，最早研究燕卜荪论著的学者是朱自清，朱自清的翻译成为中国学界对“Ambiguity”最早的译名。他发表了《诗多义举例》[4]一文，首次选用了“多义”这个译名，但是他在不同场合采用过不同的译法，如他曾于1935年演讲《语文杂谈》整理稿中称“文字又有多意（ambiguity），不可只执一解”[5]。这里他明确指出“多意”意为“Ambiguity”。

首先，我们认为朱自清译名采用的“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文学语言的语义繁复冗杂，的确是可以称之为“多”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联系在一起的，文字具有歧义性，语义是有差别的，具有丰富性和多重性。不仅仅是词汇本身具有多种意义和多种解释，同一句话就可能产生迥异的语义反应，不同的语句甚至文本段落更具有多重的理解和阐释。而燕卜荪本人是如何解释“Ambiguity”含义的呢？他曾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一书第2版序言中这样说道：“我认为，当我们感到作者所指的东西并不清楚明了，同时，即使对原文没有误解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作品该处便可称之为‘朦胧’”[6]显然，他强调“朦胧”的核心关键在于“多种解释”，文本具有多种不同含义，意义会面临多重解读。我们也发现，燕卜荪虽然极为重视文本意义的多重解读性，但同时，他也强调意义的复杂性和整一性。他所分析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简单的词汇都具有复杂的含义，意义不仅仅是多元的，也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

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与理解除了具有差异性、含混性、多样性以外，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世间万物皆为复杂且矛盾的一个整体，多样化的并存最终还是会走向整一。因此，“多”只是强调多种意义的并排陈列，却并不能完整地涵盖燕卜荪理论的内涵。而选用“复”则更为贴合燕卜荪的本意。“复”不仅强调了意义的多重，理解的多元，同时也表达了文本由于作家思想的分裂而呈现多种解释，多层结构，还蕴含了文本意义具有复杂性、复合性和含混性的特征。

其次，朱自清选用的“义”字曾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因为燕卜荪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朦胧’一词本身可以指你自己的未曾确定的意思，可以是一个词表示几种事物的意图，可以是一种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或两者同时被意指的可能性，或是一个陈述有几重含义。”[7]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燕卜荪批评理论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是“意义”。他认为，声音是有意义的回响，声音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暗示了丰富的意义。那么文学声音最重要的因素无疑也是其附带的无穷意蕴和深层内涵。作为极为关注“语义分析批评”瑞恰兹的学生，燕卜荪的批评理念与老师一脉相承，认为通过作品文本所传达出作家的全部情感、认识、态度、思想观念皆承载于意义之上，文本分析的目的就旨在挖掘出其内在包含的深层意义。因此，他强调语言的“多义性”。我们可以从燕卜荪论著中对多达两百多部作品的文字语义分析举例，看出他极为重视词汇及文本的意义解读。

就汉语语义而言，“意义”包含了相似却并不完全等同的“意”和“义”。两者相比较，“义”标音又会意，意为“含义、意思”，强调客观性和词语的含义。“意”则是由“音”和“心”会意而成，由声音而体会思想，强调心理意识活动。文学文本带来了作者的声音，也昭示了作者内在的创作思想。通过燕卜荪此后在另一部著作《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8]中对术语“Ambiguity”的再次解释，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术语的产生不仅仅包含文学文本，还同时涉及读者反应和作者意图，因此“意”也强调主观性的“本意”或“意图”。通过复杂含混的文本表现，我们需要同时结合读者的多重解读来深挖出文本背后深层的思想内涵和底蕴。而对于笼罩在文学作品之上的那种含混与朦胧的特性，我们也需要找出在矛盾与分歧表象背后的谜之根本。康拉德是一个以矛盾性和悖论著称的作家，其作品情节往往被设置得扑朔迷离，我们的研究更应立足于找寻康拉德文本矛盾话语表现下作者的深层“本意”，因此采用“意”字似乎更为贴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论也有“复意”这个概念，其最早源自南朝刘勰（约465—约532）的中国古代批评论著《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9]刘勰认为，“隐”和“秀”在修辞和表现技巧方面属于比较高级的手段，它们让文章焕发出独特的光彩，读者可以体会到文字以外的意思，文章会显得晦涩深奥，却又自然巧妙。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十分强调语言的丰富蕴含，意不外露，可以包含多重含义。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是话中套话，回味不尽。从其精妙的文思可以看出，刘勰的“复意”与燕卜荪的“复意”虽然意指不完全等同，但却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我们认为，文学文本语义含混，句法结构与叙事框架复杂严密，作家思想暧昧矛盾，读者解读意义多重，把术语“Ambiguity”译为“复意性”无疑是对本书结合燕卜荪批评理论与康拉德文学创作特征的最佳注脚。

文本分析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途径和基石，离开文本何谈文学研究和批评？因此在西方批评界，新批评派提出并擅长的文本细读式评论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者们十分推崇的方法论。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Close Reading）以瑞恰慈的“提高分辨能力”的细节语义和新修辞结构分析，R.P.布拉克墨尔的文本形式分析和诗学双关语及意象分析，燕卜荪的诗歌语言词汇的复杂意义分析，克林思·布鲁克斯的悖论语言及反讽结构原则最具代表性。特别是诗歌语言研究的奠基者瑞恰兹和他的学生燕卜荪，他们的文本语言细节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成果。新批评派肯定了文本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强调批评应该关注于“本体”，批评的焦点应该放在客观的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该用细读的方法从细节出发，通过研究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象征意义、框架结构、修辞手段、情节设置、语境等因素来考察作品存在的价值意义。作品文本是承载所有意义的统一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本的整体和语言形式之间具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了文本内部各种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但文本符号不止具有一个实在意义，“复意”是语言能力的必然呈现。作品的形式是由作家的思想认识来主导的，他通过词义模糊的字词以及复杂多重的语言结构使读者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而读者的感受则由于个体的差异千差万别，迥异的阐释与理解交错在一起，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矛盾的局面，如此却恰恰创造出文本、语言、阐释者杂糅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焕然一新且浑然一体的美感，把文学语言提高到了审美的高度，这就是文本细读批评的艺术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新批评派对文学形式和文本意义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而威廉·燕卜荪在这个基础上倡导“复意美学”，从而打破了对文本意义单一确定的传统理解。他擅长对文本词汇进行语义分析，进而指出语言具有“复意”这种特征，复杂且具有多重含混意义。他的论著《朦胧的七种类型》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Ambiguity”在瑞恰慈那里原本指的是“歧义”，意思是当试图得到参考的精确性和特殊性时而使用了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表达，“可能是诗人或者读者的过错”[10]。这个含义本身带有贬义的成分。而《朦胧的七种类型》这部著作的问世则在批评学中改变并拓宽了“复意”的诗学概念，“指一个单词或表述被用来暗指两个或者更多的含义，或者用来表达两种或更多的情感或态度……就是指多种解释。”[11]当然，词汇和语义常常会产生不确定的含义，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燕卜荪的理论提醒人们更关注语言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的成就进一步确立了由新批评派倡导的新型解释方法论。读者本能的批评反应大多认为，文本本应具有较为单一明确的指示，我们应该可以从文本中找到作者清晰明了的思想和理念，作者传达给我们的是透明且本真的清晰表达。燕卜荪批评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让读者开始重视文本中可能存在众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复意性，而文本带来多重意义的复合及冲突，将会最终导致一系列不确定性以及读者们数不清的矛盾评论与含混阐释。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将语义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他在书中将“复意”划分成七种类型，并对从古至今两百多段诗歌文本进行了细读分析举证。“复意”这个概念的范围在燕卜荪理论中被扩展到极大。他说：“这一字眼所包括的范围之广可能近乎可笑……解释者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一定的词语，使‘解释’朝任何方向发展。”[12]也就是说，一切陈述性的语句和段落都可以被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可以对任何文字的解释和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除此之外，这个分析方法适用的文体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而是包括散文、戏剧和小说等其他文体在内，特别是燕卜荪之后新批评的批评家们更是不再局限于批评的方法，而是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文本的细读原则上。因此，这个批评方法自然也适用于康拉德的小说创作。

燕卜荪把“复意”分成七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复意”为“参照系复意”（Ambiguity of Reference）：“当细节同时以几种方式产生效果，比如与几种相似点比较，几种不同处对仗，‘比较’的形容词，淡化比喻以及音律暗示的额外意义”；第二种类型的“复意”为“所指复意”（Ambiguity of Referent）：“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意义融为一种意义”；第三种类型的“复意”为“意味复意”（Ambiguity of Sense）：“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同时出现两种表面上完全无联系的意义”；第四种类型的“复意”为“意图复意”（Ambiguity of Intent）：“各种选择意义结合在一起，表明作者的一种复杂的思想状态”；第五种类型的“复意”为“过渡复意”（Ambiguity of Transition）：“一种侥幸的混乱。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自己要表达的思想，或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怀有该种思想”；第六种类型的“复意”为“矛盾式复意”（Ambiguity of Contradiction）：“所表述的东西是矛盾的，或互不相干的，读者必须自己解释这些东西”；第七种类型的“复意”为“意义复意”（Ambiguity of Meaning）：“是一种完全的矛盾，表明了作者思想中的分歧。”[13]关于这七种类型之间的划分标准其实并没有那么准确和严谨，逻辑也较为混乱，这成为很多研究者批评该理论的焦点所在。就像新批评的主要研究者赵毅衡所指出的，“燕卜荪所说的‘七型’，分得并不科学，漏洞颇多。”[14]燕卜荪本人面对这种质疑，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已经做了解释和反驳，但依然显得有些混乱不清，暧昧不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七种类型的划分显然是按照程度递进的，“用来表明逻辑混乱逐次升级的阶梯”[15]，越往后排列的类型逻辑混乱的程度越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燕卜荪的理论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疑问，我们在使用中要尽量避免。比如关于过分解读、过分夸张的问题，太过于关注语言的多重语义分析，可能会导致阐释者陷入自我矛盾，解释不清的现象，也可能会导致文本的一般意义被忽略，因此，我们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出现以上问题。

燕卜荪作为文本“细读”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无疑和其他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一样强调语言分析和叙事艺术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批评界对燕卜荪的研究往往有些许偏见，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研究诗歌本身，是诗学的论著，而不适用于其他篇幅较长的散文类或者小说类文学作品，这种论断对燕卜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最初的著作的确只强调对诗歌词义和语义的分析，但是燕卜荪在其后1935年出版的《牧歌的几种变体》（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和1951年出版的《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这两本著作中极大扩展了他的研究范围，研究文体开始从诗歌扩展到戏剧、散文和小说等其他文体，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并富有逻辑的理论体系。研究者们在使用燕卜荪理论解析作品时，关于稍长篇幅的文学作品在实践中运用的不多，因此，如若加强对小说类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使用及重视，文学批评研究者们将会拓展文学视野和研究范围，文本细读原则的实践性将会大大加强。而康拉德身为极负盛名的语言大师，他以独特且犀利的语言特色以及恢宏庞大的叙事艺术驰名中外。阅读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种种浓郁的对抗感、冲突感、矛盾感和模糊感体现在康拉德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如小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客观环境、作家思想观念等。康拉德小说中人物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故事紧张的叙述气氛，多元文化的激烈冲突，尖锐对立的象征符号和数量众多的双关语运用等，都让读者始终处于一种惴惴不安的不稳定局面，随时可以感受到深度怀疑所造成的朦胧与复意。这些复杂的矛盾越突出，复意的“张力”就越大，认识的一元性也会更加减弱。这层层叠叠的复意与矛盾使康拉德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与新生力量，也产生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因此，康拉德的小说适合用燕卜荪的批评理论来阐释和分析。

众所周知，康拉德文学生涯起步较晚，但是作品数量颇多。康拉德小说主要创作阶段从1897—1911年，在这十四年期间，他创作了《青春》《水仙号的“黑水手”》《黑暗的心》《阴影线》《在西方的注视下》《诺斯托罗莫》等一系列令人称赞的作品。1924年8月3日，康拉德在英国的居所逝世，死因疑似为一次心脏病发作。他被安葬在坎特伯雷公墓，他的墓碑上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诗为悼词：“劳累后的睡眠，暴风后的港口，战乱后的和平，生命后的死亡，这是最大的快乐。”[16]他从这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驾驶着文学的船依然在读者的心中飘荡，他的话语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并赋予我们强大的可以对抗世界的力量。在这里，让我们用康拉德曾经赞美莫泊桑的话来怀念他吧：“虽然人们已经把所有好听的能够赞美的话都表达殆尽了，但还不足以表达对他的喜爱之心，还试图把这些溢美之词像珍珠一样连缀起来变成花环，以此作为对他成就的肯定。他的作品在我们的兄弟民族、友好城邦之间屡为传唱，甚至连荒岛上的野蛮人也知道他的大名。”[17]

从康拉德的人生经历可以知道，康拉德的一生是极富变化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艰辛困苦的一生。他把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带入了他的小说创作，让他的小说更加富有层次，复意内涵更加浓郁和饱满，因此，阅读他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期以来，国内外批评家们从众多理论出发，对康拉德小说创作进行了大量阐释与分析，对康拉德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得以从不同方面、全方位了解康拉德。但是，面对一个具有多层次复意性，处处凸显矛盾现象的作家，批评家们的理解与认知难免会充满疑惑和纠结，他们的感情也难免会面临异常复杂并模糊不清的局面。这一切皆源自于康拉德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由此构成的康拉德小说创作的综合复意性。他们之所以围绕康拉德及作品产生如此多的矛盾和争议，原因不在评论家们，而在于康拉德是一个对世界以及人类生存状态持有不断怀疑和悲观的矛盾杂糅体，他身负多种文化元素的滋养，在多重文明与种族差异的碰撞冲突中确定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因此，在康拉德小说研究中引入“复意性”的范畴与方法，或可以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康拉德，更深入、准确地把握其作品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