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起义的背景

凯特起义爆发前诺福克郡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中，下层人民的反抗情绪在多方面酝酿。1549年夏天的英国诺福克郡社会各地像一把把干柴，遇火必燃。这就是凯特起义前的诺福克郡社会的大致状态。让我们“管窥”起义的首发地怀蒙德汉姆镇和起义主要发生地诺威奇城的社会背景和起义爆发的前提条件，这将有助于理解凯特起义。

一 起义地的社会背景

（一）诺福克郡基本状况

诺福克郡(Norfolk)是英格兰东端的一个郡，东、西、北三面临海，南接萨福克郡，西南和剑桥郡接壤。在英格兰，该郡土地面积排第四位，人口数量居第八位，全郡分成33个百户，数百个教区。[1]诺威奇城是诺福克郡的首府，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自治市(city)。另有两大市镇，郡东端的港口镇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和郡西边界上的金斯林(King's Lynn)。诺福克郡和南面的萨福克郡(Suffolk)构成英国最大的繁荣地区。诺福克郡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土壤和沙地相间，适合粮—牧混合农业；南部有黏土地，生长草类可用于放牧；西面是大面积的沼泽地。粮食作物主要是大麦，其次是小麦。一些沙地用来育肥牲口、养猪和种植少许低矮谷物(small corn crop)。此外，还有颇具规模的禽类养殖业。诺福克郡的奶酪、黄油产业则是在冬季农闲时才有的副业。海滨地区的人们还季节性地从事渔网编织业、修船业、捕鱼业和盐业，这些都是诺福克地区的传统行业。[2]总体来讲，诺福克郡是农村—庄园社会，掌控着大量资源的富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社会的“领导”。

诺福克郡三个较大的自由市和一些大市镇以工业和商贸业为主。农闲时农民到城镇打工，成为临时工人。16世纪诺福克城市经济主要依靠纺织业和制衣业。纺织业和制衣业在当时英国具有重要的地位，中世纪末期英国开始引进大量外国技术工人，制造精美的纺织品和奢侈品。为了使纺织业能够留在本国，英国当时禁止出口未加工过的羊毛。诺福克的织造工艺精湛，其产品品质一流，在国际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所出口的纺织品受到外国市场的普遍欢迎。1459年诺福克还成立了统一销售的协会，形成垄断。据著名编年史作家布洛姆菲尔德(Blomefield)描述，亨利八世时诺威奇城的纺织品(不包括袜类产品)年销售额达到20万英镑；而袜类产品一项的销售额高达6万英镑。诺福克生产的纺织品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映射出了诺福克织造业从业人口数量巨大。除了诺威奇，大雅茅斯和金斯林的纺织业也逐渐兴起，产品有精纺呢(worsteds)、细呢(saies)、斯达明呢(stammins)。不过，这两座市镇的生产控制权归诺威奇。在爱德华六世时引进新的工艺和技术，诺福克又开始生产罗素呢(russells)、缎子(satins)、反纹段(satins-reverses)、那不勒斯粗斜条棉布(Naples-fustians)等，之前也生产帽子、花棉缎(dornick)和床单等产品。[3]由此可见，诺福克郡城市内有相当规模的毛纺织工业存在，虽无数字统计，但可以推断出工人和农民工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他们是诺福克城市下层社会的主要构成成分。

（二）诺福克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英国农村社会在16世纪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庄园制经济以庄园为单位，每个庄园内的成员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到了16世纪，当地的经济逐渐转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个人土地所有者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支配和利用社会资源。[4]诺福克的土地所有者们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乡村的土地竞争中取得胜利，使旧的庄园经济制度下的零碎的私有土地集中起来，并圈占公地，造成农民破产。地主们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选择了利润丰厚的牧羊业。同样的土地，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力要远远多于牧羊，因此他们利用对土地的支配权圈占土地，将农民排挤出庄园，使他们丧失生活来源，造成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诺福克的养羊大户有：东巴舍姆(East Barsham)的弗莫尔斯(Fermors)家族，1521年时有17000只羊；在凯特起义中镇压起义军的伍德赖辛(Woodrising)的乡绅理查德·索思韦尔(Sir Richard Southwell),1551年时有超过13000只羊。诺福克的大养羊主的蓄栏量增长速度也很快。比如，雷纳姆(Raynham)的乡绅罗杰·汤森(Sir Roger Townshend)在1544年时拥有3000只羊，到1548年时，已经达到了4200只。还有一些家族靠改耕地为牧场发了财，贝肯斯索普(Baconsthorpe)和萨灵汉姆(Saxlingham)的黑顿家族(Heydons)成员约翰·黑顿(Sir John Heydon，死于1550年)在诺福克郡一个重要的毛纺工业中心甚至拥有自己的城堡。据说到1579年圣诞节时，他的家业已经十分庞大，仅仅是牧羊人监工就不少于三十人。[5]

与富人财富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穷人则日益变得贫困。陷入贫困的农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极为担忧，到1549年时，他们经常进行秘密集会，发泄对世事的不满。贫农们在土地问题上与地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6]穷人们不能理解致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流行，只单纯地认为是没有道德的绅士导致他们走向困苦，于是开始仇视整个绅士阶级，把他们全部当作敌人。在凯特起义之前，贫富差距巨大，农村社会形成了两个阶级阵营，农民和绅士阶级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难以调和。

（三）诺福克城镇社会矛盾激化

在诺福克城镇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乡村的农民强调社会安宁稳定，他们害怕社会变革，而城市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们来自各个地方，但大多数是穷人；城市常常有商人和旅人来往穿梭，“无主之人”(masterless men)和妓女靠他们谋生。[7]城市人口密度大、成分复杂，较之人口分散、社会稳定的农村地区，这里更容易发生纠纷、骚乱和动荡。以诺威奇城为例，1549年起义发生前的诺威奇城阶级对立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穷人无论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面，还是在统治方面，都变得越来越憎恨富人和绅士，他们谴责富人垄断权力、霸占公共资源；而绅士和富人也非常仇视穷人，他们认为穷人是社会的负担，肮脏不堪、疾病缠身。富人担心穷人威胁他们的统治。[8]诺威奇城市阶级严重对立，社会矛盾在许多地方极易引发冲突：

第一，城内的市场往往是引发阶级冲突的地方。

城市穷人比例很高，1525年，诺威奇是英格兰第二大城市，有13000人。16世纪经济问题十分严重，纺织业衰落造成大量技术工人失业。据报道，1549年5月有大量石匠、木匠、编织工和铺瓦工人离开诺威奇外出寻找工作。1525年的评估显示，35%的工人连最低工资(每天4便士)也拿不到，再加上货币贬值，更增加了穷人占人口的比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统治者，这个阶层几乎都出自富有的小集团，他们由商人和地主组成，掌控着城市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数据显示，1525年6%的人口拥有60%的城市土地和财富。[9]16世纪出现了不利于工人的经济变化，这主要是货币贬值引起的。工人工资涨幅落后于物价上涨幅度，导致工人实际工资大幅缩减。[10]物价对于城市平民的生活至关重要，大部分平民是靠工资生活的。凯特起义前期恰逢16世纪的严重货币贬值，“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11]人民常常会在市场上因物价而发牢骚，市场也往往成为穷苦市民和政府当局爆发直接冲突的地方。一旦物价突然上涨，人民就容易冲动，有时矛盾冲突会直接针对城市官员。

第二，城外公共资源的竞争会激化阶级矛盾。

城外的公地是城市平民斗争的焦点。诺威奇周边的公地——莫斯德希思(Mousehold Heath)和索普(Thorpe)林地，对于城内穷人的生活不可或缺。市民围绕木材和牧草等资源的使用权展开争夺。城市穷人和商业养羊人的冲突也集中到这里。按照传统和大多数市民的意愿，莫斯德希思和索普林地属于全体市民，自古以来无论是城市贫民还是农村穷人都主张对其拥有使用权。[12]这两块公地是穷人实际生活所必需的，因为那里是城市生活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取材地，市民也可以放养奶牛满足自己的家庭日常用奶需求。这种与市民息息相关的利益与周边农业地区利益相冲突。然而，尽管这也是城乡间的利益冲突，但是诺威奇贫民与上层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能够赢得农村穷人的支持。因此，城市贫民对城市公地使用权的争夺必然造成城市社会下层人民与诺福克大地主家族之间直接对立，这使得城乡下层人民有了共同的敌人——乡绅、大地主阶层。

第三，城内居住区阶级隔阂加大冲突的可能性。

1549年城市下层人民生活明显恶化，而城市富裕商人和贵族绅士阶层的生活则一如既往地好。通过诺威奇城市结构也可以看出鲜明的贫富差距和城市文化的割裂。诺威奇的教区分穷人教区和富人教区。穷人被集中到城内河以北的区域(大概占城市1/3)。富人扩建自己的居住区，自然要压缩穷人的生活区。[13]不难想象，城市富人扩张侵占城市穷人简陋的居住区的现象，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邻里冲突，激化了两个阶级的对立。

由此可见，城市的街道、社区、市场，以及城外的林地和公地，都充满了冲突的危险。总之，在凯特起义爆发前，诺威奇城和诺福克农村下层人民都出现生活进一步恶化的现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级冲突频发，这些状况为1549年夏天即将到来的席卷全社会各阶层的翻天覆地的起义斗争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 凯特起义爆发的条件

从历史上的起义来看，起义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具备一定的条件。如起义的地点、时间、社会环境、突发事件，以及起义准备的情况。凯特起义的爆发也同样具备了特定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反圈地行动为凯特起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1549年6月初，肯特郡和英格兰南部、东部时不时发生反圈地骚乱，消息传到诺福克郡鼓舞了人们的反圈地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几个星期的酝酿，到6月下旬，在诺福克郡南部的小镇阿特尔伯勒(Attleborough)爆发了一场反圈地运动。[14]事件爆发的起因是外来的庄园主约翰·格林(John Green)圈占了哈厄姆(Hargham)和阿特尔伯勒镇附近的公地，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6月20日夜间，该镇居民会同其南面四五英里外的两个小村庄威尔比(Wilby)和埃克尔斯(Eccles)的村民，约20人[15]来到威尔比村庄周边的公地上，经过整整一夜拆光了庄园主格林的圈地设施。这就是“威尔比反圈地行动”，被普遍认为是凯特起义的导火索。[16]

此次事件是凯特起义爆发的前提条件。首先，威尔比反圈地行动的策划者正是凯特起义的发起人。在6月20日之后，表面看起来这一伙人一直保持克制，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不断秘密集会、交流信息，并且联络了一些人，计划赶在7月初的宗教节日时公开反对圈地。[17]正是这个行动计划的实施直接引发了凯特起义。所以，如果没有威尔比的反圈地行动，凯特起义就不可能发生。其次，威尔比反圈地行动为凯特起义积累了行动的计划、组织和实施方面的经验。因为，这次反圈地行动的参与者来自几个不同村子，相距5英里之遥，他们还要在一个大庄园的周边连夜分头行动。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必定是经过了精心策划[18]并进行了地形勘查，才能行动统一，迅速有效。无疑，这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起义提供了实战的经验。再次，反圈地行动的成功极大鼓舞了人们的斗争精神。参与者的斗争精神来自他们日益破败的生活，具有普遍性，极易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他们的成功激发了普遍的反抗精神，并使其快速传播，成为日后起义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因此，威尔比反圈地行动为凯特起义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行动环境。

然而，这场反圈地行动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从地理上看，农民住在分散的农村，仅在一两个村庄很难聚集起大量人员进行反抗。从行动上看，选择秘密地在夜间活动很可能是他们担心日后遭到报复和惩罚。这种不敢公开行动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大规模起义的真正起点，只能算是凯特起义发生的前提条件。威尔比事件的重点在于它为凯特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凯特并没有充分地准备和谋划，也可以很快速地发动一场起义。

（二）宗教节日为起义爆发提供了时机

从地点来看，起义往往发生在人口聚集的地点，比如市场、城镇、庙宇。通常城镇具有集市功能，有的还兼具宗教文化交流的功能。凯特起义的爆发地就是一个既具有宗教功能又具有市场功能的小城镇——怀蒙德汉姆(Wymondham)。该镇在阿特尔伯勒镇东北方向6英里处，不仅是方圆数十里人口较为集中的一个城镇，而且还是周边几个镇的宗教文化中心。该镇人口较乡村人口集中得多，便于联络，易于产生群体效应形成人流。

从时间上看，起义多发生在聚众的时间，起义发起者往往借助节日、集市、宗教活动等人们大量聚集的时机发难。7月6日是当地一个著名的宗教节日——圣托马斯移冢节，节日里教区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镇上庆祝节日，久远以来怀蒙德汉姆镇因这个传统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中心。[19]威尔比反圈地行动15天后，恰逢节日，当天，前期积累的反对圈地情绪有了新的释放机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起义多发生在夏季粮食刚刚收获的时间，因为那时往往粮仓充实，更容易获得食物补给。

城镇人口相对集中，加之宗教节日具有聚众功能，都为大型反圈地行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历史经验证明，选择这样的时机非常奏效。节日庆祝期间一些人专程来密会，进一步谋划破坏圈地。[20]有人充当联络人在人群中向陌生人散播行动“信号”。[21]7月8日宗教节日结束，但很多人聚集在教堂外，有人发表演说，谈论乡村的萧条和衰败，农民没有了生计被迫四处流浪乞讨；有人呼吁要制止地主们的圈地行为，保护古老的公有土地。正如6月发生在阿特尔伯勒的反圈地行动，全国各地的农民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反抗。[22]他们相信国王和“好公爵”会为他们做主。[23]反抗的情绪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从这时开始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其一，庆祝活动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变成了一场反对地主的群众运动；其二，先前那种散兵游勇式的偷袭圈地和秘密集会已经转变成公开的愤怒，并准备公开采取影响更大的反圈地行动。至此，怀蒙德汉姆的圣托马斯移冢节为起义提供了充分的时空条件。

（三）偶然事件的发生是凯特起义爆发的前提

历史的发展常常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1549年7月8日黎明时分，一群人捣毁了赫巴特桑(Hobartson)和约翰·弗劳尔迪(John Flowerdew)家一部分圈地上的篱笆。[24]这两人都是律师出身的新绅士，在乡村和当地富裕自耕农竞争，使贫农的生活更加困难，所以遭到农民的普遍厌恶。[25]当约翰得知骚乱人群拆毁自己的篱笆，以为是老冤家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和威廉·凯特(William Kett)兄弟指使的。十年前因为争夺被解散的修道院的财产，约翰得罪了以凯特家族为首的当地居民。[26]约翰找到骚乱的领头人，答应支付他们40便士[27]的好处费，让他们去捣毁罗伯特·凯特家的篱笆，理由是凯特也圈占公有牧场。[28]这些人是来捣毁篱笆的，当有人给钱雇他们去破坏别人家的篱笆，他们没有拒绝，拿了钱就去找凯特。这一点说明这些行为是临时起意的，暴露了他们斗争的盲目性。而反抗者在弗劳尔迪和凯特之间摇摆，竟充当钱的“奴隶”，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目光短浅且立场不稳，另一方面说明他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如果没有一个眼界开阔、组织得力的人出来引导，他们的反圈地运动注定在低层次上自生自灭。然而历史往往就是在这种机缘巧合中演进的。是约翰因为镇上的家族恩怨把反抗者引向凯特，而恰恰是这种巧合为凯特加入起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四）凯特对待起义的立场与选择是凯特起义爆发的重要条件

当凯特面对反抗者时，他的立场选择决定了这场起义的命运。7月8日上午，在罗伯特家门外，离教堂不远处，[29]反抗的人找到罗伯特·凯特说明来意，要求他拆毁自家的篱笆，退回侵占的公有土地，恢复农民的古老权利。[30]尽管这些人痛恨所有的圈地者，但是他们没有直接拆毁凯特家的篱笆而是先找到凯特讲道理。反抗者们顾于凯特家族在镇上的好名声而对凯特留有一些礼貌，可以看出罗伯特·凯特在当地有相当的威望。见反抗的人要来拆他的篱笆，凯特的回答出乎常理，他不但不拒绝，反而表示欢迎。在人群中，凯特自荐给反对圈地运动的人提供建议和指导，同时要与他们一道打倒整个贵族绅士阶层。他同情这些人，希望能够尽快改变世道。凯特特意用激昂的语调说：“(贵族乡绅)他们如此有权势，如此贪婪残酷，前所未闻，人神共怒，对他们只有憎恨和谴责。”[31]他的话感动了所有的反抗者。[32]在凯特加入之后，这群“暴民”已经脱离了无计划、无目的的状态，他们有了事业的领导者、指引者。从此凯特正式加入了起义，并成为起义的核心人物。所以，凯特本人选择加入起义，并领导起义是凯特起义爆发的关键。

正是综合了以上四个条件，凯特起义才真正地开始。凯特加入起义者队伍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起义者。这位富裕自耕农领袖支持反圈地运动，而且愿意同起义者一道捣毁更多的圈地，全力领导支持他们的起义事业。

凯特为了树立威信，要求第一个拆毁他自己家的圈地。他的话从那时已经成为命令，起义组织初步形成。紧接着，凯特带领反抗人群去赫瑟西特(Hethersett)庄园又一次捣毁弗劳尔迪家的圈地。[33]但是不久，由于拆篱笆的人分散，有人传言凯特退出了起义。第二天，即7月9日，为了辟谣，凯特在一棵橡树下召集人们宣誓：“我永远不会放下责任，这是公共福利(the Commonwealth)，直到你们赢得应有的权利。为了你们安居乐业，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了你们的福祉和解放！”在罗伯特·凯特的领导下，反抗的平民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起义队伍，目标直指诺威奇城。罗伯特的哥哥威廉此时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在很短的时间里各阶层的人不断加入他们的队伍。[34]随着人员不断增加，凯特兄弟的起义力量大大增强。[35]此时，这场肇始于乡间的小型骚乱终于演变成了一场足以威胁郡首府和国家政治稳定的起义。自此，凯特起义轰轰烈烈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