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起义史”是一类常见的历史学题材，具有时代性强、政治性强、研究对象具体化的特点。起义是一种反作用于权威统治的公开的暴力的政治活动。它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就其起因而言，每一次大型起义，无论其直接原因是天灾、饥馑、瘟疫、兵燹、阴谋、舆论、私仇、利益冲突还是民族矛盾，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军事等深层次原因。内容上，起义往往采取暴力的方式，或以暴制暴。起义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往往具有直观、清晰的特点，便于叙事和讨论，易于人们理解和记忆。起义结果，或和平解决，或被镇压，或推翻既有统治。从功能上，一方面，起义是社会矛盾斗争的工具，但同时起义对社会发展具有纠错功能，起义是社会出现危机的信号，是社会发展失衡的标志；另一方面，起义具有释放社会矛盾斗争“能量”、化解社会危机使社会发展达到新的平衡的功能。“起义是对社会秩序的保护。”[1]“大众起义表现出一种恢复政体平衡并且呼吁统治阶层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的功能。”[2]起义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深层次民众政治的体现。起义常常对国家政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起义往往不是独立的事件，它能反映出历史事件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脉络关系，反映出一个社会和它所处的时代的文明发展状况。研究起义历史，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分析宗教、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在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矛盾作用中的层次关系；可以认识社会动荡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辩证关系。这必将有助于丰富社会危机史的理论认识，有助于推进人类对于革命、起义、造反中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并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历史参考。
为此，探索起义的发生发展规律、认识起义的性质，研究和评价起义的整体历史作用和地位，把握起义的发展脉络，并进而引发我们对社会演变的历史认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必将对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乃至对人类历史发展演变具有重大意义。
以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学，在国内外都有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庞大的研究人群。中国的起义史研究历史久远，著述丰富，观点层出不穷。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中国的起义史研究曾经一度处在世界起义史研究的前沿。总体而言，此类研究以“农民起义史”和“农民战争史”为主。农民战争史曾被誉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五朵金花”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两次研究高潮，无一例外都以“阶级斗争思想”为武装，围绕“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展开研究和讨论。明显形成两派观点，即一方强调农民起义的历史推动作用，而另一方则强调农民起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实则是在争论社会常态下“造反无理”还是“造反有理”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界的变化，农民战争史学术研究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低迷。值得注意的是，与外国史学强调细节研究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走上了侧重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难免泛泛而谈，最终走进“冷宫”。时至今日，中国起义史研究几乎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中国学者似乎仍在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难以突破“农民”情结。这与国外“起义史”研究日趋“火热”的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今天，随着国际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格局迅猛变化。从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国家骚乱问题到“阿拉伯之春”(第二次中东革命)等一系列国际事件，可以发现，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内源型革命和输入型颠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以新的观念去认识社会运动规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外国起义史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此外，21世纪以来“圈地运动”一度成为国内各界频繁使用的热门词，甚至有被滥用的现象。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可为学术界提供详细的史实和透彻的分析，因此澄清和论证史实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凯特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管窥，深入研究分析圈地运动背景下社会危机中的社会各阶级的状态以及他们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必将丰富中国学术界对“圈地运动”和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的认识。
“1549年凯特起义”这一命题在英国起义史学界历来受到重视。虽然这场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无法同1381年的农民大起义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相比，但是凯特起义作为承前启后的一次大规模人民抗议运动，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地位。它之于英国政治史的重要性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凯特起义发生的时代恰好是都铎王朝爱德华六世时期，这个时代短暂且远不如之前的亨利八世和之后的伊丽莎白时代辉煌。然而这个时期恰恰是英国宗教改革最激进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纵观全欧洲历史，中世纪末期社会思想上正经历着“经济规则取代伦理政治规则而支配经济活动的过程”,“近代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取代了传统价值观”。[3]政治改革、宗教改革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凯特起义正是这个时期社会危机的集中表现。1549年英国东部西部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加之各地小起义也接连不断，构成了一个“动荡的年代”。此外，正是因为凯特起义提出了鲜明的社会改革要求，有别于以往起义简单反国王、反贵族、反宗教压迫，使这场起义具有了现代性。凯特起义是当年规模最大、发展最为充分、最具典型性、最具代表性的一场起义。研究凯特起义更便于我们认识社会转型期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规律。
关于凯特起义至今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答。史家往往将凯特起义简单地定义为农民起义，也往往认为圈地运动是起义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解释凯特作为积极圈地的土地持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圈地运动的农民领袖？引发这场起义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起义者都来自哪些阶层？他们为何由被动变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再认识。如果不对这场起义的背景、条件、经过、社会关系、失败原因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就不可能明白其来龙去脉；如果不对凯特的身份、起义者阶层状况、起义军的政治要求等做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把握凯特起义的性质；如果不对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危机做透彻分析就不可能对社会动荡深层次原因有真正的认识；如果不把1549年社会动荡中大众和政府二者既对立又联系、既相互斗争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分析透彻，就谈不上全面和客观、深入的认识；如果不厘清1549年大众参与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就不可能利用“大众政治”这个概念找到起义发生的机理和规律。这些都是本书的讨论重点。
国内凯特起义史的研究者寥寥，英国虽多有学者涉猎，但其立场、意识形态、研究侧重点、方法和角度均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性质，难有持平之论。欲得到适合国情且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成果，还需我们自为之。另外，中国起义史学界长期囿于“农战史”“理论起义史”的窠臼中，在起义问题的认识上难以有所发展和突破，因此有必要改进研究方法和视角，尝试改变这种局面。
基于上述选题原因与研究思路，本书以凯特起义为主体，以爱德华六世时期社会危机为参照，详细描述起义过程，对起义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对背景原因以及政治与群众运动规律的关系进行剖析，间接探讨城市和乡村层面上的社会关系，以裨益于全面的、多视角的凯特起义史研究。
二 关于凯特起义的研究
1549年凯特起义作为都铎王朝最大的一场人民起义，对当时社会震动巨大，影响深远，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历代起义史家不断地潜心研究，各有侧重，成果丰硕，为后世蕴积下了浩瀚的史料，这包括相当数量的原始资料和各个时期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一）原始资料
凯特起义相关的原始史料常见于英国国家档案馆(PRO,Public Record Office)、诺福克档案馆(NRO,Norfolk Record Office)等处，包括刑事法庭记录、御前会议记录、议会会议记录、庄园法庭记录之类。此外，在一些早期历史著作的附录中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政治文件、历史人物书信、日记等，也能作为一手资料。比如，关于这场起义的最早记载是一份手稿——《1549年诺福克之乱》，其笔者索瑟顿目睹了这次起义的经过。[4]再比如，1859年弗雷迪·威廉·罗素[5]撰写的《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一书，后面附有相当数量的原始资料，至今仍被学者广泛引用。爱德华六世在短暂的人生里踏踏实实记下的日记，也成为今天研究那段历史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这类资料被历史学家整理成书，如《英格兰幼王：爱德华六世的日记，1547—1553》[6]。绝大部分原始资料都散布在英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地方。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一部分原始资料实现了电子化，一些文献数据库也已经可以查阅到数量可观的原始资料了。
（二）英国的“凯特起义”研究史
在国外，凯特起义的研究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又不乏勃勃生机。自凯特起义发生以来，它几乎被每个时期的历史作家所关注。凯特起义发生二十多年之后，内维尔用拉丁文撰写了《凯特起，诺郡乱》并于1575年出版[7]。该书是最早一部完整记录凯特起义的书籍，可以说是凯特起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的凯特起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到1577年霍林斯赫德写作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8]，在这部大型编年史中，关于这次起义的记载几乎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此后，一些重要作品包括布洛姆菲尔德的《诺福克郡地理史集成》和阿农的《爱德华六世时期诺威奇的凯特起义》[9]。这两位笔者查看了大量的诺福克地方志(the Norwich Roll)，据说，其中含有许多起义亲历者的手稿。[10]这些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凯特起义的细节。然而在早期笔者的笔下，起义者被描述成暴徒、恶棍、流氓等形象，杀死他们的士兵被描述成国家英雄，正统和正义的维护者。这种简单蔑视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反映出那个时代史家的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在凯特起义后的三百年时间里，“凯特”这个名字在官方政治史中一直是“骚乱”“暴民”“贼首”的代名词。就像耳熟能详的起义者瓦特·泰勒和杰克·凯德一样被保守派作家援引，用以攻击“暴民”和民主政治。直到19世纪，“凯特”这个名字才在“诺福克宪章运动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行业联合会和社会主义者”的笔下翻案，因为他们同情凯特起义时期农业地区贫困、工资收入低和法律禁止人民结社活动的历史。[11]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罗伯特·凯特才逐渐改变负面的历史形象，凯特起义也重新被定位。
到了19世纪中叶，出现了最为重要的一部关于凯特起义的历史专著，它就是被后人引用最多的弗雷迪·威廉·罗素的《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罗素在参考前人的著作的同时，也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诺威奇地方志。他使凯特起义的历史内容空前详尽，可惜的是诺威奇地方志后来遗失了，罗素之后再也没有人使用过它。[12]值得庆幸的是罗素在其著作后面附有一些原始材料，使得人们在今天仍可以看到诺威奇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到了20世纪初，克莱顿发表了《罗伯特·凯特与诺福克郡起义》。[13]这部著作几乎是在转述罗素的作品，未见有分量的新的信息。然而在风格上，克莱顿的语言简洁、朴实、诙谐，且叙事性强，这一点不同于罗素那种严谨求证、旁征博引的写作风格。此外，克莱顿的作品已经有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赞扬凯特与他的起义，从作品的阶级性来看，他几乎可以算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了。1949年，S.T.宾多夫教授出版了《1549年凯特起义》[14]。全书仅有23页，称得上短小精悍，其中描写起义全过程的内容不过两页篇幅，其余笔墨全部用来分析历史发展的线索、背景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宾多夫的分析鞭辟入里，将凯特起义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城镇周边的低层次造反；第二，郡范围内的造反；第三，影响英国政治发展的起义。这是学术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认识到凯特起义在不同层次下有不同的意义。他丰富了1549年凯特起义时东安格利亚的社会背景研究，深入考察了1549年英国的政治、社会关系，拓宽了凯特起义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这本书被后人广为援引，至今仍是凯特研究不容错过的资料。总之，这时期的文献以凯特起义事件本身描述为主，可以用“管窥”这个词来概括，不牵涉太多事件，至多谈及凯特生平，基本没有讨论凯特起义与其他起义的关系。此外，对于起义的观察角度仍是“自上而下”的，难以摆脱早期作家那种“国王—教会”史的叙述范式。不无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虽有简单提及经济冲突，但都没有深入探讨社会下层人民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诉求。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全世界民族运动的兴起，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史学家的观察角度也有所改变，起义造反题材又重新回到史学家的著作中，此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文章和著作描写凯特起义。这包括1966年海蒙德发表的名为“忠实的造反者——诺福克郡凯特起义的故事”的历史小说、1972年比尔的文章《伦敦与凯特起义1548—1549》、1977年兰德的专著《凯特起义——1549年诺福克郡造反》。[15]这些作品处在凯特史研究的转折期，一个告别传统史学的时代。读者在这些作品中几乎可以看到笔者极力摆脱传统观点和写作范式的努力，然而最终未能彻底与其划清界限。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参考资料方面还不是很丰富，写作技巧也欠成熟，有打破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冲击的愿望，但在内容安排上却显得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兰德的努力仍使他的作品呈现给读者一幅更加清晰的诺福克郡社会、政治、历史画面，在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方面也较之前人有出色表现，他把诺福克郡社会与英国社会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讨论。这部作品另一个特点是它挖掘凯特起义发生地的家族脉络关系，把历史人物的社会关系分析得入木三分，这是前人作品所没有的。不足之处是笔者仍没有摆脱传统政治史叙述的套路，把凯特起义设置在特定的帝王政治史的网格中，未免显得生硬。遗憾的是，笔者讨论的问题很广，却未讨论1547年英国济贫法，也很少谈及“公共福利主义思想”对起义的影响。紧随其后，1978年康沃尔发表了《1549年农民造反》,1979年凯特-怀特发表了《1549年罗伯特·凯特起义》。[16]康沃尔把凯特起义和西部起义结合起来讨论，强调农业问题和农民社会问题在起义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凯特的政治纲领只提出了物质要求而没有提出宗教和信仰方面的要求，这是凯特起义的局限性。而他将1549年社会斗争仅看作农业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化。将1549年的东西两场大起义一概定性为农民起义，完全忽略了东部起义的城市特色。总之，从写作视角看，这些笔者仍未能完全超越前人的视野。
直到70年代末，才有人真正突破前人的视野。麦卡洛克于1979年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名为“时代背景下的凯特起义”的文章，[17]这篇朝华夕秀的作品开启了凯特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他批评以前的历史学家没有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他指出凯特起义不能算作一场真正的起义。他把这次事件放到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发现凯特领导的起义属于东安格利亚起义的一部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普通的一次抗争。他的理由有三：其一，凯特起义是许多类似起义中的一场，这些起义在组织方式和实施方法上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其二，萨福克起义和诺福克起义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地区，具有同一性；其三，1549年的事件是长期的农业问题遇到突发事件导致的结果。麦氏的文章深入地分析了萨福克和诺福克在起义运动中的密切关系，进而将凯特起义放入东安格利亚起义的整体中考虑，并将凯特起义纳入1549年的国内斗争整体环境中考察。他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在转移话题，不如说是在用凯特起义的历史背景来否定凯特起义的历史重要性。该文或多或少有忽略凯特起义战争惨烈程度、死亡人数的嫌疑，也低估了其对当时政治的震动乃至以后英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即便如此，麦卡洛克的文章仍以视角新颖、观点独特等出色表现给凯特起义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文一经发表，引起了学界巨大的反响，随后出现多篇文章与其辩论。比如，康沃尔[18]反对麦氏用过于宽泛的视角考察历史。他在《〈时代背景下的凯特起义〉之商榷》一文中质疑麦卡洛克史料挖掘的方式，并批评其无视凯特起义的社会和历史影响，夸大萨福克郡其他小型骚乱规模的做法。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参与进来，如比尔和奥索普的文章。[19]他们分别从宗教和政治角度考察凯特起义，重申了凯特起义的特点和历史重要性。尽管麦氏的文章引发了大量争议，但是在他的影响下，凯特起义史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
在麦卡洛克的启发下，大量新凯特起义史作家涌现。到20世纪末，沙干、布什、伍德等人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融入凯特起义的历史进行研究，把凯特起义研究推向深入。[20]这些笔者或多或少受到麦卡洛克研究角度的影响，变得更加注重历史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沙干作为麦卡洛克的学生，深受其影响。他拓宽了凯特起义的研究思路，从萨默塞特的信件中找到了诺福克郡其他地方有请愿活动的证据，来证明凯特并非诺福克郡唯一提出请愿的起义。比如，他发现一份塞特福德(Thetford)起义的请愿书，证明在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同样有请愿活动。格林伍德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21]沙干认为萨默塞特的“政治手段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大众的政治模式’”，这个模式又“上升为一种政府和人民的合作关系”。[22]2003年琼斯一篇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动荡年代”——1549年的英国起义》将麦卡洛克的反传统史学观点贯彻到了极致，她的论文通篇描述那些被忽略的小起义、小骚乱，而专门撇开了大型起义，意在说明社会动荡的普遍性，如诺福克、萨福克以及西部起义。该文出色地考察了1549年大起义之外的小起义，向读者展现了1548—1549年英国各地社会动荡的图景，为凯特起义和1549年英国起义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补充。[23]2005年，格林·伍德发表了他的一部重要作品《1549年起义和英国现代社会的形成》。[24]此作高屋建瓴，将凯特起义的地位从地方史研究提高到了英国国家政治发展史的高度。关于这场起义在英国现代社会形成中的意义，伍德赋予它全新的解释。他参考和运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多达478项，几乎涵盖前人所用的全部材料。在原始资料挖掘方面也十分突出，其中所用诺福克档案以及一些手稿多达15种76项，这大大开拓了凯特起义的史料范围。他扎实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将凯特起义以“大众政治”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关于凯特起义的原因、经过和长期影响，笔者展开全面讨论。他所关注的要点是新政治史，涉及中世纪大众造反的结束、大众政治的变革、大众政治语言、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表达—静默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记忆和起义的历史表现形式。他考察了起义对英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影响，认为凯特起义暴露出了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社会之间的断档。他用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研究凯特起义史，这在当前的凯特起义史学界十分难得。
至此，凯特起义从“管窥”史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既汲取前人丰富史料，又具有开拓性视野的现代史学研究课题。就当代凯特史研究的趋势而言，如果伍德被认为是“拓展派”的先锋，那么惠特尔则可以被称为“精深派”的代表。2010年3月，惠特尔发表了她的《1549年凯特起义时期的领主与租户》[25]，在精细研究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笔者运用诺福克郡的庄园档案研究凯特起义前后地主和佃户关系，剥茧抽丝、综核名实，此做法实属首见。她认为欲研究凯特起义中的佃户和地主，研究者必须查阅庄园法庭(manorial courts)和郡季会议(county quarter sessions)的记录才能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内涵。惠特尔运用统计学方法，尽量依靠材料讨论凯特起义参与者的身份、社会层次，从而探究其革命性。她将诺福克全郡的造反行动加以分析，认为凯特起义在诺福克全郡的造反中具有代表性。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起义是乡绅、富裕约曼、贫农三个阶级斗争的结果。她研究的切入点是农村，她认为凯特起义是农业经济问题，她忽略和否认流浪者以及破产农民在起义中的作用，对于凯特起义发生在英国第二大城市的事实并未充分考虑，对城市贫民参加起义的情况也几乎没有谈及。这恐怕是她的不足之处。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过于依赖庄园档案，而忽视了流民、破产农民和“无主之人”等阶层不可能被记录在庄园档案中的事实。显而易见，这类资料的片面性成为她不能克服的视野盲区，因此她的论据是残缺的，结论必然带有偏颇。尽管如此，新史料的开发将凯特起义史研究引向一个全新领域，给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也将凯特起义研究范围再一次锁定在诺福克郡之内。这一点使她明显有别于此前三十年急于冲出“管窥”史学的学者们。她的文章是否标志着英国凯特史研究转向新的“管窥”时代，只有等待时间的验证。总之，近三十年来凯特起义历史研究较为活跃，完全突破了经典历史著作叙述和分析的模式。新时代的学者能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资料，提出新的观点。将凯特起义从宗教、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并置于1549年的时代背景中，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凯特起义的认知和理解。
（三）中国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凯特起义的研究较少、较浅。大概是深受《资本论》中对圈地运动的评价基调的影响，我国史家往往将圈地运动视为凯特起义的唯一主要原因。王荣堂在1962年《历史教学》杂志的一则几百字的问答中写道：“凯特起义”主要由“圈地运动”引起。[26]该文只扼要地概述，并未深入探讨。在此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未见有以凯特起义为主题的专著或文章公开发表。关于凯特起义只能见诸一些涉及阶级斗争[27]、圈地运动、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等问题的出版物，[28]且论述往往流于梗概，缺乏深入分析。一本专给青少年阅读的书《新版世界五千年》[29]甚至出现严重违背事实的描述，说凯特是“流浪汉”出身，还将起义情节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故事的叙事套路进行叙述，几乎是凭空想象，这种做法极不可取。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凯特起义历史研究落后的现状。另外，我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三农问题”“圈地运动”等问题近年来被学术界关注较多，但是研究者对于英国早期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斗争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在英国史学界凯特起义的研究历史悠久、研究领域广泛、方法多样、观点层出不穷、成果斐然，已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研究课题，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凯特起义研究经历了视角从小到大，观点从偏见到中性的演变过程。但是西方的学者往往偏重于细节，顾此失彼，难以克服研究的片面性，或从宗教，或从经济角度，或从意识形态方面研究起义，缺乏宏观背景考虑，缺乏深入探究爱德华六世时期社会全面危机爆发背后那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及其相互关系。此外，他们很少研究凯特的起义军政府、起义与流民的关系、城市贫民对于起义的作用；也不重视起义性质分析，对于起义规律的归纳总结也稍显欠缺。这正是本书研究的空间所在。我国学术界对凯特起义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仍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凯特起义历史研究的条件和现状决定中国的起义史学者不能与英国学者在开发新资料、创新研究领域等方面相比，而是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积极借鉴和吸纳国外研究成果与现有文献研究凯特起义的历史。我们必须克服西方学者对起义全面、本质的分析不足的缺点，同时跳出我国“农民战争史”传统史学的窠臼，才能够使我国的凯特起义史学研究立足自身发扬光大，其前景值得期待。
三 主要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1549年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以及1548—1549年全英国社会动乱。下面就研究范围内的主要关键词的基本含义加以说明。
（一）“rebellion”与“起义”
Rebellion一词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辞典》中的定义是：1.公开反对处于权威和主导地位的人或事；2.公开违抗或武装抵抗现有政府的权威。[30]“rebellion”一词意义较为宽泛、中性，不同于汉语的“起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起义”的定义是“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或“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正义方面”。[31]在《辞源》中“起義(义)”被解释为“仗義(义)起兵”。由此可以看出，汉语“起义”带有明显的褒义。其实“rebellion”与汉语中的“起事”[32]的含义更为接近，两词都是中性，但是由于“起事”一词是古汉语，会造成读者理解困难，所以不可用。我国史学界普遍将凯特领导的“rebellion”认定为“起义”。笔者沿用中国史学界前辈的做法，但是在本书中，“起义”并无褒贬之修辞色彩。此外，一些西方史学家将凯特事件定性为“revolt”(造反)。笔者认为一方面“造反”具有贬义，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史观，而不是人民的史观；另一方面“造反”不能充分反映1549年诺福克以及全英国人民反压迫的规模和影响，故不用之。总之，笔者在讨论1549年发生的事件，一概采用“起义”来表示，所以在本书中“起义”指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反抗政府或权威的活动。
（二）“‘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 或Ket's Rebellion）的定义
笔者认为，凯特起义是由凯特兄弟领导的，由诺福克郡各地人民广泛参与的，以反对贵族乡绅经济和政治压迫为目的的诺福克地方起义，起义主要围绕诺威奇城展开。关于“凯特起义”有如下几点需要说明：首先，凯特起义并不代表是由凯特一个人发动的起义。事实上，凯特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起义领导者的，如果没有凯特这个历史人物，起义很可能以其他形式发生。其次，本书所指的“凯特起义”是以诺威奇为中心，由凯特主导的起义。然而，除凯特之外，在诺福克郡还存在其他起义团体，因此，“凯特起义”并不是诺福克郡唯一的起义，而是东安格利亚起义以及1549年英国各地起义的一部分。
（三）“大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
在本书中该词指“平民的政治”。传统史学认为政治和平民无关，只有政治人物才能参与政治。而新政治史学者在20世纪末提出了“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直接影响政治发展，实际相当于“非政治人物”参政，进而提出了“大众政治”的概念。[33]因为凯特起义有强烈的参政色彩，且没有推翻国王统治的图谋，所以本书引进了这一概念认为1549年的社会动荡具有“大众政治”的特征。其具体定义、内容、模式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
（四）“公共福利”（commonwealth）
“公共福利”一词有悠久的历史，从中世纪至今一直是英语中的常用词。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含意。[34]在中世纪有三个意思：1.指“(联邦)国家”(respublica); 2.指“公共利益”(common good); 3.指“政体”。然而关于这个词，人民大众和统治阶层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都铎的统治阶层看来，commonwealth这个词是指一种稳定的政体，贵族生来治人，而平民则受治于人。[35]在寻常百姓看来，这个词往往是指“捐款储蓄罐”，用它来募集资源或资金帮助穷人。[36]在平民看来，公共福利就是平民的福利，社会共同富裕，因为这个词本身可以看出“common”(平民)的含义。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史实为纲，结合多学科角度论述，史论结合。作为一项社会史与政治史交叉、多学科汇聚的研究课题，它涉及诸多领域，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军事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尽管如此，本书仍坚持历史学为主体。在多学科相结合的同时，力争保持历史研究的独立性。
为了更好地探寻社会矛盾斗争的机理、规律及其影响，更好地认识意识形态在中世纪末期到近代早期的变化，本书利用布罗代尔年鉴学派史学研究理论进行多维、多层次观察，探究历史事件、结构和局势的脉络和关系。本书以凯特起义为例，由点到面逐渐扩大范围，即通过由“管窥”到全面展示的方法，用全息理论透视分析爱德华六世时期的社会危机与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活动。此外，本研究还运用了对比与类比、归纳与总结等分析方法。
（二）新视角、新观点
本书视角新颖，观点独特，具体有几方面：
第一，注重从“非农”视角分析起义发展的过程和起义性质。过去历史学家过于侧重农业、农民因素的分析，对于非农民因素分析过少，进而忽略了城市市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历史作用。研究凯特起义不能囿于“农民”视角。一方面，起义者中有大量城市贫民和流民。另一方面，从起义的诉求看，它反映出富裕农民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更接近地主而不是小农，因而他们不能代表社会下层广大农民。本书首次充分分析城市贫民在起义中的作用，将城市社会冲突和农村社会冲突一并讨论，在注重解释农业原因的同时，深入挖掘起义中的非农业因素，如城市市民、流民参与起义的情况。并以凯特起义为观察点，分析城乡起义参与者的社会构成，进而证明全英国社会矛盾斗争的性质，努力使这场起义的历史更加完整深入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用宏观视角研究凯特起义的背景和原因。从都铎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揭示1549年全英国社会动荡的根源，避免了从单一角度看问题所造成的判断偏差。本研究努力克服西方史学“碎片化”的现象，不停留在管窥的视角上，而是尽量向读者全面地展现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英国社会危机的情况，将凯特起义视为一把钥匙，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和事态发展脉络。
第三，重视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起义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注重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问题，可以弥补我国传统“农战史”研究方法的不足。中国传统农战史研究以阶级斗争分析法为主，而过于突出经济基础的作用，忽略了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本书在研究经济基础的同时注重分析意识形态在1549年大众政治中的催化作用。
第四，立足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历史。本书注重分析凯特起义中的社会下层人民的政治语言、参与大众政治的行为。从研究普通起义者入手，分析凯特起义的性质，强调动乱年代“政治在民”的观点。如此可以展现传统政治史学用“自上而下”观察法所不能发现的领域——群众参与政治的作用，尝试利用西方新政治史—社会史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我国农战史发展寻找潜在的突破口。
此外，本书参考了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笔者广泛利用网络收集到了数量可观的一手资料和图表，使论证更具说服力，内容更生动。这些网络资源库包括名列世界十大数据库的“谷歌图书”(Google Book)和“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其中大部分资料是国内同类研究中首次使用。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本书希冀为学术界贡献五个新观点：第一，凯特起义是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暴力抗议，而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第二，凯特的身份是具有资本主义工场主和地主性质的约曼，而不是小贵族或小地主。第三，凯特起义军建立政府是为了参与政治，而不是为了推翻当权政府。第四，在国内首次引进“大众政治”的概念。第五，归纳“非政治人物”参与政治有五种模式：革命、起义、骚乱、请愿、舆论。
[1]Michael Bush,“The Risings of the Commons in England,1381-1549”,in Hierarchies and Order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edited by Jeffrey Denton,Hampshire: Macmillan,1999,p.113.
[2]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
[3]赵文洪：《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读后》,《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页。
[4]索瑟顿家族属起义地诺威奇城的统治阶层，尼古拉斯的哥哥伦纳德(Leonard)在凯特围城后亲自前去伦敦报信。Nicholas Sotherton,The Commoyson in Norfolk 1549, Stibbard Larks,1987.当代能看到的版本是由Susan Yaxley编辑整理，于1987年发表的。见：Stephen K.Land,Kett's Rebellion: The Norfolk Rising of 1549, Ipswich: Boydell Press,1977,p.78.
[5]Frederic William Russell,Kett's Rebellion in Norfolk, London: Longman,1856.另注：本书所涉及的大量专有名词、人名、地名译法主要参考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辑《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
[6]Edward VI,Jonathan North,ed.,England's Boy King: the Diary of Edward VI,1547-1553, Welwyn Garden City: Ravenhall,2005.
[7]Alexander Neville,De Furoribus Norfolciensium Ketto Duce,Liber Vnus., Ex officina H.Binnemani in Londini,1575.
[8]Raphael Holinshed,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and Ireland, 3 vols.(London,I577,S.T.C.I3568),1807.
[9]Francis Blomefield,An Essay towards a Top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Norfolk, 11v.,(London 1805),Anon,Kett's Rebellion in Norwich in the Reign of Edward the Sixth(Norwich,c.1843)，详见：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55.
[10]详见：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55.
[11]Andy Wood,“Kett's rebellion”,in C.Rawcliffe and R.Wilson(eds.),Medieval Norwi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4,p.278.
[12]详见：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55.
[13]Joseph Clayton,Robert Kett and the Norfolk Rising, London: M.Secker,1912.
[14]S.T.Bindoff,Ket's Rebellion 1549, Lond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49.
[15]S.T.Haymon,The Loyal Traitor: a Story of Kett's Rebell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5; B.L.Beer,“London and the Rebellions of 1548-1549”,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12,No.1(Nov.,1972); Stephen K.Land,Kett's Rebellion: The Norfolk Rising of 1549, Ipswich: Boydell Press,1977.
[16]Julian Cornwall,Revolt of the Peasantry,1549, London: Routledge & K.Paul,1977; Rupert Kett-White,Robert Kett's Rebellion of 1549, Bath Iford Park,Hinton Charterhouse,Bath,Avon,1979.
[17]Diarmaid MacCulloch,“Kett's Rebellion in Context”,Past & Present, No.84(Aug.,1979),pp.36-59.
[18]Diarmaid MacCulloch,“Kett's Rebellion in Context”,Past & Present, No.84(Aug.,1979),pp.36-59; Julian Cornwall,“Kett's Rebellion in Context: A Rejoinder”,Past & Present， No.93(Nov.,1981),pp.165-173.
[19]Barrett L.Beer,“John Stow and Tudor Rebellions,1549-1569”,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27,No.4(Oct.,1988),pp.352-374; J.D.Alsop,“Latimer,the‘Commonwealth of Kent' and the 1549 Rebellions”,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8,No.2(Jun.,1985),pp.379-383.
[20]Ethan H.Shagan,“Protector Somerset and the 1549 Rebellions: New Sources and New Perspective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4,No.455(Feb.,1999),pp.34-63;M.L.Bush,“Protector Somerset and the 1549 Rebellions: A Post-Revision Questioned”,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5,No.460(Feb.,2000),pp.103-112; Ethan H.Shagan,“‘Popularity' and the 1549 Rebellions Revisited”,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5,No.460(Feb.,2000),pp.121-133.
[21]Ethan H.Shagan,“Protector Somerset and the 1549 Rebellions: New Sources and New Perspective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4,No.455(Feb.,1999),pp.57-8.“塞特福德的请愿书”见：A.R.Greenwood,“A Study of the Rebel Petitions of 1549”,unpublished Ph.D.Thesis,University of Manchester,1990,pp.209-210.格林伍德还分析了沙干整理的其他信件。转引自Amanda Claire Jones,“Commotion Time: the English Risings of 1549”,Ph.D.Thesis,University of Warwick,2003,p.146.
[22]Ethan H.Shagan,“Protector Somerset and the 1549 Rebellions: New Sources and New Perspective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4,No.455(Feb.,1999),pp.36,47.
[23]Amanda Claire Jones,“Commotion Time: the English Risings of 1549”,Ph.D.Thesis,University of Warwick,2003.
[24]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5]Jane Whittle,“Lords and Tenants in Kett's Rebellion 1549”,Past&Present, Vol.207,No.1(May 2010),pp.3-52.
[26]王荣堂：《1549年英国凯特起义的背景与具体情况如何？》,《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第55页。此后有一些译著主要来自苏联，谈及凯特起义的内容。如[苏联]M.M.斯米林(主编)《世界通史》第四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41—445页。
[27]我国涉及凯特起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世界通史类教材中，如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部部分)》，分册主编：朱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1—412页；刘明翰《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8—520页。蒋孟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地的斗争》,《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178页，该文描写凯特起义的篇幅较大，但也不过4页。
[28]涉及圈地运动的作品很多，尤其近年大量涌现，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其中不乏有新观点的文章，如从历史学角度分析的有陶峻的《英国都铎时期的前期圈地运动》，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6年；从法律角度分析的有咸鸿昌的《圈地运动与英国土地法的变革》,《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等；涉及爱德华六世的文章较少，且多以宗教改革的面貌出现，主要有刘城《英国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神学教义革命》,《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蔡骐《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9]关于凯特身份的描述见陈增爵、沈宪旦等编《新版世界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30]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Unabridged, Springfield:G.& C.Merriam,1961,p.1892.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77页。
[32]《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84页。起事：举兵首事。《辞源(修订本)》，第2984页。
[33]Tim Harris(ed.),The Politics of the Excluded, c.1500-1850, Basingstoke: Palgrave,2001,p.1.
[34]详见：Whitney R.D.Jones,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 London: Athlone Press,1970,p.1.
[35]Andy Wood,The 1549 Rebellion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44.
[36]Ethan H.Shagan,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