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综述
雍际春 孛鹏旭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自1986年出土至今已有30年时间。由于该地图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地图，所以，有关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与作者、绘图技术、所绘内容与性质等问题，既涉及中外地图学史和科技史，又与秦人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故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就此进行专门探究并取得可喜成就。有关前十年的研究概况笔者曾以《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为题进行了总结，近年来，有关地图的研究又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进展集中体现在：一是经发掘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的《天水放马滩秦简》[2]一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放马滩秦汉墓出土文物、地图、甲乙两种《日书》 《志怪故事》（原称《墓主记》）及发掘报告等成果汇集出版，为学术界研究木板地图和竹简《日书》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也推动了放马滩《日书》研究出现高潮。二是以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3]一书为标志，出版了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学术专著。[4]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5]一书，收入了作者有关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多篇文章。三是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图进行了专题研究，新见迭出。现就近20年来有关放马滩地图研究的新进展以及此前未曾搜集到的研究概况作一综述。
一 关于地图的作者问题
关于地图作者，是一个与墓地主人和地图年代息息相关的问题。目前，对地图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赞同秦墓发掘和地图整理者何双全主张的《墓主记》所记的丹即是地图作者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墓主并非是丹。尽管如此，大家在墓主即是地图作者和墓主身份为日者、方士一类人物的认识上，已取得共识。
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及相关论文通过对墓主丹及其事迹、身份提出新看法，认为丹是犀首（公孙衍）舍人，在魏国伤人后自刺（重伤），死后（藏匿）三年复活（出），在犀首帮助下离开魏国辗转至北地柏丘，四年后到邽县直至去世。《墓主记》所述丹的经历，即是丹为了强化自己从事数术活动的神秘性，而将自己本不光彩的过去包装成为通晓人间和阴间鬼神的离奇经历，借以扩大影响力和权威性。所以，墓主丹是日者、方士一类的人物，既精通占卜术数，也擅长地理和测绘地图。刘劲《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6]一文，也主张墓主丹是民间以精通地理、风水、医学和占筮数术而见长的术士，即天水地区所称的“阴阳”。
也有学者对《墓主记》及墓主提出不同看法。陈长琦《天水秦简〈墓主记〉 试探》[7]认为，简文是一个喜好方术的人做的记录，丹是作为第三人称出现的，因此墓主人不可能是丹。简文定名“墓主记”，可以理解为墓主所记，而不能作为墓主的传记。鉴于《墓主记》中作为第一人称出现的是邸丞赤，同时，墓中又出土了与邸丞工作有联系的邸道地图，故墓主当为邸丞。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8]一文赞同李学勤关于《墓主记》的训解和内容为志怪故事的看法，认为一般所说《墓主记》中“丹”即是墓主的观点没有根据，并从丹为大梁（今开封）人，距离邸（邽）地千里之外和使其复活的司命使公孙强为神话人物不能坐实为据加以否定。但他也认为墓主是一位类似后世“算命先生”和兼习“阴阳风水”的“日者”。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9]一文认为简文所述主人公丹虽可能确有其人，但不一定就是墓主。他将“墓主记”简文与秦汉间墓志、告地书等丧葬文书及编年纪等纪事文书进行比较，发现均有较大区别，而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及悬泉汉简《日书》残篇基本接近，其自神其说的手法又与虎溪山汉简《日书》一致，因此，它并非“墓主记”，称为“志怪故事”也不妥，而是乙种《日书》中的一篇，其篇题按内容拟为“丹”或“祠鬼”为宜。
二 关于地图的绘制年代问题
地图绘制年代是一个既关乎作者，又涉及地图认定的关键因素。此前的研究已有秦始皇八年（前239）、秦昭王三十八年（前269）和秦昭襄王八年（前299）三种观点，其所确定的都是对《墓主记》开头“八年”的时间推断。新的研究在地图绘制年代上基本倾向于秦惠文王后元年间。
陈长琦认为，简文开头的八年自秦惠文王改元至秦始皇共六位秦王之中，有八年纪年的只有惠文王、昭王和始皇三位，但三王各自纪年的八年八月用颛顼历、周历、夏历推衍，皆不合有己巳日，故怀疑简文有误。他通过邸道改为侯国的时间在始皇十六年（前231）的确定，认为简文开头八年为始皇八年（前239）。雍际春在其专著和相关文章[10]中认为是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前330），简文中该年的“八月己巳”应为“乙巳”，该年是邽丞上报墓主丹离奇经历的确切时间。他结合作者生平和《墓主记》四个年份的相互关系、墓主丹的经历及与秦国史事的分析，得出地图绘于秦惠文王后元年间，即公元前323—前310年。则放马滩木板地图距今已有2300年之久，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和实用地图。刘劲《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一文，也认为地图系秦惠文王更元元年至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24—前317）之后的一段时间绘就。
三 关于地图反映的政区与内容
由于放马滩木板地图分绘在四块木板的正反两面，而且图上地名和所绘水系互有关系，故要讨论地图所绘的政区与内容，就必然要涉及对地图关系的分析，而对地图关系的不同判断，又会导致对地图政区与内容的不同认定。
（一）关于七幅地图的关系与编缀
关于放马滩地图关系的研究，此前就有四种编缀方案，一是发掘者何双全提出的“天水市渭河流域说”，[11]二是曹婉如提出的“嘉陵江上游地域说”，[12]三是张修桂提出的“渭河、花庙河流域说”，[13]四是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提出的“耤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14]近年来的研究，既有对此前某一方案的认同，又有新组合编缀方案的提出。祝中熹的研究[15]认同曹婉如对地图关系的组合方案，认为地图均为竖列上北下南方向，图1为总图，其余各图均为总图各个分图局部的观点，根据各图地名相互关系，认为图2属总图左上方之水系；图3、4均显示的是图1右上方的水系，其中，图3为该水系的全貌，而图4偏重于该水系的上游；图5为图2中下部一条水的细写；图6右方的水系为图3、4所绘水系北端的上游。
关于地图组合编缀的新方案共有三种。其一是雍际春专著在综合探讨地图复原原则、版式方向、水系、地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六幅成品地图分两个图组，1、2号图组成第一图组，3、4、6、7号图组成第二图组。其中，第一图组1号图是总图，2 号图是1 号图左侧支流的详图；第二图组以3号图为中心，绘有东流、西流两条水系，4号图是3号图西流水系自源头至中游的扩展图，6 号图则是这一水系的完整图，7号图属于图3号中心图所绘东流水系的详图。两个图组也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图。第一图组为渭河水系，第二图组为西汉水（西流）与耤河（东流）水系。刘劲不认可大家基本公认的2号图“上”字指示地图为上北下南，而认为根据该图西汉水上游水系形状和古人写字、绘图自右向左习惯，则“上”字标示的是正东方向。他认为地图的拼接问题是个伪命题，六幅图根本无法编缀。但是，他对六幅图相互关系的简单分析实际与雍际春对各图关系的认定和组合是一致的。
其二是潘守正《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组并、释解及反映的史实》[16]一文，认为六幅成品图没有总图、附图、延伸图之别，而是三个地图并成一幅的两幅完整图，而且两幅图均以“品”字形组并。其中，2、3、6号图为一幅，2 号图竖立居中偏上，3、6 号图横向居下分列左右；1、4、7号图为另一幅，1号图竖立居中上，7、4 号图横向居下分列左右。前者为“草图”，后者是“正图”，地图所绘为天水地区渭河水系图。
其三是屈卡乐《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释》[17]一文，以地图中指示每条河流的单曲线在用笔上的连贯作为确定所绘河流主干流的依据，并结合地图河流形态与今天的河流进行比对，认为七幅图均以河源作为各幅地图的上方，其中，1、2、7 号图的方向为上南下北，3号图存在着两组不同方向的文字注记，故没有统一的上方，4、6号图为上北下南方向，而5号图为东西方向。各图的关系为分绘两组水系的3号图具有核心图的作用，以此图居中，其图上部的1、2、7号图为北流水系即渭河支流东柯河和永川河，其中，1 号图为东柯河、永川河，2号图为一号图左侧的东柯河，7 号图为1 号图西部的永川河部分河段；其图下部即花庙河水系上源，4、6号图为花庙河，这一看法与曹婉如、张修桂的观点相同。他还对大家都置而不论的未成图5号图进行了研究，认为是永川河河源部分。
（二）关于地图所示的政区和地域范围
地图所绘地域位置与地图组合关系密切相关，由于学者们各自对地图组合关系的认定不同，必然导致对地图所示政区和地域范围界定的不同，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祝中熹认为各图所涉及范围当在方圆150里之内，显示的是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地区。[18]二是雍际春专著通过复原水系和对地图比例尺的分析，认为地图所绘地域以今天水为主，包括天水市秦州、麦积、清水、张家川、秦安、甘谷六县区，定西市通渭一县，陇南市礼县、西和二县，平凉市庄浪、静宁二县。宁夏固原市隆德、西吉二县，共13县，东西宽140千米，南北长240公里。所绘水系为这一地域黄河流域渭河上游天水段与长江支流嘉陵江上游西汉水上源。[19]三是潘守正认为地图所绘地域东至陇山（六盘山）西麓，西至华家岭东麓，南以秦岭为界，北至葫芦河上源。地域相当于今天水市秦州区北部（不计秦岭以南）、麦积区大部（不计秦岭以南和东部东岔镇属地）、秦安县、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甘谷县（不计西南部），平凉市庄浪县、静宁县，定西市通渭县，白银市会宁县（仅东南部葫芦河支流上源地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隆德县，陕西省宝鸡县西部、陇西西南部（宝鸡、陇县主要为通关河流域）。涉及甘肃、陕西、宁夏3省（区）的14个县区。[20]四是屈卡乐的研究认为地图所绘区域主要包括放马滩南北两侧的东柯河、永川河和花庙河一带地区。[21]
（三）关于地图的分类与性质
雍际春专著认为，1 号图为政区图，2、6、7 号图是水系图，3、4号图属于交通物产图。潘守正认为“草图”突出了自然植被、物产、道里等内容，“正图”突出了建制单位名称等。屈卡乐认为放马滩地图所绘内容主要为山川沟谷的形势、关隘、道路、林木分布及宗教信仰等，因而，它可能与居延汉简所载由驻屯边境吏卒所绘边境上的烽燧分布的“烽火图版”性质相类，是作者进行军事勘察的记录。[22]王子今、李斯《放马滩秦地图林业交通史料研究》[23]认为地图中有关木材、植物、道里、交通线、关隘等资料，是秦人经营林业、组织林区运输、开辟河流航道、建立津渡桥梁等林业和交通的重要史料。所以，放马滩地图或可称为“林区图”或“林区运输线路图”。
（四）关于地图中部分地名的研究
放马滩木板地图共有87个文字注记，除去重复者，尚有75个反映不同事物的注记，另外，还有亭形、关隘等图形符号注记。就文字注记而言，又可分地名类（城邑居民点、山谷名、河流溪水名、关隘名）、林木物产类（采伐林木、物产布局）和道路里程类三类。这些地名因年代久远而很难找到相对应的现代地名，又因各人地图组合的不同而使有关地名的认定更趋复杂。现就学术界对主要几个地名的研究作一回顾。
陈长琦《天水秦简 〈墓主记〉 试探》一文赞同曹婉如释“邽丘”为“邸”的观点，认为邸即是汉代氐道所在。雍际春专著对几个重要地名的考证结果是：“邽丘”即邽县治所，位置在今北道（麦积）区治地；“略”即略阳道，约在今秦安陇城镇、庄浪水洛城一带；“
”即麦积区马跑泉镇以东的东柯河；2号图中的图形符号和以“闭”字注记的关隘地当在庄浪县的磨石峡；“燔史闭”当为今天水镇附近的铁堂峡。第二图组的交通线，显示的当为今天水至礼县的徐礼公路一段。潘守正对“邽丘”“
”的看法与雍际春相同，认为“略”在清水县红堡乡，“燔史闭”为吴砦镇以东的渭河峡谷处，以“闭”标志的关隘为《水经注》所称的“僵人峡”，即今静宁县南部葫芦河峡谷。他还指出，地图中加方框的地名，大者如邽丘属县级政区名，其余为县下的乡里名。刘劲认为邽丘在天水市皂郊镇；“故西山”即近年来发现秦人早期文化遗址的礼县县城西山；“广堂”等地名在礼县盐官一带； “闭”位于今天水市杨家寺； “略”为天水市新阳镇；“
”在天水市社棠镇。屈卡乐认为地图中的亭形物在东柯河支流轩辕谷水西侧今黄家山附近，当与黄帝崇拜有关。1号图沿渭河沿岸的邸、漕、杨里、真里、阿，与泾谷水、永川河沿岸的封（邽）丘、中田、广堂、南田，明显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注记，后者的组合很有可能和历史早期的畤祭相关。与黄家山相近的余家山即是封（邽）丘所在，当时畤祭的中心。
四 关于地图的绘制技术与历史地位
由于放马滩地图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和实用地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绘制技术和在我国地图学与科技史上的地位，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且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关于绘图技术与特点
对于放马滩地图的绘制技术，论者或从与马王堆地图的比较中立论，或者从中国、世界地图学史入手。曹婉如《放马滩秦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比较》[24]一文，认为两图都非常重视水道的表示，在注记方面也极严谨，各有特色。它们均以山川特别是以水系为纲，成为中国传统制图思想的一大特色。地图也十分重视军事方面的需要。它们都使用了统一的图例，对河流、山脉、居民点和道路的表示符号与文字注记已有一定的规范。它们都依据分率、准望、道里三项绘图原则，而马王堆更是六体咸备。马先醒《新出土秦板图汉帛图汇考》[25]在对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汉墓地图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它们均有重视河流水文山脉的特点，马王堆地图山脉的画法又有相当的进展；放马滩5号图所绘并非河流，而是山脉，其对山峰、山脉的绘制，风格与水准与马王堆《驻军图》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地图绘制已有流派并且两者的技法同属一派。按制图六体衡量，两种地图均无分率、道里，但均有准望。在绘制手法、技术上马王堆地图明显有巨大进步。放马滩地图虽较古拙，但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雍际春专著认为放马滩地图的绘制技术与特点：一是形成统一的图式体例，二是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三是以水系为地图的基本框架，四是地图准确性较高。它已经具备了“制图六体”中的分率、准望、道里、迂直四种技术。因此，作为距今2300年的战国地图，它在地图绘制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和成就，无疑体现了我国先秦时代地图绘制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从而填补了先秦至战国时期我国地图学史和科技史的空白。
（二）放马滩地图的历史地位
雍际春专著对放马滩地图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评价，认为地图在中外地图学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放马滩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地图，二是中国古代重视河流水文的典型，三是中国古代区域专题地图的代表作，四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基本规范，五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具有先进的地图理论和技术。因此，放马滩地图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地图，而且它还是中国传统制图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中国传统地图学并非传统所说创立于秦汉至魏晋时期，而是早在2300年前即战国后期已初步形成，所以，放马滩地图及其多方面的技术成就表明，当时中国的传统地图绘制理论和技术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发现地以及地图反映的天水地区曾是秦人秦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春秋以来秦人的国土和后方基地，因此，学界对地图价值的探讨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地图及其内容与秦人历史和文化以及地方史结合起来。雍际春的研究认为，地图内容证实先秦以来天水地区植被良好，自然环境优越，地图反映了战国后期陇西郡设立之前天水地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地图中林木采伐、药材采集等信息，说明秦人在天水地区早已农、林、牧业并举，发展的是一种古代传统的复合型经济。这与传统认为的秦人在天水地区的早期发展只有游牧射猎经济，可谓面貌迥异。交通线的绘制，进一步说明在古代天水与域内和域外交通已较发达，它也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间接体现。潘守正也认为地图反映的史实包括中国最早两个县——邽县和冀县的辖域、邽县治地、县以下基层建置、当时当地的自然面貌、地区开发和经济状况、交通和军事设施等多方面的信息。王子今、李斯认为，放马滩地图作为中国最早的实用地图和专题图，秦人先祖就有“养育草木”发展林业经济的传统，也有重视交通的传统，放马滩地图正是秦人在天水地区发展林业和交通的真实记录，可能留下了秦人开发水运和水运木材交通方式的资料，这正是秦人长期重视实用之学的文化传统的体现。
五 关于放马滩地图研究的展望
近二十年来关于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研究，学界在地图作者身份、地图年代、地图性质、地图绘制技术与历史地位等方面已取得共识或基本一致的认识，标志着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墓主记》内容与取名问题；二是地图的组合关系与水系认定问题；三是地图中一些重要地名的确认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实际是由第二个问题派生的。
上述争议问题的存在，一是由于对《墓主记》即《志怪故事》字句内容的认定、理解和认识不同，则结论和观点自然不同。如关于丹伤人自刺的时间，以前公布的简文为“七年”，在整理后正式公布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则改为“十年”，这势必引发对以前的研究的重新检讨。将《墓主记》改为《志怪故事》，也会引起对简文内容究竟属于离奇故事还是墓主经历的进一步探究。关于地图组合关系与水系问题的争论，既有地图局部模糊、字迹不清的原因，更有水系古今差异和大比例尺小区域图水系相似性引发的难题。对这些问题的破解，关键还要在图文整理和简文释解上有新的突破。好在新近由甘肃简牍博物馆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重新核检并经红外影像识读的《秦简牍合集》（四）[26]已经面世，它对图文字句内容的厘清，为今后更加科学深入地研究地图和简文提供了便利。另外，对地图具体问题和专题性问题的分类研究，将是放马滩地图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走向深入的着力点所在，我们期待着更多新成果的问世。
（原刊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雍际春：《近年来关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
[3]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雍际春：《天水放滩木板地图注记及其内容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雍际春、党安荣：《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板式组合与地图复原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雍际春：《邽丘、上邽县地望考辨》，《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刘劲：《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丝绸之路》2011年第6期。
[7]陈长琦：《天水秦简 〈墓主记〉 试探》，载该氏《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
[9]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 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0]雍际春、陈逸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绘制者与年代问题新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11]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12]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
[13]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藤田胜久：《战国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
[16]潘守正：《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组并、解释及反映的史实》，载氏著《天水地方史略记》，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17]屈卡乐：《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18]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
[19]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潘守正：《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组并、解释及反映的史实》，载氏著《天水地方史略记》，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1]屈卡乐：《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2]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3]王子今、李斯：《放马滩秦地图林业交通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24]曹婉如：《放马滩秦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比较》，载陈美东、林文照、周嘉华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25]马先醒：《新出土秦板图汉帛图汇考》，《民间史学》1991年春季号，1991年3月。
[26]甘肃简牍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秦简牍合集》（四），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