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纪传体史书中的作家传记

第一节 纪传体史书中作家传记的特点

所谓纪传体史书，主要是指以纪、表、志、传构成的历代“正史”，传统的是指清乾隆四年（1739）所定的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作为“正史”，私家不能擅自增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其实，早在南朝梁阮孝绪就有《正史削繁》，收入《隋书·经籍志》中。而在《隋志》的史部中，也首列“正史”一类，入收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后魏书》《陈书》及其注释的书。不过这时的正史所收范围较广，包括了《东观汉记》和各家《后汉书》及诸家《晋书》等。《后汉书》中收入了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范晔、刘芳诸家，不过后代除范晔《后汉书》外，其他诸家都已散佚。《晋书》也著录了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郑忠、沈约、庾铣等家，不过这些《晋书》都已亡佚，现存的是唐代集诸家《晋书》而重修的。《隋志》中“正史”类所收，都是效法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纪传体史书，它们都以帝王本纪为纲，被称为“正史”。正如《隋志》正史类小序所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以后，也有人把“正史”范围扩大，如唐·刘知幾把“正史”与“杂述”并举，把“史臣撰录”的那些纪传体、编年体统称为“正史”，且追述到记载一朝大典的如《尚书》《春秋》等。其后，《明史·艺文志》也把编年体的史书列为“正史”。

我们这里说的纪传体史书，不包括那些编年体史书。它除了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外，也包括了与《史记》《汉书》等同一体例的清代柯劭忞的《新元史》和民国年间修撰的《清史稿》在内，这些书，合起来可以称为“二十六史”。同时，也包含了其他一切用纪传体编写的史书，其中有官修的《东观汉纪》《明史稿》《清史列传》；私人修撰的《宋史翼》《元史新编》等；也有为地方政权编写的如陆游的《南唐书》，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徐鼒的《小腆纪传》等。

这种史书，其组成部分包括了纪、表、志、传等内容。它们大致以帝王的纪为纲，编年排列；“表”以时间排列；“志”则分类纪事；“传”以人物为中心。这种史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传记。

纪传体史书中的作家传记，包括了列传中的作家和本纪中能文的皇帝。关于本纪中的皇帝，如《汉书》中的《高帝纪》（刘邦）、《武帝纪》（刘彻），《梁书》中的《武帝本纪》（萧衍）、《简文帝本纪》（萧纲）、《元帝本纪》（萧绎）等等，他们都是文学史上谈及的人物，他们的传记都是采用编年的纪事方式，独立成一体，另有其特点，这里存而不论。下面只谈一下列传中作家传记的特色，拟分五点来介绍。

一 选录的知名性

作为为一代王朝立传的史书，实际上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是帝王的家史，其人物的收录标准，当然着眼于皇室及其重要的臣僚们。所以，能够入录的人物，当然以帝王将相为主体，其他各行各业，也适当选收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它不像散传那样，不管知名与否，愿写谁就写谁；也不像地方志那样，在地区里知名的人物就收入。所以它收录是有标准的，其入传人物，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皇帝，是权力的象征，他们是最高统治者，每个皇帝当然要收，而且他们的传记专名“本纪”或“纪”，放在各史的首位。

后妃，是皇帝的妻妾，是“母仪”天下的人物，在妇女中地位最为崇高，一般放在列传之首。

帝族，是指皇帝的叔伯、兄弟、子孙，他们是皇室的成员，地位显赫，史书中也专为他们立传。除了有些专传的以外，不少是合传，如《汉书》中有《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宣元六王传》，就是分别为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诸子立传的。不管这些儿子们有无出息，有无名望，甚至早死，都得为他们立传。这是由于他们都是帝室，都被封为王，地位崇高，自然在收录之列。

（2）文武大臣。包括历代开国功臣及历代文武大臣，他们是皇族统治的支持者，自然得为他们立传。

以上这两类人物，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必收的，也是历代史书的主要收录对象，后人也这么来评价史书收录人物上的得失。如钱大昕批评《元史》收录人物的不全时说：“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3）知名的学术文学之士。这些人物，是从事意识形态的，对帝国的统治关系密切，影响也大，同时也是标榜“文治”的旗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故许多史书中立有《儒林传》或称《儒学传》，专为儒林人士立传。这些儒林人物中，包括了不少作家。又自《后汉书》开始，其后的《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都有《文苑传》，或称《文学传》《文艺传》的，它们都选择为当代知名度高的文学家立传。当然，不少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各史也分别为他们立了专传，而《儒林传》《文苑传》中的学者、文学家，一般比有专传的学者、文学家在知名度上又逊了一筹。虽然如此，能入《儒林传》《文苑传》的，在当代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其中有许多人今天在学术史或文学史上已不再提及，这是用今天新的眼光来评价的缘故，更何况，其中不少人的作品早已散失，今天也无从评价了。当然，收入《文苑传》的文学家中，也有第一流的作家，但因为他们政治地位不高，也就没有为他们立专传，如李白、杜甫的入新旧《唐书》的《文艺传》《文苑传》中就是最显明的例子。

（4）隐逸之士。这些人一般没有官职，因为种种原因隐居起来。虽然隐居，但名声很响，知名度很高，有些史书就为他们立了类传，或称《隐逸传》，或称《逸民传》等。如《后汉书·逸民传》收录了十八人，包括了辞光武帝刘秀特征的严光，咏《五噫歌》的梁鸿等。

（5）其他知名人士。除了上述的名人外，还有不少其他知名人士也在收录之列，如科技家、方士、列女等，他们中的知名度高的人物，也加以选录。

这些知名人士，入收的标准是全国范围内的，至于地域性的许多知名人士，其影响不及全国，收不胜收，史书就不收了。由于这个原因，史书中所收录的文学家，也就是全国性的知名文学家，那些知名度不高的，在纪传体史书中就查不到了。但是，也有些作家知名度很高，但在当时正统的史学家看起来，其创作不登大雅之堂，就不为他们在正史中立传，如《元史》中不收关汉卿、王实甫等。当然，因各朝史书所收人物有限，编纂者又见仁见智，对某人该收某人不该收，就有了出入，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二 记载的可靠性

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人物传记比较可靠，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所以在研究作家生平时，也往往以这些史书中的传记作为基本史料，甚至作为第一手资料。取得这一殊荣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史学家有严肃的实录精神，有丰富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源，以及历经时间考验后事实上的证明等。

先说中国史学家有严肃的实录精神，这可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为了实录，史学家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所不惜。齐太史冒死直书崔杼弑君，是人所共知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崔杼杀其君，“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为了直书其事，史官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历史上这种刚直不阿的直书，常为人称道的还有晋太史董狐大书“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等，成为后人赞美并作为史家刚直不阿的榜样。又如司马迁，他“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封禅书》中“备言武皇迷惑之状”（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被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这种实录，当然也被封建卫道者所非难，后汉王允甚至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祭邕列传》）所谓“谤书”，就是因为写出了“汉家不善之事”（李贤等注语），这就是指直书其事的实录。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被称为“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迁、固之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用这种精神所写出的史书，其史实的可靠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因其实录，故史书中的人物传记，有褒有贬，也为否定人物立传，如《史记》《汉书》等有《佞幸传》，《南史》有《贼臣传》，等等。这正如刘知幾所说的：“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史通·人物》）即使同一个人，也会有褒有贬，不作一味肯定或一味否定，照直实录。如《史记》写项羽、刘邦等就是这样。何乔新指出：“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见。”（《何文肃公文集》卷二）这种传记，绝不像行状、碑志、家传等一味颂扬，而是美丑并存。

其次说有丰富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源。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一般都是史官所修，史官占有丰富而又比较可靠的史料。

在我国古代，殷商时期就有史官的存在。夏有太史令终古，商有内史向挚（见《吕氏春秋·先识》），周代史官已有了分科（见《周礼·春官》），而且诸侯国也有了史官（见《左传》等）。秦统一天下，也设有史官，故李斯有“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之说。汉代有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兼掌史职。东汉设兰台令史，班固即任此职而撰《汉书》。魏明帝置著作郎以修国史，晋代沿之。宋、齐、梁、陈有修史学士、撰史学士等，均为史官，由北齐起，开始设置史馆，作为修史的机构。从此以后，历代史馆的设置，未曾中断。这就是说，历代都有专人或专职机构来修史，他们积存了丰富的图书资料。如司马迁写《史记》，就可“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的“石室金匮”，都是指国家藏书的地方。又如唐代特别重视修史，建有一套征集史料的制度。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记载其中有关人物事迹的是：“诸色封建，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京诸司长官薨卒，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公主百官定谥，诸王来朝，以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由于这样重视史料的搜集，为史书的编写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修史所根据的史料，据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说：“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纪，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只所上也。”稍后的王明清《挥后录》卷一有同样的说法。这些编史的基本史料，因为都是当时人所记，在基本事实上比较可信。故在此基础上所编成的纪传，我们也可作为基本史料来利用。

当然，编写史书，所根据的史料不仅像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而且还有不少现成的书籍可以利用。就以上述的四个方面来说，编写传记，主要还是第四方面，即臣僚行状。关于行状，历代封建统治者很注意搜集，在两汉时已经有了，至魏晋六朝已很兴盛，成为编写史传的主要根据，如吴均想编《齐书》，就求借“群臣行状”（《南史·吴均传》），行状成为史馆立传的依据。因此，达官贵人们在身死之后，其亲属无不请人撰写行状以付史馆。除了行状外，其他碑传也是修史时的重要依据，这就不仅包括了家属所上，而且其他人也可写传记事状进呈史馆以供采择。如柳宗元的名文《段太尉逸事状》，就是详得太尉遗事后，“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故上《逸事状》于史馆。

作为家属所上的行状，往往多所夸饰，但所写生平经历当属可信。史传基本上依据它来写传记，在生平经历等上也当可信。今天，我们也基本上作为信史来看待，这就是对史传的基本态度。当然，其间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出入，那也是因史、因人而异，我们在使用中要做必要的鉴别、考订。

最后说时间考验后事实上的证明。经过历史的洗汰，二十四史虽然成就不一，但最终还是站住了脚跟。《史记》被奉为史书的典范，《汉书》被尊为断代史的模式，《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三国志》的简明，等等，都为世人所公认。即使唐代所修的《晋书》，也在流传中战胜了其他十八家晋书而独传，这可说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而且，它们都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各代的史实，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我们将对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或者也串联不起来，这还怎能谈得上继承并发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这些纪传体正史中出现的一些不易明白的地方，或写得过于简略，或间有失误处，历代学者对它们做了许多注释和考订工作可供我们参考。就以注来说，《史记》有三家注，《汉书》有颜师古等注，《后汉书》有李贤等注，《三国志》有裴松之注等。他们或注音释义，或注明史实，或补充史料，或考订错误，为我们阅读这些史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再加上各史的研究专著，更使这些史书汇成洪流，为历代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今天我们研究祖国历史，研究各分体专史，包括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中的作家传记，无不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为准的，以之考史，以之立论，以之编写传记，才有了今天的研究成果。

对野史杂记中的一些传闻错误，也往往可据史书来正误，如洪迈《容斋四笔》卷十四“梁状元八十二岁”条说：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这就是利用宋的国史来纠正传闻之误，因为国史比起笔记来，可靠性较大。我们今天已见不到宋代国史了，但据宋代国史编写的《东都事略》和《宋史·梁灏传》也都这么说，不过《宋史》卒年误作九十二。中华书局版《宋史》“校勘记”说：“《东都事略》卷四七本传作‘年四十二’。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一四‘梁状元八十二岁’条、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书宋史梁灏传后》条考证，皆以‘年九十二’为非。‘九’乃‘四’字之误。”

作为纪传体史书，其间也难免有误，如《旧唐书·文苑传》误作杜甫卒于永泰二年（766），《新唐书》则谓卒于大历中。经宋·吕大防以来的考证，一般认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详见第六章第三节中“生卒年的考订”）。可见杜甫的卒年，《旧唐书》有误，《新唐书》的记载又不甚明确。又如王安石，《宋史》误作六十八岁，实为六十六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王安石传误”条作了明确的考订。除了生卒年及年岁外，其他错误还有不少，如事迹舛误，传闻失实，张冠李戴等，这里就不再举例了。因之我们在使用史传时，也要注意不能唯传是从。

三 传记的概括性

作为一代史书，其人物传记当然要具有概括性，就是概括人物一生的主要事迹。它不可能细大不捐，面面俱到，超出了史书所能容纳的范围。所以欧阳修说：“史家当著其大节，其微时所历官多不书，于体宜然。”（《集古录跋尾·唐李听神道碑》）所谓“大节”，就是人物的主要历程、事迹，而其他地位尚低下时所历官职，往往无关大局，所以多省略了。这是符合史传的著录原则的。

这种概括一生大节，与某些散篇传记的要求有所不同。作为散篇传记，当然也可概括传主一生的主要事迹，但也允许只写作者所见、所闻、所知的片段事迹，甚至可只写逸闻轶事，写起来就自由灵活多了。这是史传与散传要求不同的地方。

但当我们翻阅史书的人物列传时，往往有详有略。详者因其事迹多，功业大，地位高，史料多；略者因其事迹少，功业小，地位低，史料少。但无论详略，都要求概括，这是一个原则。只要我们把史传与有些碑传、行状、年谱等相比，其概括性就显而易见了。

因为史传要求高度概括，自《史记》以后，人物传记中的文学性减弱了，《史记》中那些戏剧性的情节，典型的细节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逐步减退甚至不见了。文史分流的结果，史书成了干巴巴的纯史事记载。而在野史杂记中，却还保存了一些生动的细节记载，可用来丰富史传中人物传记的不足。

由于作者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不同，各史概括的客观性不尽相同，史料的去取也会有出入，这里就有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当然，还有概括不尽合理的问题，如欧阳修批评《唐书·许巡传》“最为疏略”，漏其“大小数百战，屡败贼兵”的功绩（《集古录跋尾》）；又批评《李听传》“自安州刺史迁神武将军，史不宜略”（同上），等等。

也有因为要用最少的字数来写传，有时时间交待不清，往往容易造成时间模糊，特别是在历官介绍中更是如此。如《梁书·何逊传》介绍何逊的历官时说：

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及迁江州，逊犹掌书记。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母忧去职。服阕，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

这里除了“天监中”一个不明确年代的时间交待外，其他都没有写清时间。这种概括，在史书中是常见的写法，却为我们了解何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时间不明确，有时也会造成误解。如《三国志·曹植传》说：“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这里因为“年十余岁”下连着记载“太祖尝视其文”，故有人认为曹植的《铜雀台赋》写于“十余岁”时。其实，曹植“十余岁”时，邺地尚属袁绍。显然，“太祖尝视其文”因而登台作赋，不是与“十余岁”诵读诗、论、辞赋同一时间。《登台赋》当作于建安十七年春，时曹植二十一岁（详见拙文《曹植〈登台赋〉、〈名都篇〉作年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文史论考”专刊）。这种致误，除了读者的粗心外，还与《曹植传》中没有明确的时间交待有关。

因概括而压缩字数，有时必要的交待也给删去了，造成后人的困惑。如《晋书·阮籍传》说，阮籍“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可从阮籍现存作品来看，有五言《咏怀》八十二篇，四言《咏怀》十三篇，总数达九十五篇，怎么史传只说八十余篇呢？这是由于唐修《晋书》时删削不当造成的，说见下节《晋书》介绍中。

有些史传文字特别简略，语焉不详，这除了因地位不甚重要而故意简略外，主要还是史料缺乏，或史官草率等原因造成的，这就不完全是概括不当所产生的问题了。

四 安排的整体性

纪传体史书每部都作为一个整体独立存在，有它的整体结构。从整部史书说，有本纪、表、志、列传等的分工合作，系统地反映某个朝代的历史。所以清代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就中以列传来说，同一朝代的人物大都有相互关联，他们或是同僚，或是对立的双方，或是上下级的关系，或是亲属关系，或是友朋，或是同一件事的参加者，等等。因此，在为某一人物作传时，常常要涉及其他有关人物，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组成的社会。在我们读传记时，有关的人物传记常常要互相参考。它不像散传那样，在处理上没有那么多的瓜葛、照应，只要写传主本身的事迹就可以了。

作为整体的史传，在处理人物传记时往往采用互见法，也就是参见法。这就是说，在为某甲写传时，因为某些事件是与某乙共同完成的，倘若这件事对某乙来说是重要的，就把这件事写在某乙的传记中，而在某甲的传记中，只在事件下说明“语在某某事中”等。《史记》就常用这个办法，如《萧相国世家》说：“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压缩字数，且能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但是更多的互见法是并不注明的，包括了同一件事情的互见和相关人物的互见等。前者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详写“鸿门宴”，洋洋洒洒一千八百余言，情节紧张，人物传神，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字。但在《高祖本纪》中写同一事件，只作了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叙述。虽然在《高祖本纪》中没有作互见的交待，但因这是同一事件的对立双方，人们自然知道要不要去参看《项羽本纪》了。后者说的相关人物的互见更是到处都是，如我们在前面“概括性”中所举的《梁书·何逊传》的历官，就提到了建安王、安成王、庐陵王等，我们就要去参考他们的传记。建安王后改封南平郡王，《梁书》有《南平王伟传》《安成王秀传》《庐陵王续传》，我们就可从这些相关的传记中约略推之何逊任职的时间。

作为某史整体性的传记，记载某一人物除了本人的传记外，有些资料出现在别人的传记中。我们要研究某一作家，就除了阅读他本人的传记外，还要参阅有关人物传记中提及他的地方。如《晋书》中除了卷四十九有《阮籍传》作了全面概括介绍外，还有些事迹见于别人的传记中，如卷三十三《何曾传》记载了阮籍居丧无礼，何曾面质于文帝座，文帝加以回护的具体事件，可补充《阮籍传》的“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的具体事例。卷三十五《裴传》中载裴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有高名而口谈浮虚，不尊礼法，仕不事事等，因作《崇有论》。卷三十六《张华传》中载阮籍见了张华的《鹪鹩赋》，叹有“王佐之才”。卷三十九《王沈传》载王沈于正元中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卷四十三《山涛传》载山涛与阮籍等“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卷四十三《王戎传》载阮籍与王戎父王浑为友，与王戎相交事；又载与刘昶饮酒及与王戎为竹林之游事，以及王戎在嵇、阮死后的怀念事。卷四十九《阮咸传》载阮咸与叔父阮籍为竹林之游，及阮籍并不称许他的放达。同卷《嵇康传》载嵇康与阮籍、山涛为神交。卷九十四《孙登传》载文帝使阮籍往见孙登事等。这些事例，也都可补充《阮籍传》的内容，是了解阮籍一生的必不可少的史料。这种传记的整体性特点，不是散传可以做到的。

还有的人在史书中没有正式的传记，但他却附见于某人的传记中。这种处理，也是从史书的整体性着眼来安排的。如《三国志》中有《王粲传》，传中附及了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的事迹，还提及了邯郸淳、繁钦、路粹、荀纬、应璩、应贞、阮籍、嵇康等人的事迹，把这些作家们都附见在《王粲传》中。还有的人连附见也没有，但他们的简单情况在史书中的“表”或“艺文志”、“经籍志”中可以见到，如《隋书·经籍志》中书名前都冠有时代和官职，《新唐书·艺文志》的书名下有许多作者的简介，这就可补史传不能为他们立传的不足。

这些都是史传作为史的整体安排的结果，是散见传记不能企及的。

五 写作的模式性

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史记》后，《汉书》继之，后代史书都奉为典式，他们的写作形成了一套模式。

从史的整体模式来说，一般都由本纪、表、志（《史记》称“书”）、列传四部分组成。其中的人物纪传，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汉书》则不再单列世家，分纪和传两部分。后代史书仿《汉书》，只分纪（本纪）和传（列传），因而形成了以纪（本纪）和传（列传）为主要体裁的传记模式，被称为纪传体。本纪专记皇帝，按年月编排大事，列传则为人物传记。

从列传的模式来说，又有专传、合传和类传的区别。专传是一人单独成卷立传；合传是二人以上合卷成传；类传则按人物性质分类成卷。其中类传或按职业分排，如儒林、文苑（文学）、货殖等，或按行为品德分排，如循吏、酷吏、佞幸、独行、隐逸、忠义、列女等。各史的分类虽有出入，分类也有多有少，但有类传则基本上一致的，如《汉书》有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等传；《晋书》有孝友、忠义、良史、儒林、文苑、外戚、隐逸、艺术、列女等传；直至《清史稿》，都有类传的存在。这也是写作史传的一个模式。

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传记的写法，自《史》《汉》以来，也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模式：即首列传主姓名、籍贯，其格式是：“某某（人名），字某某，某某（籍贯）人也。”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汉书·司马相如传》）“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宋史·陆游传》）次写家世，再按年代叙写生平事迹、功业，重点放在任官后的经历，再后写到卒年及年岁，有著作的并载著作，最后记下传主的子孙，末了是作者的述评。今举《隋书·卢思道传》为例，以见其体例。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人也。祖阳乌，魏秘书监。父道亮，隐居不仕。思道聪爽俊辩，通侻不羁。年十六，遇中山刘松，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思道复为文，以示刘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轻侮人。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后屡犯，因而不调。其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后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每居官，多被谴辱。后以擅用库钱，免归于家。尝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以见意，人以为工。数年，复为京畿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未几，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周遣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罪当法，已在死中。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笔立成，文无加点，神举嘉而宥之。后除掌教上士。

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官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时，其词曰：……

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大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论，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于时。子赤松，大业中，官至河东长史。

从这里，可见到史传写作的一般模式。

至于史传后的作者述评，也是各史传记的组成模式，但名称不一：《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称“赞曰”，《三国志》称“评曰”，《晋书》称“史臣曰”，《南史》《北史》称“论曰”，等等，而更多的史书则称“史臣曰”。这种固定的格式，也是史传所特有的，散传则不受这程式的限制。

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史传中往往全录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这也是从《史记》开其端的，如《屈原贾生列传》收录了屈原的《怀沙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司马相如列传》收录了《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这种列传中收录作品，可说是传记与文选相结合的模式。它对了解作者有其方便之处，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文献资料。后代史书也继承了这一方法，如《晋书·陶潜传》收《归去来兮辞》，《宋书·谢灵运传》收《撰征赋并序》、《山居赋》并自注、《上书劝伐河北》，《周书·庾信传》收《哀江南赋并序》，以及上引《隋书·卢思道传》所收《孤鸿赋》《劳生论》等，不胜枚举，这也是史传的独特之处。

六 时代的局限性

现存的纪传体史书，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因受时代的限制，它们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这是自然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它。不过在对这些纪传的使用中，也应该注意它们的历史局限，方能正确地利用。

在诸多局限中，首先要明确这些史书是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组织人力来编写，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倘若写得有些“出格”，就会被指责为“谤书”，就会被毁弃，就会组织人力来重新编写。这种史书，可以供封建帝王作为统治的借鉴，也就是所谓史鉴；同时也借以宣扬帝国的文治武功。

以帝王为中心，反映在史书中突出帝王的地位，为皇帝立本纪，为对他们统治的有功之臣立专传，表扬他们对帝国的忠心和所立的功勋。也反映在对他们的过失曲为回护，掩饰。虽说直书其事是史家的传统，但在帝王的权威下，“御史在前，执法在后”，造成了“有欲书而不得书，有欲书而不敢书”的情况，能直言如司马迁的，究竟是极少数。故唐·刘知幾曾感叹说：“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直书》）当然，现存的史书，绝大多数都是后代编的，对前朝帝王的统治也有所揭露，可作为史鉴，作为反面教材，是允许的，但也多有歪曲事实以迎合新主子的心意，所以刘知幾指出：“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史通·编次》）

对帝王、功臣的曲为回护，也就是讳饰，是历代官修书的一个通病，我们且看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的一则故事：

胡旦，文辞敏丽，见推一时。晚年病目，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豬。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此又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叹服。

连贵侯少时曾做屠户都不敢直书，把他的谋生手段改为“示有宰天下之志”，这种讳饰，真是费尽心机了，但人物的本来面目也在这种讳饰下篡改了。

后朝为前朝修的史书中，对忠于前朝的人也不敢直书，或加以歪曲，或干脆删却，如《明史》中对夏完淳就是这样。夏完淳是抗清志士，失败被俘，痛斥明降将洪承畴，于南京就义。这一事件在富有民族气节的万斯同手订的《明史稿》中，因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生有异禀，七岁能诗文……允彝死后二岁，以子龙狱词连及，亦逮下吏，谈笑自如，作乐府数十阕，临刑神色不变，年甫十八。”万斯同显然对夏完淳的抗清就义作了赞颂，但在清代所修的《明史稿》中，只能这样隐约其辞，已经是很大胆的了。但其后在《明史》中，不仅没有了这段文字，连夏完淳的传记也不复存在了。

这种以帝王为中心的史书，不仅受到皇帝的严密监控，而且受到权门贵族的掣肘。刘知幾《史通·忤时》说：

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齚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组》中也说到自己的经历：“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史官受到权门的种种掣肘，何能据事实录！

这种纪传，也充斥了受命而帝，及命运、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的记载。帝王是上帝安排的，如刘邦是赤帝子；司马炎继相国、晋王位时，有三丈的长人谓“今当太平”；齐高帝萧道成“龙颡钟声，鳞文遍体”；梁武帝萧衍生下时“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陈高祖陈霸先“日角龙颜，垂手过膝”，“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隋高祖杨坚生时“紫气充庭”，“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有文在手曰‘王’”，等等，见各史有关本纪中。

至于封建迷信，也到处皆是。清代阮葵生在《茶馀客话》卷十四“六朝风俗恶劣”条曾对此提出批评，他说：“李延寿《南史》称宋主北侵，王玄谟夜遁，就逮将斩，梦有教诵观音经者，因获免。《北史》称卢景裕以败系晋阳狱，诵经而枷锁自脱，临刑刀刃可自折。六朝风俗恶劣至此，左道惑众，延寿修史载此猥鄙无稽之语，岂不令人喷饭。”这种记载，怎能看成信史。

在局限中，还要明确这些史书是以封建道德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它们竭力宣扬对帝王的忠诚，也不忘表彰孝子、节妇、义士，等等。对那些出格的行为则加以贬斥，甚至诬为盗贼，给予口诛笔伐，这是人所共知的，连著名的史学家也不能例外。如《后汉书·列女传》中，为蔡琰（董祀妻）立了传，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认为；“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馀，节概不足”，是“言行相乖”的人，不当列入《列女传》。而另一位“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是“才德兼美”之人，却不为她立传（《史通·人物》）。刘氏的这一批评，完全用封建道德来衡量，也道出了志传选录、衡量人物的时代局限。其实，无论蔡琰或秦嘉妻，都是东汉难得的女子，都当为她们立传。所以评论历史人物，也不能为史传所左右，对作家的评论也是如此。至于这些史书中的其他时代局限，这里也不再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