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禁欲主义禁锢人性，蒙昧主义造成思想愚昧

沈从文作品启蒙话语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与封建蒙昧主义，表明封建禁欲主义禁锢人性，蒙昧主义造成思想愚昧。沈从文主张用文学建筑人性的神庙，用文学讴歌自然、纯朴、健康与美好的人性，其作品（如代表作《边城》）因此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也令人想到儒家文化之类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然而，沈从文作品绝没有儒家的理学色彩，更不拒绝现代理性思潮。在性爱问题上，沈从文坚决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在文化建设上，他极力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正如他在解释“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时所说：“要出路，要的是信心中的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上愚与迷丢掉！”[13] 对他来说，“五四”运动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思想上树立理性主义，消除蒙昧主义。

古人说：“食色，性也。”沈从文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坚持自然的人性，反对扭曲的人性，认为性爱是“天许可的那种事，不去做也有罪”。[14] 作为现代作家，沈从文同时广泛学习外来文化，深受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感染。他声称，他的《爱欲》之类的作品，就是接受薄伽丘《十日谈》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品启发的结果。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沈从文对于封建禁欲主义文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在作品中以诗的情调与意境大力赞美两性之间的性爱，肯定性爱之于爱情的合理性，从而表现出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叛逆性及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沈从文的许多小说作品，如《雨后》《采蕨》《月下小景》《阿黑小史》《旅店》《夫妇》《媚金·豹子·与那羊》《爱欲》《萧萧》等等，都是着力描写性爱与讴歌性爱的作品，或从人性或从科学角度对性爱加以解释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青年男女之间两情相悦与男欢女爱是人性美的展露，性的满足是天经地义，与虚伪的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甚至不为社会习俗所囿。在湘西山水间发生的男女之间那种没有遮掩的“野合”充满了生活的诗情画意。性的满足与渴求并不仅仅是男性的专利，也是女人的本分。在性爱方面，女性同样可以主动去追求男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采蕨》《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姑娘，《旅店》中的苗族女店主黑猫，都不约而同地主动与各自心仪的男子行云雨之欢。《夫妇》中的青年夫妇因为一时兴之所至，便在回家路途的草堆上做夫妻之事。《爱欲》中的丈夫因忽略夫妻之事，导致妻子的严重不满与另嫁，险些酿成自身的生命悲剧。《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处于青春期时，她的丈夫还是个刚学走路的小男孩，她受长工花狗勾引失身便在情理之中了。而在一些散文作品中，沈从文则对封建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在他看来：“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15] 散文《凤凰》所要鞭挞的，正是封建禁欲主义或封建礼教压抑或禁锢湘西妇女人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无论是蛊婆、巫婆还是落洞少女，她们的生活与情感悲剧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封建禁欲主义所造成的。缘于礼教的作祟，她们不是守寡，就是未婚，情感生活处于空白，生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她们看似不可理喻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性幻想而已。就落洞少女而言，“因人与人相互爱悦和当前道德观念极端冲突，便产生人和神怪爱悦的传说，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情绪，方藉此得到一条出路”。[16] 所以，改变她们尤其是落洞少女生存处境与悲剧命运的唯一办法便是出嫁或再婚。或者用作家的话说：“最正当的治疗是结婚。”《沅陵的人》中的柳林岔男子，因为寡母与山上的和尚相爱，便特意组织人员在山间修桥凿路，以方便母亲与情人相会。在这里，人们传统观念中的所谓“妇道”与母子伦理被彻底地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写的人性。

以现代理性的眼光审视湘西民众蒙昧的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以此揭示湘西地区生存环境的封闭与现代社会背景下湘西民众与现代文明的疏离，显示出沈从文启蒙立场的又一主要路径。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湘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军阀混战造成民生凋敝，广大民众基本上处于一种蒙昧或盲目的生存状态，无法真正理解与把握生命的意义，缺乏人格的独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背道而驰。沈从文对此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通过文学作品揭示了封建蒙昧主义对民众造成的思想愚昧，同时表达了对现代理性精神的呼唤。正如汪曾祺所说：“读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鲁迅的作品，想起《故乡》《社戏》（沈先生最初拿笔，就是受了鲁迅以农村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的影响，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响）。他们所写的都是一个贫穷而衰弱的农村。地方是很美的，人民勤劳而朴素，他们的心灵也是那样高尚美好，然而却在一种无望的情况中辛苦麻木地生活着……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种更为愚昧的势力以更为野蛮的方式统治着。那里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简直是离奇的。一个从这种生活里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来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17] 或如海外汉学家王德威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愚蠢、家国的动乱，岂真无动于衷？”[18] 事实正是如此。在散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沈从文描述了水手、妓女、小公务员、小市民等湘西底层穷苦民众的严峻生存状态，所谓“与其说是在挣扎生活，不如说是在混生活。生存是无目的的，无所谓的……活时，活下去；死了，完事。‘野心’在多数人生活中都不存在，‘希望’也不会存在”。[19] 就生活在晃县的多数男子来说，由于他们的“生存意义或生存事实，都和烟膏烟土不可分”，或者说“许多人血里都似乎有了烟毒”，因此“一瞥印象是愚，穷，弱”。毒品不仅伤害了他们的身体，而且麻痹了他们的精神。在短篇小说《萧萧》中，少女萧萧先是沦为娶童养媳这一陋俗的牺牲品，以至于酿成与长工花狗偷情生下私生子的闹剧，险些受到被夫家“变卖”与“沉潭”处死的惩罚。而在经历生子风波之后，萧萧竟然又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一房童养媳，不自觉地让自己的生活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对于童养媳制度对人性的伤害，不仅萧萧的族人与周围的人习焉不察，而且作为当事人与受害者的萧萧也熟视无睹。封闭的生活环境限制着他们的视野，古老的生活习俗禁锢着他们的思想。即便是外来的生活新风气也难以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就萧萧来说，女学生过境的传闻让她一度萌发对外来新生活或现代文明的希望，然而现实的处境却设定了她的生活方向。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沈从文对湘西人的生活图景作了这样的归纳：“他们那听天安命的人生观，在这随命运摆布的生活下，各不相扰的生儿育女，有希望，有愤懑，便走到不拘一个庙里去向神伸诉一番，回头便拿了神的预约处置了这不平的心，安安静静过着未来的日子。人病了，也去同神商量，请求神帮忙……”[20] 这里的求神治病与听天由命等等，无疑是湘西民众蒙昧生存状态的重要表现形态。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代理性精神的缺失，成为沈从文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反思的焦点。沈从文创作的目的在于呼唤乡下人沉睡的理性，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