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创新和不足
本书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和原始报刊材料作铺垫,尝试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证分析。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运用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及报刊资料,分析论证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际环境嬗变情况。包括档案材料、报刊资料、文史资料等。
其二,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论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如何应对国际环境,并对比探讨成效及不足。
不足:
国际环境内容很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选择和取舍材料颇考验笔者的眼力和脑力,在这方面,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论证模糊,论证不到位的地方。
[1][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罗斯福见闻秘录》,李嘉译,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
[2]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IV:The Hinge of Fate,London:Cassel,1951,p.120.
[3]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美国与中国》,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Republican China,1912-1949,Vol.13,Part 2(《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二部,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China bornd:A Fifty-Year Memoir(《与中国的五十年不解之缘》,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3);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
[4]杨天石、侯中军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5页。
[5]杨天石、侯中军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4—639页。
[6]Henry Wei PH.D,China and Soviet Russia,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74.
[7]Martin H.Brice,The Royal Navy and the Sino-Japanese Incident(1937-1941),London:Ian Allan Ltd,Shepperton,Surrey,1973.
[8]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Los Angels:Berk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9][日]矶野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Arthur.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Charles Loch Mowat,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38-194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易劳逸(Lioyd E.Eastman):《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健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美]威廉·哈代·卖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对华经验》,汪溪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英]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3;[英]Hans J.VandeVen(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在谈话中,叶剑英提出的实现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中的第一条就是: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
[12]习五一:《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论述了从1937年至1939年,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展开的谈判和竞争,终因立场相距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只得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13]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版)一文认为,“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抗战时期中共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
[14]丛书共九卷,都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分别是胡德坤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韩永利《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关培凤《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彭敦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陶文钊《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李世安等《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汪金国《战时苏联对华政策》;马振犊《战时德国对华政策》。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二、三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十一册),第31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梁敬錞:《开罗会议》,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6月;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玉法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版;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湾“国史馆”1995年版;许倬云、丘宏达:《抗战胜利的代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