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

“史”字有三义：历史；史官（史家）；史书（史册）。

1.历史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但在通常的语境下，历史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足迹，社会文化、文明的进程。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历史涵括了已往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活动，是先人的经历、体验、智慧、情感、信仰、习俗等的总和，它的厚度和深度，是一个民族进化程度、文明程度的反映。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浅薄的，而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如果说未来是将来时，充满未知和变数，那么历史则是过去时，已往的史事虽然已经盖棺定论、不可改变，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对于一个永远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来说，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精华，继往开来，科学地把握历史的走势，从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使这个民族永远兴旺发达而至无穷，就极为重要，这也是我们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

2.史官（史家）

史官或史家，这是“史”字的本义。《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实际上就是手，“史”字的形象意义为双手持中的人。“中”乃指简册。章炳麟《章氏丛书·文始》：“中，本册之类。”所以“史”就是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简称史官。

《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龙·史传》：“《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

这些地方所称的“史”，指的显然都是史官或史家。

中国古代的史官由来已久，早在远古的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史官之作，肇自黄帝。”

传说黄帝的史官有二人：一为沮诵；二为仓颉。《世本·作篇》：“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晋人卫恒《四体书势》云：“黄帝之史，沮诵、仓颉。”《文心雕龙·史传》：“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这二人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史官。

黄帝乃华夏民族的先祖，大约活动在原始社会的晚期，所处仍是比较蒙昧的神话时代，但此时已经设立了史官，史官文化也就随之产生。中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实非虚言。

史源于巫，最初的史官是由巫来充任的。巫可谓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这些人掌握早期社会几乎全部的科技、文化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数术、历法、军事、历史、乐舞、医药、技艺等，他们参与主持祭祀、占卜、祈禳，以及驱鬼避邪、婚丧庆生、求医问药等活动，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们当中的拔尖人物进入朝廷，便成为朝廷中的巫官。《曲礼》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这里的大史、大祝、大卜都是由巫来充任。

由于巫官具有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实际上直接参与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角色，在负责解释天象、龟筮占卜、预测国运兴衰和军政大事成败等之外，还要为朝廷起草文书，发布文告，记录与国君有关的事件和言论，即《汉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谓。巫官所记录的相关事件和言论，涉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宗教及自然界的重大变化，这些便是后来史书的基本素材。担任这类工作的巫，事实上就成为史官。史官通巫，巫官通史；巫即史官，史官即巫，这种现象大概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

中国是个史学的国度。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这最为发达的史学，居功至伟者显然非史官莫属。史官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史官实际上是文化的主要掌管者。他们又是古代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许多著名的文史典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都出自史官之手，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巨大的贡献。《隋书·总序》曰：“史官既立，经籍由是兴焉。”《新唐书·艺文志序》也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这些对于史官的创作及其贡献的评价，都揭示了史官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史书堪称古代的百科全书，所记涉及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内容包罗万象，一应俱全，因此史官也必定是通晓百科的专家和学者。《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二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由于我国古代文史之间的天然联系，史官与文学结缘最深，古代许多史官都是大文豪，如司马迁、班固、干宝、范晔、房玄龄、魏徵、欧阳修、司马光等，不仅是雄视千古的史学家，而且是声名卓著的文学家。司马迁、班固、魏徵、欧阳修等人，甚至还是著名的思想家、历史上的思想巨子，他们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人。

总而言之，古代史官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贡献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们的著述保存和创造了大笔的精神财富，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3.史书（史册）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书”者，写也、记也。《史通·史官建置》：“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无论军国大事、外交会盟、宫廷生活，甚至房中之事、床笫之私，史官都必须记录。史官所写、所记的这些内容的书面形式，便是史册或史书，即前面《说文解字》中“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的“中”——简册之类，也就是本书的题目“史传与文学”所要讨论的“史”的文本。

上古没有文字时，先民结绳记事。《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可见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起初也是结绳记事、记史的。在文字产生之前，显然没有书写性质的“史”，也就没有一般意义的史书或史册。书写性质的史册，当产生在文字使用之后。

结绳而记的“史”不仅粗陋，而且年久月深，难于辨识，这对部族的内部治理十分不利。相传仓颉有感于此，便辞官出游，遍访智者，寻求记事的好方法。《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说文解字序》也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他独居村西深沟之中，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终于依照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

《易传·系辞传下》云：“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仓颉造文字，然后书契始作，则其始也。”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事，不仅方便了族群的治理，而且为先民的记事、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准确、高效的工具和手段，也是史册、史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实乃华夏民族文明进程的一大飞跃。因此，如果相关传说属实的话，那么，仓颉就不仅是中国文字的始祖、最早的史官，也是最早以文字记史的人。

翦伯赞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为史。”[2]清代章学诚也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认为《诗》《书》《礼》《乐》《易》同《春秋》一样，都属于“史”的范畴，所以古人心目中“史书”的含义是很宽泛的。按此说法，中国古代的史书简直浩如烟海，它们面貌多样，名目各异。但这些宽泛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带有“史”的性质的书籍，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此处只讨论历朝官方或正统史官编修的、今人公认的纯粹的史书。

我国古代的史书，素有“正史”“野史”之分。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正史”所指，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从《史记》《汉书》起直至《明史》共24部以帝王传记为纲领的正统纪传体史书，亦即“二十四史”，在清代乾隆年间朝廷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中被确定；二是以纪传、编年二体合称正史，这个提法见于《明史·艺文志》。通常以前一种说法更为流行。

《四库全书》规定，正史类史书“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非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可见，二十四史是由皇帝钦定的。其实，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还有国别体史书如《国语》等，都是官修的正统史书，但都被《四库全书》排除在正史之外，而《史记》是司马迁的私人撰述，却居二十四正史之首，这表明清统治者对于正史的确定，看重的并非其官修的身份，而是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突出统治者在历史上地位的撰史特征。

所谓“野史”是指私人撰述的史书。如《唐书·艺文志》所载的《大和野史》，宋代郑樵《通志》所载的龙衮的《江南野史》之类。由于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的关系很密切，历史上也有人称小说为野史。野史之“野”有两层含义，一是“朝野”之“野”，与“朝”相对，即在野，表明野史作者的非朝廷、非官方身份，乃民间自主、自由的著述者；二是粗鄙，指野史的内容、体例较为杂乱，记述较为随意散漫，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成分较多，可靠、可信的程度低。

总体而言，历代史官多是学界权威、文坛巨子，史学、文学的修养都比较高，著述态度严肃、条件优越，虽然因身份、地位和思想所限，修史主要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为官方服务，有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正史的体例规范，著述严谨，内容丰富充实，也经过严格过滤和筛选，可靠、可信的程度比之于野史更高。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史实，或者对待某些问题上面，野史能记人之不能记，言人之不敢言，记述更加接近事实真相，持论更加客观、独到、深刻、犀利的情况。

对于古代的史书，有所谓“二十四史”“前四史”之说，这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些历朝正史的总括性称呼。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的总称。具体是：

《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又被称作“前四史”，实际上是晋前的几部纪传体史书。

以上这些历朝的正史中，文学性较强，文学成就得到公认，能被后人称之为“史传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其他正史在文学史上则很少被人提及。换言之，这4部之外的二十多部，并未被人们列入文学的范畴，只是在史学研究中备受重视，而鲜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观照和研究，在文学的殿堂里已经没有了它们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