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述史学简史

一般而言，国际口述史学界普遍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闻记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于1948年创建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1]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1935—）曾援引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官方记录指出：“1948年哥大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美国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回忆，从那时起，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获得历史文献（historical documentation）的现代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2]

显然，口述史学的现代复兴与应用也不过是新近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悠久历史，正如保罗·汤普森所说：“事实上，口述历史就如历史一样悠久。它是历史的第一种形式。”[3]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为了将先辈们的历史尽可能完整地传递下去，除一些简单的符号记忆（据记载，北美印第安人、非洲各部落等都曾经利用打结的绳头、贝壳、斑纹、图画等手段来记录他们的经历）之外，主要是依赖于口耳相传。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上，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是甲骨文，它产生于商朝先公示壬、示癸时期。[4]显然，之前的历史大部分都是通过口头世代相传。

而文字出现以后，文字史料逐渐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主要来源。即使如此，对于口述资料的应用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与文字资料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之所以说口述资料仍然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这从“文献”一词的意义中也可以看出。“文献”一词最早可见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当然，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指出“文献”都包含什么内容，也无从考证。后人对“文献”的理解尽管表述不一，不过其意思却很相近，即认为“文献”就是文字资料和口头（言论）资料的结合。[6]宋代马端临（1254—1323）认为，“文”是经、史、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而“献”则是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7]而清代刘宝楠（1791—1855）则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8]清代徐灏（1809—1879）指出：“载诸典籍者文也，传诸其人者献也。”[9]

回顾中西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便可以发现很多历史学家很早就采用“口述历史”这种方法并对其有所研究。在中国，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的《史记》就被誉为久负盛名的“口述历史”著作，他在撰写《史记》过程中曾搜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在西方，利用口头传说编撰而成的《荷马史诗》（The Homeric Hymns）与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的《历史》（TheHistorie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395）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在西方口述史学上也是抹不去的一页。此后，尽管文献资料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实践着这种古老的历史研究方法。[10]正如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United State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1945—）所说：“直到19世纪晚期，同时参考口述与文献资料看上去仍然是合理的。”[11]

然而，随着历史学专业化的逐步发展，对于口述资料的质疑与批判与日俱增，很多历史学家以客观性为由抨击其作为一种史料的合法性。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随着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学派的兴起，档案文献资料逐渐被看成唯一可靠的史料类型。兰克就认为在历史事件发生期间的记载才是最可靠的历史证据，在撰写《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的过程中，他从故纸堆中挖掘出大量珍贵资料，这使得他对文献资料深信不疑：“我看到这样一个时期正在到来，那就是，我们在编写近代史时，甚至不再依靠当代史家的记载（除非是他们提出了原始知识的地方）。”[12]而随着兰克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广泛传播，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培养出一大批颇具影响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形成以“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著称的“科学历史学派”（school of scientific history）。兰克的追随者们致力于将历史由一种文学形式转变成一门依赖于严谨地利用证据的学科，并将口述资料贬低为民间传说和神话，认为口述证据过于主观。[13]法国著名历史杂志《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在其1876年《创刊词》中就说：“本刊只接受以‘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稿件，作者应采取‘严格的科学表述方法，每个论断都必须有证据、有史料出处和引语’。”[14]从此，口述资料便日益遭到冷落和诋毁。

在20世纪初，兰克学派的“历史科学规律”开始遭到不断挑战。首先是因为科学自身的进步，曾有学者指出：“科学的进步使既定的科学规律或定律的精确性和绝对性的神话失去了魔力。”[15]同时，由于新史学运动（new history movement）的兴起，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已不适应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很多历史学家便重新提出发展口述史学的呼吁。而上述提到的内文斯早在1938年就提出开展口述历史访谈的倡导，他认为应该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过去60年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美国人的回忆。[16]因为他担心随着电话、汽车和飞机等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们之间的面对面接触会逐步代替古老的信件来往，这有可能导致将来的历史学家缺乏信件等传统的文字记录。[17]正是如此，内文斯积极倡导通过口述历史来保存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历史记忆。而10年后，内文斯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在哥大班克罗夫特基金（Bancroft Fund）的支持下，他率先开启这项影响深远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口述史学试验（oral history experiment），于1948年在哥大创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历史机构，即上述提到的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

尽管这一举措也曾遭到那些认为口述历史不可靠的传统历史学家的极力反对与嘲讽，但口述史学凭借自身的独特价值与作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以美国为例，据统计，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18]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认为它们在口述史学领域引领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包括历史学会、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图书馆、博物馆和专业协会在内的不同机构都开展了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19]同时，美国口述史学发展开始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在内文斯的倡议下，美国第一届全国口述史学会议（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于1966年9月25—2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罗黑德湖（Lake Arrowhead）举行，包括档案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和医生在内的近100位学者围绕口述历史的定义、应用与发展方向，口述历史访谈技巧以及专业目标和标准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20]酝酿于第一届会议的全国性口述历史组织，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也于1967年正式成立，其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21]该协会除主办口述历史年会之外，还分别于1967年和1973年出版《口述历史协会通讯》（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和学术杂志《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22]

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创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学在美国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而最能体现当时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口述历史”这一术语已经深入日常语言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等权威媒体都已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而无须大写字母来特别提醒读者。正如内文斯学术继承人、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路易斯·斯塔尔（Louis M.Starr，1917—1980）所说：“不管喜欢与否，口述历史已经扎下根来。它已经自成一类。”[23]

而在美国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也在英国（1971）、法国、加拿大（1974）、澳大利亚（1978）、以色列、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兰（1980）、新西兰（1986）、俄罗斯（苏联）、意大利（2005）、德国、比利时、波兰、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瑞士、墨西哥（1996）、土耳其、巴西（1998）、津巴布韦（1988）、纳米比亚、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爱尔兰、南非（2004）、日本（2003）、中国（2004）、阿根廷（2005）、捷克（2007）、乌克兰（2007）、希腊（2012）和印度（2012）等地相继兴起与发展，它们大都拥有自己的专业协会与学术刊物。[24]

随着口述史学在欧美和世界各地的发展，各国口述历史学家感到有必要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保罗·汤普森的倡议和组织下，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于1979年3月23—25日在英国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举行，此次会议由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ral History Society）主办及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联合赞助。在为期三天的会期内，来自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联邦德国、瑞典、荷兰、冰岛、挪威和墨西哥的将近200位与会者围绕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口述史学在妇女史、家庭史、乡村史、劳工史、民主史和法西斯主义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展开激烈讨论。[25]而于1996年6月13—16日在瑞典歌德堡（Goteborg）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上，国际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口述历史大会，而第二十届大会将于2018年6月18—21日在芬兰于韦斯屈莱（Jyväskylä）举行。[26]该协会除主办国际大会外，还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开始出版双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刊物《话语与沉默》（Words and Silences）和《国际口述历史协会通讯》（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27]

简言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尽管仍然遭到部分传统史学家的批判与质疑，不过在世界各地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现代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而体现口述史学在国际史学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早在1980年8月10—17日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就设有“口述史学的问题与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of Oral History）专场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持续一天，报告人来自尼日利亚、西班牙、塞内加尔、英国、挪威、匈牙利、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而与会者将近200人。[28]而30年后于2015年8月23—29日在中国济南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口述史学同样是重要议题。在8月24日举行的晚间会议上，来自美国、英国、捷克、南非、印度、芬兰与波兰等国家的多位口述历史学家围绕“价值的转变与转变的价值：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Change of Value-Value of Change：Transforming Socie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a Oral History）展开深入讨论。[29]当然，在期间的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及相关的跨地区和全国性史学会议上，口述史学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史学从诞生起就已经超越历史学的传统学科界限，其自身发展呈现极其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概括而言，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口述史学本身的方法与理论来源是高度跨学科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的解释需要诠释学和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资料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资料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而口述历史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记忆转向”、“叙事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等重要理论与学术思潮的影响，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民族志、叙事学、文本理论、批判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深化与革新。

其次，口述史学也引起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与促进跨学科研究与应用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戴维·杜纳威（David K.Dunaway）就将20世纪90年代以口述史学发展的特征描述为对于跨学科性的日益兴起。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口述史学对于研究生和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计划重要性的加强，它的最大作用可能就在于它的跨学科应用。[30]综观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民族志、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移民研究、医学（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心理学、赋权研究（政治和解、社会正义、法律诉讼、残障研究）、传记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LGBTQ研究（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研究）与媒体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这些跨学科应用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搜集和保存相关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同时也直接影响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视角。

举例而言，在医学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医学与社会护理等领域，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经历老年失忆与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31]近十年来，口述史学在艾滋病等疾病治疗与护理中的应用也日渐受到重视。[32]在妇女、农民、土著以及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研究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挖掘他（她）们的沉默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empowerment）工具，其政治性日益突显。[33]而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史学也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是如此，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 Hurricane）和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后，相关部门都随即开展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同时，灾难口述历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近年来，美国主流史学杂志《美国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评论》都频繁刊登相关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34]

就中国而言，如上所述，中国史学界同样具有相当悠久的口述历史传统，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口述史学概念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口述史学才开始真正有所发展，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则是中国口述史学开始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口述史学在中国日益流行，其发展甚至呈现出“火爆”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口述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相关学者的日益认可与重视，同时国内外口述史学界的相互交流也日渐频繁；（2）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著作、学术论文与全国性学术会议不断增多，而高层次的口述历史科研项目也不断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立项；（3）以纸质出版、电视节目、纪录片和网络（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呈现为依托的口述历史作品与成果不断问世，部分作品逐渐赢得公众的认可与好评；（4）一大批口述历史计划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其发起和组织者包括学校与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图书馆与档案机构、媒体机构、基金会、公司与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从事不同工作的个体，在此基础上，国内高校也开始出现一批专业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