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文话的成书形式

以文话的成书形式论，清代文话体式多元。有论文专著，如赵吉士《万青阁文训》、张星鉴《仰萧楼文话》等；也有为读书笔记中之一部分者，如姚范《文史谈艺》本为《援鹑堂笔记》中之一卷，方宗诚《读文杂记》《论文章本原》均出自《柏堂读书笔记》；有汇总各种批评文体而成者，如包世臣《艺舟双楫·论文》是集其论文书信、序跋、单篇文论等而成。王昶《述庵论文别录》是集录其十六篇论文书信而成；亦有本无其书，后人蒐罗前人论文之语，汇为一册、定一新名者，如《昭代丛书》所收魏际瑞《伯子论文》、魏禧《日录论文》，皆为张潮从二魏著作中选录编辑而成。《中国学报》1912年第2期、1913年第3期文学版接连刊出《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钞》，亦是后人在张裕钊身后选其书牍而编成；而清代文话又有一种特殊形式，即编者将前人手书文章评语剪裁后粘贴于经折装之上，成一新书。此举在剪贴者而言，或仅为欣赏原作者的书艺而为，然从辑录的内容来看，已具备文话的性质。如何焯评阅时文的批语，被后人剪贴于一处，称《时艺书评》[2]。张裕钊为张一麐习作所下批语，也被后者汇贴于经折装之上，王欣夫称为《濂亭评文》[3]。此类文话在文章学意义之外，还兼有书法和文物价值。

还有的清文话则与修辞学、语法学著作混在一起。晚清开始兴起近代修辞学、语法学研究，在学科产生之初，界限并不明晰。第一部语法学著作即马建忠《马氏文通》的最终用意还在于为文，基于《文心雕龙》“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的理论，他从文字、句法这些文学“可授受者”入手，“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即达到“刘氏所论之文心，苏辙氏所论之文气”[4]。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龙志泽《文字发凡》一般被认为是修辞学著作，其书卷一《正字书》，卷二《词性学》，卷三《修辞学》，卷四《文法图说》[5]，性质较为驳杂，卷四属于文话性质。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来裕恂《汉文典》分为《文字典》和《文章典》两部分[6]，将语言学著作与文话合著。在受西方语言学影响的背景下，日本学者也是将语法、修辞、文话综论。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人广池千九郎编成《支那文法书批阅目录》，叙录中、日两国文法书籍。其中清代部分既有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和马建忠《马氏文通》等传统小学或近代语法学著作，又有唐彪《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张秉直《文谈》等数种文话[7]，反映了近代学科分类之初界限的模糊。文话写作的繁荣，也带动了清代文话丛书的出版。较著者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于学训编《文法合刻》，收录文话七种，其中清代文话有六种；卢见曾编《金石三例》、李瑶编《校补金石例四种》、朱记荣编《金石全例》则为金石文话总集；民国初年周锺游编辑的《文学津梁》收录文话十二种，其中清代文话居半。刘熙载《艺概》原有《文概》《诗概》《经义概》等六种，周锺游从中专门抽出《文概》列于丛书之中，其专收古文话之意甚明。另外，光绪五年（1879）上海淞隐阁印有《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所收十五种书皆为诗文评，其中文话有顾炎武《救文格论》一卷、黄宗羲《金石要例》一卷、黄与坚《论学三说》一卷，均为清初文话。

清代文话中还出现了新的体式——论文绝句和论文连珠。历代以绝句论诗、论词、论艺者习见，但在清代以前，以绝句论文的却未得见。清人秉着填补艺林缺典的心态创作出十余种论文绝句，时间较早且数量较多者有钱梦铃《论文绝句》八十首、徐湘潭《论文绝句一百七十五首》等。清代论文绝句论及多体，汪辉祖《论文绝句》十二首专论时文，王锡纶《论文绝句》七十五首论古文，其中有三十三首专论清代本朝文章，谭莹《论骈体文绝句十六首》则专论骈文。连珠为传统文学文体样式，骈俪多韵，历代未见有以其论文者。《大陆》杂志1902年第二号刊有唐浏阳（唐才常）遗稿《论文连珠十首》，纵论历代文章，亦属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