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
作品经过作者精心建构，解读好比解剖，无论优劣，总是破坏性的重构。梳理出疏朗清晰的线索是研究和诠释的直接目的，但笔者不认为自己能做到，遑论下文所提到的解读目的。
1.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历来是古典学的研究方法。
面对修昔底德，必须重申，熟练掌握古希腊语是研究基础。[123]若认同文风是内涵的表现形式之一，就必须重视尼采对修昔底德文风的评价。尼采认为，修昔底德完善了对思想的诗性表达。修昔底德偏爱古旧风格和用词，甚至是几近灭绝的阿提卡方言，连和他同时代的雅典人都已经不像他的表述那样说话。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出修昔底德对语言的驾驭力，若古僻词使用不当，易于暴露写作功力之短。[124]这一评论让人联想起对科西拉内乱中词语含义混乱的描写：
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软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猛烈的热忱是真正丈夫的标志，阴谋对付敌人是完全合法的自卫。[125]
试想，词语含义发生重大转变，再使用这样的词语，或许就意味着自我取消表达的有效性；同时，过去的用词其含义已然固定，不易受质疑。[126]
假如笔者能像古典学研究者熟练阅读古希腊文，本应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但笔者不通希腊文，只能从整体上把握情节，“战争史是一个巨大的整体。”[127]解释效果差强人意。
照此思路，最好先记住修昔底德自己的忠告：“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是说真情的时候，发言者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128]须假设修昔底德言为心声，未恶意欺骗读者，因为他“既没有罗马历史编写工作中特有的那种功利主义，也没有基督教历史编纂中那种教训人的姿态”[129]，更无凯撒式的写作动机[130]。
作为一种解释学方法，斯宾诺莎解释《圣经》可资借鉴。
解释《圣经》与解释自然大同小异，解释自然即解释自然的历史，从公理解释自然现象。同样，以《圣经》本身为根据，首先仔细研究《圣经》，探究其中贯穿始终的根本义理，以此推导作者本意。换言之，文本作者已将解读其作品的方法蕴于作品中。类比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欲了解他如何定义某个名词，可揣摩其围绕该问题展开的情节叙述和演说中的直接阐释。[131]
其实，修昔底德已提示其研究方法：时刻保持读者自身中立态度。修昔底德意识到后来培根所说的假象困境。[132]
一方面，讲故事者都带有其立场，而听者相信的前提是其对某一立场的倾向性。[133]记录者，看似置身事外，仍可能犯下人所难免的这一失误。族类假象在四种心灵假象中居首要位置，感官知觉皆有局限，人岂能如事物所是的那样理解事物？[134]另一方面，论个别被访者的叙述，基于想象的描绘往往比亲身经历的实情更生动，除战场事变确实超出想象这一原因，经验说明，参与实战者事后描述时难免夸大其词。[135]修昔底德通达于此，底比斯人企图攻占普拉提亚（Ⅱ.Ⅱ -Ⅵ）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他对该事件的叙述就说明，事后追述中有多少不可确认的内容。[136]
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须广泛阅读其他同时期文献。
一方面，欲了解作者意欲传达的准确意图和内涵，而不是把并非作者所言内容含糊地堆到他名下，须弄清作者的身份、写作背景、成书时代等。所有术语植根于一整套社会人文历史，解析术语，不能绕过其土壤，后者是历史图景本身而非容器。[137]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提示，只有充分了解修昔底德的沉默，才能深入理解他说出来的内容。若仅阅读修昔底德，多半会以为他呈现了事件全部。[138]可是，他的确选择性地隐瞒、省略了某些事实。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如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以及稍后时代的人，能提供后人其他与战争相关的材料。
但是，如将文本细读推向极致，难免过度诠释。结合文本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相信，修昔底德绝无可能毫无赘笔。[139]将文本作为一整体系统，关注作品细节应有所节制，因为修昔底德很可能言者无心。[140]
2.历史研究法
哲学史或可被视为几个核心概念产生及其含义演变的历史。评价一个文本对于政治哲学史的意义，将它与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对参，直接而有效。政治哲学史会提示，若修昔底德愿意明确提出论点，并加以论述，他可能会论述什么、怎样论述。
本文所参阅的哲学文献须探讨修昔底德所关心的问题，其作者可能具有与修昔底德类似的精神和思想立场。[141]修昔底德表现出正视现实的特点[142]，他更关心人现实如何，而非应然面目。比如，修昔底德凸显雅典人的性格特点，而非一味指摘，他笔下的伯里克利和亚西比德都因接受现实政治而善于掌控之。假如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看似对立，却接近时间上距离他更远的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柏克、迈斯特、托克维尔亦如此。[143]
[1]吴必康的《“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见《学术前沿》2014年3月，第74—84页）一文解释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第75页）这个词被用以解释现当代世界霸权更迭现象，如作者形容，世界霸主之尊位，美国取之有道，英国让之有利。该现象不常见于世界政治格局，之前数世纪，欧洲版图皆取决于战争。晏绍祥先生指出，“修昔底德陷阱”非修昔底德本人所言，最初可能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有文译为“格里汉姆·埃里森”，但英文名则是Graham Allison无疑）提出。据说这位以研究美苏冷战闻名的教授认为，中美如今也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阿利森曾着力研究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将其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实例之一。（见赵明昊：《中美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东方早报》2013年10月14日第A12版。另有报刊文献见参考文献中“‘修昔底德陷阱’相关报刊文献”一栏。）冲突结果是两败俱伤。晏绍祥先生认为，阿利森只强调雅典四处扩张令斯巴达恐惧，他忽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其他原因，即斯巴达对自身内政不稳的恐惧。如将“修昔底德陷阱”用于解释中美关系，则不当。（见晏绍祥：《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015版。）杨子岩先生相信修昔底德本意在于以史为鉴，“防止被夸大的恐惧演变为战争预言”。（见杨子岩：《警惕恐惧更利于安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14日第003版。）笔者认为，美国享霸主之位已久，陡然面对中俄联手，其心态类似面对雅典的斯巴达，实属情理之中。
[2]有学者称之为“战争志”。（见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政治与哲学的共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注 【1】。汉语学界，修昔底德研究从作品汉译译名就开始争执不休，虽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非最为紧要，可是，以人作比，不论名字好坏，首先得有名。据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题目是阿里斯多法奈斯根据作品首句所题，这是当年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追题馆藏抄本的普遍做法，不惟对修昔底德，对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等皆如此，因为古希腊史学作品首句通常都会交代著者及其属地、作品主题。（见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8-18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的汉译名称得自华尔纳英译本。主持翻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徐松岩先生和其他研究者曾专门著文探讨，比如“史”字到底是否加入书名，沿用已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否有其合理性。（见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兼答刘玮博士》，《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7-144页。）照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修昔底德）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无异于一场世界大战。（见[美]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虽然史密斯（Smith）的希英对照本（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by C.F.Smith，London: W.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19 -23.）中，希腊文标题为“
”，即“修昔底德的探察报告”，可是据说修昔底德本人从没有使用过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使用的
这个词，而是用
，似乎有意与他们划清界限。（见魏朝勇：《自然与神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注释④。）不知修昔底德本人是否会如此称其著作，假如他完成的话。文本中从未见过修昔底德用
来指称它，从古代起，作品主题就被认为是高度复杂晦涩的。 （见 Raymond 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226-227.）
[3]张崇先生专门撰文解释此书与“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关系。见张崇《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剑南文学》2013年第2期，第87页。
[4]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于现代外交的意义，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已有不争的事实：修昔底德被封为现实主义外交的鼻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国内有研究者做过尝试性探讨，王东升先生所作《解析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详细介绍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学者对于修昔底德作为现实主义代表的各种观点和评价。（见王东升《解析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另见张寒、郭小飞《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试析修昔底德的外交思想》，《湘潮》2014年3月，第16—17页；洪邮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经久不衰的主流范式》，《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第44—50页；徐莹等：《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第128-131页；余建军：《悲观来源于何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现实简化与权力逻辑》，《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34-48页。）同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被建构主义视作共同观念为国际关系中首要因素（物质性关系为观念建构）的代表作，当某个城邦（国家）的个体信条成为其他城邦（国家）公认的共同观念，该信条就成为这个城邦（国家）的软权力。（见储召锋《软权力的思想演进--从修昔底德到约瑟夫·奈》，《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12月，第29-30页。）笔者存疑，用雅典作为例证是否恰当，因为其他城邦并未认同雅典对于民主之价值及其对于强者统治而弱者臣服的执信。 修昔底德被视为现实主义鼻祖主要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卷包含现实主义学派的三项核心假定：国家（城邦）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动单位；权力或成为国家的追求目标，或成为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国家行为由理性主导。（见任慕、王箫轲《后现代视角下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及批判》，《探索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71页。）不过，对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定位常常基于研究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战争原因的分析。结构主义战争观--主要以静态权力分布解释战争原因--不足以解释动态的权力消长和各国战略互动导致的战争可能，更未重视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动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即一例。（见肖晞、杨晨曦《结构主义战争观：一个基于历史研究的评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49-155页。） 鉴于国家关系理论日益抽象化为各种模型，并形成体系性理论，熊文驰先生以《‘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片论》（见《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1-18页）一文主张回归古典作品和研究其中综合历史和哲学的方法，重新审视、研究国际政治，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本就产生于具体历史现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一项可供操练和借鉴的经典。但作者反对从具体作品中抽绎出几个关键词，构成一个省略具体而微各种条件的简单模型，再将此模型套用至复杂现实，得出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结论。至少，如此对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违修昔底德的初衷。笔者认为，修昔底德指出的是此战的现实性，他不认为战争在事实层面上不可避免。通过深入阅读作品古希腊文文本以及对比多个经典英译本，熊先生指出，因为其中诸多译文翻译粗略，导致读者理解战争原因有误。仅依常理推断，一国实力增强，但强而未大，并不让他国恐惧。史密斯（Smith）译本较细致，显示出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增长在时间上的明确限定：雅典变得强大的一刻。此前，斯巴达人没有理会雅典人。笔者认为，熊先生的解释吻合科林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指责：是斯巴达人坐视雅典强大而未及时阻止。这恰恰有悖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抽象的现实主义，斯巴达本该将雅典的强大扼杀于萌芽。熊先生认为，斯巴达人其实是“现实”的，只不过，他们遵从的是具体复杂的现实情况，而非现代人构想的简单现实。此文至为可贵之处在于，详尽分析战前五十年斯巴达和雅典对外征战的具体情况，并制成图、表，使得雅典和斯巴达的势力分布变得一目了然：斯巴达的军事行动远远少于雅典，且对海上征伐无所举措，哪怕此举极可能重创雅典增长中的海上势力，四次盟邦叛乱，有三次源于雅典最重要的盟邦。但斯巴达不是不愿，而是囿于卑微的海上实力，不得不作壁上观，遇到与其战斗力相适的陆战，他们会果断猛击。结果，斯巴达固然将雅典拒斥于自己善于防守的疆界之外，却无力阻止雅典建立海上强势地位，“三十年和约”正是雅典陆上失利、斯巴达无能于海战之下双方妥协、达成海陆平衡的结果。当雅典与科西拉结盟、打破该平衡，战争才不可避免。 另外，惠黎文女士的《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见《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6页）一文与众不同，从体系结构、单位属性以及单位互动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分析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国际政治思想，作者认为，文本显示出高于结构现实主义的伦理性，因为修昔底德从人性视角对邦际政治进行更宏观的伦理考察。类似见解，早先也有人提出，未尽善。相关研究认为，对帝国强权，修昔底德有所保留。他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但没有否定道德原则存在的价值，对外政治强调的必要性与道德之间无疑存在难解的冲突。马基雅维里与修昔底德之不同从属于时代背景，后者认为道德与必要性的冲突仅限于邦际，前者则认为国家内部都是如此，纯粹追求道德目标将有害无益。（见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2页。）
[5]此处为笔者试译的引文，之后引文出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引用时参照 Thucydides，trans.by B.Jowett，Oxford: Clarendon Press，1900;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by C.Forster Smith，London:W.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19 -23; Thucydides，History of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by Richard Crawley，London: J.M.Dent; New York: E.P.Dutton，1910; Thucydides，History of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by Hobbes，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各英译本。本文所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述情节均根据Thucydides，trans.by C.Forster Smith，London: W.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19 -23以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标出卷、节和句的号码。引用原作，英语学界的修昔底德研究历来从古希腊文翻译。笔者不信任自身希腊文翻译水准，与其由研究者从古希腊语原文逐字逐句直译，不如引用流通已久的经典译本，以利于整体研究工作。 我国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早的译作可能是裴复恒先生根据1876年克劳利英译本翻译的第一卷第一章，载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杂志第一期。译者前言中，裴先生特别提醒，欲了解其中治史方法、史学思想，当先读原著，再读评议。（见李长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08页。）50年代有谢德风先生译自华尔纳英译本的全译本。虽然就准确度而言，谢译本不是最理想，因为所据华尔纳译本的准确度就不甚高，但谢先生译书之勤谨，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见一斑，为读者着想之有心，凡仔细阅读过谢译本的人当能体会。（亦可参莫任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深切怀念谢德风教授》，《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第149-150页。）新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徐松岩先生从80年代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倚重的还是该版本。（见徐松岩《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第31-36页。）引用谢译本主要是因为它首度全本翻译之功，且在国内沿用已久。 但是，翻译为头等要事，确凿无疑。国际关系学家中，少有人能直接阅读古希腊文原著，多是通过英译本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克劳利译本和华尔纳译本最为流行，以翻译精确著称的史密斯译本反倒不常用。几个英译本对大体情节的翻译基本一致，只是语言风格各有特色。其中，霍布斯译本古雅简约；乔伊斯译本平易，稍显枯燥；克劳利颇具文采，但似乎距离修昔底德本身文风较远，有时会无中生有地添加解释性的词语；史密斯最忠实于原文，略显拖沓冗长。对照经典英译本之下可以确信，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两个中译本大体上还是反映了作品原貌。但如果对作品作修辞性之类的研究，则恐怕仍须立足于更高质量的翻译。 因阅读译本不同，国际关系学家理解的侧重也大不相同。比如，他们津津乐道的“权力（power）”这个概念，修昔底德笔下本来是没有的，部分英译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许为了行文流畅，方便读者理解）而添加了“power”。有的学者出于构建自己的理论学说，强调了这个词，并将它与国际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见陈玉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103页。）笔者的阅读经验是，同一句话，古希腊文原文和译文传达出的重点有时不一致。英语中行文似有重心后置一说，翻译成中文，句子重心可能被忽视了，进而显得不像作者本意赋予的那么重要。另外，笔者有限的古希腊语翻译提示笔者，似乎古希腊语句子中重要的成分可以被置于句子前端（不是居中，也非后置）。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个常见英译本而言，确是史密斯译本最为紧扣原文，很少添加原文没有的字词，而克译本和乔译本有时让笔者感觉，译者在解释句子，而不是翻译。 另外，译笔也是与时俱进。霍布斯译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对民主政治便无好感（亦见张弛《国家权力的发现：从人文主义到近代自然法学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7-149页），将书名译成态度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同时，将民主政治译为“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将书名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立场明显（据晏绍祥先生看，两位译者认为战争是伯罗奔尼撒人挑起），史密斯笔下，民主政治成为多数人的统治，因为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转变为褒义词。华尔纳完成译作时，民主政治已经巩固，他将民主政治译为全体公民的统治。（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60-161页。） 至于其他西语译本，刘玮先生的《评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文在注释中详尽列出希-意、希-德、希-法、希-英可供参考的权威译本。（见刘玮《评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143页。）此文对于修昔底德研究之重要，不在于指出几处译文错误，而在于它点出修昔底德研究的难点之一，翻译。翻译修昔底德，任务艰巨，即便修昔底德研究专家也不敢轻易出版对于该著作的全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西文译本译者或是如霍布斯这样的语言天才，或是像钦定古希腊文教授乔伊特，或是罗米莉之类的古典研究大家。
[6][古罗马]奥勒利乌斯：《沉思录》，王焕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7页。
[7]格劳秀斯为他心目中外交官的政治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教育所列书目几乎囊括欧洲早期政治思想史上所有人物的著作，历史类却独独不见修昔底德。为什么？林国荣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呈现的历史画面与近代主张废除暴君、叛权神授的共和精神格格不入，修昔底德最早反思了雅典自由之弊端、内战如何摧残秩序、政治演说蛊惑民众等共和主义者要规避的现实。（见林国华《古代学问与格劳秀斯的共和教案》，《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第95—103页。）
[8]该译名似乎不甚妥当。通常所说“伯罗奔尼撒（半岛）”是对
整个词的音译，其中
本就是“半岛”之意，不当以音译处理。
[9]通常所说“斯巴达”为拉栖代梦首府。
[10]若认为修昔底德暴死为全书未竟之原因，则证据不足。见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13页。
[11]哲学要求系统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却以描述和记叙为主，哲学家肯定其作为史著的地位，未从哲学角度重视。修昔底德为史家，无疑议，历史学家眼中，其崇高地位毋庸置疑。德国史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vitz）认为，希腊人为现代历史著述奠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双峰并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泼棱茨（Max Pohlenz）和耶格尔（Jaeger）都认为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史家之一。（[挪威]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英国古典学者基托写得形象：“‘蛮族’的历史纪年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儿童和一个不但自己能理解也能让他人理解的成年人之间的差异。”（[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是综合型学者，曾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过导论。（[英]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38页。）卢梭按照“最朴实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3页）这一标准，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成教科书，用以教育爱弥儿。卢梭认为，没有阅世经验的年轻人不适合学习抽象教条式的哲学，而应该更多地研究个体和特殊案例，并且是不加作者评论的著作，借以形成独立的判断力。 仅就政治哲学而言，史家向政治史提供史料，与哲学史没有关系（哲学史的来源是哲学著作）。假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残留神话，那么它距离作为思想表达的哲学甚远，因为神话止于感性表象。但是，即使以史书的标准衡量，黑格尔还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划入原始历史，即“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海德格尔认为，此书仅“以讲述方式报道存在者”，不能与《巴门尼德篇》和《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分析相提并论，以“在其存在中把握存在者”的标准而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哲学毫无关系。（[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5页。）不过，虽然海德格尔极少提及历史性文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49节却被海德格尔用以引证λŋθŋ的真正含义：降临于我们的某个命运性事件。（[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6页。）如果修昔底德果真完成其垂鉴青史的初衷，作品保持了超越时光的现实参照价值，那么它确有可能符合海德格尔对历史科学的期待。似乎海德格尔反对作为工具和知识的历史，那种历史已经僵死掉，了无生气，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历史，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这种历史经验是鲜活的，属于作为精神科学的历史。（[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孙周兴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2]可参见乔戈：《柏拉图的政治史学与政治哲学》，《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12期，第97—100页。
[1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14]历史假设以史料为根据，薇依认为这一要求高得难以实现。因为史料缺失实属平常，保存下来的史料也常出自胜利者的编排，本真的历史即达尔文式的演进，失败者一旦灭亡，连同其文明一起入葬，永远埋没于历史烟尘，他们本人无法为自己申诉，征服者不歪曲、毁谤他们就已经很厚道。（[法]薇依：《扎根》，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3页。）托尔斯泰也曾提出类似悖论，《战争与和平》中随处可见他对历史学家探史的质疑。历史常由身居高位者写就，身居高位者在金字塔顶端，地位越高，越远离真实的大众生活，他们所写的历史到底有多合乎真相值得质询。（[英]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 雅典之幸运在古代世界甚为罕见，不仅因为修昔底德及时地记载了雅典极盛而衰的转折性事件。最要紧，雅典侥幸逃过古代战败者通常的命运：被彻底毁灭。斯巴达剥夺了雅典的海外属地与舰队，却没有向雅典派遣一兵一卒，雅典的经济模式没有被打破。也许因为斯巴达人认为无此必要。战争后期，雅典还丧失贸易据点，致使海外贸易举步维艰。即使斯巴达毁灭雅典，雅典依然留下大量证据能证明其成就，只是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直接反映其失败的作品很少。我们之所以更关注雅典，很可能是因为它留下更多可供参考的文献。如果某一类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数量失衡，容易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吸引到某一方面，忽视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我们知道很多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而旁观者--斯巴达等其他希腊城邦和波斯等异族--如何看待雅典几乎是空白。相对雅典喜爱言谈、也善于言谈，斯巴达人善于说但不爱说就成了难以吸引后人目光的缺点，这一纯属偶然的事件决定了我们倾向于认为雅典更重要，更关心和重视与雅典相关的一切。（[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96页。）与现代人的观点相反，古人沙洛底认为，雅典盛名久负，其实难副：“我相信雅典人的行为是伟大的，然而名过其实。因着大著作家，雅典的功绩闻名天下。因为文人笔下生花，因此人就相信雅典人真建了丰功伟业。”（[古罗马]奥古斯丁：《天主之城》（下），吴宗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645页。）
[15]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30.国内有研究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为修昔底德那一世代的雅典人、希腊人做传。当史著整全地包含著者对于该历史事件的个人生命体验乃至个人洞察时，历史著作才可能通向不朽。（雷戈：《中观史学与史家体验》，《求实学刊》1997年第5期，第103—108页。）
[16]20世纪风起云涌，惟一可与之相比的也许就是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见The past as prologu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to the military profession，edited by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art Sinnreic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81.）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来讲，雅斯贝斯也会认同这一说法。现代人失去生存基础，修昔底德笔下的希腊世界亦如此。（[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7][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18]汤因比认为，修昔底德把吉本设想的希腊世界自杀时间向前推了600年。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萨默维尔编，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264页。
[19][英]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8—269页。借希腊人请求外援之机，波斯重新染指爱琴海，收复希波战争的失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启希腊内讧，从此党争火并层出不穷，战争耗尽精神和物质，道德腐化遍及希腊，再无任何城邦能统一，战争只是缔造一个又一个短暂联盟。希腊盛世已去，待马其顿一统天下，希腊诸邦俯首北面，雅典空余黄花之叹。
[20]痛定思痛，战后的思想家试图将斯巴达政制嫁接入雅典，基于习俗的神法与知识的法律冲突，促成苏格拉底悲剧性的死亡。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艺术、哲学仍旧活跃，只是内省取代表现，个体性取代普遍性，现实对象取代理想形象（英雄豪杰黯然谢幕，市井百姓登台亮相）；哲学家考虑至善问题时，似乎已经不是立足于城邦，Cosmopolis 一词应运而生……雅典人再也听不进演说家对城邦前途的吁告，城邦失去对公民的约束力，公共伦理不再，关心自我远甚于关心城邦，公民开始自我规定道德法则，伦理共同体日渐消亡，政治在城邦中号令一切的时代渐行渐远。（详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45页；[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62页。）
[21][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页。
[22]“哲学家出现的那些时代是有大危险的时代——那时候车轮转动得愈来愈快，哲学和艺术取代了正在消失的神话。但他们被远远地抛到他们的时代之前，因为同时代人的注意力只会慢慢地转向他们。”（见尼采《全集》第十卷第112页；转引自[德]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页。）人事循环，治乱相生，安逸和平弱化尚武精神，覆亡之后武力将重整乾坤，军事辉煌定然继之以全面崛起，伟大哲人必将紧随杰出军事将领而来。马基雅维里解释得清楚。（[意]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4—235页。）
[2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萨默维尔编，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7—938页。
[24]在比雷埃夫斯港（Peiraeus）最能感受到雅典风俗移易。《国家篇》开场，港口正在通宵达旦举行色雷斯的节日庆典，一个城邦及其民众接受异邦的神火节日，可能因为包容，也可能因为衰败。比雷埃夫斯港发生的一切不仅意味着接纳新信仰，还暗示对自己原来身份丧失认同感，如果城邦随意接受与自身传统相抵牾的行为和信仰，那么它就有丧失自身身份完整性的危险。医神（
）崇拜也是从比雷埃夫斯港传入雅典，外邦信仰进入，象征的更可能是衰落而非进步。医神崇拜兴起几乎与希波克拉底医术兴盛同步。柏拉图对医神和医术俱无好感，二者指向的只是身体，并非柏拉图重视的理性部分，不是人类最紧要最高贵的部分。《伊翁篇》中对话的是苏格拉底与伊翁，背后却是新旧两种宗教观念：医神仅仅保护、修复人的身体，本邦神（雅典娜）守护城邦的信仰、传统和精神。医神崇拜不仅表示异邦神崇拜，还预示城邦整体宗教观念的剧变。此前，只有当地尊奉之神才有能力医治疾病，医神成为普世之神正是对城邦本位神的排挤。另外，医神崇拜意味着个体正在取代城邦成为公民关心的重点，自我观念受到认同和鼓励，城邦为中心的时代正在过去，因为医神崇拜本是出于关心自我的健康而非城邦整体的康泰。医神崇拜暗示，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转向个人、家庭，自我与城邦分裂。总之，医神崇拜是个体性信仰，挑战着希腊传统中的群体性信仰。（[古希腊]柏拉图：《伊翁》，王双洪译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6页。）
[25]就此，哲学确实是对痛苦灵魂的慰藉，以形而上的永恒自在填补生命终极价值的空白，而非通过具体而微的幻想来安抚器质性匮乏。
[26][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版），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另见[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39页。
[27]如阿里安的《远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等。
[28]《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陈少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9][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页。
[30]Raymond 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19.
[31]“在任何时候，我的休养、我的偏爱、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都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维里的原理，是与我自己最有亲缘关系的，原因是那种无条件的意志，就是那种毫不自欺、要在实在性中观察理性的意志，——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没有谁能像修昔底德那样彻底地摆脱这种可怜的粉饰。人们必须一行一行地翻弄他的文字，清晰地解读他的未言之义，犹如解读他的话语：少有如此富于实质的思想家。在他身上，智者文化，也可以说实在论者文化得到了完美的表达：这是一场处于苏格拉底学派正在到处爆发的道德欺骗和理想欺骗当中的不可估价的运动。希〈腊〉哲学已然作为希〈腊〉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乃是古希腊人本能中所包含的全部强壮的、严格的、坚实的求实态度的伟大总结。此种勇气把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区分开来：柏拉图是一个懦夫——因此他遁入理想之中——修昔底德则控制了自己，因此他也控制了事物。”（[德]尼采：《权力意志》（下），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15-1416页。）另外，这段话还出现在尼采的“我要感谢古人什么”。（[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6页。）尼采不止一次表达过他热衷于修昔底德的原因。“我喜爱修昔底德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尊敬他胜过柏拉图？人或事物的一切独特的东西都使他感到无限的和无偏见的快乐，他相信每一种存在类型都具有某种引人入胜（guter Vernuft）：他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引人入胜。在实践中，他也表现出比柏拉图更高的公正，对于那些他不喜欢或在生活中曾经伤害过他的，他并不加以谩骂或贬低。相反，由于寻找类型并且仅仅寻找类型，他在他所处理的所有人和事物中都看到某种伟大的东西并加以考察；因为后代对于非典型的东西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他正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献给这些后代的。因此，在这位人类描述者的身上，那对于世界最公正无私的知识文化开出了最后的美丽花朵……”（[德]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根据Raymond Geuss的研究，创作《悲剧的诞生》时，尼采尚未发现修昔底德，直到1885年一个笔记中，他才把德谟克利特、医生希波克拉底和修昔底德作为希腊科学心灵（scientific mindedness/wissenschaftlichkeit）的高峰。 （见 R.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25.）Geuss认为，对更大范围内人类可能有的动机，修昔底德有不带偏见的理论同情和理解。相比柏拉图，修昔底德笔下可理解的典型人类动机的观念更广泛，较少局限于特别的道德观点。尼采青睐修昔底德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什么是人类对世界的适当态度，即乐观主义与悲剧主义之争。尼采认为哲学传统植根于乐观主义。（见 R.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61-162，220，223.）
[32]严格的学科划分发生于西方近代，西方史学兴起的时间不早于这一时刻。是否应该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作史书看待，确有争议。斯宾格勒认为，将修昔底德作为史家看待是把作为政治实践者的经验品质误认作历史感。“这个人（修昔底德）的长处在于他的真正古典能力，能把现在的事情写得栩栩如生，不辨自明，在于他具有一种他自己那样的将军兼行政官的宏伟的天生政治家的实际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经验品质（不幸，我们把它和历史感本身混同起来了），他的作品在那些仅仅有学问的历史学家看来就成了高不可攀的范例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23页。）斯宾格勒的观点仍然基于他成长的时代对于修昔底德的古老理解。按此解，西方古典文学中许多今天被当成史书的作品都要被撕除史书的标签，因为那些作品大多出自同修昔底德一样的政治实践者之手。
[33][古希腊]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4]比如，《雅典政制》的作者是否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借用关于希帕库斯遇刺事件和四百人寡头政治的内容，仍旧存疑。关于哈摩狄乌斯刺杀事件，《雅典政制》里写，凌辱哈摩狄乌斯的是庇西斯特拉图后妻所生之子塞塔卢斯，而非掌权的希庇阿斯和希帕库斯。（《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25 页。）关于库隆图谋建立僭政的断片8也只是可能借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页。）
[35]因作者离世致使作品中断或由人代笔并不鲜见。恺撒写《高卢战记》也未完稿，其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完毕；塔西佗作《编年史》亦如此。学者们认为，色诺芬的《希腊志》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 欲深入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无法绕过《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欲了解此书可参见郭霞：《〈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吕厚量先生认为，诸多学者探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与修昔底德史学传统的继承关系时持有以下前见：修昔底德传统即近现代历史科学中客观主义叙事标准的同义语。该见解似乎漠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修昔底德研究所做的推进，事实上，最新的系统研究已经不再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做客观主义的化身。不过，作者指出，色诺芬创立了有别于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风格，而不仅仅是延续其未完成之作。照哈利那卡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来看，色诺芬仿效的当是希罗多德。仅凭写作形式上的近似（直接提及修昔底德之名、夏冬纪年法、开罗手稿和佛罗伦萨手稿在内容上接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的时间）或许可以推断《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继续，根据其中某些措辞，甚至可以推断其作者读过修昔底德，但无论怎样都不足以证明其治史原则和历史观也继承了修昔底德。而且，就修辞风格而言，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前者词汇贫乏，后者则是修辞学的典范。狄奥尼修斯干脆认为，《奥》书继承的根本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糟粕，而非精华，比如，冬夏纪年法就被批评造成叙事上无谓的混乱。（吕厚量：《〈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史学价值及其“修昔底德传统”》，《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2-82页。）此书中译本作者也认为，虽奥克西林库斯史家编排史料沿袭修氏之风，然论创作体例，却未有所突破。（[古希腊]佚名：《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郭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6]虽然德谟斯提尼未必如传言中八次抄录修昔底德，但其风格和素材无疑受修昔底德影响。老加图早年坚决抵制希腊的柔靡之风，不过，传说他晚年却学习希腊语，通过阅读修昔底德、德谟斯提尼，在演说方面大为精进。不过有的现代学者不作如是想。修辞术的确有利而实用，是年轻人在城邦中的必修课，对教育年轻人影响越来越大。然而，修昔底德的作品并不特别有益于想在公共场合演讲得好的人，因为其风格不富于竞争优越性，而过于艰深晦涩。（见Raymond Geuss，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28。）
[37]《反对博学家》I 98，转引自[英]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就修昔底德的叙述风格和笔力文采，普鲁塔克评价道：“然而我必须谦恭备至地恳求读者，一时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也像提迈奥斯那样，无论是在悲悯动人，还是在丰富多彩方面，都妄图使我的叙述超过修昔底德那无法模拟，连自己也无法超过的精彩描绘。”（[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7页。）可是，从修昔底德叙述之枯燥来看，笔者怀疑普鲁塔克是嘲讽修昔底德：论叙事精彩，修昔底德乏善可陈，比之希罗多德相去甚远。有研究者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普鲁塔克《名人传》相较之后认为，就共同的交集——伯里克利、尼西阿斯、亚西比德几个历史人物——而言，普鲁塔克确实借鉴和参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见贾嘉林：《普鲁塔克与修昔底德历史观念叙述之异同》，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8]比如萨鲁斯特、塔西佗、阿庇安、阿里安等。写作《罗马史》，阿庇安仿效修昔底德，也在作品中穿插演说，被视为整部作品的精华。（[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英译本序言”第6—7页。）谢德风先生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流行的哲学思想相关。（[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译者序言第19页。）
[39]安敦一朝的智者派代表人物艾琉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129-189年）在文体上严格尊奉阿提卡风格，所钟爱的仿效对象亦有修昔底德。萨莫斯特的琉善为著名讽刺作家，对阿提卡风格极尽嘲讽，告诫作家远离近代修辞学者的低劣之作，而要以古典作家如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为楷模。弗里尼库斯是奥勒留和康茂德两朝的修辞学教师，他欣赏的散文体作家，除柏拉图和阿提卡演说家，还包括修昔底德和色诺芬。
[40]通过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可知，罗马共和国末年、帝国初期，哈利卡那苏斯的第欧尼修在《论文章作法》（
）中将修昔底德和安提丰归为文体优美或崇高（
）的典范，崇高意味着高尚的胸襟和思想。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古罗马史家所效仿。同时，作文调式上，修昔底德与埃斯库罗斯、品达同属严朴（
S），区别于温雅式（
）（或称“华美式”，
）和混合式（或称“折中式”，
）。第欧尼修在《论修昔底德》（
/On Thucydides）、《致阿麦欧斯第二书》中
[41]兰克（Leopold von Rank 1795-1886）主张细加甄别、考订史料，尽量如实再现历史。他认为修昔底德是历史著作真正的创造者，花很多精力研究，并将其思想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见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4、174页；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注释③。）
[42]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Roscher，1817—1894）早年也是修昔底德的拥趸，1840年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的讲师，最初的讲义即《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1842年出版时题为《修昔底德的生平、著作和时代》。修昔底德的写作不能满足罗雪尔的期待，无法“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可也正是受到修昔底德影响，罗雪尔区分了史家和哲学家：“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求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页。）
[43][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3—334页。
[44]其中尤以英国古典学者康福德的《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Thucydides Mythistoricus）为代表，1907年一经出版即颠覆对修昔底德的传统定位：求真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完成的部分显示，演说词可能添加于部分作品完成之后，如默雷所说，完成的部分作品里找不到文件，未完成的部分中则看不到演说词。（见[英]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另见 Time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ed.By Irene J.F.Jong ＆RenéNünlist，Leiden; Boston: Brill，2007，p.133.）事实上的演说和书面成稿之间的差异取决于修昔底德所能获得的口头材料证据，修昔底德会把事实上所听到的演说中没有的细节加入其中，作品大部分演说是他本人创作。（见 Time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ed.by Irene J.F.de Jong，Rene Nunlist.Leiden; Boston: Brill，2007，p.133.; 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London: Croom Helm; Portland，Or: Areopagitica Press，1988，p.13.）具体表现在：第一，修昔底德筛选、压缩和省略了演说；第二，过度服从修辞规则；第三，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战争逐步恶化的观点。至少，修昔底德希望读者得出教训：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见Hornblower，Simon.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55-69.）他笔下的人物以或鲜明、或隐晦的言辞公开承认某些基本政治原则，用各种叙述方式反省了政治生活中可能遇到、事实上也已遭逢的种种问题。“他让人物在演说中恣意地表达政治省思，让伯里克利勾画出一个理想的雅典，让叙拉古的雅典那哥拉斯为群众统治的原则作辩护，或让弥罗斯的雅典使节透露出他们的帝国统治背后隐含的原则。”（[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既然修昔底德重塑演讲，就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意识。演说被柯林武德批判得一无是处，他说得不错，经过编撰的演说本质上的确不属于历史。 这一研究思路在1998年格里布尔（Gribble）发表的《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叙事者干预》（Narrator Interventions in Thucydides）中被延伸，他提出，修昔底德的评论既非传统中表达作品含义的关键性话语，也不是对当时情况的判断，而是制造阅读效果的叙事策略。历史叙事须诱使读者相信其内容，将读者的想象约束在作者意图的范围内，修昔底德的评论便有如此效果。
[45]这可以说是现代人无端给自己设下的圈套，“客观性”的误解不见于古人。修昔底德艰深的风格误导了许多现代读者，让他们以为其历史叙事和他们自己的方法一样，以所谓“科学”的术语来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人们总是从被宣称是最“科学”的部分来分析它。古代读者不懂得现代才出现的“科学的历史叙事”，也就不会产生此类错误。（见Woodman，A.J.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London: Croom Helm; Portland，Or: Areopagitica Press，1988，p.47.）
[46]《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47]“修昔底德问题”是探讨修昔底德写作方式的产物，核心观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创作是零散、不完整的，即碎片论。20世纪，法国古典学者德·罗米莉（de Romilly）认为，雅典帝国主义才是修昔底德写作的主线，写作变化倒在其次，从此终结一度沸反盈天的“修昔底德问题”，它只有在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时才有价值。（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by Philip Thody.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3.pp.5-9.转引自魏朝勇《自然与神圣》，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18页。）
[48]这首先从吴晓群先生的《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一文说起，此文论理明晰、首尾相顾、不蔓不枝，简述了口述历史的由来。纸张、书籍匮乏的时代，根据回忆来口述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知悉和保存历史的重要方式，现代学者称其为“记忆史学”，有别基于文字资料的“文献史学”。作者总结了记忆史学两大特点：第一，“用高度概括的术语表达刻板、模式化的陈述。”根据回忆的描述“是按照在普遍状况下理应如此的方法进行描述的”（第77页），因此，如果陈述显得程式化甚至戏剧化并不意味着虚假性描述。第二，记忆者以旁观者第三人称叙事。这并非出于我们曾经以为的客观超然，而是记忆使然。因此，以文献史学追求真实性的方式——严格的史料考订——来衡量记忆史学，不恰当。如作者所言，记忆史学在史实细节上也许不足，却能反映事件所处的时代中人们的思考方式。笔者总结为，现代文献历史告诉人们曾经发生过什么，口述历史则透露当事人如何看待所发生，无意中保留了对于真相的谦卑，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说、所写即真实，才是大谬。另外，吴文还提醒读者注意，原初时西方史学与修辞学密切联系，比如修昔底德的作品即以其修辞成为后世史家模仿的典范，该特点与当代所谓“新修辞学”颇有类似之处。但笔者同作者一样认为，运用修辞不妨碍古典历史作品成其为史书。只是囿于时代，它们拥有不同于当代的写作特征，也恰恰因为其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现代标准而写作，作品才具有丰富的解读路向。（吴晓群：《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6—80页。）修昔底德的自觉意识不仅表现在他意识到诗人和散文作家写作中的戏剧化，并竭力避免，更在于他对自己作品的真实性仍有所保留。事实证明，修昔底德对于他人口述内容真实性的审慎态度是正确的。“1929年，纽约华尔街上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一位记者访问了9位目击者，其中9人对爆炸瞬间街头的情况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只有一位退役炮兵军官的说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位记者事后感叹道：‘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无意识的撒谎者。'”转引自郭小凌《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02期，第88页。原文见另见约翰逊《历史学家与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纽约，1923年，第24—25页。
[49]早期介于史家和史诗作者之间者被称作λογογρáψοs，即编年史家，他们记载事物起源的口头传说而不加修饰，就其内容，编年史即纯粹记录事实，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史的分析似乎即针对此类编年史。轻视历史的传统从赫拉克利特流传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诗置于历史之上。悲剧描述遵循可然性或必然性可能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事，一旦发生，定当如此发生，不会误入歧途。历史不同，描述实际发生之事，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3页。）历史事件之所以如此发生，有时纯属偶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比史家接近真相，写诗比叙史富于哲学意味，诗比史更易被严肃对待。 据说，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年-公元前126年）总是尽可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自己要写的事物，至少要与亲历者交流，以确证其真实可靠，结合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就个人经历（同遭流放）、写作原则（从事实出发）、写作目的（以史为鉴）而言，波利比阿与修昔底德相仿。从他推断，修昔底德可能遵循了他那一时代史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忠于真实情况。
[50]古希腊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尚处于摸索阶段，从历史本源上论，它是必须包含虚构的创作形式。当时，各学科尚未分野，诗与史未完全分家。历史创作由手持古竖琴的缪斯克丽奥（κλεᶥώ）掌管，它是源于神话和诗的文学作品，与悲剧、喜剧同属于艺术，是诗性的历史。在古希腊，如同被传唱的诗歌，历史作品需要被当众诵读。克丽奥是宙斯和记忆女神之女，历史自然包含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忆，作为技艺，它主要记录世情，而非针对器物。近代史家认为，史诗或叙事诗是每个民族最早的历史，而寓言、神话就是希腊各民族所信靠的历史，英雄时代的史诗即如此，以《荷马史诗》为代表。诗是不朽的丰碑，中国古代《书》、《诗》兼具为史的目的。最初，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的历史风格都是充满奇迹、隐喻和诗性、传奇等（这些成分在古希腊慢慢隐退）。作为原始的理解和表达形式，神话未区分虚构和事实。而诗性本属于创造性的自然本性，依赖想象，因此虚构性很强。柏拉图曾嘲讽道：荷马与赫西俄德“比所有悲剧诗人合在一起还要可信。”（[古希腊]柏拉图：《米诺斯》，林志猛译疏，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可以说，历史生来就包含虚构，波斯战争时期的古典历史甚至之后很久的历史结构都产生自神话思维。希罗多德结束了希腊历史的野蛮时代，但残留荷马时代的遗迹，维科说“希罗多德……几乎完全根据神话故事编织成他的历史”（[意]维科：《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8页），与之同时的史家和他一样“用的词句都介乎诗语与俗语之间”（[意]维科：《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页）。 即使到今天，从事实推断原因还是需要想象。作为呈现人类生活的三种方式之一，历史有时也借助另外两种方法--科学和戏剧、小说。（[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萨默维尔编，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介于培根所说的纪事历史和编年史之间，前者的特点是可信，后者则以完善见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兼具两者。用培根的观点衡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编年史，叙事跨度大，作者不免用想象和猜测填补必然存在的空白，以确保作为纪事的它在事件局部和细节上显得生动真实。此亦黑格尔贬责历史之处：必然包含虚假想象。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真实性低于哲学史不仅在于它所依据的材料时常是二手文献，而且，历史作为名词具有双重含义，不仅指事情本身，还有“通过想象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页。）实事求是说，考虑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跨越年限之久、牵涉范围之广，要完成局部叙事和细节刻画，虚构是必要的。
[51]见Thucydides，trans.by Benjamin Jowett，Oxford: Clarendon Press，1900.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修昔底德不会犯错。据霍恩布洛尔，第一卷中关于波桑尼阿斯和地米斯托克利有很多奇怪的描述，说明修昔底德至少在早期写作中是轻信的。 （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24.）
[52][美]沃格林：《城邦的世界》（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希腊修辞学兴起于建立民主制的西西里，公元前427年，代表林地尼出访雅典一举成名的高尔吉亚即出自个中圣手提奚亚斯门下。但后世英国古典学家桑兹评论，雅典才是“雄辩在希腊的惟一家园”（[英]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伯里克利之雄辩，当时后世皆叹服。可以对比修昔底德笔下演讲内容和其他同类材料，如悲剧作家、法庭讼师、哲学对话和前四世纪的修辞学手册。斯巴达因派罗斯战役在雅典所作演讲，就可以之与亚历山大修辞学对参。（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46-47.）据说修昔底德的演说与大演说家安提丰风格极其相似，“开始对事实作了概括之后便就这些事实作了极其精致的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细腻的论述，中间夹杂着简洁但完整的叙事。”（[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5页。）
[53]Woodman，A.J.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London: Croom Helm; Portland，Or: Areopagitica Press，1988，p.14.
[54]Burrow直言，对于修昔底德的演说有争论，无论断言真实性是什么，演说都是修昔底德作为史家的艺术中鲜明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与关于史家职责的现代观念冲突甚巨。演讲的确受益于智者派，其论辩技巧在其自身中终结，而不是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将技巧作为寻求真相的工具。演说并不反映演讲者的性格，但其中内容和问题是否代表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这是一个问题。修昔底德不关心在演讲者中裁断对错，重在提出赋予事件勃勃生气的情感和考虑等因素。（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p.32，38-39.）霍恩布洛尔也持此见。无论修昔底德对其演讲是报道还是重塑，甚或添加，都无法断言演讲中的观点即他本人观点。即使验明他对演讲的影响，也不能说明他赞同其中风尚和态度，他只是使之流传开来。（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72；另见 Murray Dry，Civil peace and the quest for truth: the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Lanham: Lexington Books，2004，p.88.）
[55]历史著作，从东到西，古已有之，但是有历史著作，未必有历史学家，历史著述具备有意识的技艺操作才成其为史学。作为事实的历史和史家叙述的历史，现代史学从词汇上明确区分。法语里，前者是 Histoire，后者为 histoire；意大利语中，克罗齐以 Storia 和 Storisgrafia 区分；德语分别用Geschichte 和Historie来表示两种历史，Historie 指被记录下来的历史，不指历史真相，Geschichte 表示真实发生的历史。（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海德格尔特别注重区别开这两个词，历史学中的历史（Historie）因“显”而“死”，过去了，消逝了；真实发生的历史（Geschichte）却因“隐”而“活”，发生着，“显”明着。（孙周兴：《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3页。另见[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页注①。）海德格尔给历史（das Historische）下的定义是：“它是时间性地生成的东西而且作为这样一个东西已经过去了。”（[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孙周兴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史料批判即历史学家的工具。海德格尔指出，无史料批判的尺度，无以决定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的史料批判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旗鼓相当，史料批判--发掘、整理、考量、评介、保存史料的工作--既未使历史学沦为单纯的史事报道，也未使之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归纳出规律、法则的科学。欲一门学科成为科学，首先须能借助于某一方法表象其中的持存因素，能够有被固定下来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因史料批判达到了这一步，不过也仅限于这一步。（[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5页。）单就逻辑而言，客观叙述和史料批判两者彼此矛盾。史料批判的尺度即取决于如何定义历史学，很大程度上以作者的主观意识为前提，与客观叙述无法并存。无作为一般认识的先见，无从筛选写作对象，史家必须首先拥有和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讲究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预先判断无疑是偏见，然而这所谓的“偏见”正是哲学家依仗和信任的。“事实优先于理论”几乎不可能实现。事实本身沉默不语，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决定哪些事实可以说话、如何说，历史必然是基于某种理论体系的主观性事实建构。历史批判主义就是要透过史料透视其精神，剥除书写者赋予客观形式之上的主观心理关系。修昔底德不自觉地运用了现代人的历史探究方法，也许还会因为无意中充分使用目的论的治史方法而为欧克肖特所不屑。欧克肖特对历史的目的论观点很不以为然。（[英]欧克肖特：《论历史及其他论文》，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
[56]另外还有几本俱以“修昔底德”为题名的专著也值得一读，包括艾伯特（Abbott）出版于1925年的《修昔底德：历史现实主义研究》（Thucydides，A study in Historical Reality）、康纳（Connor）和霍恩布洛尔（Hornblower）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名著作。1977年，康纳以《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修昔底德？》（A Post Modernist Thucydides?）一文总结了当时年轻学者的研究，并指出未来有关修昔底德研究的方向，其专著《修昔底德》全面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据说二战使他们这一代人重新思考该著作），重申整体性观点，主张重点研究作品本身和作品引发的反响，而非研究作者修昔底德。（李隆国：《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河北学刊》2007年01期，第120-125页。）后来，霍恩布洛尔的《修昔底德》立足于更宽广的视野，在整个希腊文化的背景下剖析作品，不像前人那样仅仅专注于作品本身，而是将修昔底德与其作品视为一体。另外，有研究者诠释和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单独某一卷，如威廉斯的《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与城邦》，韦特格林的《论修昔底德叙述的结局》。这些阐释性文献都已被译介入国内，尤其是后者，其独特性不仅因为有人曾提出卷八因风格与前七卷迥然不同，也因为除诠释以外，作者还论评了全书：修昔底德通过言辞和事行揭示了人类全部的可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囊括了生活的两极。
[57]卷一描绘的伊庇丹努、科西拉、科林斯和波提狄亚等城邦之间的冲突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说，相当于一战前巴尔干半岛上局势不稳。小国或小邦通过联盟这一锁链将其动荡传播向主要大国或大邦。（见 Burrow，J.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35.）1947年开始的阿以冲突同样被联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吉尔平认为，阅读修昔底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发生的国际政治事件。（[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58]据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抄本即达40多种，多为残章断片。晚近抄本中，近现代校勘者认为有三个重要抄本：巴黎本的H本——语言大师洛伦佐·瓦拉就是根据它于1452年完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拉丁译本，现藏于意大利罗兰提亚努的C本，现藏于梵蒂冈的B本。20世纪30年代开始，校勘、译注风行于修昔底德研究，法国科学院院士、修昔底德研究者之一罗米莉即此中大家。（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兼论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266—268页；徐波：《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5月，第132—137页。）
[59]1971年后修昔底德研究重热，解读方向更为多样，如1989年，文章数量多达15篇，研究切入点包括女权主义的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式德性的比较等等。有研究者认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新生学科诞生，再加上现实剧烈冲击历史研究，修昔底德研究必然走入新历程，其中以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尤甚。（李隆国：《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河北学刊》2007年01期，第120—125页。）多样化趋势顺利地持续到21世纪，军事学、叙事学、政治乃至政治哲学都不乏相关研究著作，就各个不同的领域而言，Zumbrunnen的《沉默与民主--修昔底德历史中的雅典政治》 （Silence and Democracy: Athenian Politics in Thucydides' history）、Taylor 的《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理想》（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Idea of Athen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等专著都值得一读。对于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Shanske 的《修昔底德与历史的哲学起源》、Gerald的《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的城邦对话--古典政治哲学和民主的局限》（The Civic Conversations of Thucydides and Plato: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60]据说，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受赠佳作的弗格森向吉本道贺，称赞《罗马帝国衰亡史》之于英国如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于雅典。（姚正平：《弗格森与〈罗马共和国兴衰史〉》，《南方论丛》2013年第3期，第21页。）而弗格森著《罗马史》，因其重视研究人性，被认为受修昔底德影响。（姚正平：《弗格森与〈罗马共和国兴衰史〉》，《南方论丛》2013年第3期，第23页。）
[61]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西方人常常要从故纸堆中翻出这本书。如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便从那一年开始重新激增。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的演讲（I.LⅩⅩⅢ -LⅩⅩⅧ）表现出19世纪名之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一面。（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35.）Realpolitik源自德语，意指政治决策立足于实用，不从道德或世界考虑出发。有研究提出“这是第一部将全面的实用主义引入政治论文的作品。……修昔底德是一个军人，其哲学自然而然地发萌于其对暴力事件的描述。”（Strassler，Editor of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nnesian War.New York: Free Press.1996，p.45.）
[62]西学东渐，晚清报刊史上一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较知名，他在引介西方史学方面走在前列，于19世纪50年代特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做传评见刊。（艾约瑟：《士居提代传》，《六合丛谈》第1卷第12号，1857年12月；转引自刘开军《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人文杂志》2013年第4期，第93—100页。）19世纪80年代，艾约瑟又编译出版15种西学启蒙读物，将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色诺芬详细介绍于《欧洲史略》一书。艾约瑟对希腊史学评价甚高，认为厘清希腊史学于研习欧洲史学有纲举目张之效，凡欧洲史学义理，皆节略可见于希腊史学。刘开军先生认为，艾约瑟形容修昔底德“以兵刑得失为国家治乱之原”一语囊括修昔底德史学之旨要。笔者以为，艾约瑟“先采之备，后择之精，经营意匠”十二字道出修昔底德写作之门道。（另见赵少峰、陈德正《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前沿》2012年第9期，第188—191页。）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孙宝瑄通过艾约瑟所著《西学述略》了解到古希腊史家，曾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比司马迁、班固。且不论比得是否恰当，足见当时古希腊史学已在一小部分国人中传播。之后，1909年严复作《泰晤士〈万国通史〉序》，评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各自史作的主题、特点及影响，认为修昔底德行文严谨，凡事疏其由、推其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是历史，还富于哲思，后世波里比阿、塔西陀均承袭于修昔底德。周作人于《欧洲文学史》详细评述西方古典史学，将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对比希罗多德，认为希罗多德多录传说，类似说部，修昔底德作品则更系统；希罗多德将胜负归于天命，修昔底德以人事解释。不过，笔者对周作人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事井然、言必证实不以为然，这说明修昔底德按照某种目的编撰其著作。陈训慈先生参考英文版《国际百科全书》和其他书籍写成的“希腊四大史学家小传”，系统评述古希腊史学，所涉史家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波里比阿，1926年出版于《史学与地学》杂志第一期。陈先生高度评价修昔底德的求真、文采与穿插演说词的写法。（详见刘开军《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人文杂志》2013年第4期，第93-100页；李长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01期，第106-109页；赵少峰，陈德正：《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前沿》2012年第9期，第188-191页。） 顺便一提，修昔底德的汉译名几经变异：艾约瑟译之为“士居提代”；孙宝瑄明明读过艾约瑟关于修昔底德的文字，却不知为何在自己的日记中称“都基底底”; 1882年出版的通史性著作《万国通鉴》中，不知是谁译为“图西代氏”；严复在《泰晤士〈万国通史〉序》中译为“刁锡大智”。“修昔底德”一名在“希腊四大史学家小传”中终于固定下来。
[63]如果不计谢德风先生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前言，仅齐思和先生与吴于廑先生曾各作一文，年深日久，二文本身几成历史。齐先生简要介绍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不知为何，齐先生未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个书名），虽然在今天看来观点似显陈旧，但齐文是知网上所能查到的新中国建立后最早涉及修昔底德的学术论文，至少具有纪念意义。（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03期，第1—12页。）吴先生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入手，对修昔底德和兰克（吴先生译为“朗克”）作了初步比较，提出：其共同点是注意甄别史料真假、尽全力铺陈史实；区别在于，兰克否弃了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史学的实用传统，在兰克看来，历史只辨别史实之真假（另见兰克《拉丁与条顿人历史·序言》）。吴先生还认为，倘若修昔底德未亲身实地考察，断不能将地形描写得符合实际。（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06期，第30—38页。）
[64]如郭圣铭先生的《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下）（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0年04期，第76—80页）。据笔者从知网所查，此文应当是国内首篇详细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论文，而且作者对于此书的基本判断少有差误。作者归纳了修昔底德著述的六项优点：理智、科学的治史态度；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明白经济因素之紧要；歌颂民主；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对于史实的哲学化理解（这也是笔者的关注之一）。还有罗碧云和李惠良两位合写的《试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见《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04期，第43—54页）。作者分析的不是文本，而是在文本基础上研究战争。可以说，此文从剖析战争原因切入，深入细致读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观点在今天也不过时（比如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矛盾）。此文将雅典失败归因为它进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
[65]对于修昔底德为何仅限于战事而较少涉猎其他，早期研究者多有见解。（陈剩勇：《直书实录与求真探原》，《探索》1987年05期，第53—57、60页。）有研究者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出经济史观（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06期，第57—62页；夏祖恩：《“现代西方史学流派”之漫议》，《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5年第1期，第1—17页。）。修昔底德强调金钱代表财富实力。（刘淑梅：《修昔底德与孔子：两种国际政治思想的渊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5页；李永明：《〈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人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第96—101页。）若论修昔底德相信自己找到了战争规律，要借著作传达给后人（黄琪轩：《战争的起源：研究层次的多样性》，《国际论坛》2011年3月，第51页），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观点。战争是修昔底德呈现之物的背景，而非本身。
[66]国内研究成果的数量不仅陡然增多，而且内容开始趋同国际研究方向。笔者粗略统计中国知网发布的相关期刊论文，直至2003年，中国的修昔底德研究才渐成气候。修昔底德研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古希腊史学研究和西方史学史的进展。（李新冲：《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发展》，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相对而言，眼下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是国内修昔底德研究跟随国际最紧的方向，陈玉聃先生的研究属于国内该领域的上乘之作。 陈先生的《美国能吸取雅典的哪些教训》一文独树一帜。他将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台湾问题的处境与雅典当年处置爱皮丹努斯事件的抉择相比较，指出美国可能做出的理性选择，即美国可以从雅典吸取的教益。此文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再成为一本“死”书。（陈玉聃：《美国能吸取雅典的哪些教训--台湾问题与爱皮丹努斯事件的比较》，《美国问题研究》，2007年，第302-313页。）陈先生不仅总结了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3页），且具有凌驾于其上的视野，未身陷其中某一立场或观点，故能对其作出反思。比如陈先生认为，修昔底德解释战争原因的意图不同于今天国际关系学家构建重大战争的共同起因，前者是为了让后人预知战争真相，即战争中会发生什么，后者则是为避免和预防战争。（陈玉聃：《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77-80页；另见陈玉聃：《为什么没有古代的多边主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6年版，第24-45页。早在80年代已有学者将吉尔平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文章译介入国内。（[美]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丁建萍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04期，第42-44页。）文章短而精炼，作者指出，对政治生活的三种假说分别是：国家事务的实质是冲突、社会现实的实质是集团、权力居政治生活的首位。最后一种即代表现实主义，是修昔底德最早通过恐惧、荣誉、利益这三种人类行为动机揭示了它。也因此，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卡尔并列为现实主义三大代表人物，吉尔平称他为第一位“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家”（第43页）。现实主义者注重国家事务的经济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展现了邦际商业活动如何冲击相对静止的邦际政治，然而邦际贸易最终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吉尔平将现代国际关系中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倾向归于修昔底德。国内研究者真正注意到修昔底德，是在90年代。（严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7月，第8-14页。）战争逻辑支配下，现实政治可能失去节制和审慎，从前的道德政治濒临崩溃，或者原形毕露。无论如何对立的双方，最后都可能蜕变为追逐权势的现实主义伦理政治。弱国唯一可以诉求的是道德主义，但在战争之际，它不免沦为大国竞逐的牺牲品。（刘飞涛：《审慎和节制：权势与道义的脆弱纽带--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国际伦理取向》，《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5-154页。）这一观点实是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理论延伸。
[67]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作品不胜枚举，尤其是古希腊历史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研究方面的论文。学界陆续推进修昔底德研究，但对于国内更多的人文科学研究者，他还不是一个比较熟悉的研究对象。修昔底德应该会拒绝“大坏人”的称谓，甚至摒弃对个人做“好”、“坏”之分这一提法（蹇斌：《科耶夫——拉丁帝国理念的三重折衷及其现代启示》，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8页）。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史家都不免如此处境。这一现象并不少见，对于一些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性著作尚未面世，或尚未深入，利用其思想来解释文学作品的研究论文先行问世。因对引用对象研究未深入，导致对文献理解不同，造成研究观点产生分歧在所难免。（启良：《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第91—98页；徐松岩：《关于史料的理解和使用方法》，《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97—101页。）
[68]“客观主义史学原则的落实者”，直至90年代中期，不乏学者这样看待修昔底德，并且认为修昔底德在作品中做到超然中立。（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1—129页；另参见娄琳《修昔底德斯的“客观主义”辨》，《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12月，第19—22页；张晓校：《历史学家“非在场”身份属性及其叙事意义》，《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91—92页。）雷戈先生重新理解了“客观性”。客观性意味着试图超越党派、城邦等个人立场来看待历史事件，对于自己所倾向的政治立场做到实事求是，发现其弊端，并针砭之。（雷戈：《真实与客观——以希腊史学为中心兼及中西史学基本精神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第99—112页。）该定义解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表现出的冷峻笔触，也合乎施特劳斯对于修昔底德“政治史家”的定位。
[69]有西方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等是实证史学代表。（[比利时]拉达尔；《危机与文明》，阿劳译，《第欧根尼》1987年01期，第86—100页。）和所谓“客观”恰恰相反，修昔底德正是从自身立场（包括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构建历史。（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第7—12页。）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林先生首次提出演说内容的主观性和历史内容客观性的矛盾，并认为智者的修辞术是其根源，笔者认为这一见解在今天也成立。（李林：《修昔底德史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11月，第66—70页。）后有研究者提出，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口述史学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希腊史学的叙史方式。对于希腊人，文字记载仅对编写年代纪有用，历史叙事不排斥历史重构。（吴少梅：《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学术研究》1999年09期，第59—65页。）笔者相信，重新审视古希腊史学的治史方式有助于理解修昔底德（也包括其他希腊史家）的写作方式。有研究者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解释历史叙述中的主、客观问题。修昔底德批判性治史，导致主观性被掩盖，加深权威性，无从实现叙述者、叙述对象、叙述受众三者的一致。（易兰：《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15—18页。）看似客观引述的演说词，寄托着修昔底德自己的历史评价，而且毫无疑问地包括他的想象。（陈新：《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02期，第24—35页；陈茂华：《“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2004年第8期，第116—119页。）只不过，因是修昔底德，可以被谅解，他有足够的资本让读者接受他的观点。而且，深入研究古希腊修辞术的研究者认为，就雅典民主政治，修昔底德所作演说还是有其史料价值。（蒋保：《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0、14—15页。）另有研究者认为，西方古典史学正是因韵文转变向散文而形成，修昔底德的作品是修辞学与史学结合的代表作。（周兵：《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55—65页。）有研究者意识到，要读懂修昔底德，历史学家首先要破除凡其所言皆为真实的先见，从原文入手，才能了解他究竟想说什么。（张小忠：《历史、证据与想象——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147—148页。）
[70]修昔底德的人本思想早在80年代被挖掘。张广智先生在《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8—112页）一文中早已认为修昔底德否认天命，修昔底德相信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人事，他将人类历史从神的影响下分离出。张先生还指出修昔底德开始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探讨历史，笔者认为张先生对于作品细节的理解基本都成立。张先生认为修昔底德“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发展的成因”（第110页），较早发现著作对经济因素的关注，笔者以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其实，国外也不乏类似探讨。人性的邪恶是人类悲剧命运的原因。（莫迪凯·罗希瓦尔德：《对历史的理解：寻求流逝时间中的绝对》，姚介厚译，《第欧根尼》2002年01期，第1—29页。）诚然，那时国内对于所谓“人本”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不免僵化，但笔者相信它在当时已是卓见。而另一篇来自龚郭清先生的论文《试论修昔底德的人本史观》（见《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29-33页）事实上是以修昔底德的人性论为题：历史围绕人性展开，因此展现了人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才能垂诸永远。有研究者认为，人本史观正是修昔底德伟大的原因。（张艳：《论古希腊的人本史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0月，第68-72页；陈超：《修昔底德人本史观刍议》，《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5-47页；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79-86页；李永明：《修昔底德的“正义观”》，《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第126-129页；孔维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人性与正义》，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有研究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人性角度来说几乎是physis和nomos之争的史学脚注，修昔底德以physis解释历史现象，physis代表人类欲望，nomos是强者强加给弱者的秩序。（彭慧东：《自然与约定之争--古希腊智者思想研究》，《研究生法学》2012年02期，第1-9页。）有研究认为，与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等人相比，修昔底德因从人性解释战争原因而未就政体展开论说。（楮新国：《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第112-124页。）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这类研究大多认为，修昔底德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其历史观，人性推动历史发展，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的联系不断加强，他以此揭示客观历史的本质，即人性。并且，修昔底德将人本史观推到古希腊顶点，作品中排除一切神意的影响，是理性指导治史。（另见张广智《略论古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8-72页；宋瑞芝：《论希腊古典史学遗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68-73页；李永斌：《神话迷雾中的人本主义曙光--解读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天中学刊》2009年2月，第108-112页。）其中，易宁先生认为，以命运为代表的神意已从修昔底德作品中淡退，神的意志不再能超越人的意志。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着重命运的偶然性，而非其必然性。作者认为，一方面，修昔底德所说的人之本性包括非理性因素，人类的冲动、激情会产生偶然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即使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和决定，能否实现它，依然受到世界固有偶然性的影响。人类意志的理性可以认识其在历史中受到的局限（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但，不能改变它，也因此，人无法把握历史的走向。（易宁：《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史学史研究》2013年01期，第1-7页。）另外，陈玉聃先生对该问题也有独立见解。修昔底德眼中，城邦行为不可能不建立于人性之上，而人性在战争情境下又总是表现为负面，如残暴、狡诈，渴望权力程度最轻。一句话，修昔底德总是表现“人性的变态形式”（第67页），以至于和柏拉图相比，修昔底德的叙写显得戏剧化。（陈玉聃，唐世平：《国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1年版，第57-86页。）但他并未把人性在特定环境（如战争）下的变态形式上升到人性的普遍性和常规状态。（陈玉聃：《修昔底德的人性论：从国际关系思想角度进行的考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青年学者文集》，第168-172页。）因修昔底德提出人性不变，故而也有人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视为历史循环论的萌芽。（王勤榕：《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步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第70-78页。）
[71]李永明先生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他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探查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的神祇观，认为敬神确保彼时古希腊城邦内部的凝聚力和公民的道德感，但战争提出人性的必然性，极大冲击神祇观念，进而破坏城邦整体性。（李永明：《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看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神祇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47—50页。）他认为修昔底德笔下“命运”指人事意料之外的偶然性，与神意无甚多关联，不啻为历史写作观念的进步。（李永明：《修昔底德的“命运”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71—78页。）与《左传》相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表现出重人事的倾向，但前者还承认人事与自然、神意之间的联系，后者则忽略或者不信。李先生认为，神意所生发的正义与战争暴露的人性相冲突。 （李永明：《〈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人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6—101页。）《试论修昔底德的宗教观》（见《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8月，第45—48页）一文中，李先生又详细列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与神的观念相关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就此提炼修昔底德的宗教观，似乎证据不足，因为修昔底德提及这些事情时，确实以旁观者的口吻在叙述。陈玉聃先生的观点近似李先生，不过陈先生主要探讨正义与权力的关系（神意和敬神都体现正义），修昔底德展现的正是邦际政治中德性与正义观上的冲突，他诉诸基于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的正义。（陈玉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国际正义观》，《国际论坛》2010年11月，第48—52页。）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修昔底德依然未划分神话与历史的界限。（王敦书，王以欣：《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和神话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02期，第133—139页。）
[72]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一样被视为倾向于亲身实地造访、验证口述材料的作者。（张广智：《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第16—20页。）因认为修昔底德写实求真，有人从战争报道的角度将修昔底德誉为“战地记者的发端”、“军队通讯员的鼻祖”，只不过，修昔底德是一个记录者，而非报道最新战况的新闻记者。（赵雪波：《古代战争“报道”方式的脉络探析》，《现代传播》2012年第12期，第35页。）根据胡丹先生的研究，卡夫卡一定会否定修昔底德式求真的可能性，因为叙述者并无同类，也就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最重要，参与者无法与观察者统一。必死性让作为参与者的人无法超脱时空来回眸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能够看到全貌（也仅仅是相对的）的才真是观察者。（胡丹：《孤独的追逐——阐释卡夫卡的一则小寓言》，《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03期，第22—24页。）
[73]在叙事史传统、历史的垂训意义、批判性地接受史料、重视修辞等西方史学的重要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皆被视为典范。见马雪萍《20世纪的西方历史与当前的新取向——兼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38—151页；葛维钧：《古代印度原应是有历史的》，《南亚研究》1990年03期，第23—31页；宋瑞芝：《论希腊古典史学遗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68—73页；马雪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63—72、62页；李平民：《中西史学变革比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月，第50—56页；刘小荣：《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及其特色》，《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51—54页；周小粒：《简评修昔底德与朗克的史学成就》，《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第76—79页；吴少梅：《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学术研究》1999年09期，第59—64页；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第121—124页；徐浩：《论古代希腊历史批判方法的演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23—129页。白春晓先生以《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见《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第62—68页）一文专门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断的原因。他认为，正是修昔底德给自己确立的写作目标——以当代事务体现人类处境中的普遍性——让修昔底德无法完成作品，因为该目标即使对于当代人也是异常复杂。有研究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贡献在于，开创记叙人类言行的新方式。（董亚伟，张琳琳：《修昔底德历史叙述范式的特征》，《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10月，第39—42页。）有研究者从战争角度指出，修昔底德注意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揭示之，以解释战争原因。（单少杰：《略论马克思历史观前提（上）》，《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9—16页。）后来引进的西学译文，也有人认为，正是修昔底德开创了以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的模式。（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01期，第70—78页。） 面对如此纷争，有一种中庸的治学态度值得肯定。比如，无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史学在认识方法上多么不成熟，他们都为后世指明，要揭示历史，并以其指导生活。（史海波：《古典史学的“现代”遗产--对古典史学与“史学现代化”问题相连接的思考》，《史学集刊》2013年01期，第56-58页。）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如果随随便便就否定前人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的研究，其价值又何在？今人一定能比前人做得更好？
[74]除了陈玉聃先生，另有白春晓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见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导言中的详细总结。在笔者看来，对这份经过辛勤阅读后所做的归纳再做归纳未免挂一漏万，不如亲自阅读，作者的文献综述工作在笔者所见论文中属于一流。另有何元国先生的《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见《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3—142页）一文，专门梳理史学形象方面的西方重要研究成果，值得深入一读。
[75]据笔者目前所见，我国80年代研究中，是何芳济先生首次研究修昔底德演说词。他认为修昔底德以演说辞描写双方军事实力、军事行动和战略战术问题。（何芳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内容浅析》，《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第27—32页。）后来，可能由于此文提到的一些细节有误，引来周爱平先生撰文纠正。（周爱平：《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内容浅析一文”的几点商榷》，《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第31—32页。）对于演说的真实性，或许因为有的研究者对真实的理解是基于客观事实，质疑演说内容也就在所难免。（陈剩勇：《论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差异及其特征》，《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第122—130页。）后来，虽然常见研究修昔底德演说词的论文，却未见得高出于80年代研究水平，直到魏朝勇先生的《西西里远征之后的叙事策略与政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卷释义》（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32—139页）一文，详细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阐明此卷演说词缺位的含义。至于修昔底德为何要插入大量演说词，有人著文探讨。（沈芝：《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原因》，《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第55—58页。）
[76]有研究者指出，虽然修昔底德未详细记载雅典瘟疫，没有推测死亡人数，但是在瘟疫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却不惜笔墨。（见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辨》，《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第120—124页。）白春晓先生《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见《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2—35页）一文中，以希波克拉底对于流行病的描述对比修昔底德对于瘟疫症状的描写，揭示出修昔底德看待瘟疫的独特视角：人类处境的苦难性。而这一主旨决定了修昔底德的修辞风格是面向私人阅读，而非对公众宣读传播。
[77]对于科西拉革命的专门研究委实不多，仅张志明先生的《科西拉的革命与叙拉古的维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章节兼柏拉图〈书简七〉》（见《上海文化》2010年06期，第95—101页）。因此文为阅读札记，探讨文本可待进一步深入。
[78]要从弥罗斯对话读出强权和正义不算困难，确实可以将它作为引子以深入研究正义与强权的关系。通过详尽分析弥罗斯对话，魏朝勇先生探讨了正义与必然性的关系，雅典代表着自然正义。（魏朝勇：《“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第87—94页。）从强权即正义的角度出发，很有必要将弥罗斯对话与《高尔吉亚篇》对参释读。（张弛：《国家权力的发现：从人文主义到近代自然法学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页。）弥罗斯对话也被认为是大国扩张权力维持自身安全的范例。（刘敏静：《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剖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11页。）
[79]见韩益民《西西里远征前的雅典渎神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82—87页；易宁：《“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77—80页。一般说来，由于赫尔墨斯渎神案与西西里远征密切相联、与雅典僭政有关，通常它不会被作为独立事件来研究。
[80]史海青先生可能是国内第一个从文本分析西西里远征失败原因的研究者，这篇作于80年代的论文主要从军事战术、战争本身的性质出发，分析得不错，惜未充分挖掘修昔底德作品本身，略显流于战争的技术层面，未深入探讨战争背后的原因。（史海青：《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的原因》，《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73—78页。）后来的文章中，史先生继续讨论了西西里远征失败对于雅典的影响。（史海青：《略论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战》，《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57—60页。） 近年来对西西里远征的探讨集中于远征是否必要。有人认为西西里远征是雅典对外政策的必然选择，且不论其结果，远征有其战略合理性。（周洪祥：《雅典远征西西里正误辨析》，《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第85-87页。）有研究者从历史角度探讨西西里远征的原因，认为是雅典人的野心、领袖的妄念、雅典人的冒险精神共同促成了西西里远征。（李建松：《试从心理角度探析西西里远征发动的原因》，《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4月，第103-104页。）至于远征的意义，有研究者认为，西西里远征违背伯利克里所制定的稳健型对外政策。（谢峻润：《雅典“西进政策”研究》，《前沿》2012年第22期，第166-167页。）
[81]虽然谢德风先生道出修昔底德受悲剧影响，却未及深入，李林先生认为，其影响表现之一，即运用人物对比的手法展现成对人物（包括城邦）的性格。另外，李先生首次提出演说内容的主观性和历史内容客观性的矛盾，并认为智者的修辞术是其根源。笔者认为，这一见解在今天也颇有见地。（李林：《修昔底德史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11月，第66—70页。）近年来有研究者专门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悲剧性。（张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悲剧色彩——论西西里远征对修昔底德史学的影响》，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就其所着重分析的西西里远征来看，作者是以古希腊悲剧中灾难悲剧这一类型来认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悲剧性的研究路向。在作者看来，作品的悲剧性源于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和修昔底德对雅典的热爱，前者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悲剧的形式，后者则是引致前者的情感倾向，叙写西西里远征是表现二者的典型。白春晓先生通过探究雅典民主指出，修昔底德对于雅典民主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认识到政体会由于环境变化而变异，因此，雅典不免成为受制于欲望而失败的悲剧英雄。（白春晓：《修昔底德与雅典民主》，《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月，第98—101页。）笔者赞同白先生的看法。
[82]见蒋鹏《帝国、僭政和虔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题一解》，《现代哲学》2014年第3期，第66—73页。此文独特之处在于，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修昔底德隐于沉默中的雅典内政，而不仅仅关注修昔底德明言的军事力量，因为直接相关的原因未必是根本原因。因此，作者详陈雅典内政改革历程，并认为，内政改革的结果已经为雅典覆亡伏笔，修昔底德以一显一隐暗示雅典的“内在灵魂”与“外在身躯”反差之巨。（见此文第67—68页。）对于阿利斯托斋吞和哈摩狄乌斯事件，作者也着意阐释：一方面，雅典人不了解自己城邦关于僭主的历史；另一方面，雅典人把出于私意的报复当成无私牺牲，奉该事件两个主角为民主英雄，无视其庸常动机：爱欲。此处反映，雅典人所追逐的荣誉不过是爱欲的伪装。（见此文第71页。）亚西比德是此爱欲的化身，他爱自己，爱得连城邦也被他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当然，我们都明白把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与把共同体作为自己一部分之间的区别）。与沉溺爱欲的亚西比德相比，尼基阿斯是虔敬的，然而虔敬有虔敬的重负：私誉和公益在尼基阿斯那里构成致命冲突。作者似乎想说明，僭主政治下，虔敬，只能徒有其表。（另见李公明《“爱欲与城邦”的……当代思考》，《东方早报》2013年9月1日第A11版。）李公明先生认为，在Paul W.Ludwig所著《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陈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关键问题是“古代政治爱欲话语是否能成为一个有助于理解（例如）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政治现象的体系，从而继续帮助我们理解政治”（转引自李文）。对于路德维希从修昔底德那里寻找支点，比较修昔底德的爱欲概念和现代政治经验，李先生持保留意见，认为路德维希没有回应康福德对于修昔底德作为客观史家的质疑。
[83]有研究者提出修昔底德的战争观念，着重分析战争的哲学基础（政治斗争）、战争原因、战争与财富的关系以及战争后果（人性扭曲）。（见李会龙《略论修昔底德的战争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66—68页。）研究思路紧扣作品主题，值得一观。
[84]修昔底德对于民主政制的反思，民主制对于成就伟业的利与弊，见刘晨光《建构政制：思想与统治——以美国立宪为例》，复旦大学政治理论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7—38页；林国华所著《修昔底德的帝国回忆》和《历史指令哲学》（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刘晨光等著文《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刘晨光等：《希腊四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5]魏先生于此文中详尽解释何谓修昔底德的“政治生活”，即否定不关心城邦政治和公共生活、只顾私事的政治态度。这种生活意味雅典奉行的是一种行动哲学。当战争暴露出该哲学下无论何种政体都势必以强权为正义时，便有了柏拉图拒绝公共生活、转向个人内心的哲学生活。（魏朝勇：《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与柏拉图式“哲学生活”》，《东岳论丛》2010年8月，第11—16页。）
[86]鉴于霍布斯受益于修昔底德甚多，研究霍布斯不能绕过修昔底德。（毛阳：《论主权者与法律人——基于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学家的对话〉的政治哲学思考》，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政治哲学家中，霍布斯受修昔底德启发颇多。论霍布斯对修昔底德的继承，莫过于恐惧这个动机。在雷蒙·阿隆看来，恐惧不过是不入流的亚政治性情绪，根本无可说道，可是对于霍布斯，恐惧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走到一起达成约定的动机：谁也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欲望受他人侵害。（孔新峰：《霍布斯论恐惧：由自然之人走向公民》，《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第94—101页。）引导霍布斯注意修昔底德的是深受斯多葛主义与塔西佗影响的荷兰人利普修斯，霍布斯曾以利普修斯对修昔底德的好评佐证自己翻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合理性。（张弛：《国家权力的发现：从人文主义到近代自然法学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4-136页。）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真正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是克劳塞维茨。不仅因为两者的著作都蕴涵复杂的现实主义，理由还包括，克劳塞维茨也试图总结战争的本质属性，建立战争与政治的逻辑体系。（周桂银，沈宏：《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对战争“三位一体”本质的一种解读》，《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73页；另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29-36页。）
[87]将修昔底德视为政治史家不是施特劳斯的独创。施特劳斯在国内大热之前，国内早有学者认为，史学著作政治化、军事化，自修昔底德开始。（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1984年08期，第64—67页；宋瑞芝：《论希腊古典史学遗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68—73页；徐浩：《浅析近代西方史学中的革新潮流》，《历史教学》1992年第1期，第20—25页；郭长刚，张有智：《略论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史传统》，《河北学刊》1997年4月，第102—107页。）研究兰克史学的易兰女士认为，兰克史学正是继承了修昔底德开辟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史学叙述才多以列强和精英人物为主线，常以政治外交军事档案等原始材料撰写史著。兰克本人即留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教皇史》、《萨伏那罗纳传》等著作。（易兰：《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84—87页；另见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42—143页。）从军事研究的角度看，修昔底德确实提供了许多关于战争的经验性总结。（张雄：《西欧传统的军事认识论思想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35—144页。）但对施特劳斯的研究结果，笔者不尽然接受。 不过，笔者认为，兰克史学之所以体现出这一特点，未必与修昔底德有关，主要是因为兰克史学奉行史料批判、以原始档案材料为研究基础，而古今留下的史料又多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西方学者伊格斯认为，受修辞术影响的文学形式，面向世俗的叙事体，古典时期史家一直遵循修昔底德确立的这一治史传统，文艺复兴后它重获新生。如何解释历史受到意识左右，伊格斯认为，修昔底德的作品更关注历史中的精英，该路向的前提是：“能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并提供历史编年线索的关键是国家，一个在以国家间冲突为标志的世界中，依照由权力机器支配的政治家们审慎的行动才能理解其行为的国家。”（第1页）这导致修昔底德乃至兰克们总是将笔墨集中于政治、军事事件，而忽略整个社会所引发的内部冲突。进而，历史与非历史的界限也渐渐被划分。（[美]伊格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研究的变化》，许苏明译，《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09期，第1-6页。）但是，从战争中一系列行为来研究政治变化，修昔底德的这一做法并不为法国古希腊史学家韦纳（Paul Veyne）认同，他认为，如果流传下来的是希罗多德的记叙风格，那么人们将会社会-地理地叙写历史，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更多的是政治史。（梅吉尔：《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肖超译，张骏校，《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第99-100页。）
[88]修昔底德不是政治哲学家，无论把政治哲学的概念放大到何种程度——即使把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等同，也没有必要为赋新辞重新定位修昔底德，将他作为史家并不妨碍从政治哲学角度读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吉尔平（Gilpin）之所以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只是基于自己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述推导出的战争源于实力不均衡这一结论。（陈玉聃：《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79页。）笔者认为，将修昔底德当作政治科学家的证据并不充分，“政治科学”是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一经验事实的研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甚至个人和社团的政治行为。单纯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施特劳斯也曾提出过疑难：第一，修昔底德叙述了一个大事件，其中又包括大大小小个别事件，然而他只告诉读者，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将一再发生，却未说明特殊性如何达至普遍性；第二，修昔底德只描绘与战争严格相关的事务，似乎是因为他觉得其他内容不如他所叙述的内容重要，却没有说明为何重要；第三，演说的确经过他根据某些修辞原则的编撰。（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似乎只有解释了修昔底德为什么以历史叙事来寄托政治哲学思考，才有可能正面回答施特劳斯的质疑。
[89][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90]他们如何取得超然的独立？和大多数希腊、罗马史家一样，他们是流亡者。（Hornblower，S.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27.）施特劳斯认为，基于政治史学与城邦共同体紧密联系，对于着重个人心灵宁静或更在乎个人灵魂拯救者，政治史学不重要，它注定落在更广阔的视野内。政治史家须是明智者（wise man），能参与政治生活，并且时刻准备、也有能力判断出其中不足，如雅典之民主制度下，凡能参加公民大会的雅典人都可能成为所谓“明智者”，未必非得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或者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另外，此人必须相信政治生活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富于启迪性，但这不足以将政治史家从明智者中提炼出来。关心城邦者如受城邦精神支配，也无法成为政治史家，政治史家须立场超拔，置身于政治场中却能用他者的眼光看待城邦政治。（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抛开施特劳斯，一个亲历实战者告诉我们：处于战争进程中的人承受不起对战争的反思，战争之严酷让人没有反思痛楚的余地，“一个人只要干脆顺从，恐怖是忍受得了的；一个人要是左思右想，那它就会致人于死命。”（[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朱雯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被流放正好给予修昔底德一个作为局外人的机会。 修昔底德遭此尴尬的原因似乎迥异于之前诸君，即他不是因为政治角逐被排挤出去。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担任副帅协助安菲玻里守将攸克利，到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作战，一上任就遭遇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北上奔袭。伯拉西达势如破竹，于同年冬季围攻安菲玻里。攸克利向修昔底德求援，此时，后者正驻守于塔索斯岛上，离色雷斯不远。修昔底德营救不利，安菲玻里沦陷。战略重镇安菲玻里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是重要的后勤据点，为雅典船舰提供大量木材和其他收益。另外，安菲玻里失陷引起附近其他城邦纷纷倒向斯巴达。雅典人之恐慌，不难想见，此时亟须一人承担雅典人的惊恐和愤怒，此人就是修昔底德。 据说，修昔底德罹此厄运也因为当时主宰雅典政坛的克里昂与他相互敌视，马塞林努斯说正是克里昂提议放逐修昔底德，罪名是叛离雅典。据古传记载，修昔底德隐居在色雷斯他自己的庄园里，那里属于雅典领土。也有人质疑，修昔底德究竟是被流放还是被判死刑而逃亡，未知。（[英]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从像贝壳放逐法这一类刑罚的10年期限来看，在外20年的修昔底德不像是被正式流放，反倒可能像后来的亚西比德，见大事不妙自行逃亡，以免落得比流放更糟的下场，结果罪上加罪。但无论是被判死刑还是被流放，他都可能隐居于故土以便写作。（郭小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91]“历史（history）”一词即源于希腊文单词
。据说字根
最早见于《伊里亚特》，在此语境中被理解为调查事实、根据习俗判定过错方的仲裁者。与
平行的动词
ω派生自动词
，即
，意思是看，后引申为看得的真相。（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这个词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颇受冷遇，赫拉克利特不怀好意地称毕达哥拉斯的研究为
，暗示其研究所得是骗人。赫拉克利特认为，只有自我审视才能获得真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4页、第256页注释2。）具体来说，
含义广泛，最初指实地考察，后来演化为以事实证据为某事作保，可以表示任何形式的“调查（investigation）”、“探索（inquiry）”、“研究（research）”，意指探索和打听来的各种讯息以及对这些讯息的记述，到公元前6世纪，才变成通过采集证据加以理性判断来获取知识。亚里士多德可能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
α来命名其《动物志》（
ʽ 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后记”第394页。）到修昔底德生活的公元前5世纪，
演变为探索某种目标的记叙形式，后人因此认为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也有人认为历史之父其实是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借助其大作颇多。（[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4页。）
是在赫克特乌斯那里由调查（自然）转向考察人类生活。运用这个词说明，人们不再用神话来解释事情，转而诉诸因果关系。公元前4世纪，波里比阿将历史定义为关于往事的科学。
[92][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页。
[93][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就连追述吕底亚王克里萨斯世系的希罗多德也是先写时间上离他最近的最后两卷的内容。（[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37页。）
[9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6页。
[95]该轶闻曾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直接联系的唯一证据。即便是真事，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修昔底德觉得对方的大作太好还是太糟，难以从表面上判断他究竟是惊艳之余感动不已，还是错愕之下痛心疾首。Hornblower，S.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29.
[96][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1—236页。[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5—177页；及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Books Ⅲ -Ⅳ），trans.by A.D.Godle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6-111.
[97]对于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同异，霍恩布洛尔曾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乍看之下，两者风格迥异，一目了然。比如，女性在希罗多德著作中尚能占一席之地，修昔底德的世界则纯粹属于男子，一个单一性别的世界（the single-sex world）。这意味着希罗多德对战争和政治的处理不如修昔底德严厉，因为前者吸纳了很多关于个人情感的内容。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并非毫无继承，最为显著的是如实记载这一风格，把他的写作局限于当代和离它不远的年代，因为这样的信息更容易被掌握；同时，他也向希罗多德借鉴了诗意，详细说来，包括叙事诗和悲剧性风格、材料组织和辞藻选择。不过，整个附记显示，希罗多德使用的方言，修昔底德不常用。关于地米斯托克利的附记结束后，读者就会立刻被吸引到修昔底德一般的风格上去，叙述完地米斯托克利的事迹，修昔底德表现出自己的心智特点：某种程度上满是抽象概念的堆砌。继承之下，两者的分歧更为鲜明：第一项分歧在于阐述宗教观念和原因；第二是修昔底德的撰史方法。修昔底德在许多方面对后世史家留益深远，奠定了研究和准确的标准，但同时也贻害无穷。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区别最清楚地表现在对erga一词的不同使用方式，erga是他们著作中主题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希罗多德，erga意味着具有考古价值的作品和政治行动，甚至作为人之城邦（cities of men）的存在物。而修昔底德经常用以表示政治和军事行动，只有一次例外，他用这些标准判断人的伟大。霍恩布洛尔认为这是一个遗憾。第三，希罗多德的呈现方式平稳恒定，修昔底德以不同的紧张程度处理他的材料。但霍恩布洛尔认为，修昔底德仅凭亚里士多德所谓史家干巴巴的精确也可以达到情感效果，不一定要用他现在所运用的明显属于诗艺的方法。详见 Hornblower，S.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 -33.国内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胡斌《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之剖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11月，第82—88页；陈新：《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1—116页。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就两者在各方面的异同作一项专门研究，而非在其他主题之下泛泛而论。相比而言，杨锐先生从理性治史的角度比较两者的《论古希腊史学认识中的理性方法》论述得更详尽一些（见《求实学刊》2003年1月，第116—120页）。另有郭海良《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作品中对神谕的描述》，《史林》2003年第6期，第107—112页；解晓毅：《浅谈希腊古典史学的理性精神——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为例》，《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年7月，第79—80、89页；杨茜：《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道德垂训意识》，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9页；张小忠：《历史、证据与想象——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3页。
[98][美]沃格林：《城邦的世界》（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99]“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结果。其所以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另参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Books1-2），trans.by A.D.Godle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I.1，pp.2，3.
[100]Burrow，J.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47.
[101]细想之下，几乎在理性指导下才可能得出历史如何会重复的观点。理性告诉我们，过去频繁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再次发生，如果不满足事件发生的条件，我们的期待便会落空。人类高于野兽之处在于，人根据理性判断条件和形势，野兽仅靠经验联想。（[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页。）修昔底德把战争中的种种不肖归之于人性，也就是归之于恒定的心理特征，因此，他也被认为是“心理历史之父”。（[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02]可见，其写作动机接近中国人的治史观念：以史为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60页。）“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功，稽帝王之世运，考王者之所谓。”（[汉]班固：《汉书详节》，[宋]吕祖谦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页。）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宋]司马光：《司马光集》（第三册），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7页。）
[103]痴迷于文字的人们不顾当下的现实，“只知道啃书本，从修昔底德和提图·李维那儿寻找模模糊糊的教训。”迈斯特此言甚为笼统，有失公允。（[法]迈斯特：《信仰与传统》，冯克利、杨日鹏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3—94页。）其实，因历史不断重演，后世作者重写了修昔底德笔下的每一重大事件。科西拉内乱中词语意义颠倒，蒙田说：“修昔底德说到他那个时代内战发生的事，也正发生在我们中间，为了宽容公众的罪恶，煞费苦心创造更温和的新词汇来加以原谅，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篡改真正的含义。”（[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无独有偶，孟德斯鸠也作此叹：“欲望改变了目标：……人们把过去的准则说成严厉，把过去的规矩说成拘束，把过去的谨慎叫成畏缩。在那里，节俭被看做贪婪；而占有欲却不是贪婪。”（[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2页。）公元14世纪，黑死病使得修昔底德对瘟疫的叙述重现于卜伽丘的《十日谈》，时隔近2000年，瘟疫引起的人类行为特征惊人地相似。（[意]卜伽丘：《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8页。）而瘟疫引起的心理恐慌，看过爱伦·坡的《红死病之面具》，就可以理解雅典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对西西里远征的全民狂热更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特产。黑格尔认为，君主或者内阁不比国会或民众更容易受到激情冲动的主宰。比如在英国，许多时候是民众要求战争，事实上，对于战争这一牵涉甚广的行为，只有精通于此的极少数人才能够作出明智决定。到西西里远征时，雅典已经完全不可能出现像英国毕特那样的政治操作者，他能驾驭民众一时不良的心血来潮。（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1-392页。）观察了2002年10月的入侵准备工作之后，有人认为，阅读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就西西里远征的争辩像是在看《纽约时报》的头版。尼基阿斯仿佛合众国诸多政治家，这些政治家企图告诫布什政府，将要到来的战争具有何种潜在危险。见 Zumbrunnen，J.Silence and Democracy: Athenian Politics in Thucydides' History.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p.187. 另外，修昔底德既描述了思想矛盾，又刻画了预先计划的暴行，说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之不幸并非我们以为的那么独一无二。（Robert D.Kaplan，Warrior politics: 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New York: Random House，2002，pp.49-50.）更不用说，其他史书对于战争中相同主题的重新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科西拉革命中许多段落，可将塔西佗的文字与之对参，如“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那些没有仇人的人结果却毁在自己的朋友的手里。”（[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哪一个行省，哪一个营地，没有被鲜血玷污过，或者用伽尔巴的说法，没有被清洗和整肃过？原来别人称为罪行的东西，他则称为‘整顿’，他颠倒黑白地把残酷称为‘严格’，把贪婪称为‘节俭’，把你们身受的惩罚和侮辱称为‘纪律’。”（[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36页。）“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忠诚或感情。恐惧和需要使得人们一时倒向这边，一时又倒向那一边。”（[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2页。）阿庇安同样如此，“战争带来了其他的灾难。从此以后，廉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下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2页。）可谓重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旨。
[104]《谁是马基雅维利》，韩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10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论》，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9—170页。
[106]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本质上是毁灭性因素。亚里士多德用时间来度量某种运动和变化。运动是属于事物的运动，不在运动之物自身，就在发生运动、变化所处的位置，而时间无处不在。另外，时间不像运动和变化那样有快有慢。因此，时间不是运动。不过，时间也不能没有运动，运动让人感觉到时间存在，只有在运动中，我们才能感受到时间流逝。所有的变化都要脱离原来的状态，仅仅出于偶性，时间才是生成的原因。一切生成的东西必然有终结，一切有形实体都不得不在时间中经历生灭循环，无所谓运动和静止的东西才能不在时间中，即，唯永恒者不在时间之中，不为时间所度量，不因时间而寂灭。 但挪威学者伯曼对此有截然相反的见解。修昔底德根据人性不变，推测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再度发生，被认为是真正的希腊式思维，如此探索永恒之物折射出，希腊人视历史同自然一般。伯曼认为，希腊人的时间概念和现代人一样是直线的。他们在空间中拥有实存，以思考空间的方式思考时间。“自然和历史是一对类似于存在与运动、空间与时间的关联成分。实存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体验。自然被解释为实存和实物，而历史被解释为实存的发展和持续发生。自然是空间的内容，历史是时间的内容。”（[挪威]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修昔底德正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历史，历史才显得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于是奠定了历史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之科学的可能性。然而，希伯来人则反其道而行，将自然表现成历史。
[107][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1页。
[108]《巴黎圣母院》中，弗罗洛神父看看圣母院，看看桌上摊开的书，自言自语：这个要扼杀那个。书将扼杀建筑，印刷术将扼杀建筑艺术，雨果写道。西方许多个世代里，建筑凝结了人类的文化、传统、智慧、思想，记载和见证人类力量，是人类主要表达方式。石头比莎草纸、羊皮卷经久，一把火可以轻易毁灭亚历山大图书馆，但除非是席卷整个社会的动荡才可能让罗马竞技场陷入浩劫。思想改变表达方式，建筑曾经是人类的大书，建筑使言语凝固。思想追求永恒，无不寄托于坚石以求逃避时间的侵蚀和人类的摧残。现在，古腾堡的印刷术则让人类从持久走向永恒。印刷术会不会取代建筑？自求福音会不会取代教堂？一种形式会不会取代另一种形式？这才是让弗罗洛神父心惊之处。见[法]雨果《巴黎圣母院》，李玉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60页。
[109]关于雅典建筑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常超：《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原因》，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0][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
[111]Dry，M.Civil Peace and the Quest for truth: the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Lanham[Md.]: Lexington Books，2004，p.89.
[112]Burrow，J.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A.A.Knopf.2008，pp.34，48-49.研究者秦莹莹详细陈述过historia一词的词义演变。古希腊人相信“看即知道”，希罗多德认为实地考察是了解确切信息的可靠方式，亲眼所见才能确证听闻。（秦莹莹：《“真实”的两次转向——从荷马到修昔底德》，《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72—79页。）若无法得到经验性的确证，希罗多德会诉诸基于自身已掌握知识的理性判断。而修昔底德则否认人能通过记忆和口述完全把握和传达出事实。此文作者如能充分阐明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转向何以成立则更好，仅仅否定希罗多德的“看见即确证”不足以说明修昔底德就历史的“真实”提出了何种突破性主张，仅能表明修昔底德承认人的有限性（这点文中明确提到）。
[113]从自称上看，希罗多德自称“哈利卡纳苏斯人（
）”（Herodotus I.1），这是他出生的地方，本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地，后来隶属波斯帝国。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迁居雅典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图里伊（Thurii），并成为其公民，在此著述，据苏伊达斯辞书，希罗多德后来自称图里伊人，而图里伊为他所立的墓碑上也说，由于流言他以图里伊为自己的故乡。（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希罗多德开始写作时，他可能尚未取得公民资格，可能是从一个外邦寄居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创作，这意味着，想当然地认为《历史》绝对地以希腊为中心恐怕不妥。不过，希罗多德这本书的确是写给希腊人（雅典人）听的。看起来，他与修昔底德对外来语言都没有兴趣。（Hornblower，S.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94.）而且，与希腊人的战争使所向披靡的波斯人遭遇重挫，对失败者是绝对的耻辱，对胜利者是绝对的骄傲。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仍然对波斯持仰望态度，这是希腊人看重战胜波斯的原因之一，希腊人从此自信倍增，之前，他们连听说波斯人的名声都吓得发慌，更不用说和波斯人对阵。马拉松战役，雅典人是第一支毫无畏惧地冲向身穿波斯服装者的希腊人。
[114]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95.不过，张尧君先生指出，事实上修昔底德超越了他所自我限定的“雅典人”身份，通过作品，修昔底德向希腊人昭示着希腊性。所谓“希腊性”，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的野蛮性相对，是特殊的，是对野蛮性的修饰。修昔底德所处时代的史家，其职责正在于向世人（至少雅典人）提示希腊性以及野蛮性对于希腊性的挣脱。然而，希腊性名曰“希腊”，却已超越自身，正如修昔底德已超越雅典人的身份，凌驾于诸城邦之上，俯瞰整个希腊。（张尧君：《如何撑开历史的中立空间》，《读书》2014年02期，第71—80页。）
[115]Taylor，M.C.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Idea of Athen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72.
[116][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导言第69页，第96、371页。
[1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Aristotle.Metaphysics（Books I -IX）.Trans.by Hugh Tredennick.Cambridge，Mass.: Harvared University Press.2003.p.12-13.
[118][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8—339页。
[119][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除历史（
）外，古希腊人的记事方式还有家谱、编年史、地方志、民族志、个人传记等等。虽然在内容上它们彼此会交叉、重叠，但历史在古希腊人那里有其特殊的记事目的，即人的行动。就此而言，确实无法从古希腊的历史观念上认定修昔底德是史家。
[120]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具有实质主义的特征，柯林武德视之为缺点。实质主义指历史学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之上，作为其主要范畴，实质至少是非物质的，具有客观形式，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暗示永恒之物是可知的。古希腊的历史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尝试着探索永恒知识，唯希罗多德例外，他开始历史地思考：使一个事件发生或继续的实质都不存在。可是修昔底德打断了这种倾向，他坚持事件不过是实体的外化。历史思想从希罗多德流出，凝滞于修昔底德。
[121][法]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30页。
[122]时殷弘先生认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精神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如今的美国精神。（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2011年4月，第24—28页。）不过，对于时先生提出的民主雅典政治文化三大成分，强权政治、帝国主义理念、雅典民主带来的优越感，笔者不完全认同。帝国主义理念不是雅典人的自觉认同，更不是他们刻意追逐的结果，就伯里克利所作（实际上是修昔底德所作）的葬礼演说而言，雅典人在乎的主要还是雅典城邦的光荣与伟大。至于强权政治，则是战争败坏人类心智的结果。
[123]据基托所说，精确、明晰是古希腊语的特征，距离它所承载的思想最近。修昔底德的行文、措辞历来以晦涩著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初冲击读者的即其语言特征。自身文笔一流的西塞罗就认为不能顺利地理解修昔底德。（[瑞士]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一篇名为《修昔底德》的短篇小说里，通过A 级水平考试的学生就是从硬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入手，她认为修昔底德惯用长句，讲到中途就会弄乱句子结构，最后以跟开头相反的意思结尾。（[英]古尔德：《修昔底德》，杨向荣译，《青年文学》2005年09期，第77—80页。）修昔底德善用可以表达强烈情感的倒装句，分离了本质上一体的事物。时态上，修昔底德特别喜欢把过去事件当作当下发生的事情来处理，如此，旧事就会看上去新鲜。（《美学三论：论崇高·论诗学·论诗艺》，马文婷、宫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而大多数通过中译本了解它的读者则很可能留下枯燥乏味的印象。尼采认为，无故晦涩是不良的写作风格。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吸引尼采绝非因其文风。
[124][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25][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8页。
[126]这是一有趣的研究角度：究竟修昔底德用的哪些词属于古旧词，它们与作品主题的关联性如何，还有哪些重要作者使用过这些词……自然，除非熟练掌握古希腊语，且在此基础上熟谙那一时代及之前时期的所有古希腊文古典作品，否则无法进行该研究。我们只知道，曾有人能满足这些条件：尼采。一个无奈得悲剧性的知晓，纵然穷尽一生，又有几人可企及尼采的天才。
[127][德]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丁建弘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74页。
[128][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6页。
[129][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6页。修昔底德不曾受到任何权威授权，被要求记述如此一段历史，因此，不必谨慎排查权威的暴力。国内也有研究认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出自真正的自由人之手，未受制于任何政治权贵，全凭探究人事永恒规律这一目的。且他们也创造了西方史学的一项传统：善于提问。（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第64—73页。）利科说：“权威的历史是崇高和罪恶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与权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过错有时被叫做谎言，有时被叫做暴力；根据人们所掌握的权力与受到伤害的肯定内容的关系中，或由于权力的邪恶而受到伤害的人的关系中来看待权力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法]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古希腊没有中国古代御用的史官，也没有中世纪政教合一下的僧侣史家，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可观的精神独立和自由。塔西佗认为，专制之下，冷淡政治、逢迎媚上、憎恨独夫都可能令历史真相受损。（[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130]《高卢战记》可能是向元老院和人民会议做的汇报。对作品，凯撒自谦以“Commentarii （随笔、手记）”，用第三人称自称，笔调平和，叙事简易，自我褒扬谨慎节制。除战争，别无其他，仿佛是提醒罗马人，没有凯撒，就没有意大利的稳定和平。（[古罗马]凯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凯撒和他的《高卢战记》”第9—11页。）
[131]斯宾诺莎认为，《圣经》里没有对事物的直接定义，好比自然不给自然物下定义，要寻求《圣经》所述事物的定义，须从《圣经》故事入手。具体说，斯宾诺莎解读《圣经》，以《圣经》历史为根本原则，它包括：1.《圣经》各卷的语言特征，通过对比普通会话用法来研究；2.就某一主题列出《圣经》原文，同时举出含义不明甚至相互矛盾之处；3.细究每句话与现存预言书的关联，即每编作者的身份背景，还有每编文本本身的经历，最后，这些本来零散的内容如何合而为一。（[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2—108页。）
[132]除剧场假象，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和市场假象共同干扰着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和表达。培根在《新工具》中总结了人类的四种心灵假象：1.族类假象。它源于人性，普遍于人群，感官知觉皆有其尺度，人，无法如事物所是的那样理解事物。培根认为理解力的最大障碍在于感官，能打动感官则较容易获得人心，尽管理智未必作如是判断；2.洞穴假象。这错误属于个人，个性、教育、习惯、偶然性、其所处环境都会促成各人形成只属于他的洞穴。偏见是洞穴假象的归宿；3.市场假象。语言为人们交流的媒介，由于文字是按照大众流俗的理解力来规定和使用，更为高深的理解即使合于真理，也势必因为难于为大众的头脑所理解而举步维艰。此假象中，是文字统治理解，一旦我们使用某个词语，我们将不得不被认为作如是想；4.剧场假象。它是从哲学之类的学术体系中产生的谬误，不同的哲学体系如舞台剧轮番上演，生生地造出一些虚构的世界。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22页。
[133]“相信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有绵延，并且这跟它例如在语句中的表述所具有的绵延无关。所以它是相信着的人的一种倾向性。这是在别人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行为和他的话而显示给我的。”（[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2页。）
[134][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页。
[135][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07页。无知与想象，传闻的夸张，都导致战争真相格外容易被歪曲。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1页。
[136]就普拉提亚俘获底比斯俘虏一事，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承认对自己不利的谈判结果。（Ⅱ.V）难以判断谁的话更可信，也许双方都是按照自己希望的情形去理解谈判条件。事情更可能是这样的：从确切无疑的结果来看，普拉提亚人杀死了底比斯俘虏，匆促地将城外财产搬进城，这一行为表明，普拉提亚人已经准备投入战争了，既然如此，把俘虏还给对方似乎没有必要。而底比斯人撤离普拉提亚城时没有任何破坏行为，由此可以推测，普拉提亚人的确可能承诺过底比斯人，俘虏可以生还，并且警告过，如果他们伤害城外的普拉提亚居民，普拉提亚人也将同样杀死他们的人。为换回自己人，底比斯人撤退。修昔底德无意追究是非对错，他只是呈现双方的争执。他相信，人们解释话语多半从自己的所知、所见、所想、所欲出发。
[137]Geuss，R.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32.在陈玉聃先生的《战争始于何处》（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77—80页）一文中，最有价值的或许不是此文主旨，即对于战争起源问题修昔底德与当代学者的观点差异，而是陈先生所说的如何对待经典著作。笔者认同陈先生的主张：“不应草率地将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以现代的视角来加以简单阐释。”（此文第80页。）以当代观念投射于过去的著作，试图说明什么呢？笔者试着理解陈先生所言：应当充分了解著作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尽可能深入作品本身去理解它。在人类难逃自身认识假象的前提下，任何解读，读出来的都更可能是读者自己固有的观念，从作品出发即是纠偏，降低误读程度。
[138]鉴于现代军事作家们实际上遇到的困难，修昔底德的叙述不可能如通常想象的那么准确。看上去修昔底德几乎清除了所有他遇到的困境的痕迹，如此营造出一个完全准确的印象，以增加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战争的可信性。因此，他也误导了大多数现代学者，他们把一个本质是修辞的部分当成是“科学的（scientific）”历史叙事。（Woodman，A.J.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London: Croom Helm; Portland，Or: Areopagitica Press，1988，pp.22-23.）
[139]缺乏明确的治史工具，即因果关系，阻碍修昔底德看清战争中事件的全貌和原因，难以恰当择选与战争相关的素材，因此，他提供的史料很可能要么是其中的一部分，要么与之没有必然联系。康福德认为，科学的人类史观，即系统的科学概念远在修昔底德身后若干世纪才产生。（[英]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8页。）仅仅在修昔底德之后不到一百年，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系统的工具论，亚里士多德全集始于《工具论》，使用逻辑工具使得自然科学诞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为可能。中西史学即区别于将形式逻辑和因果关系逐渐运用于探究史事中。（陈剩勇：《直书实录与求真探原》，《浙江社会科学》1987年05期，第57页。）但修昔底德纵然产生因果观念，透露出那种科学气质，意识到各独立事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也不可能流利地使用因果关系去解释许多问题。假如古希腊人相信事物在时间中周而往复，时间循环有别于基督教给予我们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从逻辑上论，因果关系与循环概念相悖。因为相信世间事情是循环的，所以修昔底德意识到地震必定有原因，也试图去解释，但终究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地震的成因讲得头头是道（[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宇宙论》，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2—133页）。当然，修昔底德更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日食、地震在战争期间如此频繁发生，所以他仅仅提到这些现象，而未详尽分析其原因。进而，修昔底德无法顺利把握历史同一性。绝大多数西方史家主要是通过事后追述来创作，修昔底德却是在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始就预见其重要性，着手记录，因此其写作与事件发展几乎同步。假如修昔底德熟练地掌握因果关系，他将敏锐于他笔下每一事件内在的逻辑联系，也就不会在经历这些事件时发生重大的史料遗漏。战争之初，修昔底德的确高瞻远瞩，但是，尼基阿斯和约订立六年之后战端重开，此时他没能意识到眼下的战争同和约前十年的战争为一体，也许直到雅典海上力量彻底覆灭、拆毁城墙时，他才相信战争真的要进行三个九年，否则他早就及时搜集素材。和叙述前十年阿基达马斯战争相比，后来的十一年结构上严重失调，西西里远征历时两年半，分两卷，囊括了六年战争间歇期的第五卷在篇幅上远远少于西西里远征的任何一卷。如果说第八卷中演说销声匿迹可能出于修辞术，第五卷的单薄则明显是因为材料积累不充分，因为战争第14年，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阿尔戈斯人发生过非常大的战役（V.LⅥI -LⅩⅩⅣ），修昔底德自己也承认，它是很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V.LⅩⅩⅣ.1），斯巴达方面集中了当时希腊最强的军事阵容（V.LX.3），此役斯巴达人一雪斯法克特里亚之耻（V.LⅩⅩⅣ.3）。如果修昔底德要宣称后来的战争和前十年的战争属于一体，就必须证明前十年阿基达马斯战争中核心的特征同样贯穿于后来的战争。根据这种同一性，人们才能够视差异为变动过程的一部分。由于无法准确把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修昔底德的史实当然距离现代史学的要求相当远，他只是以单纯事件串起来构成主线。我们可以想象，如同现代作者一样，他在战争初期即开始收集和整理战争素材，一边写作一边根据新近得到的材料修改前稿，如果他有机会碰到亲历者提供详情，他就会扩充这一部分，随时改动或许已经成形的文章，而不论这详情与事件本身有怎样的联系。这也就能解释，除了未完成的第八卷外，为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他章节也呈现出不完整的异样，合理的解释是，这部作品尚且在修改之中。（白春晓：《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第62—68页。）
[140]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细节可以被视作细节，大事应该被看成大事，这取决于对历史事件我们的镜头推得有多近，如果撇开导火索深究的话，事情就会像是由一连串长长的细枝末节所引起。若偏执于细节，所见之处无不是偶然，结果一个大事件会变成无数偶然堆砌成的意外，给人以托尔斯泰式的假象：促成某个事件的因素通常数不胜数，全部正确，却又都微不足道，其耦合才是关键。分析来龙去脉时切记：“现在的事情并不是过去一切事情的后果；这些事情有它们的直接线索；但是千万条细小的旁节支线对于他们一点什么作用也没有。再说一遍，一切事物都有原因，但是并不是一切事物都有后果。”（[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卷），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4页。）
[141]所选作品必然反映笔者的性格气质。“我们无意识地追寻与自己气质相符的原则和学说，到最后，似乎是这些原则和学说造就了我们的性格，使我们的性格有了依靠和保障。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看起来，应该是我们的思想和判决在事后成为我们本质的原因，但实际上，我们的本质才是我们这样或那样思想和判断的原因。”（[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369页。）很难说是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打动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选择”接近他们。我们倾向于某个思想家及其观点，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气质或立场，也许还因为他们清晰、完整、精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愿意让他们做自己的代言人。
[142]修昔底德同索福克勒斯对于世界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讲求实际，看重真相，没有后来哲学中的乐观主义。（Geuss，R.Outside Eth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63-164.）
[143]因笔者学养浅薄，可能因此陷入“库朗热”困境。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运用历史文本，常援引不同文本中的相同主题内容，却不细究文本各自成书年代和概念的具体含义、使用语境，因此，解读文本有时显得肤浅、不及要害，甚至断章取义、歪曲原意。（[法]库朗热：《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984年版前言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