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虽然是从沦陷区文学研究开始自己的学术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一直未离开这一领域，但带的十几届博士生中，只有冯昊一个人选择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我的学生选择做租界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章太炎研究等题目的，各有其难度。冯昊选择沦陷区文学研究，且在后来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未丢弃这一研究，取得了成果，发表了诸多论文，争取到了国家和教育部课题的立项。如今又有《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一书的出版，我想这其中当有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这种兴趣，不只是学术研究的知难而进，也有对文学史的开阔把握和深刻感知。

沦陷区文学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殊状态，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形态，甚至说它带有中国现代文学普遍性的趋向，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也不为过。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一线的危局，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自身进程的最重要的背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压力下，借助外来现代性思想资源开始民族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包含历史悖反的社会进程。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源出于此。近代西方列强强迫割让、租借香港，在中国众多重要城市设立租借地，随后又有东方近邻日本占据中国台湾，进而并吞东北……在这些殖民地空间，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其形态最可能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殖民地社会政治压迫性、冲突性之显著，其文学研究难免遭受政治判断的影响。30多年前沦陷区文学研究尚是禁区，之后展开也曾承受诸多政治宣判的压力。对沦陷区文学，以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政治结论一言以蔽之，是最保险的做法，但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失去了一种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冯昊这部著作要研究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文学”，就是沦陷区文学拥有的一种丰富资源。

冯昊在“导论”中的“关键词解释”中将“民族意识”视为其研究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关键词，并作了自己的梳理，显现出“民族意识”的复杂内涵，它确实是沦陷区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民族意识”是源自中华民族传统，又产生于“中国”这一现代国家的产生语境中的“民族认同”。19世纪末至今，中国社会往往被隔离为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例如本书所研究的“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陆就有民国政府管辖地区、沦陷区和中共政权地区（苏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如今也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认同”既表现为国族认同，也表现为伦理价值认同、文化审美认同因而其内容有了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民族认同”的内涵。沦陷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被外来殖民国家统治的地区，殖民地环境中民族意识的考察，是我们认识自己民族历史、性格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这种考察的对象是文学，更足以让我们深入自己民族历史、性格的深处。

同其他出色的文学史研究一样，《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首先是以史料的把握作为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沦陷区文学及其资料得到挖掘，但与中国现代文学其他领域史料的整理出版相比，还是显得薄弱，任何要进入这一领域力图研究有成者都需要在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上作出努力。通读冯昊此书，感到他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支撑。沦陷区文学一类的研究，往往需要在湮没的史料挖掘中为历史祛蔽，而不要造成新的遮蔽。既要尽可能全面地查勘历史现场，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整理史料，又要有眼力辨识、梳理、选择好史料。冯昊此书只研究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但他对沦陷区文学的全貌是费了心力去把握的，对同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思考颇多，所以，无论是作家、期刊个案的选择，还是思潮、题材、文体、语言的辨析，其史料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既紧紧围绕“民族意识”展开，又充分顾及抗战（二战）背景、殖民统治体制下民族意识的复杂性。史料的确凿可靠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保证，一件件具体史料的运用要呈现而不是遮蔽历史的整体，这需要学术良知和眼力。冯昊是自觉于此而去努力的。

正是意识到殖民统治下民族意识及其与文学关系的复杂，《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首先从作家和文学期刊这两个文学生产者层面去考辨沦陷区文学的生存状态。东北、华北、华东（上海、南京等地区当时也称为“华中”）是沦陷区的主要区域，文化差异性明显；沦陷区作家在本地区沦陷前有左翼、自由主义、文化守成等倾向；沦陷区文学期刊的背景、取向从抗日进步到“和平运动”，从感时忧国到娱乐消费，都纠结在一起。《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所取样的作家、期刊反映了这种差异性、复杂性，论析能直面历史的分歧、争议，从差异性、复杂性中辨析殖民统治下中华民族意识的存在和深化。我们常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沦陷区文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往往产生于有争议的对象中。本书所论析的作家梁山丁、周作人、张爱玲等都存在很大争议，一些争议延续至今。冯昊能从争议中发现症结所在，从分歧中提炼问题，再直面沦陷区作家生存中的矛盾冲突，从作家个人选择中探讨了民族认同的复杂指向。文学期刊的分析从期刊类别上的选择，与作家个案选择的尺度相对一致，章节之间贯通，更使得问题的研究得以延续深化。政治逆境中的民族认同会有分化，而文学期刊对其文学立场的选择会体现出文学对于殖民政治的抵抗，所以沦陷区刊物往往会有其时局政论与文学作品的潜在对峙，有时甚至出现“悖论”。本书既充分关注了刊物编辑者包括政治立场在内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及其现实处境中应对策略的多面性，也分析了不同背景的文学期刊各自运作中文学作品自身的力量对于殖民政治的抵抗，尽量多侧面呈现沦陷区文坛生态，其中得以呈现的民族意识是丰富的，由此揭示了文学如果被殖民政治化，就会严重失落文学自身，走向毁灭；而作家对于文学的坚持，自然会指向其民族文化意识的表达。

除了上述从个案入手的论析，冯昊还努力从较为宏观的层面上深化“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那就是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和殖民统治下的叙事症候。民族作为一种“想象共同体”，包括集体无意识在内的民族集体记忆是最持久而强韧的凝聚力。《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在论析这一宏观层面的问题时，其指向却是具体而切实的——土地意识与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创作潮流“乡土文学”、民族历史记忆与沦陷区文学兴盛的历史题材创作、民族语言的资源性与抵抗“语言殖民”……每个问题都指向沦陷区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创作话题。文学史研究切忌空乏，再宏观的问题也要从具体而切实的文学现象出发，冯昊这样做了，思考也得以深化。“叙事症候”的分析，是全书论析的最后部分，也最能反映沦陷区文学的特殊性。殖民统治的黑暗、难言造成沦陷区文学叙事的复杂，暴力、沉沦、颓废等比比皆是，表达的曲折是沦陷区文学的常态，冯昊从这些情况中揭示沦陷区文学对殖民性、战争、道德等的反思，也揭示沦陷区作家艰难处境中的种种矛盾，所呈现的沦陷区文学就更是立体的。总之，对“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这一重要问题，冯昊的研究是扎实而有深度的。

作为青年学者，冯昊在这一领域里还可以作出更多努力，可开拓的研究空间还很开阔。《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一书“以1931年至1945年间沦陷时期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存在形态及其蕴含的意义”，同时明言“台湾日据时期文学和香港日占时期文学，由于它们的历史复杂性与政治特殊性而没有被本论题收入进来”。我倒是有个建议，可以将以往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扩展到“二战期间的日占区文学研究”。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当时的报刊中就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日本已开始实施其大东亚侵略计划，走上其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占领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合称“沦陷区”），1941年后又占领中国香港和菲律宾、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文莱、现印尼等南洋地区（这些地区都存在广泛而强韧的华侨中文写作），而在早先占领的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等地区实行战时体制。此时期的上述地区可统称为日占区。日本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的文化政策有服务于其大东亚侵略计划的统一性，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其推行占领区文化政策的一个例证，而这些地区的文学也确有较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将这一时期这些地区的文学打通，厘清日本殖民当局在日占区所实行的战时殖民文化政策，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日占区文学资料，研究日本军国主义高压下日占区文学的复杂状态，探讨东亚殖民统治下文学所包含的民族反侵略意识，揭露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殖民侵略本质，研究东亚殖民性等当下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关注中国抗战对日占区文学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内容，不仅是以往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拓展，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历史和中国抗战历史研究的深化，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提升，颇可以关注。

日占区是东亚（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历史上唯一的本地区殖民者的战争占领区，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的东方占领区，其文化、文学最能表明日本殖民文化的存在及其本质，也最能体现东亚反殖民的民族意识的复杂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体现的人类和东亚各民族命运的高度展开研究，对多样的日占区文学作出清晰的描绘（分区域和综合性相结合，可分阶段）；对日本殖民当局在日占区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侵略本质；日占区文学反殖民的民族意识的复杂面貌；日占区文学所体现的东亚殖民性、现代性；日占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等重要问题作出科学论述，可以做的研究很多，期待青年学者的加入。当然这一研究不能只是填补空白，可以在填补日占时期中国香港、南洋地区、朝鲜半岛等地文学的空白和更系统、深入整理沦陷区文学、战争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文学资料的基础上，打破以往被分割的各日占区文学研究界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体现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背景下，从日本占领当局的战时殖民文化政策及其推行；东亚殖民性的历史和理论；日占区文学的历史形态和抵抗意识；日占区文学思潮和东亚民族性、现代性的曲折进程；各日占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及其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会有学术突破，也会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提升。

黄万华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