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目》产生的学术基础

《总目》煌煌二百卷，为古代目录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总目》是在历代目录类目的发展和完善基础上择善而从，以义立类、以体立类，类目随实际需要而立，形成系统、周密、符合时代典籍收藏特点的分类法，全书共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四十四类目，类目下又分六十六子目，体系完整，条理分明。该书卷首有凡例，统摄全书；四部之首有总序，提纲四部；各类目撰有小序，叙说一篇，大小类序确实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各书撰有提要，取历代解题目录之优长，融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解题为一体，先列爵里，次考得失，详细考辨，巨细无遗。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回溯古代目录学学术源流，不难发现《总目》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目录学基础。

一 《总目》的分类学基础

图书分类编次，是目录的基础性环节。宋代郑樵认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1]，图书分类对目录来说极为重要。从中国古籍目录发展历史来看，其分类经历六分法和四分法两个重要阶段，但中间也偶然出现五分法、七分法、八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等分类法，不过都没有太大影响。《总目》编纂者分析了古籍目录历代分类法的利弊，考察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分类的经验教训，采用了在古籍目录分类中占据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成熟的分类体系，在推动古籍目录学分类的理论化和实践运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六分法的兴盛与衰微

中国最早古籍整理与编次发轫于殷商。已经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册六”、“编六”、“三册”等文字，这是古代史官在整理甲骨编纂成册时，为使用方便、索取快捷而标注的符号[2]。古籍目录分类正式确立于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朝仪”[3]，这是汉政权建立初始由朝廷主持的一次典籍整理和编次。“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4]，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全面铺开。这次古籍整理，西汉人刘向纂修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解题目录《别录》和其子刘歆编纂的首部分类目录《七略》。《别录》和《七略》都是古籍目录开创性著作。他们结合自己校书实践，创造了图书分类法，提出古代学术和典籍分类思想，对推动其后两千多年图书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七略》虽已散佚，但它却创始了六分法。《七略》一书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其中辑略为综论，所以其分书门类，只有六略。王充认为：“六略之书，万三千篇”[5]。《七略》的分类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之下分种，种之下有家，家之下列书，六略共分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先秦至西汉这一时期整体学术情况。《七略》这种六分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点：第一是客观反映了先秦至西汉时期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概貌，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宗旨；第二是其分类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自《七略》开创六分法以来，后世目录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奠定了整个古籍目录分类法基础。但《七略》六分法不够精密，也有其缺点：第一是没有设立史部，史部书籍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第二是分类标准不一，分类依据有些混乱。然而，这些并不能影响《七略》图书分类的基础地位，张舜徽就认为，《七略》“部类的分合，又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处理的”，“实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意。这便是它最卓绝而为后世书目所不易学步的特殊之点。”[6]受《七略》影响，东汉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校书郎典校秘书班固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编成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著录古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反映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流别及图书状况。《总目》认为：“《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7]，《七略》尽管后世佚失，但《汉书·艺文志》保留其基本面目，而使得其开创的六分法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总目》则从其政治意图出发，认为“至其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8]，是其著录缺憾。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四分法兴起，但《七略》创始的六分法依然存在，并继续有所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宋秘书丞王俭编纂的《七志》与南朝梁阮孝绪纂修的《七录》。王俭撰《元徽四部书目》之后，“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9]。《七志》分群书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其后附见道、佛二类。《七志》在图书分类上基本沿袭《七略》：《七志》中经典志、诸子志与《七略》中六艺略、诸子略的内容相同，文翰志即诗赋略，军书志即兵书略，阴阳志即数术略，术艺志即方技略。但《七志》与《七略》亦有相异之处：取消《七略》的辑略，增加图谱志；改易类名，分别改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著录道、佛典籍。王俭撰《七志》之后，阮孝绪继之编写《七录》。阮孝绪无意仕途，潜心坟籍，采辑众家目录，编成《七录》。《七录》类分群书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七录》分类，参考了《七略》和《七志》：《七录》中经典录与《七略》中六艺略之类目相同，子兵录前十小类与诸子略分类相同，术技录就是合并数术、方技二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之处为：《七录》设纪传录为史类专部，而不像《七略》、《七志》置史书入经为附庸，史部独立虽始于荀勖，但细目厘定却始于阮孝绪，后《隋书·经籍志》史部就参考了《七录》；文集录到阮氏固定下来；佛、道二类在目录中有了位置。可以说，《七录》深刻影响后世目录，在古籍分类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此后，还有其他分类法不断产生。梁刘孝标编纂的《文德殿书目》，从目录中析出数术类，专立一部，成为五部，此谓五部目录。至隋代时，许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序，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10]。宋代时期，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11]，增加类书一类。宋代以后，六分法便渐渐式微并慢慢消逝。六分法慢慢退出目录学舞台，有其学术发展的必然。余嘉锡认为：“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12]余氏分析中肯，道出其中原委。其实，在南北朝时，六分法就已显现其弊端。当时目录分类渐以四分法为主导，官修目录基本采用四分法。同时由于此时期学术急剧变化，五分法、六分法等分类法并立存在。旧分类法已不适应学术新形势，新分类法又需要完善，但王俭等目录学家却“祖述刘氏，亦步亦趋”，“志在复古，书本九篇，强分七部，以六朝之著述，合西汉之门类，削趾适履，势所不行”[13]，必然受到淘汰。另外，由于汉代出现造纸术，至唐代时发明雕版印刷术，致使典籍大量增加，六分法也就落后于学术发展形势。

从隋唐以后至清代一千余年，尽管四部分类法居于正统地位，一直为官方所认可，但其间仍然未能阻绝其他分类法的发展变化。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李淑编纂《邯郸书目》十卷（又名《图书十志》），其分类在经、史、子、集四类外，又设立艺术志、道志、书志、画志四类，全书共分八类。南宋初，郑樵编纂《通志》二百卷，将群书分为十二大类，大类之下共分为八十二小类，小类之下再分类，共计四百四十二种。郑樵《艺文略》不用四部之名，从经部抽出礼、乐、小学独立成类，与经部并列；从诸子类提出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各自成类；史类和文类与四部分类法之史、集二类大体相同。郑樵的十二分类法，突破四分法束缚，是目录分类史上最早进行第三位分类的目录，也是自汉代以来，最细密、详尽的分类表，成为后人借鉴之资。郑樵分类法及其目录学理论对《总目》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其后，郑寅的《郑氏书目》仿郑樵分类法提出七分法；明代的《国史·经籍志》、《文渊阁书目》、《菉竹堂书目》、《江东藏书目》、《内阁书目》以及清代的《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是不守四部成规，开创了书目分类新风气。

2.四部分类法的创始完善与发展

“四部”之名最早见于魏孔融《与诸卿书》：“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14]其后《三国志》进一步解释：“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5]，认为“四部”为乐记、论语、孝经、小学，置“四部”于经、史、子之外，显然以上四部概念异于后来四分法。

后世盛行的四分法由晋秘书监荀勖著的《中经新簿》所开创。三国魏时秘书郎郑默整理图书，“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16]西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与学者张华合作，“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17]。荀勖依照郑氏《中经簿》，编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隋书·经籍志》认为：“魏氏代汉，采掇遗亡……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18]，所分图书类目为甲部、乙部、丙部、丁部四部。荀勖创立四部分类法，有以下创新：一是最早将附属于《七略》中六艺略春秋类的史书独立出来，立为丙部，是后来史部的基础；二是把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合为一类，是后代子部的雏形；三是甲部相当于后世的经部，保持最为稳定；四是将汲冢书附入文学类，立为丁部，改变了《七略》给予诗赋单独成类的格局。此外，《中经新簿》记录图书存亡，开创目录著录先例。但《新簿》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没有继承刘向撰写叙录的传统，对图书少有辨析；二是分类有些许不妥，把类书性质的皇览簿列入史书之部，将四部皆有的汲冢书附于丁部，有些不伦不类。但荀氏开创四部分类法先河，其功绩不容抹杀。《新簿》所分甲、乙、丙、丁的次序相当于经、子、史、集，与后来经、史、子、集顺序稍有不同，直到东晋时李充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才确立了为后世所沿用的四部顺序。清代钱大昕认为：“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19]李充编次的目录，著录图书仅有三千零一十四卷，由于图书较少，“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20]，即只有四部，不立各书类名。不过，他开始确立四部顺序，对古籍目录发展仍有较大影响。

虽然四分法由荀勖所创立，但荀勖及之后的李充都是以甲、乙、丙、丁为次，部类群书，没有采用经、史、子、集名称，更没有细分类目。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是在吸收荀勖、李充以及《七略》、《七志》、《七录》等分类成果基础上，类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大类下分四十小类，从而为四部分类法确立了规范和标准。《隋书·经籍志》主要依据隋唐时期政府藏书，借鉴之前相关目录编成的，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编撰的一部重要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虽是《隋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反映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所藏图书状况。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隋书·经籍志》在部之末有大序，叙说诸家学术源流及演变；类之末有小序，分别简述与《汉书·艺文志》的关系。《隋书·经籍志》也明显承继《七录》，除了其史部中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类不用《七录》体例，其他“或合并篇目，或移易次第，大略相同”[21]。《隋书·经籍志》认为“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22]。《总目》也多次强调说明《隋书·经籍志》与《七录》的关系，认为《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23]。这说明《隋书·经籍志》与《七录》存在着学术渊源关系。《隋书·经籍志》所分群书类目为四部，附道经部、佛经部，《隋书·经籍志》类目表面上包括经、史、子、集、道、佛六大类，由于道、佛二类，只著录每一小类书籍部数、卷数，不列书目，且附于集部之后，实际上则是四大类。所以说，《隋书·经籍志》分类是四大类四十小类，其中经部十类，当中九类与《七略》六艺略相同，增加纬书一类；史部十三类，大部与《七录》纪传录的分类相同；子部是把《七录》子兵录、术技录两类合二为一。总之，《隋书·经籍志》变《七录》经、史、子、集、术技五部为经、史、子、集四部，依照王俭《七志》体例，附道、佛两类于四部之后，不在四部之限。

《隋书·经籍志》的产生，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目录四分法的确立。从荀勖创立四分法开始至此走向成熟，魏晋以来由于学术变化引起的不同分类法相互竞争的局面宣告结束，图书分类领域开始以四分法为正统的新阶段，《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编制目录、类分群书的圭臬。《总目》认为：“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24]。此后唐、宋、元、明、清历代，无论是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还是私撰目录等，绝大部分遵循四部分类法。唐代编纂的《群书四录》、《古今书录》、《集贤书目》、《开成四部书目》等，都是采用四分法。后晋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是以唐代纂修的《古今书录》等目录为依据，其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大体相同，只是略有变更：经部增加经解、诂训二类；史部改古史为编年，改霸史为伪史，旧事为故事，谱系为谱牒，簿录为目录；子部则增入杂艺术、事类、经脉三类，并改历数为历算，医方为医术；佛、道二类著述，与诸子之道家合入一类。宋代采用四分法的书目很多，代表性的有《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等。宋人欧阳修等纂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其分类与《旧唐书·经籍志》基本相同；《崇文总目》，分四部四十五类，史部增加目录类，集部增加文史类；《遂初堂书目》，分四部四十四类，在类目设置上与他目有所不同：史部增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等类；私人藏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是遵循《隋书·经籍志》以来四部分类法而小有变更。元代四部分类目录较少，代表性的有《宋史·艺文志》，分四部四十五类，在类目方面增设道学传。

明代焦竑纂修的《国史经籍志》，注重分类和类目设置，对《总目》的分类影响最大。焦竑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九类，子目三百零七。《总目》认为“多分子目，颇以饾饤为嫌”[25]，“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讥讽焦竑“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26]。焦竑仿照《文渊阁书目》体例，在全书最前面设“制书”一类，收录明朝历代皇帝训诰、著作，以及臣下奉皇帝之命所撰之书。之后是四部分类，子目下再分小类。在大类划分上，焦竑采用四部分类法，但在四部以下细分子目，子目下再细分小类上，焦竑所编是与《通志·艺文略》一脉相承，深受郑樵影响。所以，《总目》评价《国史经籍志》分类时认为：

酌乎其中，惟经部之小学类，史部之地理、传记、政书三类，子部之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四类，集部之词曲类，流派至为繁夥，端绪易至茫如。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地理为九子目，传记为五子目，政书为六子目，术数为七子目，艺术、谱录各为四子目，杂家为五子目，词曲为四子目，使条理秩然。又经部之礼类，史部之诏令奏议类、目录类，子部之天文算法类、小说家类，亦各约分子目，以便检寻。其余琐节，概为删并。[27]

之后《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一部重要的四分法书目，《明史稿·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以此为蓝本。同时，《千顷堂书目》也对《总目》产生了直接影响，《总目》对它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此期采用四分法的书目还有《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录》等。《百川书志》分四部九十三门，视诸家目录类目多有所增加：经部增总经、仪注、道学、蒙求四目；史志增御记、姓谱、史咏、野史、外史、小史等目；子志增德行、崇正、政教、隐家、格物、翰墨、卫生术等目；集志类目尤详。“自来依‘四部’分类者，未有若斯之详明者也。”[28]《澹生堂藏书目录》分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三个子目，还首创丛书类，并提出因、益的分类原则。

至清代前期，《总目》的分类，吸取并总结了自汉代以来历代目录分类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分类体系。其分类具有三方面创新：一是详细考察《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目录分类，“门类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如“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二是考校原书，详为厘定，修正“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的现象，使类目与典籍名副其实；三是参照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分类，酌乎其中，“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地理为九子目，传记为五子目，政书为六子目，术数为七子目，艺术、谱录各为四子目，杂家为五子目，词曲为四子目，使条理秩然。又经部之礼类，史部之诏令奏议类、目录类，子部之天文算法类、小说家类，亦各约分子目，以便检寻”[29]。《总目》在此前历代图书分类流变发展基础之上，对古代图书分类法作了总结、借鉴、吸收，开创了古籍目录分类新境界，把四部分类法推向了目录学巅峰。

二 《总目》的提要基础

古籍目录中有些不仅著录图书，而且还有图书解题，目的在于叙述图书内容。此类目录包括的提要，也称解题、书录抑或叙录，涉及一部书的作者生平、主要内容、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情况，又称提要目录。提要目录在古籍目录史上有着悠久历史，它在目录开始编制时就已出现。《总目》正是总结了历代提要目录经验，吸取前代目录解题优长，从而在古代提要目录编制方面达到最高水平。

古籍目录解题肇始于《诗序》、《书序》。“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30]至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书后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自序讲述了自己身世、经历，这说明《史记》所作原委，并将《史记》中各篇撮其指意，略述梗概，依次排列。此外，《史记》虽没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类目篇章，但司马迁在列传中对人物生平事迹、学术渊源、著作篇目等都进行叙说。所以，《太史公自序》已具备刘向叙录的主要特点，与刘向的叙录宗旨同一。所不同的是，《淮南要略》及《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撰。

古籍目录中最早出现的提要目录是刘向的《别录》，其创立了叙录体提要。刘向校理群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1]每部书校定，昔到向都要写一篇叙录。叙录包括“条其篇目”和“撮其指意”两部分，内容为辨析校书讹谬、叙述著者生平行事、概括一书大旨等。阮孝绪指出：“昔到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32]刘向所写叙录皆载本书后，单篇叙录集中起来编成书，就是《别录》。《别录》在唐以后佚失，刘向所载书后的叙录也大多湮灭，但刘向开创的撰写叙录体式成为古籍目录的优良传统，后人对此极为推崇，历代不少官撰、私著的目录大多起而效法，使得叙录之体不断发展提高。至清代的《总目》，著录、存目之书万种之多，都一一撰写提要，可谓集提要目录之大成。

自刘向《别录》之后，叙录体渐渐发生变化。东汉班固以《七略》为底本，“今删其要，以备篇籍”[33]，编成《汉书·艺文志》。班氏对《七略》解题体例进行了一些改造：一是把《七略》著录的各书解题简化为小注，附于书目之下，作为对书目的解释，主要说明著者生平行事、著述内容、真伪辨析等。二是对《七略》原有书目、篇章的改动进行注明，对新增加的《七略》没有的书目、篇章，班固注明“入”若干篇；对《七略》重复著录的书目、篇章，班固将其删去，则注明“省”若干篇；从某类提出入某类，则分别注明“出”若干篇，“入”若干篇。三是将叙录体改为史志体，在正史中首创撰修《艺文志》这一体例，后代修史者相沿不绝。《艺文志》自班固始，史志目录也自此成为古籍目录中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魏晋南北朝，王俭的《七志》开创了传录体提要，又称注录体，相比叙录体在内容方面较为简略。王俭作九篇条例编于首卷，变叙录体为传录体，“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34]，但《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于学术源流无所发明，《隋书·经籍志》对此进行责难。至《隋书·经籍志》时则是通过书目后作注方式，辨别书籍真伪，概要介绍书籍内容，注明书籍残缺状况，简述作者行事等。它类似于《汉书·艺文志》书目下的小注，来说明藏书情况。唐代《群书四部录》有解题，卷帙浩繁，是自汉代修《七略》以后、宋代以前唯一的官修解题目录，但“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35]，受到唐目录学家毋煚批评。《旧唐书·经籍志》是采用有序有提要的《古今书录》修成的，但嫌其“卷轴繁多”[36]，删去小序和提要，仅留存其书目。到南宋时郑樵反对每书必有解题做法，认为“但隋其凡目，则其书自显”，“何用更为之说”[37]，在其《通志》中干脆废除解题。他这种“文繁无用”论较为偏颇，产生过消极影响。所以《总目》对郑樵废除解题的做法提出批评：“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厥后脱脱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暇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38]此一时期众多古籍目录逐渐不太重视解题体式，自然对其编纂目录带来一些缺憾。

宋代是提要目录发展成熟阶段。由于出版、印刷业发展，政府与民间藏书增加，进一步促进图书目录发展。提要目录编次在宋代很普及，宋人在前人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无论在编制体例，还是编撰方法方面都相当完备，催生了一批高水平提要目录。政府藏书目录中北宋《崇文总目》及南宋《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都是提要目录；史志目录中《宋国史艺文志》也是提要目录。这些目录大都注意介绍著者生平、卷帙多少、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版本异同等。宋庆历间的《崇文总目》原本有解题，“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39]。《总目》给予高度评价：“今观其书，载籍浩繁，抵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籍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40]同时，宋代私人藏书提要目录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私撰提要目录，能够与官修目录相抗衡。《郡斋读书志》是古代第一部有解题的私人藏书目录。其体例仿《崇文总目》，在目录中撰写序文和提要。其提要内容丰富，包括介绍成书背景、原委，说明书籍体例、内容，考订真伪，介绍真伪及版本情况，概述一书大旨，介绍编撰者生平事迹，补充轶闻逸事，品题是非等。其涉及范围很广，体现了宋代目录学发展水平。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目录史上第一次以解题作为书名，解题内容丰富，持论公允，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总目》对陈书评价甚高：“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41]。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均是《总目》参考、征引的重要资料。《遂初堂书目》是著录版本最早的古籍目录，其体例与史志目录相同，不同的是书兼载多种版本，开后世版本目录之先河。它与《直斋书录解题》因记版本，使书籍著录内容更加丰富，而为后世文献版本学者所重视。难怪乎《总目》仔细辨析：“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42]，可见其对宋代提要目录的重视。

元代时期马端临撰修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创造了辑录体提要，这种体例辑录大量相关资料来揭示和评论典籍。《文献通考·经籍考》主要依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辑录了宋三朝、两朝、四朝各《国史·艺文志》、正史列传、各书序跋以及各家文集、语录中有关材料。《文献通考·经籍考》有序有提要，但序和提要，非马端临自撰，而是辑录而来。其体例的特点主要是辑录典籍，全部采摘前人序跋，置于自己书中。其解题模式为：“总序—小序—解题—案语”。《总目》认为：“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衷”[43]。后人以目录书作辑佚、考证、拾补，多采用此体。明清模仿者更是不乏其人，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等都属此体例，其中朱彝尊《经义考》是《总目》直接参考的重要目录书。

在提要目录发展中，也有目录学家认为解题“泛视无义”，不足为取；还有些目录书仅载书名、卷数、作者，成为“部次甲乙”的流水账簿。到明代时，这种弊端更甚。官修《文渊阁书目》，专载明内府藏书，“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但其编录不能“考订撰次”，“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橱，若干橱为一号而已”[44]，是目录史上敷衍草率的官修目录，受到后来目录学家强烈批判。此外，史志目录一般不撰提要。如《汉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没有提要。《总目》就认为：“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45]，对官修提要目录做了客观批评，概括出了解题标准、重点和方式。

清代官修《总目》是古籍提要目录集大成者。清代有历代编纂目录的经验可资借鉴，其提要撰写体例更为完善。《总目》创新目录体例范式，选择提要目录注重“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著录方式，明确规定了提要撰写体例和范式：“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46]所详叙的提要体例，基本原则与刘向叙录相一致。《总目》正是通过这样完备体例，全面地总结了中国传统目录学术，编撰出高水平的提要目录。

三 《总目》的类序基础

如果说古籍目录的提要是针对一部书，那么大序、小序就是针对一种学术。它的产生与解题目录一样，也是目录学史上最早创制的目录体例。古籍目录之中，有些撰写有大序、小序，主要叙述学术源流，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古籍目录最早有大序、小序，是刘歆的《七略》。

西汉末年，刘歆在刘向《别录》基础上，部次群书，撮其指意，撰成《七略》。《七略》在所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之前有辑略。在《七略》六大类、三十八小类之中，除诗赋略的五小类没有序，其余六大类、三十三小类都有序。作为《七略》体例，其大序、小序都辑录于辑略，目的在于叙述各家源流利弊，辑略为“六篇之总最”[47]。《七略》不但建立了系统图书分类法，而且还通过大序、小序叙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认为：“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48]前人极其推崇，目录学家踵而继之，纷纷效法。从此，刘歆开创的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传统在古籍目录史上相沿继承、未曾中绝。

东汉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大序、小序体例。清人姚振宗认为：“《艺文志》志序一篇，六略总叙六篇，每篇篇叙三十三篇，综凡四十篇，除去班氏接记后事之语，皆辑略之节文也。”[49]班固将辑略中大序、小序拆散，按类重新编排。辑略是全书六大类及三十三小类学术源流的总要，班氏把辑略中总序置于全书之前，大序置于每一大类的最后，小序置于每一小类之后。这样编排结果，使得大序之内各小序联系更紧密，由书目而及于小序，能够了解这一类典籍的学术源流；由小类而及于大序，能够了解这一大类的学术源流。这种把目录学和学术史融为一体，能够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叙述学术源流的做法，受到后人高度评价。章学诚认为：“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50]章氏准确地阐释了《汉书·艺文志》撰写大序、小序的体例规范，其作为古籍目录优良传统，成为后来目录学著作遵循的最高标准。

南北朝至隋唐，按照类序体制编次目录的亦有数家。王俭撰的《七志》，在卷首之中有九篇条例，就是《七志》中九部类的小序。但这些条例“文义浅近，未为典则”[51]。隋代许善心撰的《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别其类例焉。”[52]《七林》的类例，在每一部类叙作者之意，以明其著录之例，实则也是小序。唐代的《隋书·经籍志》也有总序、大序、小序。其四部之前有总序，经、史、子、集四部大序总括其大旨，均置于每一部最后。每一小类之后有小序，如经部有十篇，史部有十三篇，子部有小序十四篇，集部有三篇。故《隋书·经籍志》有总序一篇，大序四篇，小序四十篇，总计四十五篇序。此外，《隋书·经籍志》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后，还附有道经、佛经，也各有一篇长序。《隋书·经籍志》效法《汉书·艺文志》体例，于类目之后撰写大序、小序，对于汉以来学术接续其事；对于《汉书·艺文志》以后述其学术始末。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有大序、小序的目录，将书目、小序、大序融为一体，引导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目录具有学术史功用。《总目》撰的大序、小序，就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得其宗旨并有所发展。

在目录学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官撰、私修古籍目录摒弃大序、小序，也有部分不著小序。《旧唐书·经籍志》仅仅记部帙，不取小序，开了后世史志目录不立小序先例，破坏了古籍目录好传统。“宋人所修国史《艺文志》，皆有部类小序，与《汉、隋志》同，亦颇有所发明，而元修《宋史》，用《唐志》之例，削而去之。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不能不追憾《旧唐志》之陋也。”[53]从此，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后，史志目录都没有大序、小序，仅著录书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是如此。私人藏书目录中此种现象也不在少数。如南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无序、无解题，仅记书目。但郑樵在目录中通过分类来实践他“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上有源流，下有沿袭”[54]的主张，体现了目录学术先后本末、源流沿袭，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此种做法最为后人所称道。

但是，目录与学术是紧密结合的，目录书始终深刻反映学术的发展变化。至清代，官修的《总目》恢复了类序这一传统，继承这一体制，既有总序，又有小序，复有案语。《总目》于“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于其下所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类目小序“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55]。《总目》正是通过这样完备的体例，全面总结传统学术，显现出中国古典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脉络。

总之，《总目》在清代学术穴结时代承继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总结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编次得失，创制了系统分类体系，提要、大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较好地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典籍，完美地表现了古代学术渊源流变。《总目》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目录集大成之作，在古籍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