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鼎盛時期，國力强盛，經濟繁榮，民族精神昂揚向上，國際交流廣泛深入。所有這些，促使唐代文化空前繁榮。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説：“唐代文化不僅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中國通史》第三編第七章《簡短的結論》）而作爲觀念形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在唐代十分發達：詩歌進入黄金時期，散文堪稱百世典範，且“李杜”、“韓柳”等大家、名家輩出，彪炳千秋；唐代小説與詞也臻於成熟，爲以後宋詞和明清小説的繁榮在文體方面作了光輝的鋪墊。南朝目録學家阮孝緒云：“頃世文詞，總謂之集。”（《七録序》）就是説一個朝代全部文學作品的總匯，謂之諸部典籍之集部。職是之故，輝煌燦爛、光焰萬丈的唐代文學，就保存在唐代衆多作家的别集之中，這是大唐盛世留給我們民族的一份寶貴文化和文學遺産。而今重視唐集，考察研究唐集，妥善保存現有的唐集，繼承大唐盛世留給我們民族的這份寶貴遺産，不僅對增强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强國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對唐代文學與史學，以及版本學、校勘學、目録學等學科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我國别集産生於東漢。歷史反復證明，理智的覺醒總是滯後的，正如早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優良的文學傳統，但直到魏晉才實現文學的自覺一樣，我國文集的編纂雖自發於東漢，且中經魏晉文集編纂意識的覺醒，但直到唐代才真正實現文集編纂的自覺。例如白居易多次自編詩文爲集，分藏五處，以求永傳；襄陽名士王士源四方尋求，千方百計購采孟浩然詩歌，編成《孟浩然詩集》三卷傳世；李白先託魏顥，彌留之際又託族叔李陽冰爲其編纂文集；柳宗元臨終託稿好友劉禹錫；杜牧生前託稿外甥裴延翰等都是適例。不僅如此，唐代各級官吏甚至最高統治者，也積極參與作家别集的整理與編纂，諸如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到任後，首先將李白改葬青山之陽，以實現李白生前的遺願，接着又多方搜求李白佚作，將陽冰所編十卷《草堂集》增至二十卷；集賢殿御書院牒令湖州刺史于頔編纂《皎然集》，納於延閣書府；中宗降敕編輯《駱賓王集》；代宗詔令王縉編進其兄王維《王右丞集》；等等。更有甚者，《朝野僉載》作者張鷟，開元初因事下獄當死，仍念念不忘自己文集的編纂，上《陳情表》云“就死無恨”，唯念“近來撰集詩賦表記等若干卷，編集擬進，繕寫未周……伏愿陛下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集録繕寫，奉進闕庭”（《全唐文》卷一七二）。可見唐朝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從最高統治者到普通文士，編輯作家别集，令其流芳百世已成爲普遍的自覺與共識，這是唐代以前從來未有過的文學現象。

再者，唐代實行詩賦取士，舉子“納卷”的科條，“行卷”、“温卷”的風尚，也促成大量舉子自編詩文爲集，元結的《文編》、皮日休的《文藪》，等等，均是舉子納卷的産物（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章《進士行卷與納卷》）；而胡震亨有關“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的説法（《唐音癸籤》卷二十六），更是科舉制度及進士行卷風氣催生唐集編纂的最好注腳。

正是别集編纂的普遍自覺和科舉制度的有力推動，使得有唐一代别集的數量劇增，遠遠超過唐前歷代别集的總和。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唐人别集多達五百餘家；《唐音癸籤》卷三十則綜合多種書目文獻進行統計，使唐集總數接近七百家；而《唐研究》第一期所載陳尚君《〈新唐書·藝文志〉補》又增補唐集四百餘家，從而使唐集總量超過千家。《郡齋讀書志·集類·總論》云“别集……極於有唐”，非虚語也！這些唐集的編纂，爲保存輝煌燦爛的唐代文學和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然而這千餘家唐集問世後，一千多年來隨着時光的流逝，能傳承至今者不過二百六十家左右，而且其中一半還是明清兩代重輯而成的。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即感慨：“唐人集傳於今者尟矣！”（《跋徐夤〈釣磯文集〉》，四部叢刊本《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唐集散逸的速度令人震驚！這就提醒我們，對於現存的唐集，若不及時加以科學的整理和妥善的保存，將會給我們民族文學和文化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而要科學整理和妥善保存現存的唐集，版本的稽考和源流系統的梳理就成爲首先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二

漢代劉向校理群籍，即已重視版本的不同。在手工鈔書的漫長歲月裏，書籍生産不易，相同典籍的不同版本畢竟不多。趙宋以後，雕版印刷事業繁榮發達。書籍生産手段的革命性變革，使得同一典籍的不同版本紛紛涌現。尤其是唐集，在一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不斷地發生演變，不僅由唐五代的寫本演繹出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的大量鈔本，而且又由寫本演變出兩宋槧本（還有活字本），迨元明清及近現代，宋槧又演繹出數量更加龐大的歷代翻刻本。不寧唯是，這些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歷代鈔本和刻本，由於生産者態度的差異，及問世後歷經水火、兵燹、蟲咬、鼠嚙等災害的洗禮，於是又有文字歧誤者、篇章闕失者、卷次訛奪者，真乃千差萬别，不一而足，其中有善本，也有劣本，甚至還出現了蓄意造假的僞書，等等。對這些儀態萬方、良莠不齊的各種唐集版本，若不加以徹底的稽考和清理，深明其版本優劣和源流系統，欲科學地加以利用和妥善保存，便只能成爲空談。

我國學者對同書異本的大量著録，正好始於宋代雕版印刷事業繁榮之後。南宋初尤袤《遂初堂書目》最早開始著録唐集的不同版本，唯其僅記書名及作者，不録卷數，過於簡略乃其不足。迨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已相當詳細地區分入録典籍，包括唐集刻時與刻地的異同、卷帙的多寡、編次的差異、篇章的增減、文字的正誤、附録的有無，以及書品的優劣，等等，凡是後世學者所關注的唐集版本問題，陳氏差不多都注意到了。兩宋雕版印刷的繁榮，促進了版本目録之學的巨大進步。但是宋代唐集歷世尚少，版本的源流問題尚未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明末清初以後，錢曾、何焯、黄丕烈、顧廣圻、瞿鏞、楊紹和、陸心源、丁丙等等，近現代以來繆荃孫、葉德輝、王國維、傅增湘、張元濟等一大批學者及版本目録學家，開始注意對唐集的版本源流問題加以探討。然而近代以前，由於中國缺少西方那樣的公益性圖書館，皇家雖有大量藏書但一般學者難以利用，所以那時唐集的版本研究就一家而言，零碎而不成系統；就全部唐集而言，在數量方面尚未形成規模。

隨着近代西方先進科學和研究方法的傳入，唐集版本研究漸次呈現嶄新氣象，先後産生了一批版本研究的高質量大作，岑仲勉先生的《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一九四七年；又見《岑仲勉史學論文集》頁二六至一六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過那時學界的唐集版本研究，多停留在一家一集的考訂上，規模化的研究著述依然未能出現。

新中國成立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始出版萬曼先生《唐集叙録》，對百四家（附見四家）唐别集的編次體例、唐以後的流傳演變情形及版本源流系統加以考述，成爲規模化唐集版本研究的開山之作。但萬《録》存在一個明顯的缺憾，即較多依據排比唐以後歷代公私書目，及有清與近現代“一些著名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的藏書叙録題跋及有關考證、校勘成果”（該書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説明》），進行歸納概括，撰爲《叙録》，而對各集現存的歷代傳本則較少檢視。這種做法，在方法論上名曰“間接研究法”。版本目録之學，徵實性很强。離開對版本的具體考察，容易流於空疏甚至導致舛誤。著名文學史家、藏書家鄭振鐸先生云：“研討唐詩刻本，是一門大學問。非廣搜異本，多集資料，不易有可靠的結論也。”（《西諦書話·高常侍集》）即將“廣搜異本”的徵實性放在首位。由於多采用間接研究法，使得萬《録》所叙唐集主要傳本被遺漏者有之，版刻年代被誤判者有之，版本源流辨析不明者亦多有之，等等。這是完全可以諒解的。萬《録》著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信息手段滯後，交通不便，個人出行也受到諸多限制。在那樣的情勢下，萬先生以一己之力，欲稽考散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中的百餘家唐集之數千種歷代傳本，談何容易！萬先生遺憾“未能到通都大邑盡發藏書”（該書頁一三七）就是最好的説明。萬《録》的缺憾乃時代使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趙榮蔚《唐五代别集叙録》，乃唐集版本規模化研究的又一力作。該書所叙唐集數量頗有增加，然而同萬《録》一樣，趙《録》對各家唐集現存的歷代傳本同樣較少檢視。

至於新中國成立後，尤其近三十多年來，單篇發表的版本源流考一類文章（包括一些唐别集校注本所附者），由於采用了存世傳本的考訂與書目序跋等文獻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大都考證精審，版本源流系統甄辨清晰。而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和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更是以專著的規模對一家唐集的歷代傳本加以考究，功力獨到，新見迭出，堪稱唐别集版本研究的翹楚。但上述成果畢竟有限，相當一部分唐集的版本及其源流系統尚未得到具體的考訂和徹底的梳理。

三

本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開研究的，所以特别注重具體檢視、稽考百餘家唐集現存的歷代傳本，尤重主要傳本；對於已經散逸的歷代傳本，則盡量綜合各種相關文獻加以考述；同時注意吸收往哲今賢已有的研究成果，取其精華、匡其訛誤，補其不逮。研究工作大致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版本特徵考。對百餘家唐集現存的歷代傳本，尤其主要傳本，具體檢視其行格版式、文字結體、卷題標目、卷前序目與卷後附録題跋，以及編輯者、校訂者、刊刻者等等版本的外在特徵。對後世加上去的題跋文字、鑒藏印記，等等，亦酌加摘録和稽考。對百餘家唐集已經散逸的歷代傳本的版本特徵，亦綜合各種文獻予以追考。

（二）版本優劣考。勘驗百餘家唐集現存歷代傳本的文字正誤、編次體例、篇章多寡、卷帙分合及佚文輯補等情形，以確定其内在質量。同時結合外在質量，對其版本優劣加以實事求是的綜合品鑒。

（三）版本源流考。唐集版本研究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釐清版本的源流系統，爲唐集使用者了解諸家版本的品第優劣及源流系統提供參照。然而到目前爲止的百餘家唐集，相當一部分的版本源流尚未梳理清楚。有鑒於此，本書對版本源流尚未理清的唐集，着力加以清理；對已經梳理而存在訛誤者，則着力澄清其訛誤。

（四）四庫唐集底本考。這一問題，本來屬於上一研究方面，這裏特别提出來加以説明。《四庫全書》凡收唐集近百家，除少數交代底本外，大部分未言究據何本録入，令四庫本唐集的使用者深感不便。館臣這種做法，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曾深表不滿。不過，一本唐集在手，若對該集版本源流没有全面深切的瞭解，欲指明其前後承傳關係，是絶不可能的。而館臣校書，也不可能將大量時間花在版本源流探討方面，於是四庫本唐集前所弁《提要》及《四庫總目》所叙各唐集，便只能用“内府藏本”或“某某巡撫採進本”、“某某家藏本”等敷衍之辭交代版本依據。余嘉錫曾對少量四庫本唐集的底本加以探尋，但多數唐集的底本仍舊是個謎。《四庫全書》聲望很高，本書乃唐集版本研究的專書，遂將探求四庫本各唐集（屬本書所考百餘家者）的底本作爲一項要務。如四庫所收劉蜕《文泉子集》，《總目》著録其版本爲“《文泉子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又曰：“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庚辰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採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略云爾。”表明四庫本《文泉子集》所據乃明末韓錫重輯的一卷本。像這樣明確交代底本的例子，《總目》中比較少見，然而就是這一明確交代底本的《文泉子集》，卻與《四庫》所收《文泉子集》的實際卷數存在很大差異：四庫録存本實爲六卷，而《總目》卻著録爲一卷。此點余嘉錫《辨證》亦未提及。蓋館臣初編劉集時别無善本，遂據總纂官紀昀家藏一卷本録入，後發現有更好的六卷本，隨即抽换，而《總目》的叙録卻未及修正。《總目》既未叙及六卷本，所以六卷本之底本館臣也未作交代。本書經過反復稽考，發現四庫六卷本，其分卷、篇目、編次與明天啓四年吴馡重編問青堂刊六卷《劉蜕集》完全相同，文字亦與問青堂本相差甚微，甚至連問青堂本出校的異文也照樣迻録，可見四庫六卷本所據乃問青堂本無疑。唯館臣鈔録時不慎，另生出一些新誤，故二者文字稍異。諸如此類的例子，本書中尚多，不枚舉。經過努力，本書所考四庫本唐集的底本，絶大部分有了準確的答案。

本書還基本查清了胡震亨《唐音統籤》、康熙敕編《全唐詩》所收百六家唐集的底本。

四

本書始撰於二十一世紀之初，現在已十多個年頭了。二十一世紀前後出版業的發展，在計算機、數字化、互聯網等高科技手段推動下日新月異，從前難得一見的大量唐集善本、珍本、孤本、秘本等等，魔幻般地變成輕而易舉即可獲取的通行本。諸如《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敦煌寶藏》、胡震亨《唐音統籤》，以及《中華再造善本》、《四庫全書》、《四部叢刊》等一系列叢書中的大量唐集珍本，還有各級各類出版社所出名目繁多的唐集珍本之影印本、校注本與域外回傳的諸多唐集善本，爲本書撰寫提供了極大的版本查閲之便。而網絡查詢的便捷，也爲獲取學界唐集版本研究的前沿信息提供了便利。二○一五年，筆者呈送本書初稿一百一十萬字，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獲準立項前後，筆者多次赴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充分利用時代惠賜的各種便利條件，具體稽考百餘家唐集的歷代傳本，努力將實證研究法、對比研究法、史學研究法與其他科學方法結合起來，以實證法勘察百六家唐集現存的數千種歷代傳本，尤其主要版本，盡可能地記録其“實然性”版本特徵；用對比法甄辨各家唐集形形色色傳本之間的種種差異，鑒别其品第優劣；以史學法從縱向的時間序列方面，釐清各家唐集歷代傳本間複雜的承傳關係和源流系統。百餘家唐集的考述工作脱稿後，經過反復修改，而今成爲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百餘萬字《唐别集考》。

十多年來，除去上課及先是帶碩士生、後來帶博士生，公餘之暇全都投入本書的撰寫中去了。十多年的唐集稽考實踐，筆者深感唐代文學燦爛輝煌，大家、名家如泰山北斗般受人敬仰，進而轉化爲巨大的長盛不衰的驅動力，推動百餘家唐集一千多年來奇幻般地演化成層出不窮的傳鈔本、刊刻本、改編本、評點本、注釋本、編年本、分類本、分韻本等等紛繁複雜的歷代各種傳本，和同樣紛繁複雜的大量書目、序跋、考論等文獻材料；而面對如此衆多的各種傳本和豐富的文獻資料，僅以個人十多年之努力稽考，其艱巨和困難可想而知。唯其如此，其間對各家唐集歷代傳本的考述及版本源流的梳理，缺點和錯誤勢所難免；何況有時當遍勘一家唐集的衆多版本，並綜覽各種材料對其版本源流系統形成一定認識之後，明知由於某些版本的散逸和文獻的不足徵，使得形成的認識尚有欠周嚴之處，卻還是堅持把這種認識記録了下來，因爲筆者深知，這樣的認識得之非易，且稍縱即逝，立此存照，對讀者而言或可成爲有益的借鑒，正如劉伯温的名聯云：“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吾心。”爲了共同耕耘好唐别集研究這片廣袤的土地，對於此類“欠周嚴之處”及其他舛誤，深望讀者諒之，博識君子，有以教之。

齊文榜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於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