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何明[1]

常言道：“文如其人。”学礼的这本书，和他已出版的著作《民族志电影的民族志》《被隐藏的相遇：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反思》《民族志电影实践手册》及发表的系列论文一脉相承，一如既往地追求内容的真实、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准确，而不屑于丽句清辞哗众取宠、叠床架屋炫耀学问，体现出他为人处事和学术思考的风格——朴实无华、清心寡欲、特立独行。

首先，该书是一本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的指导书。全书由单篇文章汇集而成，没有按照学术专著和教科书的章节体例编排，多数篇章呈现了作者学习、拍摄、制作及讲授民族志电影的具体事例、内心活动和自我反思，其中既有对民族志电影的意义、性质、特征等基本问题的论说，也有对镜头的意义表达、镜头之间的关系、影音之间的关系、镜头与影音之间的关系乃至留白等微观层面的技术性问题的解释。对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必备知识和技能的讲解，没有采取逻辑推导或综合名家言论的方式，而是通过讲述自己拍摄与制作民族志电影的经历及其细节娓娓道来。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抽象玄奥的理论，没有旁征博引的炫耀，让读者在生动的故事和具体的细节中领悟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的知识和方法。

其次，这是一部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民族志电影反思性理论著作。20世纪80年代前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创立的科学民族志范式遭受质疑，人类学家们开始怀疑他们宣称的对于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记录与解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人类学调查研究者的权力、价值、预设等对其民族志写作和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可能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保持纯洁性，于是出现了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杜蒙的《头人与我》等一大批反思民族志著作，打开了民族志生产过程的“灰箱”，把研究主体的自我反思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呈现于民族志之中。学礼的这本书把他学习、拍摄、制作、讲授民族志电影的经过以及拍摄民族志电影的田野过程公之于众，甚至自曝田野调查过程中似乎与民族志电影拍摄工作无关的各种“不务正业”，如“忙里偷闲一鱼竿”，在布朗山喝酒跳舞狂嗨之态被村民拍摄传到网上的尴尬等，基于此，该书展开了对民族志电影的反思，对于民族志电影的创作主体、真实性、“写实”等的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与辨析。在国内民族志电影界，学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该书具有理论反思的价值。

最后，该书隐含着探索影视人类学理论中国化的学术抱负。学礼在书中提出本土影视人类学理论需建立在本土民族志电影的“情景事实”基础之上的观点，说：“一旦摄像机被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摄像机便浸淫在了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从而衍生了摄影师和摄像机跟前人物的相处方式，导致了摄影师使用摄像机的不同方式，也将衍生出在性质和形式上有所差别的情景事实。”还说：“把本土民族志电影的情景事实纳入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思辨，大略能够更好地搭建起本土民族志电影生产实践，与本土影视人类学理论发展之间的桥梁。”学礼平时待人接物谦和低调，没有豪言壮语，但这本语言平实的书却透露出他难以抑制的建构中国化影视人类学理论的雄心大志。我期待着！

[1] 何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