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已的环境之下，考察“他者”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知自我、寻求变革的重要路径。近代中国人在认知世界与反观自我的过程中，不仅注目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大国或强国，还对希腊、埃及、波斯、印度、暹罗、朝鲜等弱国进行过细致考察。奥斯曼帝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特殊“他者”。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既非给予中国强烈刺激的西方大国，又非有着悠久交往历史的周边近邻，但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地位显要、民族命运相似、宗教接触较多的国度，始终抱有关注热情。现存各类型的中国近代史料文献，不仅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也呈现了当时中国人对于其发展历程的多样解读，更可由此反映时人的世界认识和自我定位。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公元14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兴起于小亚细亚，其最初的统辖区域非常狭小，只占有安纳托利亚的丘陵地带。经过几代君主的东征西讨，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渐渐夺取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均被纳入版图。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持续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到1517年，奥斯曼人已握有叙利亚、阿拉伯、埃及以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势力范围延伸至尼罗河流域。在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16世纪奥斯曼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军事力量强大，地理位置显要，是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长期的战争冲突与文化融合中，奥斯曼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奥斯曼帝国也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步入长达几个世纪的衰落期，这与其内外形势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就内部而言，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软弱无能，内政腐败日益加剧，财政危机越发严重，众多属国及地方封疆大吏的擅权和反叛愈演愈烈，帝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矛盾冲突频仍。就外部而言，西欧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迅速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而此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未能跟上世界新一轮变革潮流，原有的军事、文化、地理、商贸优势渐渐丧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逐步落伍。幅员辽阔、占据要津的奥斯曼帝国开始成为“近东问题”的发源地，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纷至沓来，用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法叩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在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中，帝国背负的不平等条约越来越多，丢失的领土和丧失的利权也越来越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整个帝国土崩瓦解，其欧洲、非洲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仅余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小块土地。
当然，奥斯曼-土耳其的近代史不仅是一部列强侵略和国家沉沦的历史，也包含人民反抗压迫、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从帝国晚期的种种西化努力到青年土耳其党的立宪革命，再到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和现代改革，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土耳其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恢复了国际地位，迈上了国家复兴的新征程。[1]
近代中国认知奥斯曼帝国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在处理涉外事务时会接触和了解奥斯曼帝国，也会从民族命运角度去比较两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第二类是在野的各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认知往往带有功利性，多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截取其历史的某个侧面，加以突出或阐发。第三类是知识分子，他们多是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时对奥斯曼帝国史事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展开专业化探究，其成果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认知的深度。第四类是普通民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接触到奥斯曼帝国的舶来物件或元素，从而形成中国民间社会的奥斯曼帝国记忆。第五类是回民群体，他们因与奥斯曼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对其也多有关注。
探究以上群体的奥斯曼帝国认知，有以下学术价值。
首先，把握近代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认知的特点和水准，有助于丰富两国关系史的研究。由于近代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实质性的外事往来不多，长期以来双边关系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但实际上，同英、法、俄、德、美、日诸国一样，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同样是近代中国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独特的审视意义和价值。因此，梳理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记录，无疑可以从认知史维度推进双边关系史研究。
其次，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丰富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信息的报道和评述，不仅有一般性的知识介绍，还蕴含着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和自我定位。人们往往将奥斯曼帝国置于国际大舞台之上，以亚洲乃至全球视野加以考察。透过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洞悉时人对于世界局势和列强动态的掌握、对于国际公法等重要知识的接受和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评价与反思。同时，通过考察这些认知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今人亦可深刻体认近代中国人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和情感。
最后，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中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因素。近代中国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关切点，多与自身时代命题紧密相连，对帝国历史经验的参照、借鉴和利用，实际上是在为中国发展改革所遇到的各类难题找寻解决之道。晚清以来，中国各政治势力、知识界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运动等不同历史阶段，深入观察和思考奥斯曼帝国的“变革”之路，充分利用相关史事，从事各自政治主张的合法性论证和宣传动员，并最终树立起以“中国本位”来观察奥斯曼-土耳其的新视角。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近代中国的诸多政治事件和社会思潮背后，有着奥斯曼帝国的明显影响。
二 已有学术成果回顾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土耳其观研究是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普遍忽视的课题。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持续推进，地处欧亚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双边关系获得国内外学界的格外关注，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做一综述。
（一）奥斯曼-土耳其认知的整体研究
早在1999年，北京大学董正华就对这一论题展开整体性探讨，其英文论文简要勾勒了20世纪中国人对凯末尔及现代土耳其的观察，其中涉及民国时期柳克述的专著《新土耳其》、《外交事务》杂志的“土耳其专号”，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毛泽东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等内容。[2]该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提示我们近代中土两国有着相似的命运，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考察是持续而深入的，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开了思路。2001年，肖宪等著《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设有“凯末尔革命与中国”一节，提及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及知识界“密切注视着土耳其的发展，而且还时常以土耳其为例子来激励自己的斗争”的有关史实。[3]
随后，两篇以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认识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推进了相关研究，各有贡献。2003年，浙江大学高冰冰的《从鉴戒到榜样：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复兴历程的关注及其所获得的启示》一文，以散落于报刊上的时人论述为基本史料，考察了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关注，指出晚清时期国人反复探究其衰落原因，以防中国重蹈覆辙，维新派和革命派还借助相关案例佐证变法或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民国时期国人通过对土耳其革命、改革的观察与思考，获得了许多极为新鲜和宝贵的启示，服务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2011年，北京大学吴伟锋的《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观（1842—1930）》一文依次考察了甲午战前、甲午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1—1930年不同派别的人物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讨论，较大地拓展了这一论题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2017年，昝涛的《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一文追溯了唐代以降中国与土耳其对彼此形象的建构，指出双方的认知均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4]2019年，张文倩从“相似论”的角度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奥斯曼帝国改革运动的看法。[5]
此外，有关明至清中前期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也曾引起学界关注。1957年，中国台湾学者周宏涛、许卓山考订《明史》中鲁迷国五次朝贡的记载，认为“鲁迷”即奥斯曼-土耳其。[6]2008年，日本学者小沼孝博利用满语、汉语、俄语等多语种史料，考证指出清中前期史料中记载的“控噶尔国”即奥斯曼-土耳其。相关信息多通过俄罗斯、哈萨克、浩罕国及厄鲁特等地传入清廷，以18世纪后半叶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的论述最为详细。[7]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钟焓的《控噶尔史料评注》一文进一步发掘了蒙古语、藏语史料中的“控噶尔”记载，丰富并修正了小沼孝博的部分观点，认为“哈萨克人和土尔扈特人使用的控噶尔一名，并非仅仅是指奥斯曼土耳其人，还经常用于指涉受其庇护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栖居游牧于库班河流域的诺盖人”。[8]同年，香港大学Matthew W.Mosca的《帝国与边疆知识的传播：清人的奥斯曼帝国观》一文详细梳理了奥斯曼帝国知识的早期来源与传播，指出与俄国冲突频仍的奥斯曼帝国最先引起了满蒙官员的注意。随着乾隆后期四库全书等大型纂修工程的启动，汉族知识分子在与满蒙知识分子的交流中获取了“控噶尔”知识。嘉庆以后，私人著书的流行、考据学及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使有关“控噶尔”的汉语材料获得空前重视，满蒙官员见闻性质的资料价值下降。鸦片战争后，国人开始立足西方译著解读奥斯曼帝国，“控噶尔”为“土耳其”取代，沦为历史解释的一个注脚。[9]2014年，钟焓利用图理琛出使之前清朝与相关邻邦交往的记载，提出约在17世纪下半叶，清廷已通过中介渠道了解到土耳其苏丹被称作控噶尔，适足修正了清朝直到18世纪才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具有一定认知的传统观念。[10]
（二）民族主义视角的研究
近代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观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存在互动关系。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一书就从这一视角出发，指出在晚清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角度，对奥斯曼帝国衰亡史进行了书写。美国学者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一书，以全球观念、世界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关系为视角，将土耳其革命作为透视点，阐述了191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土耳其革命活动的一系列观察和解读，如土耳其革命对反清革命道路正确性的肯定、土耳其革命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土耳其革命与革命党的组织机构、革命动员、土耳其革命与军队等。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土耳其革命中获取支离破碎的教训，使革命、立宪、广泛的政治动员以及军事主义这些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基本要素在1910—1911年得到整合，为反清革命提供了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刘洋的《“东方病夫”视野中的“欧洲病夫”——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土耳其的观察与认知》一文，也继承了上述视角。该文考察了甲午战后处于危机意识下的中国知识界对“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的持续观察和认识。作者分别从“病夫论”“少年论”“革命论”的角度，简要论述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国族构建努力，进而透视中国政治、思想现实与西方复杂的纠葛和互动。[11]
2015年，周积明、李超的《清末立宪运动宣传中的亚欧视角与中国主题》通过考察清末报刊上关于奥斯曼帝国等亚欧国家立宪运动的宣传、报道和评论，揭示其中蕴含深刻的“中国主题”和丰富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而强调清末的中国立宪与俄国、波斯、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以内在的一体性和关联性相为呼应，共同造就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欧大陆波澜壮阔的立宪风潮。[12]
（三）重要人物及群体的奥斯曼-土耳其观研究
近代中国重要人物及群体的奥斯曼-土耳其认知，一直是学术界用力最勤的领域。2000年，戴东阳以康有为的奥斯曼帝国观为切入点，剖析了其联英策，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联英外交主张的形成，根本依据是当时与中国国际境遇非常相似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引鉴与中国同病同形国家的历史，作为推断中国外交对策的依据，是康有为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一个明显区别。该文还分析了康有为的知识来源及借鉴无成效之原因。[13]张晓川细致探究了清末外交官张德彝《航海述奇》系列中的奥斯曼记述，指出其中所谓“土耳其事情”或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或为编制出的寓言故事，皆隐有所指，而一些看似得自与“土耳其人士”的偶遇交谈，也多系子虚乌有，出于捏造，意在指桑骂槐、借土讽中。[14]
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政党对土耳其革命的考察及反应，与中国自身革命实践有着密切联系，也成为学界研讨的重要议题。早在1994年，林承节就记述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观察与评论，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土耳其革命完全支持，赞扬了青年土耳其党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顺时势以为进步”的进取精神。同时，革命派也对土耳其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提炼，如革命要彻底，不能搞妥协，唯革命才不致遭瓜分之祸。[15]还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中国革命者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彼此的观察。[16]
2000年，罗福惠在论述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既迟又少的原因时，特别谈到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指出苏俄（联）对凯末尔革命给予了道义上、物质上的巨大援助，使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很快取得胜利，但土耳其并没有对苏俄（联）“一边倒”，反而与苏发生高加索领土争执，并开始迫害共产党人，这些使苏共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使成功，也不一定能转变或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很可能发生分裂。故1922—1925年，苏俄（联）和共产国际中对援助孙中山持谨慎态度的人始终担心他会成为“凯末尔第二”，而主张援助孙中山的人不得不反复说明他不是凯末尔，这显然对是否援助孙中山产生了困扰。[17]2009年，黄志高从中共与凯末尔革命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该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由于卷入苏联党内斗争，莫斯科的决策者不顾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教训，对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可能性掉以轻心，在国共两党之间更加偏重和依赖国民党，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18]黄志高的另一篇文章还专题讨论了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认为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均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有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19]此外，吴文浩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中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20]
回族知识分子与土耳其的交往及其相关认知，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撒海涛、闫蕾霖考察了王曾善、马宏道、马明道等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观察，提示应重视他们基于自身身份的多重属性（中国国民和穆斯林）所做出的反思与借鉴。[21]刘义重点梳理了民国时期王曾善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求学、率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土耳其以及宣传中国抗战的史事。[22]
此外，尚有一些学者运用奥斯曼-土耳其方面的文献，反向探究土耳其人的中国观。土耳其学者Serdar Palabıyık考察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来华者游记中的中国、日本及韩国记述，指出奥斯曼旅游者描绘了殖民主义者在远东的激烈争夺，并提出构建“东方统一体”的设想。[23]Furkan Erdogan梳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宫廷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出版物中有关中国的记述，揭示了这一时期两大帝国之间形成的“同情”，以及亚洲主义和东方主义思潮对于奥斯曼帝国改革者的影响。[24]吕承璁还以成立于1935年的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为主体，梳理了土耳其汉学发展的流变和特征。[25]
（四）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关系史研究
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外交交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为近代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关系史的宏观层面梳理。相关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展开。1934年中国和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年《东方杂志》就发表了王光的《中土外交关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国官方从接触、谈判到发生摩擦争执再到最终建交的曲折历程。该文还论及旅土华侨的建交愿望和新疆省长反对贸然建交的意见。[26]1936年，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王芃生也对中土双边关系进行了追溯，指出郭嵩焘、曾纪泽担任驻外公使期间，土耳其外交人员曾提出订约、合力攻俄的愿望。1937年，林万燕的专著《土耳其最近之外交政策》也辟有“中土之外交关系”一章，对晚清民国时期两国的外交往来进行了细致讨论。[27]20世纪80年代杨兆钧的《中土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张铁伟的《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21世纪以来黄维民的《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等，或简要回溯了近代中土官方围绕建交问题的曲折谈判历程，或勾勒了双方民间商贸、文教往来的简况。
其二为近代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中央层面的官方交往。土耳其学者Barış Adıbelli的《奥斯曼以来的土中关系》利用土方档案披露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遣使来华交涉的重要史实。[28]ŞunlarıYazdı（娜姿妃）的《中国和土耳其外交关系之研究（1923—1949）》叙述了1923—1936年中华民国与土耳其外交关系建立之经过，包括外交交涉过程、签订条约所遇到的阻碍、双方使节派遣的过程。作者利用熟悉中文和土耳其文两种语言的优势，充分发掘了两国所藏的外交档案，叙述了两国外交使节在派驻国的活动细节，并介绍了中土建交之后双方在经济、军事、留学生领域的交流情形。[29]Eyup Ersoy的《土耳其与中国军事关系》还侧重介绍了中土军事方面的关系。[30]陈立樵从中国对无约国的立场出发，探讨了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及新疆省长对于新疆土耳其人案的处置，认为此案既凸显了杨增新处理外人滋事的务实态度，也可看到中国政府在修约外交中维护权益的一面。[31]此外，A.Merthan Dündar还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档案馆、土耳其共和国档案馆所藏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涉及中国问题的档案进行了介绍。[32]
其三为近代奥斯曼帝国对中国新疆的渗透。许建英的《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一文指出，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是在一种非常状态下开始的，土耳其借助阿古柏侵略政权向新疆渗透，带有扩张性，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民国时期土新关系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演变的，土耳其与中国新疆的往来始终没有获得新疆地方政府的认可，更没有获得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而是一直处于某种特殊的“民间”状态。[33]许建英的另一篇文章利用两位奥斯曼帝国军官的忆述，探究了奥斯曼帝国对阿古柏伪政权的军事援助情况。[34]此外，苏北海的《近现代大土耳其主义、大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危害》（《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潘志平的《“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8）、厉声的《“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的由来与发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以及外国学者Mehmet Saray、Hodong Kim等均探究了阿古柏伪政权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关系、土耳其“双泛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影响。[35]Hee Soo Lee还探讨了1901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欧洲国家对于奥斯曼帝国来华使团的反应和应对。[36]
（五）研究现状简析
目前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的研究，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研究水平和层次不低，充分证明了该选题内在的学术意义。学者的论著各具特色，既有时段性的整体探讨，也不乏从某一特定角度的透视，大多拥有较好的问题意识，资料运用上也日渐丰富，这既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一定挑战。不过就笔者所见，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其一，从研究对象上说，无论是研究时段还是讨论的话题，都有一定的缺漏。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时段，即甲午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革命和建国初期，相对忽视了甲午战前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情况。一些重要议题尚未纳入讨论范畴，如没有系统归纳近代中国人认知奥斯曼帝国的途径。而两国外交往来对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认知的影响问题，也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其二，从研究理路上说，研究者的解释取向往往较为单一，不利于全面把握该问题的整体情形和多样内涵。学者或偏重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奥斯曼帝国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或对近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奥斯曼帝国形象持相对单一化的理解，以致论及晚清国人的奥斯曼帝国印象，总以“病夫之国”概括之，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只作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榜样”。当然笔者必须申明的是，这两种分析模式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读者快速把握该议题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但或许它们不应成为研究的唯一切入点。为避免对奥斯曼帝国形成简单化的刻板印象，我们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多角度地揭示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其三，史料开掘方面亦有一定的空间。目前学者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多集中于知识分子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土耳其研究专著、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期刊以及近代史料数据库的使用亟待加强。
三 本书写作思路
如前所论，“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观”这一课题无论在分析理路的提炼、具体观点的表述，还是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本书秉承“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之原则，系统梳理奥斯曼帝国认知的历史渊源、信息获取及基本文献，在此基础上，尝试改变以往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模式，从问题意识出发，将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区分为三个层面加以把握。在每一专题内，论述又尽量兼顾时间顺序，如此既可以把握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认知的演变过程，也能够相对集中地反映本书的问题意识，即近代中国人奥斯曼帝国观的研究价值在于“世界新知的获取与全球视野的拓展”“西方之外的一个特殊‘他者’”“他者之路的思索与自我道路的追寻”。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奥斯曼帝国知识的记述与传播。近代中国人所获取的各类奥斯曼帝国信息和知识，是中国人世界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关于该帝国的记述和认知深浅不一、侧重有别、各具特色。这些丰富的信息和知识通过出版事业、课堂教育、文体活动，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熟悉。与此同时，在更多普通中国民众心中，奥斯曼帝国并不总是与民族主义、国家兴衰这类沉重话题联系在一起，一提起它，人们会立刻想起土耳其浴、土耳其鸦片和土耳其地毯，这或许才是民间社会对于帝国最为经典的记忆。通过触碰这些问题，我们能够以丰富的材料和多维的视野，提供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观之系统完整的知识史面貌。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聚焦奥斯曼帝国，把握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论述，不仅刻画与塑造了其在中国的形象，还体现了国人对于自我及世界的看法与定位。作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他者”，奥斯曼帝国在近代中国人的域外认知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虽然与英、法、美、德、日、俄等与中国有着较为频繁往来的国家相比，其与中国的交往较少，只是中国外交事务中一个较为边缘的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有着独特的审视意义和认知价值，作为中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构成了中国人观察自我、他者与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就帝国形象而言，晚清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不仅是一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病夫”国家，有时候似乎还远远落后于中国，是中国知识人在面对西方的强势压迫时抒发大国心态和民族自信的慰藉物；有时候似乎又强于中国，奥斯曼人的充沛体力、战斗精神和宗教热情，曾经成为刺激国人奋起自救的一剂良药。同样，在民国时期，走向现代的土耳其不仅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复兴”的话题也得到中国知识人关注，并引以为鉴。就全球视野的展开而言，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定位反映了国人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把握，将这样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动态纳入考察范围，并与自身的国家安全勾连、比对，体现了国人世界眼光的拓展。而突出奥斯曼-土耳其的亚洲地位和属性，看重土耳其民族复兴的成功，将其视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化建设的典范，甚至视为东方国家的门户和守护人，则体现了奥斯曼-土耳其曾历史地成为中国人重构亚洲秩序的重要凭借。在透析西方外交法则方面，奥斯曼帝国以切身的经历和实践，帮助国人洞悉了西方主导的外交法则之片面性和不公平性，有助于提高对列强侵略性的警惕和防范。可以说，近代中国人正是通过了解和认知奥斯曼帝国这类国家的斗争和命运，更加懂得了如何用外交法则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切，都是西方列强的行为和经验所无法提供的。
第三个层面是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展之史的借鉴与反思。这个遥远的国度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中国所遭受的各种侵略，它都先一步碰到，并留下诸多经验教训，它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又给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并由此掀起一股学习热潮。于是，在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上，奥斯曼-土耳其的经验和教训比之西方国家，更具针对性、参照性和实用性。在晚清，面对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时代主题时，人们自觉透过奥斯曼帝国之镜，去摸索教案、外债、铁路等新课题的解决方策。在面对革命、改良的道路选择之际，1908年土耳其立宪革命给予各派表达政治主张的绝佳机会：清廷官员或忧思立宪带来的皇权丧失，或指摘高层的步伐滞后；革命派以此倡导武装革命，推翻满人统治；立宪派则敦促清廷立宪，反思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延至民国，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建国运动，又成为中国各政治势力及知识界从事合法性论证和政治动员的绝好武器。
此外，在史料发掘方面，本书借助各类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首次系统整理和发掘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各类型文献资料，并从文献的类型、数量、作者、年代、内容及意义等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初步概括出中国人认识奥斯曼帝国的某些特点。就档案史料而言，本书运用了新近出版的晚清民国外交档案汇编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等所藏档案资源。就报刊史料而言，本书补充使用了西方传教士、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期刊，并利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网络资源，丰富了史料来源。就专著而论，本书征引了大量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日本学者的论著，国人的史地著作、土耳其研究专著，以及外交史、革命史、回族史、军事史、历史地理等各学科领域的通史类专著。就文集、日记、家书、游记等材料来说，本书的特色在于利用了一些清代名臣的日记、家书，搜集并使用了大量中国驻外公使及赴土耳其学习、参观、游历者的日记、游记和报告，等等。
[1] 有关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可参见〔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三联书店，2011；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Erik J.Zü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Tauris，1993；等等。
[2]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Ankara Ü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Uluslararasl Konferans：Atatürk Ve Modern Türkiye，Ankara Üniversitesi Basimevi，1999，pp.669-675.Atatürk（阿塔图克）是凯末尔被赐予的姓，即“土耳其人之父”的意思。
[3] 肖宪等：《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69页。
[4] 昝涛：《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1期。
[5] Zhang Wenqian，“‘The Turks are the Most Similar to Us’：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 Movements 1843-1913，” MA Dissertation，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2019.
[6] 周宏涛、许卓山：《中土关系史概要》，周宏涛等：《中土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第21—22页。
[7] 〔日〕小沼孝博：《“控噶尔国”小考——18至19世纪欧亚东部奥斯曼朝认识之一端》，《民族史研究》第8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153—163页。
[8] 钟焓：《控噶尔史料评注》，《民族史研究》第9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46—91页。
[9] Matthew W.Mosca，“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70，No.1，June 2010.
[10] 钟焓：《清朝获悉土耳其素丹称号时间考辨》，《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1] 赵刘洋：《“东方病夫”视野中的“欧洲病夫”——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土耳其的观察与认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八届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2013年12月，第792—807页。
[12] 周积明、李超：《清末立宪运动宣传中的亚欧视角与中国主题》，《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3] 戴东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土耳其观与其联英策》，《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14] 张晓川：《骂槐实指桑——张德彝〈航海述奇〉系列中的土耳其》，章清主编《新史学》第11卷，中华书局，2019。
[15] 林承节：《〈民报〉和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革命》，《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16] Gong Chen，“Revolutionaries on Revolutionaries：How Chinese Xinhai Revolutionaries and Young Turks Viewed Each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2022，pp.1-13.
[17] 罗福惠：《苏俄（联）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18] 黄志高：《凯末尔革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华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9] 黄志高：《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0] 吴文浩：《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21] 撒海涛、闫蕾霖：《民国回族学人视野中的土耳其论述》，《北大中东研究》2018年第1期。相关研究还可参见Zeyneb Hale Eroglu Sager，Islam in Translation：Muslim Reform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Modern China，1908-1957，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2016。
[22] 刘义：《信仰·知识·人格——王曾善（1903—1961）与中国—土耳其的人文交往》，《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相关研究还可参加郑月裡《理念与实践—：“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形成与影响》，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958—978页；Wan Lei，“The Chinese Islamic ‘Goodwill Mission to the Middle Eas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Vol.29，No.2，2010，pp.133-170。
[23] Mustafa Serdar Palabıyık，“The Ottoman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ilig-Turk Dunyasl Sosyal Bilimler Dergisi，No.65，March 2013，pp.285-310.
[24] Furkan Erdogan：《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对中国的认识及反思》，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8。
[25] 吕承璁：《长城外的记忆，万里寻古——从安卡拉大学汉学系看土耳其汉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山大学，2015。
[26] 王光：《中土外交关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东方杂志》第31卷第22号，1934年。
[27] 林万燕：《土耳其最近之外交政策》，正中书局，1937，第61—65页。
[28] Barış Adıbelli，Osmanlıdan Günümüze Türk-Çin İlişkileri，İstanbul：IQ KültürSanat Yayıncılık，2007.
[29] 〔土〕娜姿妃：《中国和土耳其外交关系之研究（1923—1949）》，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12。相关研究还可参见Dr.Öğr.Üyesi Cihat TANIŞ.ATATÜRK DÖNEMİ TÜRK-ÇİN İLİŞKİLERİ（1923-1938），Journal of Ağrıİbrahim Çeç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AİCUSBED 6/2，2020，pp.297-310；Demircan Necati，“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Republics：The Republic of Turke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3-1949），” BRIQ Belt & Road Initiative Quarterly，Vol.3，No.1，2021，pp.26-39。
[30] Eyup Ersoy，Turkish-Chinese Military Relations，Ankara：Usak，2008.
[31] 陈立樵：《欧战时期中国的无约国外交：以新疆土耳其人案为例》，廖敏淑主编《近代中国外交的新世代观点》，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第五章。
[32] A.Merthan Dündar，An Analysis on the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Materials in the Ottoman and Republic Archives of Turkey，《欧亚学刊》2009年第9辑。
[33] 许建英：《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34] 许建英：《从两份档案看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支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
[35] Mehmet Saray，The Russian，British，Chinese and Ottoman Rivalry in Turkestan，Ankara：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Printing House，2003；Hodong Kim，Holy War in China，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1864-187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相关研究还可参见Dr.Öğrt，Üyesi Asuman Karabulut，“Diplomatic Instrumentation of the Caliphate Author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estan Khan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Vol.13，No.6，2021，pp.1831-1851；Dr.Ali Osman AKALAN.OSMANLI DEVLETİ İLE KAŞGAR EMİRİ YAKUP BEG ARASINDAKİ İLİŞKİLER，AVRASYA Uluslararası Araştırmalar Dergisi，9（29）2021，pp.354-366；Doç.Dr.S.GÖMEÇ.DOGU TÜRKİsTAN’DA YAKUB HAN DÖNEMİ VE OS-MANLı DEVLETİ İLE İLİşKİLERİ，OTAM Ankara Üniversitesi Osmanlı Tarihi Araştırma ve Uygulama Merkezi Dergisi，9，1998，pp.149-153.
[36] Hee Soo Lee，“The ‘Boxer Uprising’ in China and the Pan-Islamic Policy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Acta Via Serica，Vol.3，No.1，June 2018，pp.103-117.相关研究还可参见Doç.Dr.Cengiz MUTLU.BOKSÖR AYAKLANMASI VE SULTAN ABDÜLHAMİD’İN NASİHAT HEYETİ，Türk Dünyası Araştırmaları，123（243），2019，pp.313-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