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亚形势新变化动因

中亚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从大国关系变化看，美国对其中亚战略实施重大调整是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反映了美国深层次、长期性的战略意图。

首先，对华遏制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并呈长期化、全域化走势，决定了遏华制华是美国在中亚地区新的长期战略目标。当前美国国内政治高度极化，社会严重分裂，但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对“以中国为首要对手”却高度一致。在代际层面，冷战末期和冷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精英对华态度更趋强硬。为维持霸权地位，美国对华遏制不会因政党轮替和代际更迭而休止，且将逐步升级加码。同时，美国穷尽各领域政策工具，在全球全面布局。美国动用关税霸凌、长臂管辖、产业链封锁、金融制裁等武器，旨在打压中国经济，使中美经济“脱钩”。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妄图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美国对台军售，加强美台官方交往，频频挑战中国底线。美国阴谋策动“港独”暴乱，声援“东突”组织，舰机屡次在南海越界，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安全。美国在中国周边推行“印太”战略，从东、南、西南向中国施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重要经济伙伴中炮制、散播“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美国已视中国为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挑战，战略压力和焦虑俱增，加大在中亚地区对华遏制力度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其次，中国推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彰显了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且对整个地区形势和格局的走向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令美国芒刺在背，压力陡增。随着“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等新理念和“两个构建”新主张日益为中亚国家所接受，中国对中亚地区秩序的影响力大幅增强。对此，美国危机感骤增。美国官方、学界均呼吁要发挥优势，与中国正面竞争，称如果继续无所作为，将“坐视中国建立欧亚主导地位”。阻止在欧亚大陆上兴起一个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一直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长期不变的地缘战略利益，加强对华遏制正是这一战略图谋的集中体现。

最后，经过多年经略，美国业已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形势和格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中亚国家影响力总体呈增强态势，各国也普遍推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这使美国认为有机可乘，产生错觉和盲目自信，从而在遏华制华问题上铤而走险。苏联解体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一直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一超”地位以及强大的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也使中亚国家对美国趋之若鹜，美国被各国普遍视作制衡俄罗斯的主要依托。欧、日等在中亚地区一直与美国紧密配合，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盟友。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之争，并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加之与美国走近，被美国视为在中亚地区对华遏制可以利用的力量。

从地区情况看，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内在的强大动力。从政治上看，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稳定为先的治国原则，并建立起“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权体制，有效地抵御了“三股势力”“颜色革命”，保持了政局高度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加之首任总统卡里莫夫步入暮年，这一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体制活力严重不足，不但导致政令不畅，更对国家经济发展构成阻碍。从经济上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虽然也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更多保留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做法，统得过死，活力严重不足，同时经济开放度不高，对外资限制过多，管理方式落后僵化，加之自身是一个双内陆国，面临较大的人口、环境压力，原有发展模式遭遇瓶颈，难以为继，唯有改革才是出路。从外交上看，长期以来，受跨界河流开发、领土和民族争议等问题影响，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一直不睦，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周边环境不佳，不仅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形象，也对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形成越来越多的制约。在此背景下，尤其是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动力不足、需求减弱的不利局面，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是乌兹别克斯坦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

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亚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一直在积极推进符合自身特点的政治改革，近年来在确保总统基本权力的同时努力扩大议会权限，增强政党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纳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权力交接日显紧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纳扎尔巴耶夫果决地宣布辞职，由托卡耶夫接任。这是纳扎尔巴耶夫实施的富有远见的重要改革，是其积极推进的具有哈萨克斯坦特色的政治改革的必然产物。

从中国的情况看，以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建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标志，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入新时期。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迎来新高潮。目前，中国已是中亚国家主要的经贸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中国市场对中亚国家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高度。[4]在此背景下，中亚出现一些对华负面因素是毫不奇怪的，是中国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面对地区国家多样性和差异性求同存异？如何面对多种地区治理机制和方案并存甚至相互排斥寻求最大合作公约数？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克服“走出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中国需要学习改进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也是中国在中亚必然要经历的另一种“成长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