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基础

一 复杂系统理论

系统论是20世纪30年代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创立的，系统论成为不同学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复杂系统理论中系统性是其核心原理，将研究对象或者问题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认为系统是由众多要素以及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彼此影响，并且不断地与外界环境发生流的交换，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形态结构、关联功能的有机复合体。其系统整体的结构、功能是由其组成要素或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共同决定的，系统的发展、演化是由其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耦合而引起的。同时，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性、多元性、相关性、动态性、层次性、开放性和协同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学术界在探讨研究对象或问题的本质时常采用复杂系统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圣塔菲研究所（SFI）认为复杂系统存在两类演化系统——非适应性演化系统和适应性演化系统，主要关注的是适应性演化系统中产生的复杂性，著名遗传算法之父约翰·霍兰（John Holland）于1994年将其定义为复杂适应系统，简称CAS[37]。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由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构成的开放系统，各子系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发展和演变，城乡资源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流动均表现出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组织特征。在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探讨中，学术界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主要表现在结构、关系、行为、评估、建模等方面，因此系统科学和复杂系统理论在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系统复杂特征中表现出较强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和方法论的普适性。关于复杂系统理论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应用研究，段丹华提出区域的综合系统及子系统之间在共同演化、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保持利益平衡，复杂系统理论为整体把握区域协调发展机理的宏观分析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实现功能分工，推进区域协作，并建立相关的制度来调节矛盾和冲突，实现整体协调发展[38]。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一项大而复杂的工程，相关研究也需要从系统、全面的角度来审视、分析和思考新型城镇化系统的内涵和体系。

二 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赫尔曼·哈肯（H.Haken）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哈肯指出协同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是通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自组织协同作用来实现的，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和协调一致的共同作用，这种联系、影响和协调一致的关系被称为“协同”。协同作用和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状态下由无序走向有序的不同阶段，协同学的框架包含不稳定原理、支配原理、序参量和自组织原理，系统自组织取决于少数序参量的变化，参量变化引起涨落，引诱系统演化和结构变化，而认识新的有序结构，放大非线性相关作用的关联和序参量的形成，加快系统的进化[39]，耦合协调度则有效度量系统由无序转变为有序过程中系统内部各个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大小。

协同学理论在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土地利用的外延式扩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和规划管理粗放等问题的协调有序发展上提供了有效途径[40]。此外，协同学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均取得显著的成效，徐大伟等指出协同学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保障条件，有利于“三化”在系统协同条件下经济利益趋同，从而产生同步效应[41]。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加快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源泉，因此需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素融合和产业集群、资源利用和技术创新等之间的关系，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自组织系统的协同健康发展。

三 区位理论

（一）地区差异理论

受地理空间的差异影响，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在空间上表现为地区差异是必然的。区位理论认为工业集聚区拥有不同区位，导致人口、物质、资源等要素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同，整体来看，城市领域的集聚程度较高，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比较大的潜力和优势，主要由个别增长点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区域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分布差异、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历史基础、设施现状、产业结构、经济重心、文化程度及科技创新水平、协作配套条件等因素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因素产生不同的经济价值，导致经济驱动创新力和空间运动形式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城镇化水平。

（二）资源禀赋理论

资源禀赋又叫要素禀赋，广义上指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密切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对外经济关系等，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距较大[42]。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劣，20世纪中期以前，发展经济学一致认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蒂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指出资源禀赋优越阻碍经济增长，随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悖论关系研究演变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相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是负相关的关系，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限制作用；并得出优良的制度、物质资本、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有利于以资源助推经济增长。

（三）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是机会成本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同的国家之间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最后实现获利的双赢局面[43]。赫克希尔-俄林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增加了区域不同商品的产出规模，国家应该出口需要丰富要素禀赋生产的商品，进口需要扩大要素禀赋生产的商品，从而获得比较优势[44]。现代经济学则指出劳动力是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关键要素，且不同情形下多要素比较优势难以解释，因此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发展水平、内容和技术可获得性的差异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影响区域分工、要素流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不同的规模收益，对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效益。从不同城市的专业分工精细度来看，宏观表现在资源配置、劳动力要素成本、产业结构和布局上的动态转化，以分工强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来培育城市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城镇化的协调水平。

（四）要素流动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不同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不仅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影响和改变地区产业结构，还能激发更多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参与生产，促进经济的增长。生产要素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自由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融合，推动城镇化发展。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相辅相成，但是不同要素在空间区域的流动方式不同，并且不同要素流动的依据随着区际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的演变而不同。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会带来产业的转移，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动导致产业产值动态转移，影响劳动力人均收入的高低[45]。劳动力、资金要素分别凭借地理空间的连接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生产环境的差异对产业转移产生负面影响，技术流动凭借科学及技术水平的差距，且流动性高达某一临界值时将扩大区域经济差异水平，制约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加重“城市病”的蔓延。

四 城镇等级理论

1932年克里斯塔勒通过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描述提出了中心地理论。该理论的中心地可理解为城市或城市中心，指在一个区域内居民所居住的周边地域，尤其是给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方，城镇等级的分布呈现明显的正六边形特征，即任一级别的城镇周围都有六个次一级别的城镇分布[46]。由于城镇等级的划分依据众多，例如非农业人口规模、城镇占地规模、行政级别、城镇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等，故形成多种分类体系。我国城镇的等级主要划分依据为人口规模，我国城镇分为国际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省级中心城市、地级中心城市、县级中心城镇和一般集镇等。整体而言，城镇等级理论认为等级越高，提供的消费品等级越高、服务类型越多、吸纳能力越强、综合竞争力越大，并且高一级城镇可以提供次一级城镇需要的全部消费品和服务。

城镇等级与城镇规模息息相关，等级越高，规模越大，资源集中程度越高，城镇的集聚力和扩散力越大[47]。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经济的驱动，根据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影响能力划分城市等级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城镇等级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复杂地理区域系统，是不同地域和功能分工相互耦合组成的有机体系，强调区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层次性。根据城镇等级体系的划分依据和标准，特定地域系统中城镇等级越高则其规模越大，数量越小；反之，城镇等级越低则其规模越小，数量越多，并且区域的城镇等级体系具有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特征。

五 诺瑟姆曲线理论

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Ray M.Northam）1979年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提出“城市化过程曲线”，把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人口比重的演变历程概括为一条稍微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呈现一条“逻辑斯蒂”曲线，并将城镇化过程分为城市水平较低且发展较慢的初级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高质量阶段等三个阶段。

起步期城市化水平低于25%，发展水平低，速度缓慢，历经时间长，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中期加速阶段（加速期）城市化水平超过30%，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占区域人口比重达60%～70%，“城市病”开始显现。后期高质量阶段（成熟期）城市化水平高于70%，经济发展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甚至出现停滞，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或减少的发展时期，城乡发展剪刀差进一步缩小，区域空间一体化加快。关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研究，有学者尝试使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发展的“S”形曲线进行测算，验证了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与诺瑟姆曲线理论相一致。白志礼等通过模型测算我国四大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发现城镇化率达到30%和70%时分别进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48]。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如图1-1所示。

图1-1 诺瑟姆“S”形曲线示意

结合CAS理论，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形成是自组织系统在复杂性与有序性整体上涨落的结果，系统向自组织的临界状态不断发展，在经济、社会、产业、空间等不同层次系统、不同要素间的多重作用下，城镇化系统向稳定阶段发展。结合诺瑟姆曲线发展阶段理论，起步期是系统的涌现生成阶段，生成主体通过自组织系统生成，不断与外界交互产生系统的整体涌现，城市化进程开始缓慢发展；加速期是系统的协调发展阶段，系统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熵增加，城镇化进程在波动中加速，系统间通过非线性竞争与协同不断涨落并向高级稳定发展状态演化；成熟期是系统的临界相变阶段，当系统涨落达到临界阈值时，原本稳定的系统结构发生相变，向更加高级有序或混沌的状态发展。

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市场的联系与要素流动为城镇发展架起了重要的经济纽带。城镇化系统较复杂，不同等级城镇之间的自组织系统和他组织系统的要素和发展环境有所不同，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自组织系统的协调发展。协调指系统及要素之间互相适应、相互配合、共同协作、彼此促进共同呈现的一种良性循环状态，进而推动系统的总体目标向更高层次发展。本书中协调发展的内涵是指区域新型城镇化自组织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表现在城市与农村、区域之间，城镇化系统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空间等系统及要素间的相互影响、配合、协作并促进区域新型城镇化系统达到良性循环的态势，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自组织系统的结构从单一到复杂、从无序到稳定、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系统自身协同发展、适应外部环境的内在表现，城镇依托其不同的空间区位、经济环境、人口规模、生产要素等物质载体，结合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制定区域产业分工及城镇发展战略，加强了城市与城镇之间的联系，以产业集聚带动城市的综合发展，进而影响城镇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协调水平。

六 相关理论基础

（一）农业剩余学说

农业的发展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剩余方面为城镇提供生产要素。城镇的发展要求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和集中，这些生产要素很大一部分是由农业剩余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来提供，城市经济的高效率和高收益吸引着这些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农业的发展在城镇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理论

城镇化与工业化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密切相关。工业方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同时城市这一区域为工业的集聚提供了空间条件。在城市中工业集聚式发展吸引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集聚，在此过程中，城市规模的增加和功能的提升也保障了工业方面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环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聚集效应会对工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动力，反过来工业化的高速、持续发展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三）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与升级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在不同方面依次促进着城镇化的发展，第一产业对城镇化的基础条件形成一定的推动，第二产业则扩大了城镇化的规模，第三产业提升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四）制度变革与城镇化

构建合理的积极的制度对城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积极有效的制度能提高现代农业的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使农业能够充足地提供给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积极有效的相关制度及制度创新为非农业方面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与条件，也能够充分吸收利用农业所产生的剩余要素，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也提高了城镇化的水平；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中的有关基础设施、城镇建设、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全面推进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