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本辑是《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辑（总第十四辑），共收录了十二篇文章。从主题上看，既有关于学科史、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问题的理论观察，也有围绕国家自主性、民主理论的系统反思，还有立足国别问题的具体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汇聚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纷繁绚烂的学科图景。为了全景式地进行展现，马雪松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置于社会科学演进及各学科交融的脉络之中，通过考察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新旧制度主义路径的演变历程，以及新制度主义四个主要流派在政治科学中的确立过程，跟踪评价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了整体把握。

现代比较政治研究以世界各国实现现代性的途径为问题核心，通过比较方法在“共时性”因果分析与“历时性”次序组合之间取得平衡结果，寻找与价值关联相一致的发展之路。邢瑞磊立足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自觉”维度，剖析了当前比较政治学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三大理论范式的内在逻辑，进而探讨在确立现代性道路这个核心问题的引导下比较政治学“三大理论范式”融合的必然性。

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关于定性与定量“两种传承”的争论长期存在，但立足同一议题下对两种方法进行对比的文章倒不多见。释启鹏、陆屹州关注到这一点，以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五个相关假设，分别用定性比较分析与逻辑斯蒂回归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在中等规模样本的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在识别必要条件以及条件组合上具有独特优势。这对于强化两种方法的理论认识具有参考价值。

国家自主性作为国家回归理论的核心概念被提出以来，作为国家中心理论范式进行社会政治分析的重要理论范畴，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科学分析的诸领域。曹胜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变革进行梳理，提出其经历了从“分殊”到“嵌入”的变革历程，前者主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凸显国家与社会在组织特质上的差异对立；后者则在国家与社会分殊基础上，考察国家对社会的嵌入，强调国家的嵌入式自主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罗伯特·达尔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学者。牟硕经过观察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但对其程序民主理论的关注偏少。因此，他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通盘审视，重点描述了狭义的程序民主、有着民众的程序民主、有着民众并考虑到议程的程序民主以及完全的程序民主四种类型，为学界全面了解达尔的民主理论提供了素材。

在国别政治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围绕政治发展、民族共同体建构、异质化社会转型等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阐释。谭融、王子涵梳理了印度探寻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结合自由主义之路探寻、社会主义之路探寻及本土政治发展模式探寻几方面解析其政治发展路径，进而揭示印度乃至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及内在逻辑。

赵银亮、岳晓璐以缅甸为个案，挖掘地区一体化、立宪主义和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带来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对一国政治经济联盟的影响，改变了执政联盟对于财富分配、政治结构、个人权利等制度性变革的预期，并最终推动政治发展。

李江、储建国将马来西亚巫统与联盟其他成员党之间的协商方式界定为非对称协商，发现这种方式对妥善地解决成员党间利益矛盾、实现联盟在不同阶段的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该方式的运作、特点及优势进行了深入描述。

彭庆军认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就是在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前者试图通过“哈萨克化”建构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后者试图通过“哈萨克斯坦化”建构新的包含所有哈萨克斯坦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当前，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所有多民族国家均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徐国冲、霍龙霞以土耳其新宪法为依据，在马修·S.舒加特、约翰·M.凯里等学者量化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形成量表评估了土耳其总统的权力，并将其与美、俄、法、韩等国进行比较，梳理了土耳其总统制的特点。这一研究为理解土耳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素材。

马正义以“族群分裂社会何以实现平稳民主转型”为追问，立足南非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治精英的理性引导、渐进的转型速度、转型过程中各方的参与、武装力量的有效整合以及理性的制度设计等因素是其避免大规模政治冲突、实现和平转型的内在逻辑，也为其他族群分裂国家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此外，2017年12月16～17日，本刊编辑部和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暨第七届比较政治学论坛”在天津召开。杨端程对此次会议的过程和学者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读者了解此次会议提供了经验材料。

《比较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