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2001年版）

文鹏先生于1978年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与工作，我恰于是年春调离南下，参商暌违，冀北江南，同事之缘，失之交臂。然而，他从八十年代起陆续发表的有关苏轼的论文，却引起我密切的注意与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研究课题，同道愿意相谋，自是情理之中；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既想探索绝世全才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底蕴，也热心追究后人心目中各具面目的苏东坡，传记作者自然会在自己的劳作中融注主观理念和个性，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传主就时时闪动着他名士式的身影，而研究者们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特色，也颇堪琢磨，以汲取教益。初步接触陶先生的治苏论文，就被他严肃求索的一份真诚所感动，他的不少新见解、新提法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

我原先只读过陶先生的个别篇章，留下的印象不免断续而不连贯。现在有机会把他的十篇论文通读一过，他治苏的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些文字虽似无事先的统一规划，但都集中于一点，即对苏轼诗词艺术的美学观照，这可谓抓住了苏轼作为文学家的一个核心命题。作者对这个命题的开掘与钻研，不求面面俱到，四处出击，而主要集中在诗画关系和自然山水两个专题上；而在展开这两个专题时，又紧紧围绕苏轼的理论思想与诗词创作的两个层面，两者虽各自成文而又互为表里，彼此印证，使理论探讨与作品分析有机统一。因而全书具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感，有利于推进论证的深入，丰富了学术含量，使之优入著作之林。

应该承认，研究苏轼的诗画理论与自然观是有不小难度的。第一，前人在这两个专题上已有不俗的研究成果，如何更上层楼，并非易事；第二，苏轼本人的文艺思想材料大都片断、零碎，散见于笔记、题跋、书简乃至策论、诗词等各体文类，纷繁无序。陶先生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思辨能力，善于把问题放在中外文艺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结合苏轼的创作实践，略人之所详言，发人之所未言，力避低水平的重复，而坚持自己的独立学术追求。他努力从“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等耳熟能详的论艺名言中发掘新意余蕴；他论苏轼的“形神”之说，指出苏轼能把传统的“传神说”与“意境说”结合起来，乃是一大发展；论苏轼的“留意”与“寓意”对举，能拈出康德、王国维等人的相关论说加以对勘比较，等等，都颇能益人神智，发人深思。《论苏轼的自然诗观》突出表现作者驾驭和组织片段思想材料的能力。苏轼是一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文艺专论，只有碎金片玉，散落各处，但其中却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美学思想。他的文艺批评，文约义丰，片言居要，却以一定的理论思想为支撑。尤其在他的大量山水诗词作品中，更记录着他具体深切的审美体悟，反映其丰富精辟的文艺思想。陶先生用的是这类片段材料，依其内在逻辑，“百衲”成篇，令人信服地给出了苏轼“自然诗观”的整体构架，揭示出确实存在的“潜体系”。

如果说，陶先生对苏轼诗画理论和自然诗观的研究，好比老树着新花的话，那么，他对苏轼人物诗和哲理词的探讨，就是新品种的开发与培育了。流行的文学观念认定文学的基本特质是抒情性和形象性，这对我国古代诗词来说，当然更是如此。“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已是经典性的话语，甚至演为套语常谈。然而，从文学作品内容构成的要素而言，则情、景、事、理四端实缺一不可。清人史震林《华阳散稿·序》云：“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因而除了抒情、写景，在叙事和说理中也一样能酿造出具有艺术特性的事趣和理趣，从而成为审美对象。这对苏轼和宋代文学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具有特殊的意义。本书的《论苏轼诗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论东坡哲理词》等文，就提供了具体的证明，正是文学观念合理调整后的产物。

近年来，饶宗颐先生提出“形上诗”“形上词”的命题。他不仅从中西诗学传统上予以理论上的论说，认为这类“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诗体、新词体，其存在和发展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还特别指出“中国说理诗，乃至宋代才有相当地位”，此实乃关涉到对宋诗宋词的时代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同时，饶先生身体力行，创作了一批意趣隽永、思致深刻、耐人咀嚼的优秀“形上词”。施议对先生已有多篇论文推介，是很及时的。陶先生则着力分析苏词中所表达的人生哲理，苏轼对祸福、荣辱、生死的理性思考，对人生的短暂与永恒、虚幻与实在、形相与底蕴、意义与价值的感受，并仔细剖析他创造哲理意境的五种途径。分析切实，论证周密，为“形上词”说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谈到诗词中的叙事性，诚然，比起西洋文学，我国长篇叙事诗不够发达，但不能忽视抒情诗词中的叙事要素。众所周知，况周颐曾秉承王鹏运的见解，提出“重、拙、大”之说，成为词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他晚年所编《历代词人考略》卷八“柳永”条后按语中，又提出补加一个“宽”字：“‘作词有三要，重、拙、大’，吾读屯田词，又得一字曰‘宽’。……向来行文之法，最忌平铺直叙，屯田却以铺叙擅场，求之两宋词人，正复不能有二。”况氏的“宽”字诀，是对词的叙述艺术某一境界的概括和总结，对“六义”之一“赋”法的补充与发挥。探究宋代诗词艺术，这实是一个很有学术生长点的研究视野。陶先生专力研究苏诗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近二百首苏诗中分析其人物诗的一般特点，对其叙事与抒情的结合，以写照传神为旨归等，均有会心之处。即使在论及苏轼写景词时，也注意到线状铺叙法与环状、块状铺叙法的差异。铺叙当然与情、景、事、理都有关系，但究以叙事（故事、人物）为重点。本书对诗词中叙事性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学术界似尚属少见，我想会引起重视的。

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是如此深邃精妙，绚丽诱人，虽已有许多论著问世，却未达到穷尽的地步。陶先生的学术素养和艺术感悟，为他提供了继续精进的良好条件。他表示要进一步努力，写出“有新意有深度”的苏学著作，我乐观其成，相信他一定能为这个研究领域再添光彩！

王水照

2001年2月 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