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89]
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给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带来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危机，即各个学科的危机、认识论的危机、世界观的危机、世界感知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样成了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而且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厘清问题：（1）作为一种认识论问题，（2）作为一种社会学问题，（3）作为一种历史问题，（4）作为一种现代文化问题。最后，（5）令人感兴趣的是，用丰富的革命经验检验相应的理论概念，并（6）给出某种预见。
一、问题的认识论意义[90]
现代物理学——同时也是整个自然科学，连同所谓精神科学——的危机以一种重燃之势，将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提出来：独立于感知主体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问题，和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或不可知性）问题。除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外，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从神学化的形而上学到“纯描述”的阿芬那留斯-马赫主义和复兴的“实用主义”，都是从以下这个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论点开始的：“我”“被给定”的仅仅是“我的”“感觉”。[91]
这一论点最杰出的倡导者是贝克莱主教，[92]它完全不必要地被看作新的认识论福音。比如，当石里克[93]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哲学中彻底的“终结”转向时，他的论述看起来是十分天真的。甚至阿芬那留斯（R.Avenarius）[94]也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个初始“公理”的不可靠性。但目前，这种贝克莱式的论点依然游走在整个现代哲学的所有大路之上，并作为一种流行的偏见顽固地植根于普遍观念（communis doctorum opinio）之中。但是它不仅易受责难，而且也经不住严格的批判性检验。它在以下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它包含着“我”和“我的”；因为它包含着“给定”的概念；最后，因为它谈论的“只有感觉”。
实际上，只有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刚由泥土制造出来，第一次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天堂的风景及其所有特征时，才有可能作出这种论述。任何经验主体总是超出“纯粹的”感觉“原料”的界限：他的经验是外部世界在认识主体的实践过程中对主体产生影响的结果，因此，他的经验是站在其他人经验的肩膀之上的。在他的“我”之中，总是包含着“我们”。在他的诸感觉之间已经容纳着间接知识的产物（它的外在表现是言语、语言和可以用文字表达的概念）。在他的个体经验中，预先包含着社会、外部自然和历史——即社会历史。因此，认识论上的“鲁宾逊们”像18世纪“原子论”社会科学中的“鲁宾逊们”一样，是不恰当的。
但是这个受责难的论题不仅在“我”“我的”和“只有感觉”上是有缺陷的，它的“给定”观点也是有缺陷的。在考察阿道夫·瓦格纳的著作[95]时，马克思写道：“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96]
因此，这一受到批判的论题之所以不正确，还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冷静的、被动的、玄想的，而不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人类实践的视角，后者是符合客观实在的[97]。所以，远近驰名的“不可辩驳”的认识论“公理”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客观实在完全矛盾。并且与整个人类实践完全矛盾。（1）它是个人主义的且直接通向唯我论；（2）它是反历史的；（3）它是寂静主义的。因此毫无疑问，它必定会被摒弃。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完全接受这一立场，即源于我们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的感观性（sensuality）和感观经验等构成了认识的起点和出发点。费尔巴哈正是从这里开始反抗黑格尔唯心主义抽象概念和泛理论的束缚的。当然，个体感觉是一个事实。但历史上从来没有超越外部自然影响、超越他人影响、超越间接知识、超越历史发展、超越作为社会产物的个体和与自然积极斗争的社会的绝对纯粹的个体感觉。并且在这一被考察的“公理”中，最重要的是它的逻辑“纯粹性”。如果后者消失了，整个“公理”也就消失了。鉴于此，我们所提出的论证是一个有效的论证。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认识论视角下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扮演着多么巨大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一主题。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理论和实践都是社会人的活动。如果我们不把理论作为僵化的“系统”，也不把实践作为完成品来考察，即不把它当作僵化在物中的“死”劳动，而是在行动中，那么我们面前将有两种形式的劳动，劳动将被二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理论是实践的积累和浓缩，因为它概括了物质劳动的实践，在质上是物质劳动的一种特殊和特有的延续；因为它本身在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实践，是一种积极的（与实验相比）思想式实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利用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本身也是理论的。实际上，任何阶级社会都有分工，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如同任何一种劳动分工一样，它也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行动转化为认识，认识转化为行动，实践推动认识，认识丰富了实践。[98]理论和实践都是“社会生活再生产”过程中的环节。极为典型的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而不是“行动是如何可能的？”有“认识论”，但没有一个博学的人曾想过发明一种专门的“人类行为学”。一代又一代，直到培根才非常公正地表达了知识与权力[99]之间的一致性和自然法则与实践规范的相互依赖。[100]实践用这种方式侵入了认识理论，理论包含实践，并且真正的认识论，即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同一！）为基础的认识论，包含着实践的标准，而实践标准成了认识的真理性标准。
理论和实践的相对社会分离是认识理论与实践行动之间断裂的基础，或是构建一种超经验理论的基础，这种超经验理论是对人类知识常规形式与世俗形式的熟练、自由的补充。[101]黑格尔以独特的唯心主义形式统一了理论与实践（理论观念与实践观念统一于认识[102]），这种统一克服了理论与实践各自的单面性，恰好统一于“认识论之中”。[103]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学说，以及实践第一性和认识论中真理的实践标准。马克思作出了惊人的哲学综合，在它面前，带有神学与唯心主义扭曲的现代实用主义的无谓努力、虚构主义矫揉造作和勉强的构建等，都似乎是幼稚的胡言乱语。
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统一性，是在实践第一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在历史上：科学从实践中“生发”出来，“观念的生产”从“事物的生产”中分化出来；（2）在社会学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劳动的实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3）在认识论上：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实践是第一性“客观现实”[104]。由此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推论。在马克思才华横溢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外部世界的问题被当作世界的改造问题而提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也成为改造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问题成了实践问题。
在实践上——从而也在认识论上——外部世界被“给定”为历史发展着的社会人所积极影响的客体。外部世界有它的历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历史的，这些关系的形式也是历史的。实践本身和理论、积极影响的形式和认识的形式、“生产方式”和“概念方式”都是历史的。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绝对是多余的，因为答案已经是很明显了，外部世界是“给定的”，正如实践本身是“给定的”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际生活中不会有人追随唯我论，那里没有不可知论者，也没有主观唯心主义者。因此认识论，包括人类行为学，作为人类行为学的认识论，必须以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为出发点：外部世界不是一种虚构，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项基本事实。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玻尔兹曼（Boltzmann）[106]以各种理由宣称，“外部世界的非实在性作为一个前提，是植入人脑的最大的愚蠢……”，这与所有人类实践相矛盾。反之，马赫在其《感觉的分析》中却认为：从科学的（而不是实践的）立场来看，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它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还是只是一种幻觉，一场梦境？）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就连最怪诞的梦，同任何其他事实一样，也是事实”。[107]这种“认识论”从法伊因格（Vaihinger）[108]那里获得一种直观性，他把虚构提升为一种认识的原则和认识“体系”。卡尔德隆（Calderon）在他那个时代就预见到了这种独特的梦游者式认识论：[109]
实践是一种对实在的能动突破，超越主体的限制，渗入客体，“人化”并改造了自然。实践是对不可知论的拒斥，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过程，是思想的适当性与真理性（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被认识的过程）的最佳检验——历史地理解为一个过程。因为，如果客观世界通过实践并依据实践（其中包括理论）而改变，这意味着实践证实了理论的真理性；也意味着我们一定程度上（并将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客观实在及其性质、属性和规律性。
因此，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10]中所评论的那样，技术的事实驳倒了康德的不可知论——黑格尔所谓的“无价值学说”。[111]如果皮尔逊（K.Pearson）在《科学的规范》（Grammar of Science）中将柏拉图的著名洞穴现代化，代之以电话站，并用电话信号代替柏拉图所谓的观念的暗淡影子，那么他可以由此论证他自己的被动-玄想的认识概念。真正的主体——社会的和历史的人——绝不像皮尔逊的电话接线员或者柏拉图的影像观察者。同样，也根本不同于那些在速记中发明“方便”符号的速记员，虽然那些进行哲学探讨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弗兰克、石里克等）希望把他变成这种速记员。他正在积极地改造世界，他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在生物圈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人，[112]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星球的面貌。[113]自然景观日益变为某些工业或农业部门的场所，人造介质充满了空间，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精密测量仪器和新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的认识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我们已经能够测量星球的质量，研究它们的化学构成，拍下肉眼看不见的射线等。我们预测世界的客观变化，并改造世界。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知识，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纯粹的符号论、速记法，符号体系和虚构的体系，都不能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工具。[114]
从历史观点来看，认识是对客观实在越来越适当的反映。因此，认识的正确性标准从根本上说就是它的适当性标准，即它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如果只是论及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人用以实践的工具（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恩格斯的“变革的实践”），而不是啤酒店里庸人的个体“实践”的工具，那么真理的工具性标准就与这一标准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一致。因此，必须果断地拒绝实用主义（接近于实用主义的柏格森、詹姆斯等人）的“工具性标准”。詹姆斯把祈祷、宗教的迷狂“体验”等都纳入实践的范围之内；他怀疑物质世界的存在，但丝毫不怀疑上帝的存在，顺便指出，很多拥护所谓“科学思想”的人（A.S.爱丁顿、R.A.密立根等）也是这样的。[115]思维经济的标准[116]绝不能成为标准，因为经济本身只能在事后确立：如果独立地把经济作为单纯的认识原则本身，它意味着对思想复杂性（即思想的刻意偏差）的先验消除。这样，“经济”就转向了它的最反面。“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产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117]
因此，我们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论不是完全不涉及实践问题（康德主义，参看H.柯恩的《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年，第12页：“我们从思维开始，思维不可能在其自身之外有其起源”），就是匹克威克式地对待实践，把实践从物质世界或从认识的“最高”形式（实用主义、约定主义和虚构主义等）中割裂出来。唯一正确的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拒斥了各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狭隘性（反历史、反辩证法、无法理解质的问题，玄想“客观主义”等的特征）。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的历史形式和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应用于社会发展，便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机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118]的变体，类似于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或毕希纳-摩莱肖特（Büchner-Moleschott）的学说[119]。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完全建立在历史发展的观念之上，与百科全书派的过度理性主义格格不入。[120]关于一般理论的问题必须从社会理论的观点出发，即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出发。
目前，所有多少了解事实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承认，理论是从实践中起源的，任何学科总归都有其实践根源。[121]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科学或理论是实践的延续，但“通过其他手段”（对克劳塞维茨著名论断的改写[122]）。在社会生活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科学的功能是面向外部世界、面向社会的功能，是扩展、深化实践，提高其效率的功能，是与大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自发性、与该社会历史秩序的各种敌对阶级进行特殊形式斗争的功能。科学的自给自足观念（“为了科学而科学”）
是幼稚的：它把职业科学家的主观热情与这种具有巨大实践意义的活动的客观社会作用相混淆，尽管职业科学家在高度分工的系统中，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情境中工作，个体的社会功能在各种类型、心理以及热忱中提炼出来（正如席勒所说，“科学是女神，而不是奶牛”）。如同对社会生活其他现象的崇拜一样，科学崇拜及其相应范畴的神化是社会在意识形态中的歪曲反映。在那里，科学被视为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的代表，而劳动分工则破坏了社会功能之间的明显联系，并使它们相互分离。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任何——甚至最抽象的——学科都有着相当明确的重要性。当然，这并不是指任何个别原理都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例如数论领域的原理、集合论或条件反射理论；而指涉的是整体上的系统、相应的活动以及科学真理（归根到底，是“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理论表达）链条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纯动物阶段，人类与外部世界发生积极联系是以人的自然器官为先决条件的。现在这一联系被另一种联系所取代，这种联系通过中介并借助“自然器官的延续”，也就是借助“社会人的生产器官”（马克思）、劳动工具和社会技术系统来实现。起初这一体系真正是人的身体器官的“延续”，[123]后来它变得复杂，并获得了自身的运动法则（例如，现代机器的循环运动）。但它的历史发展仍然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同样借助于人造的认识工具和“精神”劳动工具，无数倍地扩展了身体自然器官的活动范围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微量天平、水位仪、地震仪、电话、望远镜、显微镜、超显微镜、极微时间测定器、迈克尔逊干涉仪、电子温度计、测辐射热仪、厄斯特（Elster）与盖特（Geitel）的光电元件、验电器和检流计、静电计、恩哈特（Ehrenhaft）和密立根（Millikan）的仪器等，所有这些都不可估量地扩展了我们的自然感觉能力，打开了新的世界，给技术的胜利前进提供了可能性。物质的电子性质是科学的“最后的词语”，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电子感觉”。这一事实是针对日益增多的不可知论者的历史反讽。这些不可知论者完全不理解间接知识的意义，把认识的整个过程简化为同义反复的制造[124]。“然而整个电子世界还是通过人造感官的应用而揭示出来的。”[125]由此证明无论“感觉器官”，还是所谓的“世界图景”，都是历史变量。随着作为整体的现代人的广阔实践而变化，这一“世界图景”比以前的任何图景都更符合实在，因此对实践来说也是极富成效的。
因此，人历史地被认为是社会人（与卢梭笔下开明的鲁宾逊相反，他借助“契约”“建立”社会和历史，就像建立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那样）。这一社会人，即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生产。太初有为（Am anfang war die Tat，与基督教的道相对：“太初有道”）。[126]生产是社会发展的真正起点。[127]在生产过程中，社会与自然之间发生了一种“物质变换”（马克思）。这是一个能动地作用于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物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定的联系。这些联系是历史的，它们的总体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它也是一个历史变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般社会”“永恒社会”“理想社会”等理论）。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首先包含阶级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出“上层建筑”：政治组织、国家权力、道德规范、科学理论、艺术、宗教、哲学等。“生产方式”也决定着“观念方式”：理论活动是社会生活再生产中的一个“步骤”；其材料由经验所提供，其广度依赖于对自然力的作用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发展水平。推动力从实践所提出的任务而来；形成的原理和就其本义上的“观念方式”反映了“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社会的复杂要求（封建社会中的等级、权威、阶层和人格化上帝的观念；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命运的非人格力量、自发进程、非人格化上帝等观念）。主流观念是统治阶级的观念，统治阶级是给定生产方式的载体。[128]
但是，正如自然的历史发展改变了物种的形式，以生产力的运动为基础的社会的历史发展改变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形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它们一起改变了整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上至并包括认识论和思维幻想的“最高”形式。因此，生产力的运动、生产力与社会劳动的历史形态之间的矛盾，都是这些形式发生变化的原因，通过阶级斗争（就阶级社会而言）和过时的社会结构（即由“发展的形式”转变为“发展的束缚”）的解体而实现。这样，物质劳动实践是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实践是社会变革的批判的革命实践（取代“批判的武器”的“武器的批判”），科学认识实践是物质劳动实践（自然科学）、管理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社会科学）的特殊形式的延续。认识形式的“阶级主观主义”绝不排除认识的客观“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每个阶级都有各自的对外部世界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但这些具体的思想方法在其历史进程中，是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其认识充分性的发展进程的，并且历史的前进可能会使这种“思想方法”成为认识本身的束缚，这发生在特定生产方式及其拥护阶级瓦解的前夕。①
我们也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处理极其复杂的理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29]。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1）以因果论序列（“自然律”、规律）与目的-规范论序列（规则、规则体系、规定）之间的差异为标准；[130]（2）以所对应的不同客体作为划分标准——“纯粹”科学研究人面对的自然环境，应用科学研究人造环境（机器、运输技术、仪器、原材料等）；[131]（3）以时间为标准（“纯粹”科学从长远着眼，展望未来，而应用科学服务于“当下需要”）；[132]（4）最后，以特定科学的一般性（“抽象”）程度为标准。
有必要对此进行评论：
（1）关于第一个标准：从目的论而言，上述所提出的“科学”实际上不是科学，而是艺术[133]。然而，任何规范体系（我们这里指的不是伦理之类）都取决于客观规律体系，这些客观规律体系或被隐蔽地接受，或同样地被直接提出。另一方面，就科学一词的特定含义（“纯粹科学”）而言，科学不是“纯粹的”，因为客体的选择实际上终究是由目标决定的，这反过来可以而且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因果律角度来考虑。[134]
（2）关于第二个标准：例如，机械工程学也许是作为一项“纯粹的”研究而提出的——理论的，没有规范，没有建构性的规则；但是通常在对它的阐述中，我们也有目的-规范性因素。这同样也适用于比如材料的耐受性、商品学等。这不是偶然，因为客体本身（“人造环境”）是物质的实践。
（3）关于第三个标准：一项明显的实践任务也可能是“长期的”（例如航空学问题，它存在了几个世纪，或者当前的远距离能量传输问题），总是有其“纯粹实践”[135]等价物的任务也同样如此。
（4）关于第四个标准：非常具体的学科也可能是“纯粹理论的”，因为知识已经分化为很多分支学科，并且变得非常专门化。例如，人们很难把雅弗学说（Japhetic theory of language）划到应用科学之列，尽管它当然也和一些最重要的实践任务密切相关。（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具体和抽象这两个概念的相对性）
因此，显然所有的定义都有缺陷。最准确的定义是按照因果和目的论序列特征进行的划分。然而，从实际关系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缺陷。但是逻辑定义的所有这些缺陷都揭示了实在的客观辩证法：这里出现了矛盾，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客观的矛盾，同时它们又是统一的；作为人类活动的对立两极，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联系；它们作为一些功能，作为社会劳动的一些分支，单独存在着，但同时作为总体“社会生活的生产”的一些步骤，又是整体地存在着的。在精确划分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困难下，跳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它们相互转化：这在学院逻辑和学究式的定义框架中容不下，也不能够容下。在现实中，我们拥有一个包含各门理论学科的完整链条，它们通过内部联系连接在一起（“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136]。这些学科产生于实践，实践首先为自身设定了“技术”任务，后者反过来要求“理论”问题、首要问题、次要问题等的解决，由此，秩序，一种运动的特殊（相对）逻辑被创造出来。因此实践成长为理论：寻求行动的规则变为寻找客观联系的规律；问题及其解决缔造了无数的结点和交织，这些结点和交织有时反过来滋生出许多等级较低的学科，并且通过工艺渗透技术——由此，渗透物质劳动的直接实践，并改造了世界。在这里，规律转变为一种行动的规则，富有洞察力的决定被行动所证实，指涉外部环境变成了对那些环境的改造，理智沉浸在意志当中，理论再一次回归到实践的形式。但是，作为最终结果，这一蜕变绝不是对上一轮实践的简单重复，因为实践变成了一个基于更强大且不同质的基础之上的实践。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问题，反映和表达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转换问题。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秩序核心深处的尖锐性，甚至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都是某种真实分裂的理论表达，这种分裂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职业和阶级的固定分裂，当然分裂是种相对而非绝对的分裂。因此，分裂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与一定的历史-经济形态，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与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分工，与阶级的分化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独特性质也可以用来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不同。实际上，在神权政治的古埃及中也存在着自然集中的计划经济；知识（理论）与实践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它适当地被导向实践。但是这种联系是种特殊类型。知识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都是难以接近的：他们的实践是盲目的，知识被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光环所环绕。在这种意义上，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如果比较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与“经济人”繁荣、无限个人主义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时期，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景象。没有人在社会规模上系统地提出认识问题或已有知识的应用问题。劳动分工创造了一个科学家和理论家群体，他们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又因竞争而相互分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下”建立起来的。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并没有消失；它获得了另一种表达：从技术观点来看的某种程度的“知识民主化”，一个由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巨大社会阶层的形成，科学的专门化，与广大实践工人（雇佣工人）的意识完全不相干的高度理论概括的创造。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联系。[137]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抽象的、不涉人情的科学拜物教（为了科学而科学），和科学的社会自我意识的消失等。
现代资本主义在新的、更有力的工业托拉斯以及相应的科学组织基础上，再造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但它既不能揭示出一种科学的综合，也不能获得科学自觉而达到组织化，或与实践相融合。这些我们深切感受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的界限。
三、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检验
综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式，都与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秩序及其发展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毫无疑问，从当下我们考察问题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阶段（革命）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未来的社会主义）无疑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所有知识都要通过经验在实践中被检验。对于系统化的知识、理论、理论倾向以及“学说”来说，也同样如此。与此相关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它接受历史天平的衡量，并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证实。马克思主义预言了战争；马克思主义预言了革命时期和我们所处时代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预言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甚至更早之前就出色地论证了资本集中和集中化理论等。革命已经证实了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奠定了社会的基本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现实意义。现在，国家对于资产阶级科学而言是一种独特的有机体（甚至到了决定其性别的地步）、一种空想、一种“绝对精神”的表达、一种大众意志的联合组织等。革命摧毁了一个国家而建立起另一个国家：它已经实践地侵入了实在领域，并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功能、人员、“物质附属物”、阶级意义以及经济学意义。革命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法律规范和“法律”自身也同样如此：法律拜物教已经被粉碎。道德，在康德的绝对命令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并达到了神化的最高阶段，它揭露自身为一种相对的历史规范体系，并且有非常世俗、非常社会、非常历史性的起源。宗教，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产物而被尊崇，它是主人与奴隶社会的印痕，是遵循二元社会模式——一种统治与剥削的等级关系模式——的一种建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开始迅速灭亡。
但是，作为物质变革必然结果的“思维范畴”的变革尚未结束。我们正在目睹它的第一个阶段。这里有必要联系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自发性无组织的、整体上为非理性经济生活的体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危机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反剥削者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城镇与农村、智力与体力劳动的区分将逐渐消失。因此，巨大的后果随之而来。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社会规律特征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规律是自发性规律，它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甚至与其相悖，其典型示例是产业周期规律、经济危机规律等）。这种社会规律使自身表现为强制性法则，其威力“犹如房屋倒塌时你面临的灭顶压力一般”[138]。
这种规律性对于个体行动而言是非理性的，但即便如此，每个人仍必须按照一切理性计算法则来行动。这种非理性的生活之流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无政府特征的产物。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规律性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它失去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过程，就是开始失去）它的自发性特征；未来作为一项计划、一种目标处于前方；因果联系通过社会目的论实现出来；规律性本身不是后验的、无法预见的、不可理解的与盲目的；它自身表现为“被认识到的必然”（“自由就是被认识到的必然”），并通过社会规模的有组织行动实现出来。因此，这里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律性，一种不同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一种不同的因果序列与目的论序列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事件一般进程的理论预见并不为直接控制该进程提供工具（也没有主体为自己提出这项任务：社会本身是无主体的、盲目的和无序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必然性的理论预见则能立即成为整个社会，即“全体”的行动规范。因此，随着历史进程中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大综合成为可能。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不同生产部门在基本社会需求中的占比是通过价格自发波动确定的，而反映价值规律的价格波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则起着自发调节器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中，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分配是计划的一项建设性任务。但计划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本身是对“被认识到的必然”的表达。因此，在这里（1）认识的任务极其繁重；（2）这种认识必须包含大量问题，并在每门学科的成果中表现出来；（3）这种认识必须是综合的，因为计划是一种综合，而且科学制定的计划只能依赖于综合；（4）这种认识与实践直接相关——它依赖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转化为实践，因为计划是能动的——计划同时又是揭示因果规律性的科学思想成果，是一种方针体系、一种行动工具，是一种实践的直接调节器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不仅是对经济的计划——生活的理性化进程，逐步摆脱经济领域中的非理性压制——计划原则也进入了“精神生产”领域、科学领域和理论领域。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问题：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之间的关系、“精神劳动”内部关系的理性化问题——这一问题的最鲜明表达就是科学规划问题。[139]
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意识形态劳动的各部门之间社会必要性的某种明确比例（比经济领域中确定性要低很多！）几乎不受国家控制（唯一完全受国家控制的领域是宗教观念的生产和传播，这种控制通过国教组织来实现）。发展的规律性在这里是自发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那些基本原则无法作为统治阶级在社会范围内的行动规范，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计划”也无法实现：计划与资本主义自身结构相矛盾，与其构造和发展的主导因素相矛盾。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整个问题。经济与意识形态、集体经济实践与理论劳动各分支之间相互依赖的自发性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为计划原则腾出了空间。同时，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都得到了证实：人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苏联的快速和集约型增长是怎样迫切地要求一系列技术问题的解决，而这些技术问题反过来又是怎样提出最伟大的理论问题，包括物理学和化学的一般问题。人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苏联农业的发展是怎样推进了遗传学、普通生物学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急需研究苏联的自然资源，地质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拓展，地理学、地理化学等学科得到了推进。并且所有那些认为科学的“效用”意味着科学退化与视野收缩的观念都明显是一种思想的贫乏。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苏联的科学建设正在进行，这是一种科学“上层建筑”的自觉建设：科学工作的计划首先由技术-经济计划以及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前景所决定。但这意味着我们由此获得的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综合，而且是一种科学与实践的社会性综合。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分离正在被消除。科学拜物教正在被废除。科学正达到其社会自我认识的顶点。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最彻底的统一。因为，通过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所谓的“高等教育”扩展到全体工农大众，社会主义在群众的头脑中把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在这里意味着科研效率和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整体大幅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与劳动的统一是人民群众进入文化创造舞台的入口，无产阶级从文化的客体转变为文化的主体、组织者和创造者。这一文化存在的最根本处的革命必然伴随着科学方法上的革命；综合预示着科学方法的统一；这一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人类思想最高成就的客观表现。科学劳动组织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伴随着集中的计划经济，科学机构的组织正在形成，它正被改造为庞大的工人联合体。[140]
这样，一个新社会产生了，它迅速成长起来，很快超过了它的资本主义对手，越来越展现出其内部结构的潜在可能。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全人类、全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世界、两种经济和文化-历史制度。一个世界历史的伟大反题已经出现：我们眼前正在出现经济制度的分化、阶级的分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方法的分化、“思想模式”的分化以及文化的分化。资产阶级的意识危机加深了，并且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鸿沟：科学和哲学的全部阵线都出现了大混乱。斯潘已经对此作出了杰出的阐述（从它们的基本倾向性出发）：主要是一场破坏唯物主义的战争。按照这位好战的教授的观点，这是文化的伟大任务，[141]他反对没有上帝的知识和没有美德的知识。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受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影响，有人开始直接鼓吹回到“采集与锄耕”，回到前机器的生产方式。在“精神文化”领域，有人主张回到宗教，并且用直觉、“内心感受”“整体关照”来代替理性认识。意识的个体主义形式发生了转变。它普遍存在于哲学的“整体”“全体”观念中、生物学中（杜里舒[Hans Driesch]和活力论者）、物理学中、心理学中（格式塔心理学）、经济地理学中（区域联合体）、动物学和植物学中（植物和动物的“异质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中（“边际效益”学派的瓦解，“社会”理论和斯潘的普世主义）等。这一回归“整体”的潮流发生在“整体”与部分绝对断裂的基础之上，发生在对“整体”的唯心主义理解基础之上，发生在对宗教的急剧回归基础之上，发生在超感觉的“认识”方法基础之上。因此无须惊讶，根据任何科学假设都能得出类似哲学的（本质上宗教的）结论，并且正在公然提出一种与之相符的新中世纪主义口号。[142]
在与这种易于理解的发展趋势的全面对抗中，年轻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它的经济原则是技术经济能力、计划性、所有人类能力与需求的发展的最大化；它的文化-历史进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决定：反对宗教形而上学，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孱弱的直觉静观，提倡认识和实践的行动主义；反对飞入不存在的先验天堂，提倡所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自我认识；反对悲观主义、绝望、“命运”的意识形态，提倡一种推翻整个世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对理论与实践的完全分离，提倡它们的伟大综合；反对“精英”的结晶，提倡人民群众的团结。这不仅诞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还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科学和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反题，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被无产阶级的力量所克服，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主张权力的阶级，其目的在于最终消除所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