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啊，人

一、本书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国内思想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作为哲学系的学生，我们关注的焦点，当然是理论讨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戴厚英先生的长篇小说《人啊，人》。也许是由于文学作品通俗易懂，并具有感性的表达形式、形象的语言描绘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等特点吧，我们似乎一下子就被这个主题迷住了。就在未接触此书的几年前，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我们曾经读过一本书：《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资料选编》¹。自那时起，我们似乎被灌输了一个说法，即人性论、人道主义是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没过几年时间，我们居然可以公开讨论人性论、人道主义了。不只是批判，还有描述、讨论、辩护与褒扬。真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不过，讨论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后来人们不再讨论这样的问题，然而当时提出的理论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只是学界不再谈论而已。

今天我们重拾人性问题，固然与80年代前后国内讨论所引发的兴趣相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浸淫于西方近代哲学，对于十字军东征以降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笔者便萌生了对近代早期人性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的念头，试图研究和梳理人性理论在近代启蒙过程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探究各种人性理论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揭示其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理论意义，思考和评价其得失，借以解决人性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2014年，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此项研究被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立项为重大项目。² 本书是在这个项目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这里所说的西方近代启蒙是广义的，并非单纯指西方近代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场运动或一股短暂的思潮，而是涵盖整个西方近现代的 ( modern)思想文化建设，体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而言，西方近代启蒙是对于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这种文化塑造的重心是关于人性的重新塑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几乎每一个哲学家或学者都强调研究人性的重要性：“几乎每一种启蒙著作都充满了有关人性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举足轻重，且常常面目一新，令人激动。”³ 像休谟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甚至尝试建立一个专门研究人性的科学——人学 ( the science of man) 。休谟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⁴，因为“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⁵。按照这种理解，近代哲学与人性研究密切相关，二者是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启蒙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将全部人类知识概括为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希望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道德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宗教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问题。最终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就是要探究人的本质，探究人性，即人之为人根本在于什么。显而易见，人性理论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其不同的人性理论建立在何种哲学的基础上？这些理论能否成立？它们产生何种影响？其利弊何在？等等。以上诸类问题，正是本书所研究和试图解决的。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尤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启蒙思想和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其中不乏对人性理论的批判，其批判的核心在于否定统一的人性，否定人的自立具有合法性。如果没有统一的人性，建立其上的各种启蒙理论就丧失了统一的依据，丧失了普遍必然性；如果人类不能自立，其本性和命运就必然受制于他者，甚至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支配。面对这些挑战，西方许多学者纷纷做出回应，或者重新考察历史，将统一的启蒙分解为多重启蒙；或者重新建构近代哲学家的人性理论，凸显各自的差异和特点；或者利用新的理论资源，重新解释人性；或者捍卫人性的统一性，通过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为启蒙人性辩护。所有这些讨论，导致西方理论界对人性理论产生了新的热切关注，从而促使人性论研究得到新的拓展和深化。本书试图通过充分吸收当今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从新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视和评估启蒙时期的人性论及其演化规律。

就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是个后发国家。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避免其教训，始终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笔者相信，对于启蒙时期的人性理论的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况且，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深植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土壤之上，其特殊的社会政治境遇会不断提出新的人性理论问题，若能与西方启蒙时期的人性理论对照思考，将有助于理论的创新。

1这本书由中央党校编写小组编，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项目名称：《启蒙与人性论的嬗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号14JJD720019)。

3 Hyland, P.(ed.), The Enlightenment: A Sourcebook and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p.3.

4 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页。

5 同上书，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