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小说的形态也不只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如果说西洋小说是新文学小说的主要借鉴资源，那么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而来的现代通俗小说受传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在张恨水《金粉世家》、向恺然《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看到《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章回小说留下的印迹。
章回小说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成就，其独特的形态体现出中国小说的最大特点。晚清以来的现代通俗小说继承了章回小说的传统，在故事、文体、结构、语言等方面，可以清晰见出两者之间的血脉联系。范伯群说：现代通俗小说是“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1。这一概念认定了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的紧密关联，并使之成为当然之论。但是现代通俗小说到底如何承续传统，古今小说如何对接转化，以往研究没有给出应有论述。本书将对这一学术界存而不论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着重探讨古典章回小说与现代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与现代、承继与变革、影响与焦虑之间，做出细察与剖析。
一、 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渊源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多以章回体来叙事，就形式而言，与古代章回小说可谓一脉相承。通俗文学的研究者都认同现代通俗小说是直接由传统小说发展而来的。范伯群说：“知识精英文学侧重于‘借鉴革新’；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则侧重‘继承改良’。它主要还是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中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等小说门类，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加以改良和发展，并进行新的探索与开拓。”2讲史、神魔、人情等小说都是古代章回小说的基本题材类型，现代通俗小说“继承改良”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与新文学“借鉴革新”西方文学正好成为现代文学的两个维度。关于新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无论是个别作家还是文学潮流，学术界已收获了较多研究成果，而通俗文学与传统小说之间有哪些具体联系，则缺乏相关论述。
就此问题，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也谈道：“从传统的承继来看，民国的通俗小说又被一些人称为‘旧派小说’或‘旧体小说’，它与新文艺小说两者间壁垒分明，仅此已足够说明民国通俗小说还在根本上保持着中国小说艺术的传统特色。”3现代通俗小说继承传统的观点已毋庸置疑，但张赣生的研究尚显笼统，对于如何“承继”，也没有专门论述。倒是一些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论著对这一问题有所述及。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演进的中国小说，既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也不可能被西方小说同化，而是在诸多个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下蹒跚前进。起码我们可以指认出如下四种作用于20世纪初中国小说演进的‘力’:(一) 中国古典小说表现技巧的继承；(二) 西洋小说表现技巧的移植；(三) 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四) 西洋诗文的熏陶。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最大的，除了西洋小说技巧的移植外，当推各种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4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受到中外文学的共同推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编谈“西方小说的启迪”，下编谈“传统文学”的影响，后者是陈平原在论述清末民初小说时见人之所未见。但其所论仍着重在“变”，对“中国古典小说表现技巧的继承”论述不多，“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导致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则是论述重点。
同样的研究思路在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6、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7、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等书中得到了贯彻。这些论著都突出了现代小说发生之初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所呈现的新貌。作为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韩南把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又往前追溯，认为：“ 19世纪的创作颇为繁荣，而且某些变化对20世纪来说具有超前的意义。”8古代与现代在韩南的论述中被融合在一起，传承之于变革，似乎不易分清。而在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9中论述现代的时间又被大幅度向前推移，1635年的晚明成为又一个起点，但这部文学史著论述的角度依然不在于古代蕴蓄现代或现代推陈古代。研究者论道：“四百多年这么一个时段使我们认识到：中西文学发生交流从而促进发展变革的时段，是摆脱了以往历史的兴亡治乱政治秩序之影响的，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动机或策略驱动才发生的，它有更本质性的动力存在。这种处于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因为时段的拉长，而自然地开拓了一个更为恒久稳定的状态。”10四百年被纳入西方或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学才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研究视点。
如果还是把清末民初作为传统至现代最为关键的转捩时期，那么研究者突出这一时期小说的变化当然是认识文学史进程的关键，可是变化过程中有所不变的部分便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突出“新小说”，但“新”的是小说之内容，而非小说之文体。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11小说之体需要利用，传统小说的章回文体自然为清末民初小说所沿袭。研究者理解《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往往专注于“新小说”之功用，而忽略了“小说之为体”本身的传统性质。清末民初小说续用传统小说体式，保留了“不变”的外在形式，这是不应该被疏忽的。
现代通俗小说起始于晚清，清末民初小说研究者的研究范域正是现代通俗小说的起始阶段。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的纠结较之1918年《狂人日记》以后的新文学小说要紧密得多。现代文学研究界虽然对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的联系论述甚少，但对新文学和传统之关系却早有所见。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指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从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了。”12这是为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寻找依据，却因此梳理了文学进程的历史流变。 50年代王瑶写《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13,80年代写《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等文都专门论述了现代文学与传统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14“在谈到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当时对传统文学重估最热忱的倡导者，如我们一再提到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同时也是现代新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这就说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深刻联系。他们在传统文学中所发现和肯定的价值特点，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基本特征。”15新文学作家大都吸取了异域文化的营养，在文学革命期间，“旧文学” “旧文化”被打倒。后来的研究者谈论新文学，主要关注的便是新文学和西方的关系。王瑶的研究则成为当代探讨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关系的先导，在“西方”维度之外，重新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视角。当代研究者遵循和拓展这一思路，获得了较多收获。
方锡德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16在学界是第一次系统论述现代文学和传统的问题。书中指出：“尽管每一时代的杰出作家都会背离文学传统中的某些成分，同时也为传统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文学发展史却证明，文学传统中的那些基础部分，仍然千百年地支撑着民族文学的高楼大厦。它像河床与堤岸一样，承载着也导引着民族文学历史的长河及其流向。因此，片面夸大文学传统的‘开放性’特征，把传统解释为‘从来都意味着再创造’,‘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创新’，实际上等于消解了传统的稳定性特征，从而也就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存在。这同那种把传统解释成‘永恒法则’，从而否定了传统的缓慢变异性的说法一样，都没有全面反映文学传统自身的基本特征。”17文学传统的基本特征使现代文学呈现出继承和变革的两面，这也是现代文学和传统的基本关系。方锡德从现代小说入手，论述了“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文学传统如何融入到现代小说中。和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讨论现代小说和传统文体的关系一样，方锡德也是讨论现代小说和传统文学的关系，而非仅是和古代小说的关系。由此可见，现代小说或新文学小说受古代小说影响，并不十分突出。研究者谈论新文学小说和传统的关系，也多从大处着眼，而不仅局限于小说。如《论巴金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识》18、《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19等论文，《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20《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21等著作都把传统文化或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其与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关系，而专门论述古代小说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少。这是由文学史的史实决定的。
然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研究状况，还因为上述研究基本把现代小说等同于新文学小说，没有把现代通俗小说纳入研究视野。但对新文学小说与传统的研究，毕竟开发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值得进一步深化探索。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部分，晚清以来的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文学、传统小说的联系更为显著。现代文学界虽然缺乏相关论述，但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却可见出一些线索。石麟的《章回小说通论》22、陈美林等的《章回小说史》、刘晓军的《章回小说文体研究》23等著作梳理了从古代至清末民初章回小说的发展变化过程。 《章回小说史》论现代通俗小说家道：“善于写章回体的大多是传统型的文人，他们与当时现实很难融合，章回小说从小说形式到体裁传统培育了他们的文学趣味和创作倾向。他们熟悉而且感兴趣的是旧式章回小说，所以下笔不能自已，自然会走上模仿、靠拢传统的创作道路。虽然洋房代替了闺房，汽车代替了轿子，电话代替了情诗，但才子佳人的情调却未变。”24以研究古代小说的视野谈现代文学未必能十分确切，但由古及今，考察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章回小说的关系，却又顺理成章。
齐裕焜与陈惠琴的《中国讽刺小说史》25、陈颖的《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26、游友基的《中国社会小说通史》27等以题材分类来研究小说史的著作就是运用了由古及今、打通古今界限的研究方法，并难能可贵地把雅俗文学同归于现代部分来论述。例如《中国讽刺小说史》既谈论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程瞻庐的《茶寮小史》,也谈论了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猫城记》，在这些现代小说之前是对古代讽刺小说的顺时梳理。这样的研究，能够为同类题材小说铺叙历史，可是对每一时期小说的论述却相对独立，并不以古今小说传承演化为视角，古今小说的关系依然隔膜。
现代小说如何“继承改良”古代小说传统，这一问题既是对小说史的必要梳理，也是探讨古今关系的有效途径，更是考察现代小说特征的重要视角，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值得深入发掘。作为现代小说的“继承改良”派，现代通俗小说与古代小说，特别是古代章回小说的联系十分明显。 《老残游记》《金粉世家》《卧虎藏龙》这些优秀的作品都用章回体写成，在形式方面就与传统一脉相承。同时这些作品又处在受西方文学浸染中的现代文坛，现代通俗小说如何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发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章回小说的伟大传统，又如何生成其现代性特征，这便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二、 “第一流小说”的选定
古典章回小说在现代的接受、流播构成了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语境。晚清《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等杂志都刊有对古代小说的评论。如认为：“《儿女英雄传》 《花月痕》两书，一则自承与《红楼梦》争胜，一则暗点从《红楼梦》脱胎。今观其所叙事，颇与公拈‘误’之一字诀，似有悟入。是亦知欲为情书布局，不从误处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28这是从小说的承续联系、结构情感来谈。 “《水浒传》《儒林外史》我国尽人皆知之良小说也。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真相。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29这是对小说艺术价值的评论。 “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萃西洋小说数十种，问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红楼梦》册数之众者乎？曰：无有也。且西人小说所言者举一人一事，而吾国小说所言者，率数人数事，此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者也。”30晚清文学家常以西例律中国小说，发现两者的不同乃至中国小说的短处。而文学理论家王钟麒认为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的影响要高出西洋小说和晚清中国的“新小说”，可以见出时人对古典小说的看重。
晚清人论古典小说，常提及的是《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看成是最早被现代文学家遴选出的有价值的古代小说文本。民初文人在报章杂志的评论中，继续发表对这些小说的阅读体会。如姚鹓雏在《稗乘谭隽》中说：“ 《儒林外史》如倪迂水墨，萧疏跌宕，结构却极谨严。渲染皴擦，无法不用，却无一毫痕迹，神品也。 《石头记》《水浒传》浅绛青绿，各极其致。拟之画品，当在仲圭、叔明之间，决为能品。”31把小说比之于画，也是一种品第。吕思勉在民初最长的一篇论小说的文章中把小说分为“武事小说”“写情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几种类型，并以古代小说为例作说明。文中说道：“儿女英雄，为小说之二大原素，实亦人类天生性质之正负二面也。此种小说，其最著者为《水浒传》。此外则《七侠五义》等，亦当属之，然无宗旨，无条理，自郐不足论矣。凡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其大部分亦带此种性质。”32“最著者”即为一种评价，而列举之小说也成为一种代表。对古典小说的遴选，就在这样的评论中被生成。
当然，在这些古典小说被现代人选出之前，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古代批评家已在众多小说或文学作品中把它们挑选出来作为“才子书”加以品味，出现在现代人视野中的古代小说文本已经过了古代批评家以及历史时间的筛选。因此，现代人的选择不是毫无根基的。然而，在现代人眼中呈现出的这些作品毕竟与古人看来的已有很大不同。胡适在文学革命期间写的著名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道：“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他认为这些古典章回小说是“模范的白话文学”。33文学革命从语言入手，这一成功策略让新文学的诞生势如破竹，同时也把胡适引向对新文学生成依据的考证。新文学并非全然是接受西方的横空之物，还是中国文学进化的自然阶段。在胡适自信地谈论白话文学的时候，他已对传统章回小说有了一番考察。
《新青年》第3、第4卷刊有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的一些通信，信中内容多有涉及小说的。第3卷第1号的《通信》中，钱玄同说：“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惟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34钱玄同认为古代小说中《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是“有价值”的。胡适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神怪不经之谈，在文学中自有一种位置。其功用在于启发读者之理想。如《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读之使人忘倦。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胡适对《西游记》十分欣赏，认为其艺术成就要高出《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所以他“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35把古代小说分为“第一流”“第二流”，是一种明确的经典遴选。胡适在文学革命期间，已威名卓著，他对小说的取舍观点是被重视的。钱玄同写信答复胡适，表示对胡适的一些看法很赞同，认可《西游记》当列为“第一流”小说，但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作品，并提出：“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36陈独秀论《金瓶梅》，和钱玄同的看法一致，认为：“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 《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 《红楼》又焉能免。”37《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是通信中较有争议的两部作品。胡适认可《三国演义》，认为其有“大魔力”，但否定了《金瓶梅》。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胡适说道：“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38在现代文学家中，胡适对古典章回小说有专深研究，他详实考证过《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诸书，却未对《金瓶梅》有专门研究，可见其兴趣所好。面对胡适“请问先生”“作何美感”的提问，钱玄同在回信中答道：“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39，虽然同意了胡适对《金瓶梅》的看法，却一并把古典小说都否定了。
文学革命期间，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古典小说的通信讨论，可以说奠定了古典小说在现代的地位和命运。胡适选出的四部“第一流小说”几乎成为一种权威认定。在此之后，解弢的《小说话》、张冥飞、蒋箸超等人著的《古今小说评林》二书，对古典章回小说的等第座次也有争论。 《小说话》的排序为：“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西游记》 《封神演义》《金瓶梅》《品花宝鉴》《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 。丙等二种：《花月痕》 《荡寇志》 。”解弢说之所以要排等第是为了“联合海内小说名家，组织一小说审定会”,“俾后之阅者，知所注意，不致为无价值之作，枉耗其心目之力，而后之作者，亦有所矜式。是固有功于世之举也”。40大致说出了选目的意义。 《古今小说评林》针对《小说话》的排序提出了不同意见：“《隋唐演义》 《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花月痕》《荡寇志》诸书，其价值且不及《东周列国志》，犹得于审定会占一席地，《三国》竟致不第，亦未免好为奇论矣。……至以《金瓶梅》之荒谬，而堂堂列之于乙等第三，吾不知彼之所谓小说审定会者，将以端阅者之趋向乎？抑以歧阅者之趋向乎？”41争议所在依然是《三国演义》 《金瓶梅》二书。 《古今小说评林》认为：“ 《三国演义》为历史小说之最佳者。”42又认为：“ 《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词，毫无可取。而世人乃目为四大奇书之一，此可见世上并够得上看小说书之人而亦无之也。可哀也已。”43《古今小说评林》的看法与胡适一致，《红楼梦》《水浒传》 《儒林外史》 《西游记》四书排在古典小说前几位，《三国演义》是好作品，而《金瓶梅》被否定了。
在“后之阅者，知所注意”“后之作者，亦有所矜式”的认识下，各家出版社开始印行这些被遴选出的古典小说文本。较早的且具品牌效应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推出的“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的”长篇章回小说。这套书由汪原放句读，到1922年年底《水浒传》已出至四版，《儒林外史》 1948年出至十六版，可见出畅销程度。《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其他章回小说也陆续发行。不仅新式标点的使用使古代小说能在形式上达到现代的普及标准，而且文本前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名家序言更使这套书富有了学术含量，显示出精心策划的痕迹与五四时代的神情。陈独秀1920年写的《〈水浒〉新叙》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44评述间含着自如自得自信的意味。
亚东图书馆为这一系列古典章回小说制作的广告很可注意。《儒林外史》的广告语是：“国语的文学”45,《红楼梦》的广告语是：“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46《三国演义》的广告语是：“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47这些广告语都与胡适相关。从选取“第一流小说”，把古典章回小说作为白话写作的范本，到具体的考证研究，胡适的倾心关注影响到了古典章回小说在现代的普及传播。胡适的参与策划也推动了亚东版小说的刊行。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胡适同乡，两人早有交往。胡适的《尝试集》《胡适文存》等都由亚东出版。而亚东版的《水浒》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放在小说正文之前。同样，亚东1927年版《红楼梦》刊有胡适《重印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红楼梦序》《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儒林外史》刊有胡适《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等。这些考证文章开一代学风，随着小说的推行而播散轰动，同时这些小说也因主流学界、文化界的推举而被广为阅读。这是出版社和文化人之间的成功合作。
1935年，开明书店另辟蹊径，出版了《红楼梦》 (茅盾叙订) 、《水浒》(宋云彬叙订)、《三国演义》(周振甫叙订)三部小说的“洁本”。体例上删去章回体回目，由编者另拟段落标题，进行缩编。之所以如此做法是因为：
作为中等学生国文科课外读物的文艺书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艺价值，同时还要估量它的教育价值。有许多好书，因为有一些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是应该排斥到学校的门外头去的。然而青年不看这种好书究竟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为此，我们就打算出版洁本旧小说。所选的是《水浒》《三国志》《红楼梦》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经过专家订定，把其中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逐一删去，使它成为并不缺乏教育价值的东西。又由订定者撰作序文，对于各书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评，对于阅读方法又作详细的指导。读者阅读这种本子，在理解与欣赏上自然比较阅读他种本子便当得多了。48
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倡导和施行，在古籍整理已成规模的30年代，有必要开始反思。因为针对的读者是中学生，开明书店的“洁本小说”既看到了古典小说的价值，又发现了其中“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将之剔除，表现出一种评判眼光。茅盾在他写的洁本《导言》中说：“乾隆初年《红楼梦》‘出世’以后，虽然那时的文人惊赏它的新奇，传抄不已，虽然有不少人续作，然而没有一个人依了《红楼梦》的‘写实的精神’来描写当时的世态。所以《红楼梦》本身所开始的中国小说发达史上的新阶段，不幸也就‘及身而终’了。”49《水浒》的《导言》说：“ 《水浒传》的文句都是‘大众化’的……如果‘大众文学’这个名称可以成立的话，则《水浒传》便是大众文学里面的第一部好书。”50《三国演义》的《导言》说：“ 《三国志演义》在过去的力量固然很大，但到现在为止，它似乎是依旧保持着它的最通俗最有兴趣而比较醇正的历史小说的地位，它所包含的故事依旧是妇孺皆知的被传诵着。它依旧不失为少年学生的课外读物。”51话语之间流露出几分时代语境下的感念，但所作评价在现今看来依然公允。由此可体会到，当时无论是学人还是出版界对于古典小说的慎重态度。
从亚东图书馆和开明书店的出版情况看，《三国演义》虽然在评论界颇有争议，在出版界却很受青睐。它的刊行阅读，影响到了现代文坛的创作。《金瓶梅》未被列在亚东和开明的出版书目中，但得到了《世界文库》的推行。 《世界文库》月刊由郑振铎主编，1935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此刊前半部分为中国古典诗文、戏曲、小说，后半部分为翻译的西方小说、散文。每一期都是中西、古今并置，且总把中国古代作品放在前面。即便不能就此论定刊物之偏好或用心，但多少可以感觉到五四期间对于传统和西洋的态度，在此得到平衡与修复。在《世界文库》上连载的古代章回小说有《金瓶梅词话》《斩鬼传》《唐钟馗平鬼传》等。 《金瓶梅词话》从第一期就开始连载，配有插图。郑振铎对《金瓶梅》颇有研究，写过《谈〈金瓶梅词话〉》等文，认为：“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之流，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52郑振铎对《金瓶梅》评价很高，所以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库》第一期就连载这篇小说，可谓弥补出版传媒界的遗憾。从选择作品和排版形式可以看出，《世界文库》不在通行于市的《水浒传》 《红楼梦》 《儒林外史》中凑热闹，而是端出自己的“名著”来对话世界，以呈现中国古典小说的多样面貌。
《世界文库》之外，中央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多家出版社都刊印有《金瓶梅》，而被评定为“第一流小说”的《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及被广泛印行的《三国演义》则成为现代人阅读古典小说的基本读物。另外，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儿女英雄传》，也是一部被胡适推崇的章回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花月痕》则引领了现代文人小说的情感结构。这八部经典的章回小说构成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古代传统，对现代通俗小说而言，影响重大。
三、 “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
中国现代通俗作家是《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章回小说的阅读者、爱好者乃至精通者。姚鹓雏写有《稗乘谭隽》《小说阐微》《小说杂咏》《说部摭谈》 《饮粉庑笔语》等文论，对古典小说有会心评述。张恨水不但从小阅读古典小说，还“发了个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 ”53。 1927年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出版。 “去今两年之冬，天奇寒，不出户，以架庋说部为遣，默念此总总者，虽历数千百十年，较圣经贤传为不可磨灭，其间非有精微伟大之力不至此，乃思探索其源流沿革，察其变化递邅之迹象，以著其绩，于是有《中国小说史》之作。”54从1925年冬天开始写作至1927年夏天完稿，中间时写时辍，“核实计之，殆费一百五十余日”55。对于一部小说史来说，这个写作时间不算长。如果不是熟稔于心、深谙就里，是不会以如此速度和较高质量完成写作的。《中国小说史》的出版后于鲁迅、胡适、郑振铎的小说史研究，所以范烟桥在他的书中经常会引述到这几家的观点。不仅如此，《中国小说史》的一个显明特点是辑录诸家言说，较少作者的自家评判。胡寄尘说：此书的“价值，是能够网罗极丰富极丰富的材料，给我们，我们读了这书，不得不感谢烟桥先生的厚惠”56。对古典小说的研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创作。范烟桥所作“三言体”57小说就是他“耽读旧小说，寝馈其中已年深日久”58的结果。现代通俗小说家对古典小说的好尚，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显现。
就文本而言，现代通俗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承续主要表现在文体形式、叙事语法、故事选材、情感思想等方面。章回体的运用是通俗小说从古代至现代发展演变的标识。章回小说有其叙事成规，“楔子”的导入、全知叙事艺术、以白话为主的说书话语等，现代通俗小说沿袭了这套成规也有所变化。故事选材方面，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神魔演义等，都可以用来归类古代和现代的通俗小说题材。这些题材的情感思想也是贯通的，不仅是娱乐消闲，也要有功于世道人心。 《海上繁华梦》作者《自序》道：“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而不仅摹写花天酒地，快一时之意、博过眼之欢者欤？”59这种说教古今小说可谓一以贯之。
在现代通俗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题材类型可以相似，故事内容可以借鉴，人物描写可以参照，结构体例也可以沿袭。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古典小说在现代通俗小说文本中现身，或用来和所叙故事相参照，或直接抒发议论以阐明观点。这就是一种互文性写作，“它专注的是文本渐次吸收外部材料的过程”60。这种互文性写作不仅表明两种文本之间的影响继承关系，对现代通俗小说而言，也表现出对古典小说的批评和反抗。正是在影响继承和批评反抗中间，现代通俗小说才具有了自身价值。
姚鹓雏小说代表作《龙套人语》 1929年连载于《时报》，记叙了姚鹓雏“十年白下幕府时的见闻”61，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外史”。小说第一回开篇就提到《儒林外史》对“河房风月”的叙述：
在去今六七年前的今日，那时南中名胜，一片秦淮，还在军阀铁蹄之下。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咳！究竟是古时的人善于说谎，还是今人之不自爱惜？……可以把《西游记》的猪八戒偏说是个卫玠、潘安；《水浒传》里的哑道童，硬派他个苏秦、张仪。真是死的变成活的，香的变成臭的。那小小秦淮河，名不副实，还成什么一回事呢！在下眼里只见到现在的秦淮河，那就只可冤枉《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作者一下子，加他一个“文人好事”的罪名罢了。62
《龙套人语》开篇于秦淮河畔，于是提到之前对秦淮河的著名描述，《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便进入追溯的视野。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有一段对秦淮河的描写，水调画船，甚是动人，但这样的情景到20世纪初大为不同。 《龙套人语》第一回描述了秦淮河的灯油水腻：“每当夕阳西下，画船成阵，酒香汗气蒸腾如雾之间，那一股非兰非麝的水味儿，也就乘间发射。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可是与《儒林外史》上所说的‘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有些不同。”63《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的语句被《龙套人语》直接移入，和小说叙述情形作对比，旧时南京城动人的景色，到了《龙套人语》的时代，早已情味不再。小说开头对秦淮河的丑恶描写，暗喻小说所叙人物故事不会是光彩鲜亮的。 《儒林外史》如果还存有文人士风的话，至《龙套人语》文人不再是书斋中的儒者，在朋党倾轧、污浊不堪的乱世，只能留下一片“埋骨空山气不平”64的怨恨。
《龙套人语》最后一回，刊录了一份“东南文坛点将录”，用《水浒传》人物来品第对照小说中重要人物。但小说没有提到《水浒传》而又强调了《儒林外史》:“恰好在下这部小说信手拈来，拉杂已极，正苦没有一个结束，何妨把他抄在下面，便如《儒林外史》终卷的一张赐进士榜一般。小说家言，总归是陈陈相因，在下自然也未能免俗。”65开篇结尾点明《儒林外史》，结构布局乃至构思用意都仿照《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姚鹓雏小说创作的影响十分显然。 “小说家言，总归是陈陈相因”，这不是托辞于因袭，而是感念于传统。在现代通俗小说家身上，传统的力量显得格外深厚。
F. R．利维斯在其名著《伟大的传统》中论述简·奥斯丁道：“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她不单为后来者创立了传统，她的成就，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追溯的效用：自她回追上溯，我们在先前过去里看见，且因为她才看见了，其间蕴藏着怎样的潜能和意味，历历昭彰，以至在我们眼里，正是她创立了我们看见传承至她的那个传统。她的作品，一如所有创作大家所为，让过去有了意义。”66简·奥斯丁不仅构成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她的创作也使过去的传统显出了价值。在继承传统之时，后代作家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而传统正是在被承续的过程中，才有意义。换而言之，传统是当下性的。 T. S．艾略特对传统的这一涵义有更充分的阐释：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首先，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人，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67
“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存性”是传统的两面。对于传统的继承不“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更在于认清传统“和当代的关系”。这一思路，构成了本书考察现代通俗小说与传统章回小说的理论背景。 《儒林外史》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吴敬梓创作的那个时代，更存在于姚鹓雏小说《龙套人语》对它的引述、比照和评判中。章回小说传统与现代通俗小说叙事“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由此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基本现象——接受和抗拒。哈罗德·布鲁姆的两部书《影响的焦虑》和《影响的剖析》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布鲁姆说：“文学影响理论的真谛恰恰是其无可抗拒的焦虑：莎士比亚不会允许你们去埋葬他，去回避他，去取代他。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而且往往在并未欣赏过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演出或阅读过剧本的情况下——已经内化了、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力量。”68所以影响是无处不在、潜移默化、“无可抗拒”的。当意识到影响的时候，接受还是抵抗，构成了折磨现时作家的焦虑。优秀的作家往往不甘于受影响挟制，于是布鲁姆说：“‘影响’乃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一个关系矩阵——意象关系、时间关系、精神关系、心理关系，它们在本质上归根结底是自卫性的。” “影响的焦虑来自一种复杂的强烈误读行为”。69“自卫”和“误读”都是对影响的抵抗方式，而传统的强大力量正由此显现。布鲁姆“把影响定义为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这里的防御机制在每个诗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体现，但爱仍然占了绝对优势，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伟大文学的运作是非常关键的”70。伟大文学赢得了现时作家的“爱”，尽管作家们要竭力突破传统，彰显个人才能，但前提是他们首先肯定了传统的价值。这一看似悖反的定义，道出了现时作家及其作品面对伟大传统的真实状况。
面对《红楼梦》《水浒传》的伟大传统，现代通俗小说家的焦虑是如何利用这一传统来维系他们的创作，并且适应现代的需要。接受还是抗拒，不是简单的问题。梁启超在谈论古代小说时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71梁启超把古代小说概括为“诲盗诲淫”加以否定，并提倡写作“政治小说”。梁启超以其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小说”的代表，但在这部未完篇的五回作品中，第四回“榆关题壁美人远游”出现了一位在客寓题壁和韵的女子，颇能引发对以后故事的阅读期待。第五回黄、李两位主人公取道上海，在上海著名的张园见识了娼女和纨绔少年之间的嬉笑，而两次张园集会，一次是政治演说，一次是品花开榜，颇有狭邪小说的风味。梁启超要完全否定传统小说的“诲盗诲淫”，与之撇清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写起小说来“诲盗诲淫”就在笔端。严复、夏曾佑称此为“公性情”:“故政与教者，并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72这种“公性情”落实到小说中，即梁启超所谓“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红楼梦》和《水浒传》成为传统小说“男女”“英雄”两大题材的代表。晚清人对此已有充分认识：“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者，莫如《水浒传》《红楼梦》二书。 《红楼》善道儿女事，而婉转悱恻，柔人肝肠，读其书者，非入于厌世，即入于乐天，几将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矣。是书也，予不取之。 《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73不管如何取舍，现代小说都存在类似的题材书写，只不过换用了另一些称谓，如“言情”“武侠”等。梁启超所否定的“诲盗诲淫”倒可以成为看待古今小说流变的线索。
本书书名借用德里达在论文字与书写时提出的“踪迹”概念。“从一开始，在它们初次印象的那个‘当下在场’中，它们就借助重复与抹去、可辨认与不可辨认这个双重力量被建构起来。”74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中，“踪迹”或“印迹” ( trace)与差异、延异等概念一样是不确定、不在场的。“踪迹”是被涂抹的，不具有本源性质。用“踪迹”概念来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便不必以一种固化的观念来观照两者的影响或被影响。 《红楼梦》《水浒传》等书并不是仅仅影响了某部现代小说，它们作为传统的一部分或整体的代表，在现代作品中留下了“踪迹”，并被不断涂抹与再书写。 “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能较为形象地为“传统的踪迹”作出一定的解释。
依循这一思路，本书分为八章，以八部古典章回小说在现代被接受的状况为基础，在它们和现代通俗小说“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中，探讨两者之间的“踪迹”或存在的“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本书依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八部古典章回小说排序，章节安排大致按这些古典小说的刊印问世时间为序。第一章论述《三国演义》在清末民初小说《痛史》《历朝通俗演义》等作品中留下了印迹，而现代通俗小说叙述历史又希图突破“演义”样版，传统“演义”如何转化为现代“历史小说”是值得深究的问题。第二章论述《水浒传》和现代“武侠小说”之间的区别联系，《水浒别传》 《水浒新传》二书得到了《水浒传》的真传，而《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作品的“英雄传”写法隐喻了现代人对“英雄何处不相逢”的期待。第三章论述《西游记》人物在现代作品中的复活，神魔的奇幻令武侠小说赢得别样魅力，而“游记”则启迪了现代通俗小说的故事写法。第四章论述《金瓶梅》与现代“世情书”之间的关联，无论是晚清狭邪、谴责小说，还是民初以后的黑幕、社会小说，都能体现出“世情书”的传统，而由“情色”写“陆沉”，则是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线索。第五章论述《儒林外史》的特殊结构为现代“故事集缀型”章回小说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参照，而这种结构正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和现实人生际遇的写照。第六章论述《红楼梦》的伟大传统在“重写”和“仿作”的潮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民初小说《广陵潮》、张恨水代表作《金粉世家》都承续了《红楼梦》的家族叙事传统，且有新的寄寓。第七章论述受到《红楼梦》影响的《花月痕》成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先导，其抒情叙事引领了现代小说的抒情传统。第八章论述《儿女英雄传》把“儿女”“英雄”纳入一部小说的写法开启了现代小说叙写通俗故事的新局面，女侠的胆识和英雄的情长，破除了“言情”和“武侠”的界限，现代通俗小说至此展现出艺术的高度。这八部古典章回小说于现代通俗小说都有“踪迹”可寻，“伟大的传统”与“影响的焦虑”成就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基本形态。
可备注意的是，八部古典章回小说中，《水浒传》 《红楼梦》可构成一个主导结构。在《水浒传》的主线上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把历史、神魔和英雄故事相融合；在《红楼梦》的主线上则有《金瓶梅》《花月痕》对世情与抒情作深发，而《儒林外史》突出了世道人情故事的结构设计。最后，《儿女英雄传》把传统小说的两大题材收为一体，上半部借鉴《水浒传》，下半部摹拟《红楼梦》，可作为一种结果和新的开始。
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8页。
2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2页。
3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3—24页。
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46页。
5 米列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6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7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8 〔美〕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本)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页。
9 Edited by David Der-Wei Wang(〔美〕王德威主编):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10 张治：《长达四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8年第2期。
1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2 周作人讲校，邓恭三记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9月版，第52页。
13 王瑶：《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小说》第4卷第3期，1950年10月。
14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香港《新亚生活》第13卷第8、9期，1986年4、5月，王瑶著，孙玉石编选：《王瑶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34—235页。
15 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16 方锡德：《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7 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页。
18 潘显一：《论巴金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识》,《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19 杨洪承：《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0 刘保昌：《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21 李钧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22 石麟：《章回小说通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3 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24 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页。
25 齐裕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26 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7 游友基：《中国社会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8 昭琴：《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2号，1906年1月。
29 《觚葊漫笔》,《小说林》1907年第5期。
30 天僇生(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1卷第11号， 1907年。
31 鹓雏：《稗乘谭隽》,《春声》1916年第1期。
32 成(吕思勉):《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5期。
33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
34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35 胡适：《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
36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
37 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
38 胡适：《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39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
40 解弢：《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1月版，第108、107页。
41 张冥飞、蒋箸超等：《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5月版，第138—139页。
42 同上书，第53页。
43 张冥飞、蒋箸超等：《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5月版，第55页。
44 陈独秀：《〈水浒〉新叙》,《水浒》，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2月版，第1页。
45 汪原放句读：《儒林外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版，书中广告。
46 汪原放句读：《红楼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版，书中广告。
47 汪原放句读：《三国演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5月版，书中广告。
48 开明书店为这套“洁本小说”印行的广告。见《水浒》附页，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11月初版。
49 茅盾：《导言》，茅盾叙订：《红楼梦》，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7月版，第4—5页。
50 宋云彬：《导言》，宋云彬叙订：《水浒》，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11月版，第8页。
51 周振甫：《导言》，周振甫叙订：《三国演义》，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7月版，第1页。
52 郭源新：《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
53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平《新民报》 1949年1月1日至2月15日，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9页。
54 范烟桥：《引》,《中国小说史》，苏州：苏州秋叶社1927年12月版。
55 同上。
56 胡寄尘：《中国小说史·序一》，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苏州秋叶社1927年12月版。
57 在范烟桥所作《陆青天祝寿紫花布》 ( 《珊瑚》第3卷第11期，1933年)题下注出是“三言体”。所谓“三言体”指的是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等三部话本小说。范烟桥的短篇小说模仿了古代话本短篇的写法。
58 芮和师：《集创作与史评于一身的多面手——范烟桥评传》，汤哲声编校：《演述江湖帮会秘史的说书人——姚民哀》，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26页。
59 孙玉声：《自序》，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页。
60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35页。
61 范伯群：《序言》,《姚鹓雏文集》 (小说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5页。
62 龙公：《龙套人语》，上海：竞智图书馆1930年2月版，第1—2页。
63 同上书，第5、6页。
64 《龙套人语》第二十三回回末诗，龙公：《龙套人语》，上海：竞智图书馆1930年2月版，第390页。
65 龙公：《龙套人语》，上海：竞智图书馆1930年2月版，第392页。
66 〔英〕F. 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第8页。
67 〔英〕托·斯·艾略特撰，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2—3页。
68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9页。
69 同上书，第14页。
70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金雯译：《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0页。
71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期。
72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 1897年10月16日—11月18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1897年—1916年) 》 (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页。
73 卧虎浪士：《〈女娲石〉叙》，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上海：东亚编辑局1904年7月版。
74 〔法〕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