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

读书是治学根柢。传统读书治学讲究师门出身，现代读书治学更重视体制学历，而这两点，都和沈从文搭不上界。在他各个时期的人生履历表中，学历一栏填的都是“高小”，可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学术讲演时，他又自道是“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3]。学制内的高小和学制外的所谓“社会大学”本就难以相较，但它提醒我们注意，沈从文的读书不是那种考试修学分的“学历”，而是一种虽逸出常轨而又是真正读书的“经历”。后来沈从文回顾平生，谈及“书本的影响”，说：“书籍对我发生的影响，比人的影响大许多。”[4]可见读书对于他的问学实具有非凡的意义。

最早比较集中反映沈从文读书经验的，是他作于1932年秋的《从文自传》。这部本意介绍自己从边地少年变成新文学家的传书，留下了他大量阅读品鉴古史书籍、古器物文字图录和古书画作品的经历。从后视角度观察，毋宁说这也是一部讲述他何以成为学者的“前传”，而这一点常为人目寓却不深究。有意味的是，自传中的沈从文从来都是学校里的“逃课生”，但步入军旅生涯后却变成真正的“读书人”。这种刻意区隔的书写，表明他的读书动力来自于内在体会和自我选择。

沈从文所读的那些书，包括他自有的“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5]，并石印《千家诗》等[6]，是为他书法诗文习得的起步。芷江驻防时，他在翰林出身、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同乡熊希龄公馆，读过《史记》《汉书》和一些其他杂书，并从其中十来本白棉纸印谱，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识[7]；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军中将尉的藏书。他从一个文姓秘书那里经常阅读甚而梦中也翻看的“宝书”《辞源》，获得有关《老子》《淮南子》等古典文史知识[8]。由于书法出色、缮写能力强，他得以担任军队统领陈渠珍的贴身书记，负责管理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所藏的“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由于经常和旧画古董打交道（包括为它们编目、造册与登记），便“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由于成天翻看所藏《四部丛刊》，在遇到不懂的时代、人名时查阅《四库提要》，终至“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其时，沈从文已经摸索到读书问学的基本门径，不仅仔细阅读古籍图录，钩稽文献查明各种知识的出处意涵，而且还掌握了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互证法以达格物致知的途径。如在阅读《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时，他就经常“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逐渐熟悉所读古文字和古器物各种形制及相关知识，故而自道：“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9]1923年他到北平苦住以后，文学创作之余，“为扩大知识范围”，又把“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当作“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10]。

从所读书籍可知，沈从文已触摸到传统学问的脉络，如所叙及的“宝书”《辞源》，是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一部大型古汉语专用工具书，不仅有着像《老子》《淮南子》这样的丰富文史知识，它的文字分类和音义训释，对沈从文奠定传统“小学”方面的基础也一定大有帮助。又如他所列举的《四部丛刊》《四库提要》两书，网罗我国古代经史子集重要文献，分类流别而予钩玄提要，是研治古代学术的必备之书，后者还被誉为“书即师也……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11]。再如他所提到的《西清古鉴》，为著录清宫大库所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图录，共40卷（另附钱录16卷），收录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每卷先列器目，按器绘图，后有图说，注明方圆围径，高广轻重，如有铭文，则附铭文并加考释，考证精审，“折衷于欧阳修董逌黄伯思张抡薛尚功诸人之论说，要其指归，皆原始于书传，更探讨于形模色泽之间，而世次先后，固已昭然可睹”[12]。《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为南宋薛尚功所著20卷金石考证汇编，临摹古器物铭辞，逐条加以笺释，开后世考释金文著录的体例。两书图文并举，合古人“左图右史”读书法则，也启发后来沈从文学术著述图文映衬的文章体例。更为关键的是，从这些线装书中，沈从文体会萌生了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实为读书治学的极则和动力：“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

上述读书经历和所得体会，与沈从文后来的学术范围、使用材料、治学旨趣都有所关联。如果意识到这个自传是为传主如何成为一个新文学家现身说法，那么他对这段阅读古代文献经历的叙述，就通过“书写”的方式保存着传主在现实中暂时压抑了的另一个“自我”和“自性”，也刻画了一个“学者沈从文”的起始面目。这种早期的读书经验，其实就是所谓“童子功”的学术训练。释读古史旧籍书画及金石图录文字诸书，使他得以用一种“默识”的读书方式，不期然“预流”于学术，为他多年之后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个自传中的“伏笔”也并非无意为之，而实与作传时传主的心境有所关联。青年作传，除追述往昔外，必寓透析当下而想望将来之意。结束湘西军旅流寓的读书生涯之后，沈从文经过多年磨砺，终成文坛新秀，并从1929年起，到1931年他二十九岁时，有了先后执教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资历。此时他以新文学家身份担任大学教职，学者之路于事实上已无法逆转，故必须“把力气管束到学问上”[14]，所以追溯早年读书经历，就有为将来开新路的准备，并可与当时读书旨趣互为印证。如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或二次”[15]；同期看的还有“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向胡适汇报自己阅读王国维研治古代史地书籍，并敦请胡适“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因为“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知道不多，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16]。此时他还准备作一部“中国之巫研究”，拟对“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并“已抄得不少材料”[17]，表现出对当时兴起的中国古史、古代神话和民俗研究的跟进兴趣。从他当时撰作《中国小说史》[18]负责的“绪论”“神话传说”部分看，约四万字篇幅，所涉典籍和引用文献，自先秦神话传说、诸子百家、各朝史传文册、小说演义，至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竟达百余种之多[19]。即使称引如此宏富，沈从文尤有“无书在手边”的不足之感[20]，可察他意欲广览群书的心愿及对读书与治学关系的理解。该书是沈从文最早付梓行世的学术著作，其价值不在学问之大小高低，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份早年沈从文的读书清单和他因“志于学”而进行的勤学苦练，以及由读“杂书杂识稍多”，“从传统方面得到些方便”，从而具备了“综合消化古典”的强力[21]。此时沈从文读书已具明确的学术意识，其范围在古代文史、金石文字、民俗宗教之间，并窥探、接触学界名流如王国维、胡适、鲁迅等所谈问题和考据方法，准备把自己的所知从“常识”向“正确知识”推进，实为他后来治学之奠基。

如果考虑到沈从文在文学上是一个高产作家，那么他的学术性读书实为不易之举，而且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读书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据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读书多而且杂，除一般中外人文社科如四部书、文学书、哲学书、道教史、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著作外，还有《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及观赏植物等博物之类的书籍，兼收并蓄，五花八门[22]，“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23]。从现今《沈从文全集》新编《见微斋杂文》看，其中收录沈从文1943—1947年的杂文《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吃大饼》《应声虫》《宋人谐趣》五篇，涉及古书已从经史子集等常见书籍转向野史杂录残丛笔记[24]。诸篇联类古史杂著记述中国故事，以古喻今来针砭国民性，对中国社会进行文明批判。虽然沈从文以“无怪乎饱读旧书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25]来解旧书之毒，但还是引来读者责其为“古董”且“读古书入迷”，可见其文章足具学人面目，已不再符合读者对他旧有的新文学作家印象[26]。

由读“杂书”进而写“杂文”，起铺垫作用的其实是博览群书所积聚的“杂学”。沈从文曾自道：“因为学无专门，看的书就比较杂……早打下个‘杂学’底子。”[27]但自1946年北大复员返回北平，他参与北大博物馆事务后，其读书便多集中在文物研究、工艺美术范围。他虽不愿坦承“读古书入迷”，却敢号称是“东方迷”，“受中国文化熏陶至深……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28]，所以读书渐趋专门，虽在学艺上位列“杂项”，但圈地清晰，且作文时考述称引具足本色当行。比如讨论唐代王维画，他从晋代“顾恺之述画”探源，以下推及唐代“《酉阳杂俎》、《历代名画记》和唐人集中题跋王画”者，五代荆浩“洪谷子论画”，“宋人《广川画跋》、《图画见闻志》……《德隅斋画品》，东坡、山谷、秦少游、刘后村诸人题跋”及“米芾叙《画史》”、韩拙“《山水纯全集》”、邓椿“《画继》”等，“入元则汤垕……虞集、郝经、鲜于伯机、赵松雪……每人集中都有画跋涉及王维（宋元集子文章极重要，中日写美术史的俱因力不及而忽略）”者，“入明则更得从刘基集中起……除论画如《式古堂书画汇考》董其昌意见外，还有著录画目如文氏子侄所叙严家灭籍诸王画，项子京过眼之画，张丑还有《清河书画舫》，以至于孙承泽、高江村清人大收藏家的诸王画过目记”和“清人集子中跋王画和收藏目中涉及王画”者，最后是当代大村西崖（日籍）、向达、邓叔存、余绍宋、黄宾虹、张伯驹、滕固等人的著述[29]。1947年1月19日，他在《给一论文作者》的信中说道：

清人集子中跋王画和收藏目中涉及王画的都极多，必须有那么个准备，谈起这个人的画，方有意见，有发现。否则引述美术史上的辗转抄撮意见，在北平发表，会为人笑话的……会一看即知道你所引的书并非真正看那些书，只是从一二美术史转抄的。若论画，你读画的经验，和有关书本准备工作还不够，属于这个人的作品，和并世异世画人同异点，提出意见自然难中肯。比如谈王画山水傅彩处，要见过若干唐画，至少要见过若干影印唐画，才敢说如彼如此的。又如同属隐逸画人，所作与《辋川图》相似而不同，即唐人卢鸿之《草堂图》，谈辋川不能不用之作比较，因《辋川图》如今只见宋人摹与石刻卷子，然《草堂图》却在故宫。邓先生之甥为作一卢鸿《草堂图》考，并论“卢鸿”是否“卢鸿一”，即至数万言（与王维比较一段极得体），而拟维笔之《鹊华秋色图》，也在故宫，用淡彩。在笔墨上影响到明人则为陆包山傅色法，文氏父子傅色法。这个发展，美术史不甚道及。由于大村西崖或滕固都是纸上谈兵人物，见画不甚多，且不大从画上作比较印象。你文章若要发表，极容易。若求好些，至少得在时人美术史外用材料，或就《佩文斋书画谱》（清华必有。画论画跋大多在内，清代的却不曾有。）上涉及维画处好好加以贯串，才像个样子。若就这么用到《大公报·文艺》，人一看你把八相成道引作人相成道，就知你是外行。而加上所注出处，更要笑你，为的是你当真若把这些书（如《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录》、洪谷子论画、顾恺之记画、米芾叙《画史》、《山水纯全集》……《画继》）等等全看到，意见也会大不相同！虽注出去，事实上你并不真看过这些画论画记！我对于画和画史还不入门，就所见已如此，也从不敢在这个题目上作论……创作好坏还有个不同标准可说，论文最怕的是一二内行不能通过认可。文学论文还有个派别兴趣观点可借口，艺术史论述可不大能随意解释。[30]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王维画的画史记载、研究源流，已经通读精审，对故宫、清华所藏唐画也寓目得相当精熟，且对图文对照、文献考辨的研究方法及引证规范方面的要求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考虑到这仅仅是对给知识普及性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作者的要求，则又可见沈从文杜绝学术不端、严明学风文风的高标准、严要求。这也可视为转行之后，沈从文学术风范的预演与体现。

同一时期，沈从文还接触到瑞典汉学家安特生从西北出土彩陶判断中国文化西来的考古调查资料，表示“见解可疑”。他认为中国文化应是“本土的综合，决非全盘外至”，并对斯坦因、伯希和、奈柯克、羽田亨等汉学家的相关著述有所研究应对[31]。从现存几款“从文用书题识”看，他读书常对心得、心情有所交代。如题郑师许《漆器考》卷首：“卅四年十月五日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材料少。”题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用越州青瓷片筑墙的农舍插图旁”：

就花纹考捡，亦可知粉定来源。花纹单片极可贵，因尚可知唐代纹饰繁复到何等程度。

我如住一年，得上万不同单位，一定有许多新发现，足供美术史、陶瓷工艺史作重要参考资料。但这一生那有希望？

这些事始终就无一个人肯来作。我想作也能作，可来不及自由使用生命，生命即萎谢了。

又题该书封面：“此书具创始性，引用史料也极丰富，万里先生之作实多抄自此书，但极多中国文献反而遗落不称引。”题寂园叟《匋雅》日译注本《支那陶器精鉴》卷首：“三十八年九月廿六，天地忽清朗异常，已入深秋。”《匋雅》一书，原著以随笔形式分为910节，日译者盐田力藏对每节均附加注释文字，沈从文研读之余，意犹未尽，以自己的见解，据新实物材料对该书近600节又作了上千条评注，达数万字[32]。他因比较中日文物研究而对中国“恐怕永远要走在日本后面”产生紧迫感[33]，遂起东渡观摩交流之意。1948年中央大学（南京）友人吴学义到日本参加审判战犯工作，他曾起意赴日考察日本漆工艺：“如真能赴日，弟实亦想看看日本漆工艺，因私意中国漆工艺技术，可从日本取法必甚多也。”[34]1982年，沈从文随团访问日本，对于日本“文化出版物之丰富，在具体应用事物反映艺术，所达到的标准，实十分佩服”[35]。以此观之，人们常用“从边城走向世界”称扬沈从文的文学成长轨迹，即在读书治学一面，也是恰如其分的。

沈从文读书深符博闻强记之道。这种读法，使他在原稿散失以后，于“文革”干校中，即便手边无书也能凭记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改订重写工作，以至有人回忆：“他埋头在写，未见他读书，写出来的，引经据典，毫厘不差，记忆力委实惊人。”[36]由于研究领域特殊，其读书状态与研究常见题目的学人相比，也需特别的手眼和心力。如他研究服饰、陶瓷、玉器、漆器等工艺杂项，所使用的材料，除有限专书外，还须到其他文献中大海捞针，广为搜罗。一些吉光片羽、断碎记载，只有经过通览细读披沙拣金才能见到。所以他重视经史，也重视子集，对跋文杂记图录等边缘文献尤其留意。由此还引发他对一般史学家专重经史，轻慢子集，拒绝工艺美术部门进行大胆的非议：“友人中有治史学，正如大学近三十年习惯，平时阅看《九通表志》，能熟诵大事年月，条理清楚，对于《四部》中之子集二部，及工艺美术部门，复能狠心加以拒绝，完全不生兴趣。”[37]这对他圈定研究范围、在学术领域辟土启疆，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读书进而购书、用书，以及他对所藏图书的聚散在“自用”和“供他人参考”方面，沈从文的态度尤其值得追述。如是自用之书，沈从文则珍视如宝藏，必以购进坐拥观睹为要务。在20世纪70年代“读书无用论”环境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沈从文犹在尽力买书和索讨已借出的书籍，下放咸宁干校时曾请史树青在京中旧书店代购图书。书目包括：

一、《北堂书抄》 似有新印。

二、《艺文类聚》 似有新印的。

三、《太平御览》 新影印本。

四、《子史精华》 旧小字印本。

五、《格致镜原》 木刻不贵，扫叶山房似有石印本。

六、《全唐诗》 新印。

七、《杜佑通典》 清刻或新印本。

八、《大明会典》。

九、《元典章》。

十、新印通鉴 上海旧石印本也成，主要是查查。

十一、新印四史。

十二、《文选》 中华印，如你上次给我那种也成。

十三、《艺术丛刊》 似黄宾鸿编小本。

十四、《佩文斋书画谱》 旧小字印本。

十五、《三才图会》。

十六、《淮南鸿烈解》 刘文典？

十七、开明印小字廿五（四）史 一折八扣本也行，主要是为诸志作注。

十八、《绎史》 小字石印似不贵。

十九、中华印图书集成零散部门 如食货、舆地等部门和文物关系较多的。

廿、一些成为处理品的近廿年出的图录。

又雷海宗教授在云南似印了一本《历代兵制》，记得曾看过，也有用。

廿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似有石印本或扫叶山房出。[38]

总计远超21种。他在不少地方交代图书的版本、用途，似可摸索当时他的学术关怀的方向。返京后他又好几次在住处兼工作室贴上“还书告示”，上写：“凡在京友好，借过我一切图书、资料，务请即早一律见还，便于清理一下，万万不要再冻结在任何个人手中，失去原来好意，使我工作无法进行。”[39]这些书包括“《中国古代石刻》（王子云编）、《唐宋名迹》（谢稚柳编）、影印《燕寝怡情》、《秦会要》、《图书集成》中有关泽运部分一册及其他廿年来所借各图书”等[40]。对于勤力聚书之举，他曾自作解释：“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言事，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41]1952年和1964年，他曾经历两次“书厄”，所藏图书数千卷被没收处理，其中包括重要大型图录、工具书和稀世文献《知不足斋丛书》原刻本（30集，207种）等，使他激愤之下发誓：“必须牢牢记住，且尽可能不读‘四旧’书，免得中毒，任一回倏然而来风雨中重作代为消毒，麻烦别人！”[42]这种非常时代冲冠一怒为图书的大胆表露，正显示一个迂阔老书生的本真和本色。

但在珍视所失之书的珠还璧归之外，沈从文又有慷慨“散书”之举。他曾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捐献《阿房宫图》长卷和上千种乾隆朝以前珍贵旧纸等，意在“或足为其他好事热心人作参考，增加一点常识……必可给别人一种新教育”[43]。而从1953年起，他为方便同行研究与集团协作，经常从自己经手过眼的实物、图录、书册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某一类别、某一问题线索，列出草目”，为他人提供导引性质的研究资料，“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总量无从查考，但估计以三位数计”[44]。从《沈从文全集》所辑21篇研究课题草目看，《龙的图案在工艺美术上的应用》所涉图书、实物资料达100种，《鸾凤百种（有代表性）》达65种，《关于玉的图录和文献资料》达34种，《带子种种》达114种，《可供参考的新出土文物中特别精美重要艺术品》达47种，《山水形象在古代工艺品上的反映》达31种，《前期山水画问题图像部分目录——由汉到隋的反映种种》达25种，《水纹在工艺中或艺术上应用的发展》达85种，《乐舞杂伎与戏剧》达84种，《杂伎图像参考》达38种，《唐以来乐部形象反映》和《关于唐代种种》各达57种，《〈卧薪尝胆〉参考资料应用》达25种，《〈文成公主〉演出形象参考》达11类69种，《〈武则天〉戏用参考》达24种，《宋戏文服饰、生活、行住、人物形象参考》达46种，《曹操像参考》达5种，《有关唐玄奘绘画》达7种[45]，致王家树信谈及“玉工艺的常识”达20种[46]，《关于马——给鸿祥同志信》达44种[47]，《马和马具的应用及其发展》达84种[48]，共计有1061种之多！不少地方或作钩玄提要，或罗列研究思路，“用这种方法，把若干孤立的材料‘排排队’，从中发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49]，经过如此的“材料一汇集……专门知识即可一变而为共同常识”[50]。这并“成为他实践‘古为今用’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51]。由此可见，这种对于书册聚散流布的态度实际上表明了沈从文阅读史上“书缘”与“学缘”的关系——读书既是个人学术上独得之秘的津渡，也是还其天下之公器的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