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建昌帮的影响及发展脉络

建昌帮从一个占据闽赣咽喉要道的商帮，结合建昌丰富的中医药与道教文化，成为一个以中药饮片和炮制技术闻名的药帮，演变成近代所熟知的炮制流派。建昌帮的形成与发展对后世中医药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炮制领域，建昌帮所倡导的精细加工的理念不断深化，迄今为止许多中药企业都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作为中药质量管理的理念。在中药商业流通领域，建昌帮饮片跨越五湖四海，成为家喻户晓的优质饮片代名词。

一、建昌帮影响范围

建昌帮与樟树帮同为江西帮，在中药炮制历史上各有千秋。建昌帮之所以传播甚广与其处于赣闽交界的地理位置有关，傅学说在《建昌帮中药业及药王庙的回忆》一文中回忆：“以经营药材业务而论，则樟树最大，销路最广；以从事药业人数而论，则南城最多。大部分南城人都在福建各县经营国药，创业成家。”一些关于建昌帮流传的俗语也从侧面印证了建昌帮在外地的影响，如“南城客，建昌帮，人参鹿茸用船装”。从某种角度来看，樟树帮更像一个闻名遐迩的中药材集散市场，建昌帮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帮。

建昌帮和樟树帮作为炮制的两个流派，其形成和演变的动力存在一定的关联和差异。建昌帮和樟树帮都是根据当时地理、区位优势，应中药商业需求而兴起，二者都是以中药饮片的加工炮制而闻名，且均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炮制饮片和炮制工艺，成为了著名的炮制流派。然而，二者在演化的动力上存在明显差异，建昌帮多是以商业交流活动为主要形式，从建昌帮历史记录上来看，建昌帮是一个“行走”的药帮，而樟树帮则是一个依托樟树药材市场形成的“坐着”的药帮。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有竞争的一面，更有相互促进的一面，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从文献资料来看，樟树帮的“帮”之名字，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建昌帮的商帮文化；建昌帮成为炮制流派，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樟树帮的启发。

建昌帮药工的主要迁徙地包括我国福建、广东、台湾省，以及东南亚地区。江西省中药学家熊梦生前曾认定“台湾中药业属建昌帮”。

民国七年，汉口总商会兴举各帮会员名册，所列各帮名目尤多，有银行帮、票号帮、本帮钱帮、江西钱帮、江西字号帮、江西建昌帮、江西抚州帮、江西吉安帮等，可见建昌帮在民国时仍有很大影响力。当时在南昌主要的地域性商帮有徽州帮、广东帮、湖北帮、福建帮、四川帮、山西帮、吉安帮、南风帮、建昌帮等。在义宁州，有山西、广东、安徽、抚州、建昌、浙江及义宁八帮商人。

建昌帮在海外的流传同样受到了福建交通区位的影响，古代福建的福州港、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在我国古代中医药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汉唐以来，阿拉伯人、东南亚人、波斯人等多通过上述港口进行贸易和医药交流，香料、进口药材、滋补品等不断通过这些港口输入我国，我国中医药文化及建昌帮饮片也同样远销海外，这为建昌帮海外传播奠定了基础。较为著名的出口中药材包括人参、麝香等。

二、建昌帮的衰落

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开始，受到战争和文明冲突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一度衰落至极，建昌帮生产加工和商业基础遭受巨大破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兴盛数百年的药王庙付之一炬，传承炮制人才严重流失，知名商号消亡殆尽，建昌帮一度进入极度衰落时期。尤其是日本侵华后，南城作为主要战场之一遭受多次轰炸和焚毁，药业发展基础被彻底摧毁，大批从事中药饮片加工的手工业主外流他乡。1942年，日寇侵入南城，药王庙的中下两层被烧毁，上层正殿被破坏，历经元明清前后六百年余的药王庙不复存在了。

（一）商帮与现代商业体系的碰撞

1840年，英国政府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直接撬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并且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第二款为“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家属自由居住”。五口通商导致我国传统贸易格局受到重创，传统手工业在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下日益衰退。纺织品、新式药品、食品、钢铁等都是五口通商的主要贸易产品。在“五口通商”启动西方列强入侵影响下，中国在半殖民地泥潭越陷越深，以中国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商帮体系开始逐步衰退，在西方列强不断侵蚀和破坏下，在明清盛极一时的商帮文化衰落，最终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碰撞

建昌帮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衰落，也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中医药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回顾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近代西方医学对中医药曾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导致了废止中医药的举动。在远古至清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医药始终是中华民族养生保健的主要途径。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和中医药的融合并不融洽，中医药在卫生保健系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设医学科目48种，药学科目31种，均无中医药学内容，完全将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1929年，国民党卫生部采取了反中医的政策，甚至通过“废止中医案”，对中医药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1936年，国民党颁布《中医条例》，该条例中仍然存在许多歧视、排斥中医药的内容。中医药学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压迫的状况仍未改观，中医药在教育、经营、称呼上仍受到严重歧视。中医中药相互依存，在当时中医药遭受歧视的情况下，建昌帮的发展也如同无根之木。

（三）战争导致建昌帮商业基础破坏

建昌帮兴盛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初期建昌帮尚有发展，但随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来临，建昌帮发展严重受阻，一是日本不断轰炸导致建昌帮药业发展的基础基本被毁，二是国民党封锁政策导致中药材运输基本停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战火逐步蔓延至江西、福建等建昌帮发源地，导致建昌帮药材生产、运输受阻，建昌帮进一步衰落。1932年，江西省第八行政区保安司令部设在南城县，后更名为第七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南城县成为重要的区域军事要地。1941年3月3日，日军对南城狂轰滥炸，使得南城市区街道化为灰烬。次年6月，南城沦陷，遭到日军洗劫，整个南城古老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建昌帮炮制所需的原料、辅料也几乎难以获取，如有记载云“抗日战争期间，庆乐斋酒栈倒闭，麻姑酒生产区域停顿，以至在市场上绝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阀割据，对革命根据地采取封锁措施，禁止药材进入根据地，导致了传统药材流通渠道断裂，大量库存药材霉烂变质，药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经营两三百年的大药栈（行）倒闭歇业，建昌帮进入大萧条阶段。

三、建昌帮的复兴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受歧视的地位得到了有效纠正，建昌帮再次受到重视，从过去的萧条状态开始复苏、成长、壮大。对于如何对待中医药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中医药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一是在行政上设立专门部门推动中医药健康发展。1952年，在卫生部医政局内设立了管理中医的行政机构中医科；1954年，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198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体系架构初步显现。二是加大力度发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1951年，卫生部颁发《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1954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后更名为南京中医学院；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先后筹备成立中医学院；至今全国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中医学院或大学，为中医药长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三是加强中医执业和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1952年登记在册的中医有30.6万名；到1957年3月，全国有20万名中医参加了联合中医医院、联合诊所、农业合作社的保健站等单位的疫病防治工作，并有29 000余位中医参与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