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这个新的世纪，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之实施，随着“一带一路”越来越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其他国家和民族想更多了解中国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对外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这种对外传播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翻译来完成的。

许多人以为，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文学典籍翻译成外文不就成了？但少有人想到这些文化文学典籍主要该由谁来翻译。笔者历来认为，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译者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对外翻译任务，但翻译中国文学文化经典作品的工作，主要还应该由外国汉学家和学贯中西的双语作家来完成。而实际上，外国读者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汉学家的译作来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汉学家及翻译家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就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在英语世界出版非常多，而且相当受欢迎。……从1950年代起，老子和《易经》的销售以百万计，《道德经》大概有一百多种译本。《论语》和《庄子》也有不计其数的译本。几乎所有古典小说都有翻译，其中有些译本非常精彩。另据笔者所知，除了有不计其数的中华文化文学典籍的英译本可供西方普通读者选择阅读之外，西方大学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选编有大量中国名篇名作，从《诗经》《论语》到唐诗宋词，从明清小说戏剧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而这些精华篇章的译者也大多是英美汉学家。他们翻译的中国典籍之所以“相当受欢迎”，除中国文学文化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在于他们了解英语读者的审美口味，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著的审美价值。以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翻译《红楼梦》为例，他就能想到把“潇湘馆”翻译成The Naiad's House，而Naiad在希腊神话中是主管河溪湖泉的一种水泽女神，于是，就像“潇湘”二字可令中国读者联想到“娥皇女英”的古老传说一样，Naiad也能让英美读者感觉到原著的古典韵味和神话气息。有了The Naiad's House，他后来把探春为黛玉取的别号“潇湘妃子”译成River Queen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妙译了。

总之，纵观中国经典文学的对外传播历史，就有这样一批英美汉学家，他们为翻译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为架起中外文化理解沟通的桥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对他们进行研究，对我们自己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无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原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霍克思先生就是这批汉学家的杰出代表。霍克思一生致力于研究、翻译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他文化视野开阔，学术兴趣广泛，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他从事著译的时间长，涉及的文学体裁跨度大，从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到近代小说，从诗歌鼎盛期的唐诗到元代杂剧，每部译作都各具品格，展示了他独特的文学鉴赏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他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楚辞》英语全译本和第一部《红楼梦》英语全译本的译者。

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典籍英译主要完成于20世纪50—80年代的“冷战”时期。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漠视、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西方媒体也充斥着对中国的诋毁和歧视。与这种政治氛围相配合，中国文学被曲意改写，中国形象被歪曲抹黑，结果西方民众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此主流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汉学家，霍克思能公允地看待优秀的中国文化，以严谨的态度译介中国文学文化，不啻为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民众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从而为在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张婷博士的著作《翻译家霍克思》，立足翻译家研究视域，从霍克思的翻译实践出发，结合其汉学研究成果，将“翻译家霍克思”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还原其译介活动的历史语境，对其翻译实践展开了较为全面、较为深入、较为细致的考察与研究，探讨了他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方面的卓越贡献，从总体上把握了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在以往的霍克思翻译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偏于一隅，聚焦于某一微观视角对其翻译实践进行解读，语料也大都集中于《红楼梦》一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尚嫌不足。《翻译家霍克思》从宏观着眼，将霍克思的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了霍克思最具代表性的译作及汉学著述，系统梳理总结了霍克思的翻译思想，审视了《楚辞》“深度翻译”的文本特征，剖析了《杜诗初阶》“注解型”译文的缘由，考察了《红楼梦》“学术型”译文的表征，解析了《柳毅与龙女》“舞台表演型”译文的构成，揭示了霍克思典籍英译实践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经典“文化资本”输出的启示，从而拓展了霍克思研究的维度。

因此，张婷博士这部著作具有以下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第一，拓展了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家研究的领域范畴。我国现有的翻译家研究仍主要以少数从事外译汉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为对象，虽对践行汉译外的西方翻译家也有所涉及，但研究力度不够，视角也稍显狭窄，多为对汉学家（尤以传教士为主）之生平及著译的记录和整理，或对其译文片段的简要评析，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翻译家研究。而以霍克思的全部翻译实践及其汉学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立足翻译学本体进行研究，可从中发现我们的差距和不足，可吸收他们的理论，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推进我们的翻译家研究工作。

第二，首次系统梳理总结了霍克思的翻译思想，指出“忠实”是其作为翻译家的立“译”之基础和“立家”之根本。霍克思生前未有专文介绍自己的翻译思想、翻译技巧或策略。目前国内翻译研究亦未见系统分析和讨论霍克思翻译思想的文章或专著。《翻译家霍克思》在探究霍克思如何理解、分析、解构、重组到表达的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和他追求的原则和标准基础上，全面总结了霍克思翻译实践所秉承的原则和思想：明确翻译目的、以诗译诗、兼收并蓄的译法，以及兼顾对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与译文文本责任。这些总结为中国典籍英译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实现中国典籍的有效英译，翻译实践与汉学研究应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二是中国典籍英译实践中，译者可根据文本体裁、读者对象、翻译目的等因素不断调适翻译策略，但要以“忠实”原文为根本原则，并在此原则下学会“借帆出海”（即借用已被目标语国家读者普遍接受的规范译文，借用、套用或化用外国作家在相同或相似的语境下表达相同或相似意思的词句，借用外国读者易于理解并乐于接受的语言，以契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从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第三，从翻译研究的视角，丰富了当代中国的西方汉学研究。我国当代的西方汉学研究主要研究西方学者如何理解、传播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历史、文学、中外关系、政治、宗教、人文地理以及民族关系，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汉学研究的反馈，但缺乏系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缺乏从翻译研究视角对西方汉学翻译家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及作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的系统探讨。

《翻译家霍克思》在上述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对霍克思如何正确而有效地看待与传播中国优秀文学、促进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究。作者不断强调霍克思注重译文是否实现了译者的预设目标以及是否满足预设读者群的需要，强调在霍克思看来诗人才能确保诗歌神韵的再现而语言学家又能保证语言层面的转换，两者的结合才能最终保证译诗的成功，强调霍克思坚持为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而灵活制定翻译规矩，尤其是强调霍克思在翻译实践中坚守译者对原文作者、对其译文的读者、对译本文本的三重责任。这些强调之现实意义尤为重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内涵特征，与西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差异，以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易被其他国家民族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其突出的国际经济地位尚不完全匹配。因此，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是我们每一位文化学者的责任；而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再怎么强调“预设读者的需要”“注重对原文作者、对译文读者以及译文文本的责任”都不为过。

总而言之，《翻译家霍克思》角度新颖，立意深远，堪称佳作。当然，任何一部可圈可点的学术著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处，张婷博士这部新作也不例外，有待学界师友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在这部著作付梓之际，我向张婷博士表示衷心祝贺，同时也希望她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曹明伦

2022年立夏日于成都华西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