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之所以在“现代性”平台上发出独特的声音，文学的审美性质显然是首要原因。
“审美”拥有漫长的历史，包括对于“美”的认识。“甘也，从羊从大”——《说文解字》以味觉作为“美”的原始阐释时，审美的感性特征已经显露。鲍姆加登的美学（aesthetic）力图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审美涉及的另一个特征是情感，感性与情感时常如影随形。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言：“‘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10文学可能带来种种纷杂的感受，但是，感性和情感始终在场。不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还是柏拉图谴责与驱逐理想国的诗人，谱系相异的文学理论共同表明，感性与情感是众多思想家关注文学的理由。现今的文学理论有责任解答，那个让人潸然泪下或者哄堂大笑的文学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哪些方面？
文学拥有芜杂的构成元素。从哲学、经济学、物理学、心理学到考古知识、器物识别、地质构造、饮食系统，文学几乎可以接纳与消化种种知识。然而，文学异于其他学科知识的一个特殊性质是审美。某些时候，文学理论曾经将“审美”奉为文学的唯一宗旨，超出审美之外的文学兴趣犹如可鄙的异教徒。政治一度以强制的方式劫持文学作为唯唯诺诺的侍从，作为一种反抗，审美vs政治成为流行一时的观念。然而，“文化研究”涉及的广泛范围表明，文学没有理由拘泥地收缩于审美的辖区，文学可以向所有的学科开放——文学制造的众多典故已经扩散到各个学科。古往今来，可以借助人体的四肢百骸或者风神骨气形容文学，也可以在作品之中搜集历史线索乃至谶言或者某种特殊密码，可以根据经济学描述稿酬的标准演变带来了哪些文类演变，也可以利用数学概率处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别。尽管如此，这些认识并未对文学理论的一个结论形成实质性干扰：审美显然是文学最为引人的性质，也是最富于潜力的研究领域。文学之所以没有被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或者法学覆盖，审美性质的存在显然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竞争资本。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成为美学史的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席勒阐述了一个奇特的设想：审美如何弥合人类分裂的天性，这种分裂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现代性”。在他看来，古希腊那种均衡的生活不复再现，“现代性”内部具有的异化倾向制造了种种或强或弱的脱节乃至对立，“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席勒以“钟表”隐喻按照机械方式拼凑的生活整体。这时，“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11席勒反复论证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分离：前者与具体、感官、多变联系在一起，席勒称为“状态”；后者与恒定、绝对存在、理性联系在一起，席勒称为“人格”。表示了对于康德思想的崇敬之后，席勒提出的特殊观点是，“游戏冲动”有助于重新结合与平衡二者。游戏扬弃了偶然、依附性与强制等因素获得了自由，这显示了人的理想状态：“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许多时候，游戏即是审美——“等到想象力试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12席勒解释说：
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13
这显然是席勒的审美乌托邦，也是审美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主体由于审美而完整地恢复了自由自在的天性。然而，这种审美乌托邦如何与社会历史相互衔接？马尔库塞对于席勒的观点深感兴趣14，“新感性”如同尾随席勒的思想接续：“也就是说，就必须恢复感性的权利。必须从感性而不是理性的解放中，在对‘高级’机能所作的有利于‘低级’机能的限制中，去寻找自由。换言之，要拯救文化，就必须消除文明对感性的压抑性控制。”15——把人的解放使命赋予审美和感性，这是马尔库塞接受席勒观点的前提。马尔库塞赋予“新感性”的激进性质是，一种新的主体开始诞生：新的主体所代表的那些男人和女人终于打碎控制和奴役他们一代又一代的锁链。的确，马尔库塞的焦点转向了主体的改造：“只有将政治经济的变革，贯通于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能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类身上时，只有让这些变革摆脱残害人和压迫人的心理氛围，才能够使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中断历史的循环。”16传统的压迫和剥削不仅获得了社会生活的肯定，而且在人们的感官之中持续再生产。因此，马尔库塞如此阐述感性的意义，以及审美制造的感性革命将会带来什么：
现存社会向其所有成员都强行灌注着同样的感觉媒介。并且，社会通过所有个体和阶级在视野、水平和背景的差异，提供出同样的普遍的经验天地。所以，要与攻击性和剥削的连续体决裂，也就同时要与被这个世界定向的感性决裂。今天的反抗，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事物；就是要把解放与惯常的和机械的感受的消亡联系在一起。17
如果说，语言与文学形式是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以及人文学科的一个醒目主题，那么，马尔库塞则将语言与文学形式的沉思纳入“新感性”的范畴给予筹划。期待“新感性”与传统的世界决裂，语言与文学形式有助于重塑一个新的主体。语言不仅无形地编辑了外部世界，同时还隐蔽地决定了主体接受外部世界的方位、视角、繁简、褒贬评判和理性思辨的含量。一个时期既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拥有一套既定的语言体系，意识形态的稳固程度以及覆盖范围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一套语言的成效。“新感性”所带动的革命与语言革命相伴而行：“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18这也是文学的特殊职责。文学通常是种种语言革命的策源地。文学形式保存了众多异于日常语言的表述方式，持续地进行种种实验性写作。形式主义学派曾经指出，文学如何依赖“陌生化”的表述击穿主体陈旧而麻木的感觉。文学形式打开了日常语言制造的种种压抑，展示出隐藏于生活内部的种种缄而不语的内容，这是文学形式为“新感性”解放出来的新型经验。
启蒙主义运动或者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时期，“新感性”解放出来的新型经验可能产生摧枯拉朽的作用。然而，一个稳定的历史阶段，例如，当“现代性”结构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架构时，审美的理想王国往往只能占有微小的精神份额。从感官、感性到语言，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仍然聚焦于主体范畴。审美意味着主体的解放，但是，主体的解放不能完整地转换为社会的解放。无论是权力体系、社会治理、城市规划还是财政金融、公共卫生、交通设施，现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架构及其内容远远超出了感性可能覆盖的范围。按照审美的标准撰写一份病历报告或者财务报表是一个笑话，正如一个军人不能由于优美的舞姿而晋升为坦克部队的将军。换言之，审美并非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道德伦理等诸多学科，审美关注的叛逆、激情、想象、超验、魔幻、自由、敢作敢为与浪漫不羁更多地作为一种气质注入社会图景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提供某种具体的工作方案。当财富或者权力在“现代性”的怂恿之下显现出某种专断的性质时，审美所形成的气质构成了一种制衡——审美提交的理想准则是解除功利企图之后的身心解放与完整。显然，审美与各个学科不可能相互代替或者相互蔑视——没有哪一种结论具有独断的意义。事实上，我更乐意使用“博弈”一词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种强大的观念开始异化从而构成压抑的时候，审美可能提出异议，反之亦然。文学之所以进入“现代性”平台并且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恰恰因为文学的审美性质在“博弈”之中显示愈来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