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对于现代文学概念遭受的挑战，理论阐述可能涉及纷杂的线索。作为这些线索的交汇节点，我试图聚焦四个理论问题。显而易见，我并非提供考察的结论，而是敞开理论问题的纵深及其庞大的容量。

一，娱乐主题的位置。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是，文学的娱乐主题与经世致用的思想一样古老——如果不是更为古老的话。如果说，现代文学概念是在启蒙和“为人生”的期待之中隆重登场，那么，古老的娱乐主题无法同时删除。换言之，娱乐主题并非文学的初级特征，从而在持续的发育与成长之中逐渐克服。相反，现代社会从未显示出放弃娱乐的迹象。相对于经世致用所关注的道德教化以及社会、历史、民族国家，娱乐更多地涉及欲望。欲望、无意识、“白日梦”机制与象征性满足解释了相当一部分娱乐文化作品。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熟悉了批评娱乐主题的若干观念。例如，娱乐主题时常提供一种幼稚的认知，根据这种认知衡量世界往往谬以千里；娱乐的快感包含的“刺激”往往如同毒瘾，以至于令人长期沉迷而不能自拔；没有理由因为众多的参与人数而肯定娱乐主题，正如垃圾食品不利于健康的结论不会因为食用的人数而改变一样。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试图追问，娱乐是否仅仅充当迷惑大众的麻醉剂？尖刻的否定言辞是否隐含了精英主义的优越感？事实上，所谓的“精英”并非消除了欲望的人，而是尽量避免让欲望主宰自己言行的人。宽泛的意义上，欲望的适度释放有益于身心。这或许可以视为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经世致用”。当欲望构建的“乌托邦”带有激进的历史信息时，幻想与理想一步之遥。这时，文学的虚构仿佛拓展了世界的前沿。更大范围内，娱乐与心理创伤、遗忘、认同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些文学之外饶有趣味的题目。当然，还有娱乐经济学。总之，娱乐决非一无是处，现代文学概念似乎不得不腾出必要的接纳空间。尽管娱乐文化往往光怪陆离，但是，娱乐的评价体系单薄贫乏。销量、票房以及网络评分之外，公认的范畴、术语寥寥无几。麦克唐纳甚至表示，娱乐的影响来自莫大的发行数量，消费者的选择只有买与不买两种。62文化公司账本上的货币数目即是评价标准。相对于经典文学拥有的众多研究团队，娱乐的理论形象十分弱小。

二，经典与“雅/俗”。现代文学概念完成的同时，一份吻合概念含义的经典名单很快拟定，载入文学史册——文学史是文学教育的基本课程。相对于娱乐主题，这一份经典名单从属于“雅文学”范畴。现在的流行表述之中，所谓的“俗文学”并非传统意义的民俗文化，亦非通俗的“白话”——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入选的是那些以“白话”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文学作品。“俗”的名义流传的娱乐作品通常由成熟的市场运作加工为畅销的文化商品，与古老的民间传播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往往由mass或者popular 给予形容，后者更多地使用folk。mass或者popular 形容的“通俗文学”或者“大众文化”相对的是“雅文学”或者“纯文学”——这是文学史遴选经典的来源，这些作品才有资格享用诸如“神韵” “风格” “荒诞” “陌生化”或者“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等文学批评术语；“通俗文学”或者“大众文化”隔离于视野之外，我行我素，自生自灭。

但是，正如许多人曾经指出，“雅/俗”并非固定不变的区分。文学史曾经显示，古代许多“通俗”出身的作品终于成为著名的经典，例如《诗经》之中的《国风》，或者《荷马史诗》。这些作品的作者并非大名鼎鼎的文人雅士，而是隐于底层的村夫野老。换言之，所谓的“雅/俗”并非经典的标准。这个观点的合理延伸是，没有理由否认娱乐作品入选经典与载入文学史的资格与可能。

事实上，众多作品入选经典的理由远为不同。几乎无法在《离骚》 《三国演义》 《红楼梦》 《阿Q正传》或者《神曲》 《复活》 《飞鸟集》 《追忆似水年华》之间找到明显的公约数，并且作为授予经典荣誉的依据。这个意义上，经典遴选始终向娱乐主题敞开。娱乐作品并未被施予魔咒。然而，尽管如此，某些娱乐作品从未问鼎文学史，例如众望所归的侦探小说或者科幻小说。换言之，如果“雅/俗”不再作为事先的门槛，那么，能否证明不存在任何门槛？

另一种相对深入的考察是，“雅/俗”之间的区分必须与生产模式以及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文化并非凭空而来，它的物质基础依存于特定的生产模式与生产的社会关系，果真试图厘清文化的不同位阶，则必须严加分析在该生产模式之中，社会形构与传播的发展为何。”63因此，古代社会的“高雅文化”与现代工业只能制造俗不可耐的文化商品均是一种幻觉。古代与高雅、现代与通俗之间均不存在理所当然的等式。“古代”或者“现代”更多地解释了娱乐主题的符号体系与传播方式。如果说，追求娱乐的冲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依托市场与商品愈演愈烈，那么，现代文学概念负有的使命远为复杂：现代文学概念不仅某种程度地接受娱乐主题，同时又倡导某种美学观念遏制娱乐主题的过度泛滥——尽管二者之间的区别远非“雅/俗”的命名所能概括。这时，现代文学概念的含义不仅涉及生产模式以及社会关系，而且涉及理性、逻辑以及感性、激情、快感等共同构造的精神史。

三，大众的构成。大众这个概念的出现与流行具有复杂的渊源。“大众”的实体及其边缘几乎无法清晰界定。没有人可以抽象地断言，一个网络工程师、一个篮球教练、一个小公务员或者一个飞机驾驶员是否“大众”。不言而喻，“大众”这个概念的意义是集合数量庞大的社会成员——现代社会对于这种状态给予多重意识形态解释。相对于权力体系，大众的声音往往代表了民主；相对于知识分子的“高雅”和精英趣味，大众代表了俚俗、粗犷同时又生气勃勃的“草根”社会；相对于企业家或者商人，大众代表了广大消费者；相对于豪门权贵，大众代表了穷困与低贱，如此等等。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大众的声望如日中天，甚至说一不二；日常生活之中，大众对于平等的向往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劣势。多数时候，大众往往占有道德制高点，政治家、知识分子或者企业家无不热衷于宣称为大众献身，然而，某些场合，那些精英分子毫不掩饰对大众的蔑视——他们心目中的大众无非是一批乌合之众。大众涉及的娱乐主题可以与上述的每一个话题相互联系。

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姿态与大众的文化位置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工人扮演的历史角色是革命先锋。然而，种种考察表明，工人的文化并未自动显现革命的动能。这时，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是，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赋予工人。这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尽管他们不断地表示对大众的尊重，但是，他们的言行还是不知不觉地显出导师的傲慢，包括他们对娱乐主题的不屑。不无讽刺的是，当大众真正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之后，知识分子迅速地退到边缘，他们的言行逐渐成为小资产阶级形象的标本，包括他们的美学观念。

如果说，娱乐主题的罪过之一是麻痹和腐蚀革命斗志，那么，娱乐的长盛不衰是否证明，大众缺乏解放的意愿？这显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结论。让我再度阐述大众具有的两副面孔：作为阶级主体的大众与作为欲望主体的大众。当阶级对立持续积累和升温，以至于革命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的时候，大众表现出强烈的阶级特征——无产阶级试图挣脱身上的锁链从而形成一个面目相似的反抗共同体；然而，日常现实之中，大众更多地表现为欲望主体。“现实原则”如同强大的压抑体系，现实已经按部就班地固化，“快乐原则”只能活跃于幻想之中——这时，娱乐主题恰如其分地接纳与孵化欲望。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穿越”和起死回生的平行世界、科幻电影或者武侠小说虚拟的英雄梦，还是“霸道总裁”令人眼花缭乱的艳情、电子游戏之中攻城夺地的成就感，人们可以察觉的共同特征是，坚硬的现实与清晰严谨的理性悄然退场，欲望逻辑主宰了情节逻辑。对于大众说来，这是欲望主体从日常现实切割出来的一个特殊空间。那些知识分子担忧的是，沉溺于欲望乃至模糊欲望的幻象与现实构造之间的界限，大众会不会遗忘了阶级的使命？如果大众无力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现实，那么，现代文学概念是否负有这种责任：揭示日常现实内部隐藏的反抗因素，唤醒压抑体系间隙的解放能量？

四，商业、市场、传媒体系与文学。由于现代社会发达的传媒体系以及强大的市场运作，文学显现出愈来愈清晰的商品性质。大多数作家置身于杂志、报纸、出版社、电影或者电视公司、互联网网站之间，他们的写作获得各种定价，并且根据出售的情况领取报酬。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他们往往觉得，文学的商品性质无形地资助了资本主义体系延续。尽管文学传递了穷苦人民的反抗信息，但是，文学的商品性质制造的一个悖论是，所谓的反抗信息愈是广泛地传播，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愈是赚得盆满钵满。

另一种观点倾向于削弱市场体系与文学信息之间的“决定论”程度。文化是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发行商对作品内容的干预与控制仅仅在有限的范围生效。因此，即使对商业利益背后的支持体系展开一定程度的批判，这些作品仍然有面世的机会。换言之，作家、大众、商业体系之间存在复杂博弈，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图并非起点至终点的最短直线。

尽管如此，娱乐主题的特征是尽量投合市场消费。如同普通商品，消费者的数量代表了利润。从票房、销量到流量，这种反馈正在产生愈来愈大的压力，甚至开始干扰娱乐主题之外的作家。无论是选材、写作速度还是情节设计乃至语言修辞，这种压力正在留下愈来愈明显的痕迹。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文学传播不可能摆脱传媒的配送，那么，现代文学概念必须内在地包含现代传媒体系特征，并且评估市场运作带来的后果。

娱乐、经典、大众、商品四个问题迄今还在持续发酵，而且相互联系、纠缠、呼应。介入这些问题，展开种种隐含的理论脉络，开启多维的对话与争论，这不仅可能扩充现代文学概念的含义；更为积极的意义上，这或许是扩充文学的功能，以主动的姿态回应现代社会制造的种种历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