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麻醉学的发展与成就

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各地相继建立了教会医院，进而招收学徒，创办医学校，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我国。较早有1866年成立的广州博济医学堂、1879年成立的上海同仁医院、1883年成立的苏州博习医院等。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4年上海震旦学院、1904年济南齐鲁医学校等相继设立。而由清政府举办的医学堂有1881年成立的天津医学馆、1903年成立的北京京师大学堂医学馆。辛亥革命后北京、浙江、奉天（沈阳）等地陆续建立了公立或私立医学专门学校，大部分均附设有医院，但这些医院创设之初都没有麻醉科，而从事麻醉专业的人员也是凤毛麟角，多为嬷嬷（修女）以及医学实习生，此后逐步转向外科助手轮流做麻醉。据北京协和医院记载，在建院之初（1921年），开设有外科、骨科、泌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等手术科，也没有麻醉科。当时国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才能实施较大的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胆囊切除术等。北京协和医院从1922—1936年曾聘用外籍人士Holland司理麻醉，1938—1942年才有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马月青专职麻醉工作。1949年初，尚德延教授自美国学习麻醉后回国即在兰州中央医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麻醉科，并担任麻醉科主任。1947年上海李杏芳教授自美国学习回国，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初，上海吴珏教授、北京谢荣教授相继从美国学成归国。吴珏教授领导建立了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麻醉科和国内第一个血库，谢荣教授则建立了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此后通过带教进修生（吴珏教授，其早期学生如史济湘、王景阳、李德馨等以及南方地区学生）、开办学习班（谢荣教授，其学生遍及北方地区；尚德延教授，其早期学生后来多成为各军区总医院的主任），为国内麻醉学科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人才。此后谭慧英教授从法国回国，与前述4位教授成为中国麻醉界的奠基者，此外还有天津王源昶教授和南京军区总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李德馨教授等，成为对中国麻醉早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教授。此后他们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完成了中国麻醉学的起步和奠基阶段。

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麻醉事业的发展，可以按几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将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初创与早期发展阶段（1949—1966年）

前已述及，几位前辈对中国麻醉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几位前辈的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麻醉学科完成了奠基和初创阶段，其标志是在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省会城市的大医院，都有了麻醉科或麻醉组的建制，拥有了专职的麻醉科医师，并通过办培训班、进修班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麻醉专科人员队伍。几位前辈的早期学生，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各大学附属医院或省市医院、解放军总医院（靳冰教授）及各大军区医院麻醉学科的带头人。在此期间，北京谢荣教授和上海吴珏教授分别出版了麻醉学专著，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学科发展的两种模式，一是麻醉科以医师为主，北方多循这条模式发展；另一是以少数医师负责，大量工作人员则由护士充任，南方不少医院循此模式发展。时至今日，已可看出，前一模式对学科发展是有利的。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学科发展和老一辈专家的努力，中国麻醉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以上海为基地，仿制生产了乙醚全身麻醉麻醉机、硬膜外及脊麻穿刺针及导管，喉镜、单双腔气管导管、支气管导管、心电图机、体外循环机等一大批麻醉专用设备、器材。同时生产了各种麻醉药品，包括乙醚、普鲁卡因、氯琥珀胆碱、箭毒等，基本满足了国内麻醉学科发展的需要。

在麻醉学科不断发展的有力支撑下，1953年，上海开展了中国首例二尖瓣狭窄扩张术。1958年起北京、西安、上海相继开展了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1958年上海抢救成功大面积烧伤患者，使新中国医学水平震惊了世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重要成果值得提及：20世纪50年代，天津王源昶教授两次报道胸外心脏按压实施心肺复苏成功；谭慧英教授介绍人工冬眠方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李德馨教授重点研究了脑复苏和血气分析。此外，上海和陕西在1958年近乎同时开展了针刺镇痛的研究。1964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麻醉学术会议，对这一阶段麻醉学科的发展做了全面检阅，李德馨教授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阶段还开展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由于1966—1976年这10年的影响，大多数学生未能完成学业，只有吴珏教授的两位学生庄心良、蒋豪教授基本完成学业。

这一阶段的麻醉专业论文多发表于《中华外科杂志》，并曾集中出过一期专刊；其他散见于各地方医学杂志和解放军的《人民军医》杂志。在《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中，也有一些介绍麻醉学的综述和译文。

二、恢复阶段（1966—1979年）

在20世纪70年代，全国广泛开展了对针刺麻醉（针麻）和中药麻醉（中麻）的研究，有限的科研经费也投向了这两个领域。从正面的角度看，对针麻的研究使得中国在神经吗啡肽及其他神经血管因子方面没有落后世界太远，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建树。对中药麻醉的研究也开发出了个别新药（如肌松药锡生藤碱）及催醒药物（催醒宁等），并推动了对微循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过度强调针麻和中麻，对麻醉学科的发展还是有负面影响的。

由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中国麻醉的发展错过了氟烷时代，日常麻醉逐步演变为静脉普鲁卡因全身麻醉配合少量乙醚吸入以及硬膜外阻滞为主的局面，使得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解放军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军队麻醉与复苏专业组相对于地方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逐步成为当时中国麻醉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在针麻还是中麻，军队麻醉专业组都积极参与其中并有相当建树。

在这一阶段，氯胺酮、芬太尼和氟哌利多（氟哌啶醇）实现了国产化，使得分离麻醉、神经安定镇静镇痛麻醉一度风行。根据军事目的研制的一些药物也转用于民用（如二氢埃托菲、催醒宁、长托宁等）。

1976年，百废待兴，麻醉学科也不例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下，麻醉学科也在酝酿着崛起。

三、正式发展成为独立学科阶段（1979—1989年）

1979年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中华医学会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后改称为第二届，南京会议被追认为第一届），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尚德延教授任首位主任委员，吴珏、谢荣教授任副主任委员，标志着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正式建立。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地方麻醉学分会，相继创刊发行了《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徐州）（后改为《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中华麻醉学杂志》（石家庄）、《临床麻醉学杂志》（南京）等专业期刊，为推动中国麻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阶段的另一重要发展是以徐州医科大学曾因明教授为代表的创建麻醉系的工作，在中国麻醉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为中国麻醉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国际上先进的麻醉设备和药品器械开始进入中国。1984年，“德尔格”麻醉机和异氟烷、恩氟烷等现代吸入麻醉药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中国麻醉界对外界的开放。与此同时，国外专家也开始逐步进入国内讲学。在时任主任委员谢荣教授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和日本临床麻醉学会建立了正式的学术联系，中国麻醉专家也开始逐步参与国际上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麻醉学的进步。

这一阶段，中国老一代麻醉学家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9年，说服卫生部发出了12号文件，明确指明了麻醉学科成为独立于外科的临床学科，业务范畴包括了临床麻醉、急救复苏、疼痛治疗与重症监测治疗，为麻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结构基础。

四、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

卫生部1989年12号文件为麻醉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对照这一文件要求，全国在数年内普遍建立了麻醉科这一编制机构，并不断发展壮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麻醉学科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随着一批在国外学习的中青年麻醉科医师逐渐回国，并在老一辈麻醉学家的指导下，逐步成长为新一代麻醉领军人物，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首先是现代化麻醉手术系统的建立，为保证患者安全和开展各类心脏手术、移植手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993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于布为领导组织了集临床麻醉、麻醉后恢复室、ICU三位一体的中国第一个现代麻醉手术中心的建设，由此拉开了中国麻醉现代化的序幕。

其次是各种新型监测设备和麻醉设备大量进入中国，使得中国麻醉学科的装备，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迅速与国际接轨。

第三是学科人才梯队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大量本科生、研究生进入学科梯队，使麻醉学科的人才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梯队层次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原本在麻醉队伍中的大量护士，逐步过渡到麻醉科的各种辅助工作岗位。伴随着医师法的颁布和执业医师制度的执行，麻醉学科已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由医师执业的临床学科行列，明显区别于医院其他医技科室。近几年开展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也为今后学科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打下了基础。

第四是临床麻醉安全明显改善。随着设备的不断完善，学科人才梯队建设的长足进步，麻醉质量控制工作的逐步开展，麻醉与手术的安全保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新的给药技术（如靶控输注）的引入以及国内在容量治疗方面的进展推动下，麻醉的安全界限不断提高，这为手术科室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国外所能开展的各种复杂手术，中国都已能熟练开展，其中麻醉学科所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是麻醉科研工作已迎头赶上。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前列，国家对麻醉科研的投入强度也越来越高，麻醉学科已开始向世界麻醉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发起了冲击。反映在具体数字上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逐年增多，SCI论文逐年增多，影响因子也在逐步提高。在国际研究的热门领域，几乎都有中国麻醉学者涉足其间。

第六是一大批中青年领军人才已崭露头角，在各种国际学术机构和期刊编委会中，已开始有中国学者的位置。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名誉方面，也有3人获得杰出青年学者称号，5人获得长江学者称号，距离诞生麻醉学科的院士已指日可待。

第七是亚专科不断发展，疼痛、ICU已成为麻醉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批在亚专科方面出类拔萃的专家，为这两个亚专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八是学会自身的发展。在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历任主任委员（图1-3）的辛勤努力下，特别是在罗爱伦主任委员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已发展成中华医学会各分科学会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在坚持开展学术工作方面，还是组织召开全国以至各地区学术会议方面，以及全面提升麻醉学科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方面，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都走在了各分科学会的前列，受到总会领导的多次表彰。从1997年起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下设四个学组即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疼痛治疗和教育与管理学组。从1999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国麻醉学术年会，年会期间同时举办知识更新讲座。这些会议对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专业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近年来也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在李树人教授任主任委员期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正式加入世界麻醉科医师协会联盟，结束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与国际麻醉学界的隔绝状态。而在吴新民主任委员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恢复了与日本临床麻醉学会的正式学术联系；建立了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麻醉科医师协会的正式学术联系；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麻醉学会开展了有效的学术交流，并开展了部分临床技术和麻醉管理的指南与专家共识的制定。

2009年，在于布为主任委员的任职期间，其所倡导的“理想麻醉状态”“精确麻醉”管理、“麻醉无禁忌”理念，主导开展的“术前诱导期急性超容量血液填充”“困难气道对策优化”等多个创新性的临床研究与实践，得到了全国同道的认可与肯定。同时还开展了“基层医院麻醉科主任培训”，颁布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临床麻醉快捷指南，积极与国际学会组织开展双边对等交流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推动了麻醉学科的进步。于布为教授提出了中国麻醉学科发展的五大愿景，即将麻醉学科建设成为：推动“舒适化医疗”发展的主导学科，保障医疗安全的关键学科，提高医院工作效率的枢纽学科，协调各科关系的中心学科，被社会所熟知认可的重点学科，也成为指导中国麻醉学科发展的总体纲领。

2012—2015年刘进教授在担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除了继续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外，还推动超声等可视化技术的临床使用，制定了麻醉科医师和手术科室医师配置比例，促进其接近国际化（1：3），并且建立完善的麻醉学各亚学科学会，进一步加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与全世界学者的交流合作，提高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组织编撰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国麻醉学指南与专家共识（2017版）》与《中国麻醉学快捷指南（2017版）》。

2015年熊利泽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后，积极开展并推动麻醉学向围手术期医学的转变，成功举办了中国麻醉周科普宣传活动，启动了一带一路海外青年麻醉科医师的培训基地和培训项目，启动了走好长征路，从麻醉学到围手术期医学发展的系列基层培训的项目，编撰颁布了中华医学会第一部《中国医学发展系列研究报告——麻醉学进展（2015）》，并此后每年一部，以客观地记载中国麻醉学年度发展与进步。

上述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中国麻醉学科水平的整体快速发展，加速麻醉学和围手术期医学科的创新建设，推动中国麻醉学科走向世界，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在中国麻醉学科积极推动“舒适化医疗”，实现学科发展愿景，履行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关键阶段，国家对于麻醉学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重点指导。2018年8月8日，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七部委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政策解读》。

《通知》指出：麻醉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麻醉科是体现医疗机构综合能力的重要临床专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适应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通知》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麻醉科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增加麻醉科医师数量，优化麻醉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扩大麻醉医疗服务领域，创新推广镇痛服务，满足麻醉医疗服务新需求。通过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相关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确保麻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通知》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到2020年，麻醉科医师数量增加到9万，每万人口麻醉科医师数提高到0.65人；到2030年，麻醉科医师数量增加到14万，每万人口麻醉科医师数接近1人；到2035年，麻醉科医师数量增加到16万，每万人口麻醉科医师数达到1人以上并保持稳定。麻醉科医师与手术科室医师配比更加合理，岗位职责更加明确，麻醉与镇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加舒适的医疗服务。

《通知》在加强麻醉科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拓展麻醉医疗服务领域，保障麻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提高麻醉医务人员积极性，切实做好麻醉医疗服务组织实施等5个方面分别给予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从卫生部1989年12号文件到国家七部委局2018年21号文件，中国麻醉科从临床科室到重要临床专科，历经30年的发展，凝聚着一代代中国全体麻醉人的努力和拼搏。正如笔者所言：国家七部委局在中国首个医师节前夕，专门为麻醉学科发布了学科建设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强调了手术室护理工作由麻醉科统一管理的内容。这个文件对麻醉学科来说，其意义不亚于1989年卫生部发布的12号文件，即将麻醉学科由大外科下的医技科室，明确规定为与内外妇儿平行的临床科室。这既是对麻醉学科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麻醉学科人员紧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舒适化的需求越来越紧迫的现状的充分认识，更是对习总书记对麻醉学科现状的调查报告重要批示的最好落实。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麻醉学科的发展历程，既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代一代麻醉学家努力奋斗的成果。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麻醉工作者为多少患者施行了麻醉，已很难考证。但他们对患者生命安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学科发展殚精竭虑的毕生追求，对年轻学子健康成长所付出的艰辛，都将变成中国麻醉学科的宝贵财富，并将继续鼓舞新一代麻醉工作者向新的目标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麻醉学科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也一定会从麻醉学科的发展中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于布为　罗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