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道术结合，医学心悟，厚积薄发，只争朝夕

谷晓红：王老师，我们提出了研究名老中医的道与术，就得到了您的首肯。我这几天在看您的《王琦医书十八种》，在总前言中，您这样讲道：“每每临危履薄，恐得知不见，笔耕未辍，虑学之不传。”《王琦医书十八种》的八百万字，体现了崇高的人生价值。您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您对生命透彻的感悟，都跃然书上。我再次拜读您的书，也是热血沸腾。所以我想知道，多少年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驱使您，如此忘我地追求中医药事业，是什么样的一种为人之道、人生之道、学术之道？

王琦：对于传承问题，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中医学走到今天、走向未来，不能丢掉主体，主体丢了，我们要说明的问题、地位和作为都会受到很大动摇。传承工作是我们保持主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传承精华”。传承，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思想。从一所大学、一个学术群体来讲，中医学的主体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把根留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在当前复杂纷纭的时代环境下，在各种思维撞击、各种因素交织的环境中，如何保持“我主人随”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您负责的名老中医课题定位在“道术结合”的指导思想，非常好！中医传承工作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把“道和术”融合起来进行传承。传承要找到方法、路径、模式，我一直不把此项课题仅仅当作一个课题看，而是认为该课题应该作为整个大中医做好传承工作的一个范式进行探索。

我想讲一下道与术的关系，不仅是为了这个课题，也是想解读传承工作。只有把道和术二者的关系处理好，等到把整个课题的灵魂覆盖到全国去的时候，道和术这一主线才能确立。具体的问题是，比如某位老中医是如何成长、读过什么书、用什么方药等；而道术问题是引领性的问题，这是我对这个课题的理解。

首先我想谈谈对道术的理解。想要理解中医传承工作中的道术二者结合的重要性，首先要明确道术的关系。道者，之所谓由也，为什么会产生；道者，之所谓径也，道是路径，怎么走过来的；道者，之所谓律也，就是规律，有什么规律；道者，之所谓理也，有什么理论，形成什么思想，这些加起来就叫“形而上”。术者，是技艺，由道而生，处困之策、解难之方，都是在“道”的指导下。无论是处置能力和手段，还是方法和行为，这些都是“形而下”，“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道与术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道的理论指导，就没有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术，术正是在道的指导下形成的具体方法。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课题最大的创新点，就在把道和术结合起来。道术结合，古有明训。韩愈《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我们读一样的书、在同等的教育条件下、身处同样需要面对复杂疾病的临床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应付自如、出奇制胜？有的人却在学术上没有任何突破，甚至误诊误治、门庭冷落？这样的情形促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给学生传授的“道”有多少、思维方式有多少，大多数时候都是“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金针怎么绣出鸳鸯”的道理。我们在知识传授上，不应该是知识灌注、知识积累的方法，而是要告诉学生“道”——思维的技巧、应变的能力，能够实现“活化”。现在讲“活态传承”，活态传承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能磨灭老中医的思想内核，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能够得其思想精髓、思想内在的灵魂，而这就是老中医的“道”。今天我要花一段时间讲讲对这个课题的理解，就是希望我们北中医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课题，一定是把“道”的问题阐述得非常明确，也就是你曾提到的扎根理论，若干的事实存在如何上升为理论概念？如果没有扎根理论支撑，课题的成果会比较薄弱。

其次，我想谈谈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是传道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知识的多少不是问题，而是知识结构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成为知识的仓库，更是要掌握特定思维方式、连接转化，也就是“智能”。中医讲“悟”，叫医学心悟，悟的是道，所以如果不能悟，就不能成为名医。悟的过程，实际上是掌握思维方法的过程。流于表面，只看老师开什么方、用什么药，不能得道，当然这也是方法之一，但是老师思想结晶的真谛、人脑灵活的应变能力，所谓“名医之手眼”“心灵之感悟”才是道。不能得道，就不能造就名医。这是从思维方法方面来讲道的传承。所以古人云“有道无术，术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有道无术，术是可求的，有术无道，到这为止，不能上升。所以我们讲以道来驾驭术，道术相济、明道修术、正道强术，这是本课题的一个巨大的亮点。

至于我在中医学从事的研究工作，有多个方面。比如中医体质学、中医男科学、中医藏象学、中医腹诊学、中医健康理论、中医未病学、中医原创理论思维、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等。提到一个研究，其实又都扩展出多个研究。比如经典著作研究，我有多少本对《黄帝内经》研究的著作？我对《黄帝内经》是怎么研究的？有专题研究、临床研究等。再比如医史文献研究、方药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工作，在《王琦医书十八种》里可以看到一些脉络，但是当我再具体把它们分解成多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很厚重的研究成果。

其实，大家要意识到“我很渺小”这件事。有人说我写了这么多专著，还说自己渺小，不是很谦虚吗？其实一点都不谦虚。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的老中医。张景岳精通音律、天文，他的《景岳全书·古方八阵》研究“方”、《类经》研究《内经》，其思维的宽度和厚度令人赞叹。徐灵胎精于方药，批注叶天士医案，出版《洄溪道情》。傅山，擅长文学、策论、书法，医学研究只是一部分。我曾调查过121位名老中医，每一个名老中医，对于小学、《易经》的研究都非常深刻。我当时写《黄帝内经》的研究专著《素问今释》，任应秋老师提出了质疑：“你懂小学吗？你懂目录学吗？你懂版本学吗？”我那时三十几岁，胆战心惊地说：“任老师，我先写，您看看如果行就行，不行您再批评我。”任老师说：“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

谷晓红：执着的精神。

王琦：一年半后我把书稿给任老师看，他看后给我打电话让我找他一趟。我吓得要死，以为要挨批评，结果任老师跟我说：“你的《素问今释》有人题书名吗？”我说没有。“那我给你题书名。前面有绪论吗？”我说没有。“我的《内经十讲》给你做绪论。”

谷晓红：认可了，高度评价。

王琦：我们当时写这些研究专著的时候，是两校合一，要从西苑医院跑到北中医的图书馆，常常是饿了就啃个馒头。当时在书上贴了很多小纸条。《黄帝内经》给了我们太多东西，天文、地理、历史，等等，不胜枚举。当时我们把五运六气的研究发表出来，包括王玉川老师编的《黄帝内经》在内，都是引用《素问今释》。

我调查的121位名老中医的成长过程，包括任应秋老师、方药中老师、董建华老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都是“厚积”得不得了的老师，从古人到今人，都是这样。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书籍和论文，我想说其实不只是我，是我们的前辈都是这样。再比如达·芬奇，达·芬奇只是画画吗？他甚至知道怎么造飞机，建筑学、美学都达到了很高造诣。一个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能驾驭知识，对人类知识的渴求，催促他每天要不断获得。成为书法家的人，比如启功先生，他就只会书法吗？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笔端怎么可能流出书法大家的气派？启功先生的目录学、古文、诗词的造诣都很高。在这些大家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弹丸”而已，这个比喻是非常确切的。这些大家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一定要厚积而薄发。为什么要“寻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博”就是要求知识的宽泛、积累的厚度及时间的长度。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我为什么能比别人多几个小时？因为我一天工作18个小时。但是比柳比歇夫来说还差得太远，我年轻的时候读过柳比歇夫的一篇文章，他说时间得排，因为时间就只有这么多，所以要去妥善安排。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说，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是正常的，不到12个小时是不正常的。当然不是说不顾身体，而是说科学研究可以作为生命的一种活力。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一直到现在，大家看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我这样坚持工作，就是因为我的个人评价是“入不敷出”，这四个字解释了我这些年的生命过程。我每天要输出很多，包括讲课、写文章等各种各样的输出，输入端跟输出端不配套，我会感到困惑、难受，就必须到办公室来读书学习。什么叫假期？我经常不太记得假期，我经常得问别人今天是星期几，我是否今天要上门诊，我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这就是我对“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专著”这个问题的回答。

中医学博大精深，我们才能读多少书？我们的前辈，像张景岳、徐灵胎、李时珍等，“长耽典籍，若啖蔗饴”，就是说他沉迷医籍，就像饮甘饴一样愉快。一个人要成为“大家”“名家”，必然有很多原因，博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医学的传承来讲，假如教《素问》的老师不知道《灵枢》，这就很可怕。如果教《素问》，应该也要懂《伤寒论》，教《伤寒论》的老师也要懂《温病学》，教《温病学》的老师要懂《金匮要略》，这些知识要融会贯通。一个学者，不能教一辈子书，只能教一段，我认为那样很危险。

中医学人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在道术传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年轻人，要能够成为比较全面的中医，能够在理论层面、学术层面、人文层面都有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