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另一个叫乌皮的人

“你总算回家了！我们都等你两个小时了！急死我们了。你妈已经回来了！你爸还跑到学校去找你！你弟弟在那儿哭鼻子！”一个全身黑衣的高挑身影咆哮着。尼尼已在小山顶上等了一个多钟头，有人经过便问有没有看到我。她双手紧张地在围裙上擦来擦去，眼睛越眯越用力，想认出我的红色皮背包。

看得出奶奶很来火。她训起人来特别有一套，会让你觉得全是自己的错。她会指出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后果，说你这样自私地将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可曾想到这样会让多少人做不了要做的事。她的法语独白毫无要停息的迹象，就在这时，爸爸的身影出现在山坡下。他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手里握着哮喘泵，像一枚微型莫洛托夫燃烧弹。他不停地回头张望着，仿佛是担心有人跟踪。我连忙藏到了奶奶身后。

爸爸朝尼尼快步走来，嘴里说：“她打扫完就离校了。我沿着她回家的路找，哪儿都不见她的踪影。”他显然很焦虑，顿了顿，拿过哮喘泵猛吸了一口。“我觉得有人在游行示威。”他压低声音说，同时做了个手势，示意进屋再细说。

“她回来了。”奶奶回答。

爸爸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看到了我，脸立刻沉了下去。

“回你房间去。”他命令。

“那不是抗议，他们是流氓。”我嘴里咕哝着走过院子，心里纳闷爸爸为什么用了另一个词，也就是“抗议”。

进屋时，我看到妈妈正忙着大扫除。她将许多经年未见的物品从阁楼里拿下来：一袋羊毛、一架生锈的梯子、爷爷在大学任教时的旧书。看得出她也很焦虑。她常常会通过做家务来排解胸中的郁闷：越是郁闷，家务“工程”就越宏伟。跟人怄气时，她一言不发，但会摔锅敲罐子，餐具掉落在地板上就开骂，或将碟子甩进橱柜里。跟自己怄气的时候，她会重新摆放家具，把几张桌子拉来拖去，椅子叠放起来，卷起客厅的厚重地毯好擦洗地板。

“我瞧见流氓了。”我对她讲，急着想分享这次冒险。

“地板是湿的。”她狠狠地回答，还用拖把头碰了我的脚踝两下，提醒我不该穿鞋子进屋。

“不过也可能不是流氓，”我边解鞋带边接着说，“也许是抗议者。”

她停下手里的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这儿唯一的流氓就是你。”她边说边举起拖把，朝我房间的方向挥舞了两下，“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抗议者。”

对政治，妈妈向来不太关心。过去，只有爸爸跟奶奶热衷于跟进时事，常常谈论尼加拉瓜革命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废止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谈判开始时，两人都很兴奋。爸爸说他如果是美国人，被征召去参加越战，肯定会拒绝服役的。他常强调，幸运的是，我们国家支持越共。悲惨的事情到了他嘴里，大多会变得有趣。在我的朋友中，他那些反帝国主义政治的笑话都是传奇。每次我邀朋友们来家里过夜，在卧室地板上铺好床垫准备睡觉时，他都会从门口探进头来，说：“睡个好觉啊，巴勒斯坦难民营！”

东方，也就是我们说的“修正主义阵营”近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我模糊记得，有次在意大利电视台听到了“团结”一词，似乎跟工人抗议有关。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工人的国度，我觉得把它写进学校布置的“政治信息”通讯里，应该会挺有意思。我向爸爸征求意见，他却说：“嗯，我不觉得很有趣啊。要写通讯的话，我倒有些素材。我上班的那个村子，合作社超额完成了这个五年计划的小麦生产任务。玉米产量没达标，可小麦产得多，给补上了。昨晚他们还上了新闻呢。”

只要有抗议活动发生，家人们便不大乐意回答问题。他们要么显得很疲惫，要么很恼火，干脆关掉电视，或者调小音量，新闻里在说什么都听不清。似乎谁都不像我那样好奇。显然，想弄清楚情况，不能指望他们了。明智的做法是等着上德育课时问诺拉老师。她总是会给出直接明了的回答。她讲政治时的那股子劲头我父母不是没有，不过他们只在看南斯拉夫电视台播放的香皂和乳膏广告时才会表现出来。只要瞧见斯科普里电视台放广告，尤其是个人卫生产品的，爸爸就会立即嚷道：“广告！广告！”听到这嗓子，厨房里的妈妈和奶奶便会立即撂下手里的活，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客厅，巴望着能最后瞅一眼屏幕上那个笑吟吟的美丽女士教你如何洗手。要是有事给耽误了，赶来时没瞅见，爸爸便会抱歉地说：“别怪我啊，叫你们了，你们来晚了！”这话指定会引起争吵，她们会说，之所以来晚，还不是因为他在家里只做甩手掌柜。未几，争吵便会演变为对骂，继而甚至会升级为肢体冲突。与此同时，屏幕上南斯拉夫篮球运动员还在得分，直到下一波广告出现，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什么事情都能让家人拌嘴争执，除了政治。

回到卧室，我发现弟弟拉尼在哭鼻子。看见我进来，他抹了一把眼泪，问我有没有带饼干回来。

“今天没有，”我回答，“我没走那条路。”看上去他又要哭了。

“我得待在这儿，好好想想。”我说，“要不要听故事？讲的是一个站在马上的人，他似乎代表着世界精神，可是呢，他的头给人砍掉了。”

“我才不要听呢，”他回了一句，泪水再度涌出，淌到了脸上，“我怕。我怕没头的人。我要饼干。”

“要不要玩扮老师的游戏？”我提议，心中隐隐感觉愧疚。

拉尼点点头。他跟我都喜欢玩扮老师的游戏。他坐在我桌前，假装自己是老师，拿支笔胡乱记笔记，而我则装着在做功课。他对历史课情有独钟。我只要把历史事件背了下来，便会将课本的内容用主要历史人物的对话的方式表演出来，而这些人物通常由我的布娃娃扮演。

那天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玩熟了的。那阵子我们在学习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重点是我们国家第十任总理的卖国行径。诺拉老师说那个人是阿尔巴尼亚的叛徒，国王索古一世流亡后，他将主权拱手让给了意大利人。索古一世和他的继任者的统治，毁灭了阿尔巴尼亚成为真正自由社会的企望。在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奴役，与企图瓜分国土的列强进行了几十年的抗争之后，1912年，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抛开种族与宗教分歧，团结起来为独立而战。诺拉老师接着说，后来索古铲除异己，独霸权柄，自封为阿尔巴尼亚国王，直到在叛国者的协助下，意大利法西斯侵占了我们的国家。1939年4月7日是意大利正式入侵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那天，许多士兵与平民英勇地与意大利舰艇战斗，用寥寥无几的武器对抗炮弹，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倒在抗敌的防线上。然而，其他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比如此前效忠于那位剥削无度、嗜血成性的国王的高官、地主和商业精英，却忙不迭去迎接侵略军，在新的殖民政府中攫取高位。其中某些人，包括我国前总理，竟然对意大利当局感激涕零，说多亏了他们，我们的国家才得以挣脱索古一世沉重的枷锁，获得了解放。几个月后，一颗航空炸弹要了那位前总理的命。那天，历史作业的主题就是这个家伙。他活着的时候是曾与国王狼狈为奸的叛国者，丧命的时候是可耻的法西斯恶棍。

在学校谈论有关法西斯的话题时，大家情绪很是激动。孩子们讨论起来气氛分外活跃，几乎洋溢着自豪感。老师问我们，家里有没有亲人参过战，或者为抵抗运动做出过贡献。比如，伊洛娜的爷爷年仅十五岁就参加了山里的游击队，与意大利侵略者浴血奋战。1944年，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他又奔赴南斯拉夫，协助当地的抵抗运动。他常来我们学校做报告，讲述他的游击队员生涯，告诉我们，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是仅有的两个没得到盟军的帮助就赢得战争的国家。其他孩子说起祖父母或叔公叔婆为反法西斯战士提供过食物和住所。家里有为抵抗运动献出年轻生命的亲属的，便将烈士的衣物或个人物品拿到班上来：一件衬衫，一条绣有图案的手帕，英勇就义前几小时写给家人的绝笔信。

“咱家有没有亲戚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我问家里的大人。他们努力回想，在家庭照片中搜寻，跟其他亲戚打听，终于找到一位巴巴·穆斯塔法，是我婶婶远房表兄的叔公。当年意大利人撤离阿尔巴尼亚，德国人取而代之。有天下午，游击队袭击了纳粹守备队，巴巴·穆斯塔法有当地清真寺的钥匙，便将游击队员藏了进去。我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个故事。“他是你什么亲戚来着？”伊洛娜问我。“他跟清真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钥匙？”另一位朋友玛西达俏皮地问。“游击队员后来怎样了呢？”还有一位叫碧莎的朋友想知道。我尽力去回答这几个问题。可事实上家人提供的细节有限，我无法满足朋友们的好奇心。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令人迷惑，甚至让我很不自在。几番问答下来，我同穆斯塔法的关系，以及他对抵抗运动的贡献开始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了夸大其词之嫌。到最后，我甚至觉得：连诺拉心里都已认定，穆斯塔法是我杜撰出来的。

每年5月5日是战争英烈纪念日，上面会派出官员代表团来我们这一片慰问烈士家属，提醒他们亲人的血没有白流。我坐在厨房的窗前，嫉妒地瞅着朋友们身穿最漂亮的衣服，手捧大束娇艳的红玫瑰，挥着小旗子，唱着抵抗运动的歌曲，领着各位官员走向自家房子。他们的父母会站成一排，与代表们握手，官方媒体在旁边拍照。几天后影集会寄到，然后他们会带到学校去展示。而我呢，却什么都拿不出来。

我家没有社会主义英烈可供纪念就算了，偏偏我们国家的第十位总理，那个出卖阿尔巴尼亚的奸贼，那个叛国者，我们的阶级敌人，学校讨论时活该遭到仇恨和蔑视的对象，不仅恰巧与我同姓，还与爸爸同名：沙费尔·乌皮。每一年只要他的名字在课本里出现，我都只好耐心解释他虽然与我同姓，但毫无血缘关系。我不得不解释，我爸爸叫沙费尔是因为他祖父叫这个，碰巧与那位前总理同名同姓。每一年，我都痛恨这番解释。

我憋着气读完了这次的历史作业，怔怔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恼怒地站起身来，一手紧紧地攥住课本。“跟我来，”我对拉尼命令道，“怎么又是那个乌皮。”他乖乖地跟着我，嘴里一直在咬他刚刚一直在画画的笔。我随手摔上门，大步朝厨房走了过去。

“明天我不去学校了！”我宣布道。

起初，并没人注意到我。妈妈、爸爸和奶奶背对着厨房门，挨着彼此坐在小橡木桌边三张颤巍巍的折叠椅上。胳膊肘放在桌上，手掌撑着太阳穴，头深深地埋了下去，远远偏离了身体的重心，看起来仿佛就要离身而去。三人似乎正沉浸于某种神秘的集体仪式中，事关某个高深莫测的物体，我看不见，因为他们的身体挡住了视线。

我等待他们对我的决定做出反应。可是没有反应，只听到一个“嘘”声。我踮起脚尖，抻着脖子观瞧，只见桌子正中摆着家里的收音机。

“明天我不去学校了！”

我提高了嗓门，又朝前走了几步，手中的历史课本翻开在有总理照片的那页。拉尼猛跺了一下地板，同仇敌忾地望向我。爸爸的身体猛地一颤，转过头来，一脸破坏分子当场被擒时的慌乱神情。妈妈连忙关上收音机。可最后两个词还是被我听到了：“政治多元化。”

“谁让你们离开卧室的？”爸爸听起来像是威胁。

“又是这个人。”我只管说我的，没理会他的责问，声调仍然很高，却开始有些发颤，“又是卖国贼乌皮。我明天不去学校了，再也不想浪费时间跟人家解释，我们跟那人毫无关系。我同所有人都讲过，都讲好多遍了，可他们还是会问，一定会的，就好像从来没听过，好像根本不知道。他们又会问的，总是那样，我解释的法子都用光了。”

每次历史课、文学课或德育课上出现与法西斯相关的内容，我都会把这套说辞搬出来用。可家人从来都不允许我因此逃学。我也知道，这次同样会如此。跟他们怎么都讲不通，感觉到来自朋友们的压力是什么滋味。跟朋友们也没法说清楚，生活在这么一个家庭是怎样的感受：在这个家里，过去似乎毫不相干，重要的是讨论现状，为未来做规划。当时我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直到现在才能说明白，那就是，事实上，我在家中和外面过着双重人生，而不是一种。两种人生有时互为补充、互相支撑，但多数情况下，都与我无法充分理解的现实相冲突。

我父母面面相觑。尼尼瞅着他们，然后转向我，用坚定但令人安心的口吻说：“你当然得去学校，你又没做错什么。”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妈妈纠正道。她把手伸向收音机，意思是还要听。我如果再待在这间屋子里，很快就会不受欢迎了。

“有问题的不是我，”我坚持说，“也不是我们。有问题的是那个卖国贼。要是咱家有个值得称颂的英雄，我就可以拿他出来在班上说，大家也就不会一门心思打听我跟那个乌皮的关系了。可咱家没有啊，不光咱家没有，整个大家族都没有，没哪个亲戚曾经努力捍卫过我们的自由。这个家里就没谁在乎过自由。”

“这你就说得不对了，”爸爸说，“咱家有人在乎自由。咱家有你啊。你就在乎自由。你就是一个自由战士。”

就跟此前无数次一样，这番对话就这样展开来：奶奶认为，因为一个姓氏就不去上学是不理智的，爸爸说了个笑话岔开话题，妈妈只想做回刚才的事，怪我不该打断了她。

然而这一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妈妈突然放开抓着收音机的手，站起身转向我说：“告诉他们，乌皮没做错什么。”

尼尼皱起眉头，然后盯向爸爸，显得不知所措。他伸手拿起哮喘泵，想避开她的目光，转过头去看我妈，脸上写满了不安。妈妈狠狠地回视他，眼中闪着怒火，显然料到自己的举动会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她不顾爸爸无声的指责，接着刚才的话头说：

“他没做错什么。他是法西斯分子吗？我不知道。也许吧。他捍卫自由了吗？这要看怎么说。人得活着，才会有自由。也许他只是想救人。阿尔巴尼亚跟意大利斗，胜算有多大？它在各方面都依赖意大利。流血有意义吗？法西斯早就掌握了我们国家，控制了所有市场。正是索古本人将所有主要国企的股份给了意大利人。早在意大利枪炮到来之前，意大利商品就运来了。我们的道路都是法西斯分子修建的。我们的政府大楼都是墨索里尼的建筑师建造的，要比他的官员占据这些大楼早得多。他们所谓的法西斯入侵……”

她顿了一下，说出“入侵”两字时，嘴唇撇了一下，露出讥讽的笑。

“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尼尼打断了她的话，然后转向我说，“重要的是，你没做错什么，你没什么好怕的。”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我问道，妈妈的话让我很迷惑，也很好奇。她说的事我完全不懂，但她竟然会加入讨论说了那么一大通，让我有点好奇。这般长篇大论，太不像她了。我还是头一次听妈妈发表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观点。我一直不知道她在这些方面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说，索古是暴君，是法西斯，”妈妈不理会我的问题和尼尼的告诫，径自说了下去，“你服从于一个暴君，那反抗另一个又有什么意义？你誓死捍卫一个名存实亡的国家的独立，这又有什么意义？人民真正的敌人——别扯我袖子，”她叫道，停下来凶狠地盯向爸爸，爸爸离她很近，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们说他是叛国者，这……”

“‘他们’是谁啊？”我再次发问，越来越迷糊了。

“他们，他们是……你妈说的是修正主义分子。”爸爸连忙替她解释。他犹豫了片刻，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于是换了个话题，“不是跟你说待在卧室里反省吗？怎么出来了？”

“我反省过了。我不想去学校。”

我妈嘲讽地哼了一声，起身离开桌子，乒乒乓乓地收拾起罐子和平底锅，将餐具哐啷啷地扔进洗碗池。

第二天早上，尼尼没像往常那样叫我起床去上学，也没说为什么。我知道有什么不大一样了，头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父母。很难说发生的事是跟我同斯大林铜像的相遇、收音机里的节目有关，还是跟那位总理有关——那位我徒劳地无视他的功绩、他的死亡、他在我生活中的存在的总理。我想知道，为什么爸爸跟奶奶讨论抗议活动时，要压低嗓门说话。为什么他不说那些人是流氓？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为一个法西斯政客的所作所为辩护。她怎么会同情一个压迫人民的家伙？

接下来的日子里，抗议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连国家电视台也称之为“抗议活动”了。最初是由首都的大学生发起，现在已蔓延到全国。有传言说，工人们也准备走出工厂，加入街头的年轻人。最初这只是一波由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骚乱，学生们表达对食物短缺、宿舍暖气太差、教室经常停电的不满。很快性质就变了样，人们呼吁变革，可是连呼吁者自己也不清楚，变革的实质是什么。知名学者，包括以前的党员，史无前例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们指出，将学生的不满简单归结为经济问题是错误的。

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家人同我一样渴望为祖国效力，蔑视我们的敌人，会为家族没有值得纪念的战争英雄而苦恼。这一次感觉却不大一样。我就政治、我们的国家和抗议活动提出了一些问题，想知道要如何解释目前的事态，可得到的却是遮遮掩掩的回答，仅有只言片语。我想知道，既然诺拉老师总是说，我们国家是地球上最自由的国度之一，那为什么每个人都嚷嚷着要自由。我在家里只要提到她的名字，爸妈就会冲我翻白眼。我开始怀疑，指望他们来回答这些问题不大靠谱，再也不能信任他们了。关于我们国家的问题得不到答案还在其次，这会儿我开始为自己究竟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感到困惑。我对他们产生了疑问，因为疑问，我对自我的认知也开始动摇了。

如今，我对当时懵懂不解的事情有所了悟。塑造我童年的种种范式、建构我生活的无形法则、我对那些用自己的判断塑造我世界观的人的看法，这一切的一切，在1990年12月都彻底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拥抱斯大林铜像的那天，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意识到应该由我来认识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显得有些夸张。然而，如果说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纯真，想来应该不为过。我头一次开始思考，自由民主或许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神秘的未来状态，对它我知之甚少。

奶奶总是说，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未来，那就必须回顾过去。我开始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是如何出生的、出生前的事情又是怎样的。我努力去核实此前可能弄混了的细节，因为当时年幼，记得不够准确。过去，我的故事我听过无数遍；它是不变的现实，虽然很复杂，但我渐渐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故事没有固定的点，一切都得推翻重建。我的人生故事不是由任何特定时期的事件构成的，而是由对真正问题的追寻所构成，那些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去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