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朝文学的繁荣

汉代以来，文学创作曾经形成过两次高潮，一在汉末魏初，即建安时期，一是晋初的太康时期。之后就因为战乱频仍和士人们倾心于清言玄理，文学创作缺乏有影响的作家和高质量的作品。及至南朝，文学创作出现了“复苏”的局面，而且日见其繁荣。

在封建社会里，思想意识领域中的热点常常是随着统治阶级的爱好而转移的。晋代的清谈玄理之风，在晋室灭亡以后成了强弩之末，高门世族对文化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品藻人物的重要标准也从风度、言语而转移到文学才能方面，“善属文”、“辞藻遒艳”这一类叙述评价成了史书中的常用语言。如前所述，高门华胄对于政治的控制在南朝逐渐减弱，但对整个社会风气却仍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有经济上的特权，有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南朝的文士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这一阶层，这就构成了对文学创作的垄断。人以文显，文以人显，世族子弟要获取社会声誉，文学创作是一条既现实又便捷的道路。《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正是刘宋以来社会风气的写照。

高门中的文士，自然首先使人想起王、谢二家。《梁书·王筠传》记筠与诸儿书：“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琅琊王氏，特别是王导到王珣一支，累世富贵，所谓“人人有集”，只能反映了这一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从事文学创作人数之多，而并不意味着产生过很多优秀作家。从事实来看，王导、王珣一支中，较有成就的作家不过王融和王筠，而陈郡谢氏却有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这些大家和名家。明代胡应麟注意过这个事实，他说：“王、谢江左并称，诸谢纵横《文选》，而王氏一何寥寥也？”（《诗薮·外编》卷二）除王、谢两族而外，还有兰陵萧氏和彭城刘氏。《梁书·萧子恪传》：“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刘孝绰传》：“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萧氏是南齐皇族，刘氏亦为彭城望族，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历史上不多见的“一门能文”的现象。至于出身贫贱的作家，知名度较大的仅鲍照、吴均二人。鲍照的作品在当时就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南齐书·文学传论》以之与谢灵运并称，列为“三体”之一，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诗品》说他“取湮当代”，当是指人而不是指作品[7]。《梁书·江淹传论》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南史·徐广传》记何法盛窃取郗绍的《晋中兴书》手稿前，对郗绍说：“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何氏并非寒族，对真正的寒门庶族来说，以文史延誉还有可能达到目的，以之干禄仕进，则百不获一。

文学才能在世族中成为一条衡量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帝王也以极大的努力跻身于文人的行列里。帝王可以在政治、军事上统率世族，但是在社会观念上却始终惟世族的马首是瞻。宋文帝奉佛，政治上的目的是“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心理上的因素则是因为范泰、谢灵运、颜延之这些著名的人物都信仰佛教，他对何尚之说“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高僧传·慧严传》），可以算是相当坦率的自白。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他们不仅爱好文义，礼遇文士，而且亲自动手写作诗文。从宋文帝直到陈后主，终南朝之世，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据《隋书·经籍志》，南朝诸帝有集者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后主[8]，其中梁简文帝以下三人更以提倡和创作诗文为务。从存世的作品看，大都具有相当的水平。诸王中好文学、能创作的为数更多。

汉代的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汉魏之际，曹操父子不仅凭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又凭自己的创作实践领导文坛，创作的潮流多以他们的意向为归依。南朝帝王与文士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四朝的开国之君，除梁武帝以外，其他都起自下层，出身行伍，他们和他们的子弟对文人怀有鄙视和企羡的双重心态。例如齐武帝萧赜就常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9]？”然而就是在他统治的永明年间，文学的创作和理论都有重要的发展。而且，这种鄙视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被鄙视的一种逆反，在主要方面，仍然是表现为对文学的爱好。宋武帝刘裕并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但在北伐胜利，大会彭城祝捷的时候，也忍不住“命纸笔赋诗”。谢晦惟恐刘裕出丑丢人，乃主动代作，事见《南史·谢晦传》。帝王身体力行，还要求武人也要作诗：

上（宋孝武帝）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宋书·沈庆之传》）

不识字而能做出一首颇为得体的“颂圣”之作，决不是沈庆之有什么天才，而是在十分普遍的写诗风气中耳濡目染的结果。在武人方面，也有不少人力图挤入风雅之列。梁武帝天监六年，大将曹景宗破北魏军，凯旋班师：

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惟馀“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南史·曹景宗传》）

这是武人不服而取得成功的例子。短短四句，不失豪迈本色，比当时一些恹恹无生气的作品要高明得多，无怪乎要引起萧衍、沈约等人的震动。另外一位胡僧祐则因喜好附庸风雅而出丑，《梁书》本传说他“性好读书，不解缉缀，然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僧祐怡然自若，谓己实工，矜伐愈甚”。至于以军功贵显而子孙以文学著名的情况，更不乏其例，如刘子刘绘即为竟陵王西府文士，孙刘孝绰一辈更人才济济；柳世隆到晚年就以“谈义自业”，完全是文士的风度，子柳恽兄弟数人并为文人；到彦之后人到溉、到洽，在梁代也以文才有声于时。

对文学的爱好导致了帝王与文士的争胜，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10]。《宋书·临川武烈王道规传》记刘义庆爱好文义，为宗室之表，出镇江州，宋文帝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不仅如此，孝武帝时，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人君之尊，本来可以视寒士为无物，而鲍照竟有这样的不安全感，这也是一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心理。梁武帝对宗室、功臣和士人在政治上都相当宽大，惟独在文学上寸步不让，有两件同类的事例：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刘）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馀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南史·刘峻传》）

（沈）约尝侍，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梁书·沈约传》）

刘峻露才扬己，自绝上进之路；沈约是梁武帝的老友，深知其为人，“此公护前”云云也说得过于刻薄，使梁武帝大失面子，所以不念旧情而要加之以罪。梁武帝还讨厌吴均、何逊，说过“吴均不均，何逊不逊”的话。讨厌吴均主要是因为吴均在《齐春秋》里不肯为尊者讳，碰到了梁武帝的疼处；至于何逊，很可能是不愿像鲍照那样自污，所以才招来了“不逊”的考语。不过梁武帝毕竟不是暴君，他的忌妒也止于不给人以升官的机会，到后来隋炀帝，就发展到了借故把他的忌妒对象置之死地[11]。

上面所举的事例都意在说明文学创作在南朝当权者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从这一点出发，帝王挟其经济、政治上的力量，招纳文士。从宋初到陈末，规模较大的文士集团不断出现，领袖人物分别为：宋临川王刘义庆、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其具体情况，在以下的有关章节中将分别论述。

南朝以前号称文人集团的，有汉魏之际的“建安七子”和西晋的贾谧“二十四友”[12]。建安文人是在战乱中逐渐归于曹氏父子周围的，又经常随同出征，真正云集邺下，“怜风月，狎池苑”，仅仅是建安十五年以后几年间的事。足以代表建安风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作品，恰恰又大多不是在聚居邺下时期写作的。至于“二十四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集团，其中有的人并非文士。而南朝的文人集团则有所不同。第一，他们聚集在一起，互通声气，互为汲引，切磋文义，倡和争胜[13]。同时又在领导人物（一般是皇子）的主持下编纂各种有关文学的书籍，他们所主要从事的是文学活动。例如晋末谢氏子弟常在一起以“文义赏会”（《宋书·谢弘微传》）；萧子良“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又命门下士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萧统“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又编纂《文选》（《梁书·昭明太子传》）；梁初有一部分文人还经常在任昉家中聚会，号为“龙门之游”（《南史·陆倕传》）；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纪》）；至于齐梁文人诗题中的“奉和”、“奉酬”、“应令”、“应教”、“赋得”，数量之多，也足以说明聚会赋诗之盛。第二，这些文人集团操纵着文风的转变，有比较一致的主张。永明声律论的产生及鼓吹，就来自萧子良幕下的“竟陵八友”；萧统领导的文人集团，大体上代表了梁代前期的诗风，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提出的“文质彬彬”，可以算作纲领性的意见；至于萧纲集团，萧纲自己的“放荡”说与萧绎的“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十六字主张也无疑是宫体诗风的理论指导。魏晋时代虽然也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但前者写作于建安末年建安七子死后，对建安时代的文学创作只能是总结而不能是指导；后者主要是一篇创作论，而且是陆机个人的意见，对太康文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而沈约、萧统、萧纲等人，多少是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在鼓吹这些理论，对当时的创作现实曾起过显著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前人认为，南朝文学之所以繁荣，帝王的提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南史·文学传序》就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这当然符合事实。不过帝王的好尚仍然以士族的风气为归依，这种风气又决定于整体的文化发展和文学本身发展的因素，上述的一些例子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