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沿长江的旅途中看到了木簰，并对其奇特的外观评论道：

从近处看去，［木簰］像是一个漂浮在水面的熙来攘往的村庄，再近些观察，不禁要赞叹其构造之精巧。长木紧实地捆扎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而紧凑的木簰，中央整齐地搭有板棚，供排工居住。木簰的前端被削尖，形似船头，排尾则延伸出安放舵杆的回廊。长江的湍流带着木簰全速而下，但它们也配备了巨大的棹，需要10到12人合力操纵……通常，三四具这样的木簰连在一起，一组接着一组排成一长串，为了便于联络，还会有一只小木筏居间游走，由五个人划着，以满足木簰的所有需要。它的样子就像一只长腿水黾，时不时猛地划过水面。［1］

马嘉理目睹了清代木材贸易运作的现实场景（图0.1），这一跨区域的长途贸易体系横贯长江及其支流。木材在前现代等同于钢筋混凝土，毫不夸张地讲，它是帝制晚期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构件。在数百座遍布于中国最富庶区域的城市和集镇中，建造戏院、行会、庙宇、祠堂、妓院、餐馆、茶室以及其他早期近代城市生活的标志性建筑都有赖于木材贸易的供给。到18世纪晚期，总量庞大的木材贸易每年为长江下游流域带来至少500万根原木。类似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样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得益于木材供应的贸易网络，其在上游区域也有较小程度的发展。木材搭建的城市很容易毁于大火，之后一切又要在灰烬中重建。诸如杭州、汉口和南京这类一流商业中心，也是出了名的易发生火灾的城市，因为城中木结构建筑密集，火势极易蔓延。［2］除了营造建筑，其他必需品——包括棺木、家具、舢板和马车——都需要市场不断供应大小和品种各异的木材。

图0.1　江西境内长江上的木簰，1930年

资料来源：「長江の筏」，『亜東印画輯』，5, no.79（1930）：81。引自东洋文库

图0.2　18—19世纪的木材市场、贸易路线和榷关示意图

随着这一需求不断增长，一个跨区域的贸易结构在几个世纪中应运而生，并扩至数千英里，这得益于由生产、采伐、运输、投资、交易和税收所构成的复杂制度体系的支撑。图0.2展示了这一贸易结构在18、19世纪全面扩展时的概况。在相对低税和监管放任的情况下，这一广阔的市场确保了朝廷能够获得稳定的木材供应——这虽然在木材市场的体量中所占的比重甚小，但对于维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人口压力和森林砍伐加剧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也保证了民用消费所需的木材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回馈耐心的长线投资和鼓励市场参与来实现这一点的。这样一来，所有在供应链上的人——种植者、伐木工、排工、木商、牙人、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都可以从中获利。

长期以来，木材贸易一直被认为是帝制晚期中国最重要的跨区域大宗贸易之一。商业史学者已经探讨过大木商们所累积的巨额财富。“盐商木客”这一俗语暗示，持引盐商与木商在江南市场的商贾中地位显赫。［3］环境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国家采办木材和私营市场消费对中国天然林的破坏。［4］然而，就木材贸易结构和数量的制度变迁而言，以往的文献鲜有提供统计证据，使得许多学术讨论缺乏扎实的实证基础。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追溯木材市场的历史演变并澄清一些普遍的误解。第一章探讨朝廷如何采办木材，第二章利用常关税收数据还原当时的大众市场。

这里需要强调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国家采办木材的相对规模，第二个涉及产出木料的森林类型。在明清时期，国家以皇家营造为目的的采木方式经历了重大转变，从直接组织徭役的采伐制度转变为以低价从市场获取现成木材的采买制度。实际上，后者相当于对木商征税。这一变化绝非仅限于木材，它大体上与帝制晚期国家管控经济的式微和市场经济的普及相一致。［5］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奏折、方志中经常批评帝王的奢靡铺张，并将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归咎于帝王对宏伟宫殿和陵寝的痴迷，但皇木采办对中国中部和中国南方森林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事实上，皇木的专官采办集中于西南广袤老林中少数容易进入的区域。此外，到17世纪时，皇木大多来自人工林而非天然林，不是通过徭役采办，而是使用货币采买现成木材，且皇木采办的数量只占市场供应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南方许多山区发展起来的人工林，在广阔的区域贸易网络中通过紧密相连的商业节点和脉络分销，成为供应大众木材消费的最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