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如果没有许多人的鼎力相助，我不可能进行研究并撰写本书。首先，我最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国斌（R. Bin Wong）、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他们不断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从一开始就指引着我的学术之旅。这本书在方法上受到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经济史小组的启发。在小组会议上，预设被质疑，假设被推翻，假想的历史成为趣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必须相互理解。我也从罗威廉（William Rowe）、马世嘉（Matthew Mosca）和拉里·尼尔（Larry Neal）的反馈中受益匪浅，他们通读了我的初稿，并拨冗参加了我的书稿工作坊。
许多人影响了这本书的写作。与孟泽思（Nicholas Menzies）、马立博（Robert Marks）、贝杜维（David Bello）、孟一衡（Ian Matthew Miller）、约翰·李（John Lee）的对话推动了我形成对林业史和环境史的看法。倪玉平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我有幸借鉴了他在清代常关和商业税收方面的研究。和戴史翠（Maura Dykstra）在研究生期间的多次讨论，深化了我对中国商人组织和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解。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奥斯卡·基尔德布伦（Oscar Gelderblom）和内奥米·拉穆鲁（Naomi Lamoreaux）强烈建议我将中国的长途贸易和经济制度置于全球框架中。我感谢在研究的各个阶段给予我启发的各位师友：梁其姿（Angela KC Leung）、郭丹妮（Amy Gordanier）、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金田（Aurelia Campbell）、布拉德利·坎普·戴维斯（Bradley Camp Davis）、史瀚波（Brett Sheehan）、兰德（Brian Lander）、陈博翼、曹树基、王紫（Chelsea Zi Wang）、张勉治（Michael G.Chang）、克里斯托弗·柯金斯（Christopher Coggins）、邱澎生、薛凤（Dagmar Schäfer）、严冬、朵拉·科斯塔（Dora Costa）、高彦颐（Dorothy Ko）、柯丽莎（Elizabeth Köll）、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伊桑·西格尔（Ethan Segal）、罗友枝（Evelyn Rawski）、吉斯林·莱登（Ghislaine Lydon）、吉列尔莫·鲁伊斯——斯托维尔（Guillermo Ruiz-Stovel）、霍莉·斯蒂芬斯（Holly Stephens）、陈惠颖、珍妮特·亨特（Janet Hunter）、杰西卡·戈德堡（Jessica Goldberg）、王迪安（John D. Wong）、约书亚·赫尔（Joshua Herr）、约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朱迪·斯蒂芬森（Judy Stephenson）、卡尔·阿普恩（Karl Appuhn）、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乌兰、王路曼、玛格丽特·万（Margaret Wan）、米莉安（Miriam Kaminishi）、贾楠、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帕特里克·威利斯（Patrick Wallis）、濮德培（Peter Perdue）、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man）、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郝瑞（Steven Harrell）、麦哲维（Steven Miles）、苏德维·谢思（Sudev Sheth）、Sunkyu Lee、黄德尊（Tak-Jun Wong）、杜博思（Thomas DuBois）、罗斯基（Thomas Rawski）、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池翔、郝晓雯、王一（音译）、王悠、赵思渊等。
我很荣幸能加入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历史系，在那里我感受到最温暖的善意。我要特别感谢伊丽莎白·德拉蒙德（Elizabeth Drummond）、艾米·伍德森——博尔顿（Amy Woodson-Boulton）和卡拉·比特尔（Carla Bittel），他们的学术洞察力、实用策略和精神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贝拉明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提供的研究支持使我在入职初期能够举办本书的书稿工作坊，该工作坊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我得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的研究资助。
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没有它们，我不可能搜集到本书所用的史料。我要感谢以下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鲁道夫东亚图书馆（Richard C.Rudolph East Asian Library）、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四川省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
我非常感谢以下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它们为我的旅行和研究提供的资助：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世界经济史大会（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东亚环境史协会（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w and History）、商业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加州大学经济史小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中心、耶鲁大学经济史研讨会、耶鲁大学亚洲“木材时代”会议（Wood Age in Asia Conference）、南加州大学中国研究小组、哈佛商学院商业史项目、加州理工学院早期近代史小组、乌得勒支大学、匹兹堡大学中国研究暑期学院（Summer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金博士基金会东亚科技史研讨会（D. Kim Foundation Workshop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洛里·哈格曼（Lorri Hagman）及整个优秀的团队，他们耐心地引导我完成本书的出版。特别幸运的是，我有两位杰出而敏锐的审稿人，他们提出了关键的结构调整建议，极大地完善了本书。我很荣幸K.西瓦拉马克什南将本书纳入“文化、地域和自然”（Culture, Place, and Nature）系列，并通过他深刻且具有启发性的代序将本书置于更大的主题之中。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期刊文章的形式发表：《上海的木材贸易组织：机制、执行与纠纷解决1880—1930》（“Timber Trade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Institutions, Enforcemen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1880—1930”），载《亚洲研究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14卷第2期，2017年；《为市场导向的重新造林融资：中国西南的林地证券化与股权实践1750—1990》（“Financing Market-Oriented Reforestation: Securitization of Timberlands and Shareholding Practices in Southwest China, 1750—1900”），载《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第38卷第2期，2017年，并经两家期刊允许在此转载。感谢东洋文库和杜克大学鲁宾斯坦珍本手稿图书馆（Rubenstein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惠允我在本书中使用其馆藏历史照片。
回溯到更早的时候，我要感谢母校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和邓小南教授，正是他们在十年前激发了我对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学科的兴趣，并鼓励我攻读研究生。我希望他们能将此书视作一份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汇报。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家人对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父母支持我所有的努力，尽管他们不得不接受女儿远在他乡，做着他们无法向困惑的邻居解释的事情。我们的中国式大家庭总是将团结、温暖、干预和戏剧性的生活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我在千里之外满怀思念。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王烨，还有我们的狗狗八戒，他们的幽默和顽皮伴我度过了这场激烈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