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是疗愈痛苦，何以靶心是情绪
早年，亚历山大和费伦齐（Alexander & French，1946）引入了修正性情绪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这个概念，并提出治疗性改变的秘密就在于重新体验情绪上的旧问题且达到新终点。他们提出的方案表示，一个旧有的问题模式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但是这个新的解决方式需要被来访者真正体验到，这样他们才相信，才能真正改变自己过去的模式。随着全新的体验不断复现，修正性反应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变成自动反应模式，转化为更好、更高的行为功能。
戈德弗里德（Goldfried，1980）提出，不论何种治疗理论取向，修正性情绪体验都位于心理治疗改变过程的中心。他建议临床工作者将修正性情绪体验作为一种通用的干预策略。我强调了源自精神分析的修正性情绪体验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它显然与所有流派都相关，并且代表了改变的核心原则（Goldfried，1980）。在本书中我想说明，促成修正性情绪体验最好的方式就是唤起另外一种情绪，以转化现在的这种情绪；我在书中会详细阐述如何促成这一治疗过程。
大部分人之所以接受心理治疗，是因为他们处于情绪痛苦中。他们可能表现出各种症状，如抑郁、焦虑、进食障碍、成瘾、人格障碍及人际关系问题，但是他们需要的帮助是面对和处理症状之下的悲伤、羞耻、愤怒、害怕，有时甚至是不受约束的躁狂式的快乐。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中，至少有许多病理问题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源自情绪上的困扰。患抑郁障碍的人感到被困在一个由悲伤、羞耻和内疚所织就的大网里；患焦虑障碍的人感觉自己被苦恼和害怕掌控着；而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则总是体验到高强度情绪的切换。
有些治疗取向在承认不同诊断标签群组具有差异的同时，一直对来访者采取同样的治疗方式，而不管他们的诊断标签是什么（Goldfried & Davison，1976）。许多从一开始就关注情绪的流派都认同治疗关系本身的疗愈价值，特别当临床工作者能共情地回应来访者的情感，用各种干预方式帮助他们接触自己的感受，而不管他们存在什么心理问题时（Fosha，2000；Greenberg，Rice &Elliott，1993；Perls et al.，1951；Rogers，1957）。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临床工作者能精通共情和唤起情绪的干预方法，就不需要依赖不同疗法处理各种不同的障碍。治疗大体上是一样的，不论这名来访者依据DSM-5被诊断患有焦虑障碍、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成瘾或人格障碍。
这种现今在许多聚焦情绪的疗法中可以看到的跨诊断的特点，其实自各种流派（早期精神分析、人本取向、行为取向）发展伊始就一直存在于心理治疗中。究其原因，与依赖诊断标签的干预相比，跨诊断干预更加直接地建立在来访者的问题、心理过程及个案概念化的基础之上（Fosha，2000；Greenberg，2011；Greenberg & Safran，1987；McCullough，1999；Perls et al.，1951；Rogers，1957）。所以，从某种层面来说，跨诊断的干预其实是一种正本清源、回到这些治疗方法创立之初的核心原则。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心理治疗中能够预示疗效的是来访者情绪唤起和处理的情况，不管问题属于哪一个诊断标签群组。一项近年的大型元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显示，来访者在治疗中的情绪表达对治疗效果有中等程度的影响（Peluso & Freund，2018）。其结果基本上重现了之前其他综合回顾和元分析的结论。这项研究观察到的影响程度（d=0.85），与戴尼尔等人（Diener et al.，2007）、A.帕斯卡尔-里昂和叶尔约门科（A.Pascual-Leone and Yeryomenko 2016）对情绪体验、表达与治疗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我们有实在的证据说明“心理治疗的结果与情绪表达有关”，且该影响关系不因具体的诊断而变化。
有些理论对情绪表达的好处持审慎态度，这些学说主张节制的价值观，或者强调不同阶段的来访者对改变的接受程度不同，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对处理情绪的准备程度不同（Miller & Rollnick，2013；Prochaska & DiClemente，1983）。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让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或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处理情绪或探索童年回忆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混乱，从而起到与疗愈相反的效果，如移情取向心理治疗和强调心智化的治疗（Bateman & Fonagy，2004；Yeomans et al，2015）。还有另外两种专门治疗重度人格障碍的循证精神动力疗法都对唤起某些特定来访者的童年回忆持怀疑态度。
我赞同治疗师们应该谨慎对待何时唤起情绪、何时调节情绪，同时，什么情绪应当被唤起，什么情绪又应被调节，甚至何时邀请来访者回到童年或重新经历创伤体验也应慎之又慎。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警示会贯穿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