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权与多重身份

阿尔蒙德的框架与分权原则相当接近，而分权原则与民主的稳定性也是相关的，特别是与一个草创的民主政体维系其真正的民主品质的可能性有关。阿尔蒙德于1966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就任演说中，他将分权理论与系统理论作了一个比较，并将前者描述为18、19世纪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但现在，这一范式已被系统范式所取代。另一方面，他称《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为“系统论者”，以此强调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16分权原则与阿尔蒙德的功能分析之间的联系，在整个分析当中特别重要。因为，区分英美型和欧陆型政治体系的标准之一，就是角色结构，也就是角色自主与分立的程度。

分权原则与阿尔蒙德的分析框架存在的主要区别是，阿尔蒙德将分权理念从政府的三个正式分支（立法、行政与司法）延伸到非正式的政治亚结构（政党、利益集团与传媒）；而且，阿尔蒙德对后者（输入结构）比对前者（输出结构）强调得更多。其他的差异则主要在术语方面。“权力”在阿尔蒙德那里被转换为“功能”，而“分立”则变成“边界维持”。按照《联邦党人文集》的说法，分权和各政治功能间适当的边界维持，都于民主体系的稳定性有利。在作为英美型的一个例子的英国，“其政体的亚系统之间”存在着“有效的边界维持”；但是在作为欧陆型代表的法国，我们则会发现“在政治体系的不同部分之间，边界维持是薄弱的”。法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并不构成分殊而自治的政治亚系统，它们是互相渗透的”。特别是在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亚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同样，英美型与欧陆型在它们传媒的自主性上也是有区别的。美国、英国和前英联邦都拥有“自主性和分殊化程度最大的传媒”；而法国和意大利则有“一个容易被利益集团和政党左右的‘新闻界’”。17

就像分权原则要辅之以制衡的理念，边界维持也要有配套的一对孪生概念：“多功能性”与“规管角色”。依据阿尔蒙德的说法，完全的边界维持绝对不会出现。政府的正式分支机构、政党、利益集团等，从来都不只是承担着单一的功能：“所有的政治结构，不论其如何专业化……它们都是多功能性的。”因此，举例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强调政党是唯一的利益凝聚者，除了承担利益凝聚的功能，它别无其他功能；倒不如说，利益凝聚是政党专有的职责。在当代以英美型民主为原型的专门化政治体系中，存在若干特定结构，“这些结构在功能上有其特殊之处，同时，它们往往还承担着与整个政治体系范围内的功能相关的所谓规管角色。”18

在阿尔蒙德的类型学中，除其首要准则（即角色结构）与分权原则相一致外，其第二准则（即政治文化）也与集团理论家阿瑟·F．本特利（Arthur F．Bentley）和戴维·B．杜鲁门（David B．Truman）所阐明的“多重的成员资格”命题，以及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提出的极其类似的命题——横贯隔阂（crosscutting cleavages）——紧密相关。这些命题宣称，当个体同时隶属于若干个不同而且在利益和观念上存在分歧的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团体时，因为心理上的交叉压力，他们将倾向于持温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果组织由异质成员构成，其领导人也将顺从于在此情况下的政治交叉压力，因而也倾向于采取温和而中间道路的立场。对政治稳定而言，这些温和的态度至为关键。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被尖锐的隔阂撕开，成员资格和忠诚对象不是多重的，而是排他性地集中于社会的各个分立区块，对政治态度上的温和取向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交叉压力将不复存在。就像杜鲁门所讲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若想避免“革命、堕落与倾覆，并保持其稳定……它是很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样的社会存在着多重的成员资格”19。李普塞特也认为“稳定的民主得以维系的机会，将取决于集团和个体拥有若干具有政治关联性的横贯联结的范围”20。而本特利也将政治妥协称为“交叉团体的运作过程”21。

用政治文化的术语讲，重叠的成员资格是同质性政治文化的特征；而在一个分裂的政治文化中，互异的亚文化之间，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交叠的部分。在阿尔蒙德的分类框架中，稳定的英美型体系有一个同质性政治文化，不稳定的欧陆型体系则存在深刻的亚文化裂痕。在阿尔蒙德看来，欧陆型体系的僵化和不稳定，是“由其政治文化的状况造成的”。举例来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对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治体系作了这样的描述：分化为“三个主要的意识形态阵营或亚文化”，而主要的政党、利益集团与传媒则“被整合于相应的意识形态阵营”，结果就是，各种需求“堆积起来却又不能转换为政策方案或制定成法律”，以及“长期的僵化和短暂的危机清算”。阿尔蒙德与鲍威尔有时也会采用成员资格交叠理论的话语，运用到一个国家如法国身上：“个体很少有机会置身于这种能够调和其刚性政治态度的‘交叉压力’中。”22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则表明：“成员资格的模式随国家而不同。举例说，欧陆型天主教国家中，这一模式往往由意识形态聚合而成。家庭、教会、利益集团和党员资格，往往与它们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政策特征相一致，在对观点的影响上也互相强化。而在美国和英国，交叠模式看起来就普遍得多。”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