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系统：商业生态的兴起
当前及未来商业环境特征
当前处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后期，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逆全球化趋势凸显，技术飞速革新换代，这使得每个国家的企业都身处VUCA[1]时代（戎珂、石涌江等，2013；吴晓波等，2019）。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客户越来越需要多元多维的、差异化的、集成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不断更新迭代，新兴产业正不断涌现，很多行业开始面临更加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在这样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企业必须学会持续地适应外在环境，使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也能够不断发展演化；为此，很多企业以平台、行业联盟等组织为基础，进行抱团、形成战略联盟，以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挑战并不能由一家企业或者一条供应链解决，而是需要一个更加多元、动态和宽泛的、能赋能企业的商业系统，这便是商业生态。在介绍商业生态之前，我们先对当今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的新兴技术诸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尽管其技术应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可控的，但技术本身发展不均衡，从而带来了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具体的技术来看，人工智能的创新速度飞快，技术成熟度曲线中一半以上的技术（如边缘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决策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将在未来3～5年成为主流技术。人工智能市场仍处于逐步发展阶段，其中位于技术萌芽期的人工智能创新占据着很大的比例，终端用户仍然在不断突破当前人工智能的边界，比如在2022年底重磅登场、惊艳全球的ChatGPT，人工智能的不断创新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蒙上不可知的面纱。
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日新月异，5G和4G相比，具有高速率、大宽带、广覆盖、低时延、多连接的特点：5G网络的传输速度比4G的快10倍以上；带宽能提高到4G的2～4倍甚至以上；覆盖范围也拓展到更崎岖的高山峡谷、4G时网络品质不好的家用卫生间、地下车库等空间；5G的低时延甚至能够运用在无人车领域，可以对制动和车控做出反应，瞬间把信息发送到车上；5G支持的每平方公里可接入设备也是4G的10倍。5G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海量设备、平台的同时接入成为可能，在工业控制、车联网、远程医疗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蜂窝通信技术开始从服务消费者为主向服务工业智能制造转变，万物互联的工业互联网成为制造业的新议题。
技术迭代的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更迭息息相关。一方面，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将阻碍单个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对商业生态系统的需求更加紧迫（余江等，2021），这一点对弱小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应瑛等，2018）。另一方面，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不明确又将为技术商业化、研发合作等环节设置阻碍（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这不仅提高了企业间合作沟通的成本，还为行业内合作互信带来新的困难（Zott ＆ Amit，2008；吴晓波等，2019）。随着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技术迭代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体企业生存越发艰难，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因此，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成员，流动比产业联盟更灵活，囊括范围又广于产业链的商业组织形态，更有利于企业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挑战。
市场应用的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商业活动中知识等无形资源的增加，以及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都加剧了产业形成初期主导设计缺乏、供应网络落后的问题（戎珂、吴金希等，2015），从而带来市场应用的不确定性。市场应用的不确定性让现有产品、服务的前景难以预估，增加了企业对供应链内外部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也对企业的技术研发、消费者的获取等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将令连接无处不在、随时随地。移动设备从通信设备发展为丰富的社交、娱乐、支付设备，未来也可能移除边缘计算，只需联网便能完成所有运行（戎珂、石涌江等，2013）；汽车也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演化成承担着场景融合的载体，在智能驾驶技术的加持下，无人车的未来将有无限可能。然而，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研发设备时并不能预见未来的潮流，只能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调整研发方案，为设备添加尽可能丰富的功能（戎珂、石涌江等，2013）。
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供应链内在特征及其配置因素以外，市场、技术、竞争对手行为、重大社会事件等外部现象也会对系统形成干扰，带来战略设置的风险（吴晓波等，2019），从而造成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戎珂等，2010）。而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合作企业能够更好地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协同合作，以应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吴晓波等，2019）。
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挑战。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疫情快速传播到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疫情的蔓延及各国控制疫情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干扰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给商业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挑战。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多环节受阻，导致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和逆全球化趋势。疫情发生以来，各主要国家间缺乏互信与合作，导致保护主义进一步成为主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同时，一段时间的油价暴跌带来的股价下跌也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民众在社会稳定、医疗卫生等方面受到的损失最终也将通过宏观经济反映出来（何诚颖等，2020）。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供应链多点布局的方式，分散疾病灾害、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国家在疫情防控期间缺乏互信，也导致各国进一步考虑加强产业链安全和国家安全，从而加剧了产业链本土化倾向。
另一方面，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对立和冲突，成为此次疫情最大的次生灾害，从更深层次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整体遭受福利损失，企业倒闭和失业率攀升加剧社会动荡，国家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多，都为反全球化趋势性回潮提供了新的催化剂。除疫情本身外，当今世界在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正成为长期损害国家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隐患。因而，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在企业层面，它还使新兴行业及国家都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机遇总是和风险并存，而商业生态系统战略能为应对全球性新风险和挑战提供新的思路。
然而，疫情结束后各项制度的开放，又带来了经济复苏。同时，疫情结束后，封闭的“城门”重新打开，曾经朝不保夕的工厂正式复工，当初提心吊胆的居民携家出行，经济复苏，社会一派盎然生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重创固然余威未尽，但市场仍然灵敏地感应到社会的向好并迅速做出反应，身处其中的企业也需要及时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和新变化。
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数字经济时代多元、多变的市场需求，变幻莫测的国际格局，无法预测的外生冲击（如新冠肺炎疫情）都对企业的韧性提出了挑战；而信息时代强化了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机构等却往往无法保障制度、规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这又给企业合作关系的信任基础带来了新的威胁。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群体共同进化、共同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为参与者之间持续性的合作共赢关系提供了更大的试错空间和更坚固的信任保障（Wulf ＆ Butel，2017），这既能使各参与者增强面对当下冲击的韧性（bouncing back），也能保障其未来的可持续创新发展（bouncing forward）。当然，如果商业生态系统不能应对不确定性，也同样会面临被淘汰的结局（Moore，1993）。
商业生态概述
由于平台的网络效应，大量各类型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平台周围，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孕育提供了天然的场所。在平台的用户基础上，商业生态系统拓展所联结的参与者类型，把消费者、生产商、互补者、研究机构、政府等多元主体都囊括在内。学界对其结构、范式、要素、成员等静态要素（Adner ＆ Kapoor，2010；Gueler ＆ Schneider，2021；Iansiti ＆ Levien，2004；Kapoor ＆ Lee，2013；Moore，1993；戎珂、吴金希等，2015），以及平台生态生命周期、企业战略变迁、生态伙伴如何协同演化等动态问题（Ceccagnoli等，2012；Gawer ＆ Cusumano，2002；戎珂、林等，2013）均有所研究。
在讨论商业生态系统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生物学上的生态系统。它包括物种之间竞争相同的资源、能量传递、物质循环，并形成复杂的网络，如食物网，以适应不同的外在环境。与之类似的，在商业中，商业生态强调企业不是作为单一行业的成员，而是跨行业的、是一个完整商业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Moore，1993）。一直以来，成功的企业都需要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快速、有效地演化发展。数字时代的创新型企业更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节奏，日益增加的技术复杂性也意味着市场需求往往通过合作组织网络来满足（Adner ＆ Kapoor，2010），因此，它们还需要吸引具备各类资源的合作伙伴，包括供应链伙伴、客户、金融资本等（Moore，1993）。IT（信息技术）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苹果公司的组织、技术、产品和消费者网络大规模互联，它在操作系统、芯片等领域的生态布局随着市场发展不断演化（Iansiti ＆ Richards，2006）。
商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发起（initiating）、识别（identifying）和整合（integrating）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中创造价值来重塑价值，并为参与其中的公司带来竞争优势（戎珂、吴金希等，2015）。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也被认为能够更好地解释多边商业竞争，因为它模糊了原有边界、开放原有封闭系统、整合多方资源（魏江等，2021）。显然，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个公司，因为公司现在依赖商业伙伴网络；因此，竞争已经转化为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系统间竞争（Gawer ＆ Cusumano，2002；刘、戎珂，2015；戎珂、胡嘉伦等，2015；戎珂、吴金希等，2015）。
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紧密耦合或松散耦合，有些被组织成紧密的价值网络或平台，而另一些仍然是分散的。这些松散耦合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特定的战略愿景被动员起来，并嵌入新的价值链。作为回报，所有新创建的业务将扩展嵌入式生态系统的资源池，相应的利益相关者与生态的联结便更加密切，能够更灵活、有效地获得生态系统的其他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同进化，从而共同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
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不仅合作和竞争，而且围绕一个互利的共同目标发展，即支持新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的新创新。“共同进化”一词源于生物学，指两个或多个生态上相互依存但独立的物种之间的连续变化，它们的进化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交织在一起。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一家公司的发展将影响其他公司的发展。因此，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以互利的方式共同进化，其中共同进化可以解释为采用生物学隐喻。一个公司如果不了解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就进行战略规划，等于忽略了其运营所在的网络环境的现实，而在进化过程中，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对该公司的影响更大。学者们还将共同进化机制解构为三大支柱——共同愿景、共同设计和共同创造，以提高对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进化本质的理解（刘、戎珂，2015）。总而言之，竞争业务已经从公司发展到价值链和平台之后的商业生态系统级别（戎珂、林勇等，2013）。
[1]易变性（volatility）、不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