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三省学官 一时清流
1.初到浙江，一炮打响
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年（1876）这10年间，除了有2年多时间在翰林院任职外，张之洞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主考、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学政等学官，担负起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任。
同治六年（1867）七月，张之洞被任命为浙江乡试副主考，与正考官张光禄一同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试。早就想在官场一试身手的张之洞非常看重自己的第一个实职，他十分清楚，这是朝廷对他的考察，自己的表现决定着仕途前程。于是，他拿出了十二分的热情，确保一炮打响。
清朝的科举舞弊是陈年积习，而江南地区尤甚。为了不遗漏一名优秀人才，对于乡试的考卷他全部亲自审阅，对于其他一些不重要的考试的考卷，他也大部分进行审阅。或许是受了自己曾经卷面脱字而影响成绩的教训，张之洞在阅卷的时候，并不注重考生文字格式这些表面现象，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有的文章不合场规文律，他也照样录用。本来，浙江士人就对张之洞十分仰慕，期待着他来清除积习，主持公道，现在看他做事勤恳公正，都纷纷称赞：“张之洞来浙江监考，实在是乡邦之幸啊！”虽然是副考官，但他的风头早已盖过了正考官张光禄。的确，这一年经张之洞之手选拔的优秀人才特别多，他们中有后来历任陕甘和两广总督的陶模、外交家袁昶和许景澄，以及著名学者孙诒让等。这一年的人才之盛，在浙江科考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世间多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情况，在感叹这些学子幸遇“伯乐”的同时，不禁为往届的优秀学子感到惋惜。
2.转战湖北，颇惬众望
果然如张之洞所愿，他在仕途上一炮打响。乡试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湖北学政。学政的全称为“提督学政”，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及各部门的官员充任，任期3年，为各省管理文化教育的高级长官，职别上与督抚同级。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张之洞抵达湖北武昌。上任伊始，他就在奏疏中表明了自己的为政原则：“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3年中，他走遍湖北各地，两次巡历所管州府，每到一地，他都训勉学子“端品行、务实学”，奖励学业优秀者，黜革浮华不实者，惩处徇私舞弊者。经过他的整顿，当地的士习学风得到很大改观。
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张之洞还对考试内容进行改革。原来新科生员复试，每次都要考经文一篇，有固定的格式限制。都是从五经中摘取一句或一段话，要求考生必须用经书中的语言作答，这无疑束缚了考生思想，限制了考生发挥。张之洞把经文改成经解，允许考生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观点。这样一来，那些有思想、有个性、有文采的考生便脱颖而出了。随着人才蔚起，学生增多，老牌名校江汉书院生员爆满，很多学子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尴尬境地，张之洞初显他“实干家”的本色，将自己的养廉银悉数捐出，创办了经心书院，成为他一生办学的肇始。书院为我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办学形式，始于唐而大兴于宋，一般由宿学名儒主持，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以儒学经籍为主要研习内容，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体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经心书院带有极重的“张氏色彩”，并不教条地教授学生八股应考科目，而是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化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的教育。张之洞在湖北的一番作为为他赢得了惜才重教的好名声，连曾国藩也称赞他为道（光）咸（丰）以来“颇惬众望”的好学政。
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收获了他的第二次爱情。同治九年（1870）春，张之洞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湖北按察使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关于唐氏，史书和文献上没多少记载，让后世的“好事者”有些遗憾。其实，笔者倒觉得这是张之洞之幸，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个不惹事、不多事、不出事的妻子多好，这才能让张之洞有时间和精力专心办他的大事。张之洞志在天下，他并不刻意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他的精力全在江山社稷与黎民百姓身上。可惜唐氏也无缘陪张之洞终老，两年之后（1872年年末），为他留下了个1岁半的儿子张仁颋就病逝了。
同治九年（1870）年底，张之洞任满回京，充任翰林院教习（学官名，庶吉士老师）。这期间，他与李鸿藻、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京中名流显宦走得很近。他们隔三岔五就聚在一起，聊聊诗，品品茶，下下棋，赏赏花，当然也少不了谈论一下国家大事。此时的张之洞，翩若一只云中鹤，过着悠闲的日子。当然，这期间，张之洞也不忘发挥自身特长向慈禧太后示好，时不时地刷刷“存在感”。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张之洞参与编纂的《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进呈朝廷，慈禧太后“览之，称为奇才”。同月，同治帝大婚，张之洞撰写乐章4章，同样博得了同治帝欢心，婚事办完以后，就赏给张之洞侍读衔。
3.耕耘蜀地，扫尘过半
如果张之洞的人生照此延续下去，那中国不过是多了个舞文弄墨的文人雅士，或者只会动动嘴皮子的言官而已。但历史没有“如果”，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名声渐起的张之洞再负重任。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考官，不久又被任命为四川学政。虽然同是一省学政，但四川的情况与湖北大不相同。这次的工作难度，可比治学湖北难得多，蜀地山高皇帝远，科举积弊非常严重。张之洞自己也清楚“此差殊非乐境”。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窃惟考试弊端，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几乎并为一局，牢不可破。士子以舞弊为常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端日多，士习日弊，于人才、风气大有关系。”的确，当时的四川学风败坏，找“枪手”替考的、涂改考卷编号的、买通考官的，甚至还有绑架考官、勒索钱财的，可谓已经到了乱象丛生、触目惊心的地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张之洞不顾蜀道艰险，走遍了全省各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蜀道）荒山绝壁，险不可言；舁夫颠嗟，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水复山重，积雪迷途，惊心动魄。”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张之洞的脚步。经过实地考察，张之洞对四川科场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了然于胸。张之洞办事历来干净利落，他果断出手，坚决惩处了那些受贿的官员和一贯哄闹考场、政府不敢管的“钉子户”，并于光绪二年（1876）四月奏陈朝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治四川科举积弊的8条措施。经过张之洞的铁腕治理，“盘结日深”的四川科场积弊基本得到清除，士林风气大为好转。连张之洞本人也颇为自信地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
在四川，张之洞继续着他的实干家本色。看到省城只有锦江书院一所高校，而且软件硬件都很落后时，他征得四川总督吴棠的同意，在成都兴建了尊经书院。张之洞从全省3万多生员中挑选了100名高才生，培养出了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其中就有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张之洞要求学生精研儒家经典、广泛涉猎多种科目，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选择两三门课程精学，最终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张之洞对尊经书院投入了很多心血，公务之余，他常常亲自去给学生们上课，他还捐资购买了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庋藏。
蜀地偏处西隅，人文未盛，教学质量很落后。为了纠正很多学生的学习方式、方法，让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至于无从入手，迷惘眩惑，张之洞写了《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轩语》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解决的是如何读的问题。张之洞自认为这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诫，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而《书目答问》则为学生们列出了应读书目2200余种，解决的是“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后来，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一文曾讲过：“任四川提学时，撰《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以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可见张之洞对自己这两部书的水准十分自信，回忆起来，志得意满。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原本为四川学子量身定制的教科书，很快从四川传到全国，深为学子和学界欢迎，成为张之洞所有著作中最有市场、重印次数最多的作品。
不知是不是巧合，这次张之洞治学四川，又寻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任夫人。光绪二年（1876）年初，张之洞到龙安府主持府试，没想到，在知府王祖源府上邂逅了王祖源的女儿、他的老熟人王氏。说起来也是缘分，王氏的哥哥王懿荣是张之洞在京城时的好朋友、好邻居，王氏随哥哥住在京城，早与张之洞相识。王氏知书达礼，善于作画，与张之洞互有好感。现如今，一人鳏居有年，一人待字闺中，经王懿荣的撮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任满要回京了，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没有回去的路费了！在当时，即使是一个外放的县令，卸任回去的时候，所得财物也是“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于前也”，但张之洞在学政这个肥差上干了3年，居然把自己干到了无钱出门的地步！就在前不久，他刚刚推掉了朝廷给他的2万两参费银，这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上，实在是个异数。没有钱怎么回去？没办法，他只好忍痛卖掉了自己珍藏的“万氏拾书经版”才得以成行。回到京城以后，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迫，甚至生日的时候连酒都买不起，王氏只好出去典当了一件衣服。想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再看看张之洞为官的节操，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
贪赃受贿、枉法营私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通病。就清代而言，从顺治、康熙到雍正，吏治还算清廉，到了乾隆朝，各级官员贪腐之风盛行，及至嘉庆、道光两朝，贪风日炽，几无不贪之官。少有的清吏也在官场上孤立无援、生存艰难，被同僚讥讽为迂腐笨拙的傻子。
张之洞屡历要职，不缺发财的机会，但他却两袖清风、洁身自好，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据《抱冰堂弟子记》记载，张之洞平生喜欢施予而不喜奢侈。他的穿着非常简朴，身上的朝珠、带钩、杂佩什么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家里没有绫罗绸缎，房间里的帷幔、坐具，甚至他的内衣，都是用土布做的。还说他为官以来，不论走到哪里，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他任山西巡抚时，有人知道他是爱书之人，尤其喜欢收藏珍稀善本书，就送给他宋本经史5种。藏书爱好者都知道，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代刻本是公认的皇冠上的钻石，早在明朝时就有“寸纸寸金”之说。送书的人并没有提出太高要求，就是想在府里谋个一般的差事就行，可张之洞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他做官越当越大，外面的诱惑也越来越大时，张之洞还是坚守初心，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革除官场陋规，制约贪腐行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抵任之前，他就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官员：“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署衙供应，务从节俭，不得华奢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账照数发还，万勿故违。”
自出任学政到最终入值军机，张之洞为官40多年，没有像其他很多官员一样，在老家建豪宅、置田产。他去世后，家里一穷二白，只有万卷图书，连治丧所需的费用，也是门客、僚属一起凑的。
4.初表忠心，力挺太后
阔别京城3年，张之洞回来的正是时候。其时，一个被称作“清流党”的政治派别正声名渐起。“清流党”是一个类似于明末东林党人的政治团体，由京城一些有名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却敢于任事直言、诤言不避权贵的言官们组成。当时，清廷有求言纳谏的态度，慈禧太后有“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政治考量，而面对时局动荡和官场腐败，那些自视清高博雅、谦介耿直的“清流”，又有弹指时政、参劾权臣的强烈欲望，所以他们常常“连为一气，封章交上”，形成一股“为人所惮”“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举朝为之震竦”的巨大力量。
当时的“清流党”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周围有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得力干将。他们共同的主张是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清流党”的不少骨干都是张之洞离京前意气相投的密友，张之洞载誉归来了，老友们自然敞开怀抱，欢迎他强势加盟。而张之洞加入此圈，正是如鱼得水。他火力全开，后来居上，迅速成为一只横冲直撞的“青牛角”，诚如他自己在诗中所写：“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当时京师士人形象地称呼李鸿藻为“青牛（与‘清流’同音）头”，负责指挥调度，张佩纶、张之洞各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就很多了。
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先后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串官职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都是些没有实权的闲差。4年之中，张之洞的主要精力就是“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做一只合格的“青牛角”。张之洞对“清流党”这个称呼一直不予认可，他认为自己“唯其独立”“群而不党”，但是对于“青牛角”这个称呼，张之洞却没有表达出不满。因为张之洞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牛，他喜欢牛的负重致远，天性仁厚，忍辱前行，任劳任怨。
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吴可读死了！吴可读是谁？在他死前，恐怕认识他的人还真不多，他只是吏部稽勋司的一个主事。按说这个小人物的生死是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但吴可读不是正常死亡，是自杀！自杀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吴可读还留了一封遗书（奏折），这封震惊朝野的遗书，让4年前的“继统”之争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也让刚刚坐稳位置，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儿的慈禧，又一次坐在风口浪尖上！
4年前，19岁的同治帝（载淳）因天花不治。同治帝无子，按照清朝的祖宗家法，应从皇族最近一支中选一男性晚辈继承皇位，但慈禧太后为了继续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不惜违背祖制，立与同治帝平辈的载湉为帝（光绪帝）。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思是说等将来光绪帝有了儿子，就送给同治当儿子，将来继承皇位，以表正统。慈禧太后兄死弟继的做法自然招致不少非议，但大家都知道太后的心思，也惮于太后的脾气，没有人敢当面提意见。只有一个叫广安的侍读学士，写了一封奏折，对慈禧太后也没提什么意见，就是规劝太后再强调一下“立嗣”的原则，以免将来有人妄言更改继统问题。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封不痛不痒的奏折，却让太后大发雷霆，把广安吓得半死。4年过去了，光绪帝还没有儿子，给同治帝立嗣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光绪帝可以等，慈禧太后可以等，王公大臣可以等，全国人民可以等，可偏偏吴可读就等不得。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有一些事情，当那些应当站出来、有能力站出来的大人物集体退场、失语的时候，却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冒出来，做出惊人之举，如夜空中突然出现的彗星，留下转瞬即逝的光亮，让历史充满了或悲情或喜感的戏剧色彩。吴可读思忖再三，自觉人微言轻，如果按照正常渠道反映，肯定不被重视，弄不好还会惹祸上身，甚至殃及子孙。思来想去，这“拿着丫环的工资操着小姐的心”的小人物一咬牙一跺脚，罢了！我也不活了！
吴可读做出“尸谏”这样的极端之事，对4年前的“继统”之争再提非议，令朝野侧目。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收起平日的“一言堂”作风，召令王公大臣“妥议具奏”。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思，但吴可读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提意见，亦足可见其忠心，一时心中的天平左右摇摆，大多写一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折子，应付了事。正当慈禧太后心中焦躁，需要有人跳出来为她引导舆论、替她维护权益、为她辩解的时候，张之洞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他在奏折中先是表扬了吴可读一番，说他“至忠至烈”，然后又笔锋一转，开始为慈禧当年的做法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听到张之洞“援引经旨，侃侃谔谔”的一番宏论，百官也都心照不宣，随声附和，在一片唯唯诺诺之声中，这场政治风波很快烟消云散了。不用说，张之洞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站出来力挺慈禧太后，让慈禧太后心里热乎乎的，不禁为当年把张之洞点为探花暗自庆幸。
5.折正不阿，终翻陈案
在吴可读“尸谏”之事上，不管奏折表达的是不是张之洞的本意，在时人眼里，这个六品官员的表现，多多少少有一点向慈禧太后“献媚”的嫌疑。但接下来，张之洞在东乡案、午门案中，则表现出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一面。尤甚是在庚辰午门案中，他直接站在了与太后对立的一面。他的作为，诚如自己所说：“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须具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
晚清官场腐败，官员欲壑难平，他们不顾百姓死活，疯狂敛财，常常要向百姓征收比政府法定税收多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的苛捐杂税，而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更是贪得无厌，又向每户追加了500文苛税。重压之下，民怨沸腾。光绪元年（1875），东乡百姓齐聚县衙，要求孙定扬体恤民情、减征税赋。看着门外群情激昂的百姓，孙定扬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向绥定府知府易荫芝报告东乡百姓聚众谋反，请求出兵镇压。易荫芝不为谎言所惑，派人到东乡了解实情，并且核减税额。孙定扬大为不满，一面向朝廷参劾易荫芝，一面越级上报四川总督文格。文格不问青红皂白，即令四川提督李有恒带兵“痛加剿洗”，半年之内，400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
谎言最终都会被揭穿，事情过后，朝廷也意识到此案确有问题，派人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由于案子牵扯到多名高官，只是对肇事官员作出了降职、革职的轻微处理。光绪四年（1878）春，清廷下诏求谏，“清流党”的另一只“青牛角”张佩纶上奏请求再查东乡一案。拖到第二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赴川复审。但复审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维持原判，所有人不得再议！
400多人无辜丧命，朝廷却如此轻描淡写，让凶手逍遥法外，这让张之洞十分气愤。四川东乡惨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上，对于惨案亦有耳闻，只是限于当时自己的身份和权力，他无法、无力出手相救。张之洞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找机会为400多人申冤。现在，机会来了！他决心再次上疏，为民请命。
光绪五年（1879）五月十一日，张之洞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详细说明了东乡惨案的来龙去脉，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原因：惨案发生是由于滥杀。滥杀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孙定扬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的原因是由于乡民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的原因是由于孙定扬违例敛财。张之洞的剑锋直指罪魁祸首孙定扬，奏请严惩孙定扬及相关责任人。张之洞的奏折引起了的朝廷的注意，当天即命令刑部重新审理此案。最后，朝廷认定东乡百姓系“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并非叛党”；对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极刑，对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张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震。
6.抗疏力谏，诤言回天
光绪六年（1880）中秋节前的一天，慈禧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着8盒点心，去探望她的胞妹醇亲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清廷规定“凡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正门”，何况李三顺事先也没通报。李三顺走到午门时，被守城护军玉林拦下了。15岁小太监根本没把玉林放在眼里，看见有人阻挡，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往外硬闯。看到有人吵闹，护军统领岳林、护军祥福、忠和等人也赶了过来。一方执意要过，一方坚决阻拦，双方数言不和便动起手来。推搡之中，食盒不知被谁撞翻，点心撒了一地。感到自己吃了亏的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立即向太监首领刘玉祥报告，刘玉祥旋即又呈报慈禧。慈禧闻言大怒，命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抓捕玉林，严刑审讯。老佛爷的话谁敢不听呢？众官员都不敢忤逆慈禧，将玉林等3人抓入大牢，准备把玉林发至吉林当苦差，其他两位或充军，或圈禁。处理结果呈报慈禧太后后，太后十分不满，认为处罚太轻，非要办成死罪不可。大臣们都明白，此事责任不在护军，禁门重地，本该严密盘查。如果办成死罪，如何服众？那要万一激起众怒，守城的兵士不干了，说不定会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死刑不能判，老佛爷那里还要过关，没办法，只得加重处罚：“玉林、祥福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5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这个结果一公开，立刻引来一片非议。照例办事的护军遭到严办，而违例出入午门的太监毫发无损，如此偏袒不公，如何能够服众？路见不平一声吼，张之洞这只“青牛角”又准备出击了，不过这次出手，他拉上了“清流党”的又一干将，他的好哥们“青牛尾”陈宝琛。
两人按照事先的商量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的奏折，主要是为护军辩护乞恩：如果太监随便说一声奉旨出行就可以自由出入，那午门的护军、门禁都形同虚设了！同时，陈宝琛委婉地指出，现在的处罚措施过重，那些措施都是用来对付十恶不赦的强盗杀人犯的。他还担心“四方”和“后世”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对太后产生很多的误解。这话表面是为太后着想，其实暗含警示。他请求太后改判，宽宥护军，以显仁德之心。而张之洞的奏折，对护军只字不提，只言阉臣之祸，不仅提到了历史上的太监作乱，而且列举了近期宫中由于太监失察而发生的两起事件，提醒太后防范太监：您这次这样处理，下一步太监必然有恃无恐，护军也不会再严格执行规定，说不定会有太监假借上命私自出入，指不定会生出什么事端来呢！
张之洞和陈宝琛一唱一和，终于说服了慈禧太后，作出了如下处理：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两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着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6个月。至此，“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难事，竟被张之洞与陈宝琛的两道奏折解决，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7.外争国权，促成改约
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张之洞，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张之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在中外战争中一直持强硬态度，是坚决的主战派。在那个“讲势不讲理”、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他身上那种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反抗侵略的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同治十年（1871），新疆发生了叛乱，沙俄趁乱出兵，占领了伊犁。第二年，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索要，沙俄拒不归还，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率部平息叛乱、收复了被阿古柏侵占的领土，沙俄却自食其言，仍然托词不还。光绪四年（1878），朝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沙俄，商议索还伊犁之事。
在“清流党”眼里，崇厚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儿，他们不明白朝廷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他虽然与外国人打过几次交道，但根本不具备一个合格的外交官的素质。张之洞向朝廷建议，让崇厚出使之前先到新疆实地考察，听一听左宗棠的意见，可是未被采纳。
崇厚的出使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不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笑不出来的笑话，崇厚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外交官。在去圣彼得堡的途中，崇厚于巴黎会见了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一番交谈之后，郭嵩焘断言此人必会坏事——崇厚对谈判毫无准备。很快，朝廷也意识到他们选错了人，在崇厚发给北京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都是错误的！在沙俄，不懂外交、准备不足的崇厚彻底蒙圈。俄国人一会儿对他高接远送，奉若上宾，一会儿又对他爱答不理，冷若冰霜，搞得他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不知如何应对。
光绪五年（1879）九月，崇厚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就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500万卢布（折银280万两），并对俄开放3条商路，允许俄国在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总理衙门对条约草案提出质疑时，崇厚竟称条约已不可更改，未等朝廷作出进一步批示，他就率团径自回国了！
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的声浪之中，唯有李鸿章站出来为崇厚鸣冤叫屈，他认为崇厚是奉旨出行，当然有权见机行事，现在条约已定，若是无故毁约便是授人以柄。他还说，条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见他抛出这番论调，更激起群情激愤，张之洞更是一马当先。光绪五年（1879）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一年多时间里，张之洞前后上疏20余次，陈说条约之害，辩驳李鸿章，要求严惩崇厚。
张之洞的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重视。按照清廷的规制，太后一般不亲自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她还是决定要见一见这个她亲点的“探花”。面对太后，张之洞侃侃而谈，他精确地分析着边境时局，提出了许多修改条约的具体建议，让太后深以为然。于是，太后特地准他随时可以到总理衙门建策，张之洞摇身一变，成了总理衙门的座上宾！
光绪六年（1880）五月，朝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此时，列强因清廷毁约并处理崇厚大为光火，不断施加压力，出言恫吓。张之洞又连续上奏，建议清廷不惧强权，针锋相对。虽然这些建议有不少书生之见，但一片爱国赤诚，天地可鉴。
光绪七年（1881）二月，经过几个月你来我往的激烈交锋，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在一贯软弱的晚清外交历史上，这次改约议成，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此结果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京城6年，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主要干将，屡屡出手，让人刮目相看。盛名之下，他的官运也步入快车道，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跃升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郞，成为慈禧太后信任的二品官员，而且，他很快就要再上台阶，成为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了。